摘 要 民生是中国独有的概念，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民生保障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用自主构建的民生保障制度作为中观概念，上连社会建设，下连“民生七有”相应的制度和实践领域，新时代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得以全面贯通。“家国一体”是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底色，可以进一步从家国同心来理解民生保障的目标、从家国担当来理解民生保障的原则、从家国温情来理解民生保障的管理及服务。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人民性渗透于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具有很强的凝聚作用，决定了其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  民生保障 社会建设 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 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林闽钢，法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會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研究”（21STA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22&ZD060）

①钟天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本质属性、价值功能与构建路径》，《理论探讨》，2018年第3期。

一、从“民生”到“民生保障制度”：核心概念的生成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它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范畴构成的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话语系统。①在特定话语体系中，必然包含特有的概念、基本范畴和价值取向。

“民生”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文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书谈及的“民生之不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生”泛指民众的生计、生活。之后“民生”逐渐口语化，至晚清民国时，“民生”成为重要的政治词汇之一。

“民生”概念化的完成者是孙中山先生。【 孙来斌、刘近：《中国民生概念发展史论要》，《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对民生的理解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2页。】，而且把民生提升到新的高度，“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5页。】，“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25页。】，把它作为政治、经济乃至历史活动的中心。在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中，民生不仅是属于个体福利增进的范畴，更是国家发展层面上的“大民生”概念，包含着富民强国的治理目标。【 高和荣：《民生的内涵及意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民生保障”一词是在民生概念基础上，与“保障”所进行的组词创造。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7年第21期。】，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进一步表述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2年第22期。】，民生保障作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得以确立。民生保障从产生之时起就以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导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林闽钢：《民生保障制度的生成发展逻辑》，《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期。】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所构成的“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中的第八项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并列，并与第九项社会治理一起，共同构成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决定》从六个方面界定了民生保障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制度原则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制度属性定位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制度范围界定为“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制度安排统称；在制度结构上，划分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三个民生建设层次；在政策重点上，突出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四个方面。民生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目标、原则、属性、范围、结构和政策重点都得到界定，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由此，民生保障制度开始定型，民生保障制度成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之一。

二、从“为民保障”到“社会建设”：基本范畴的确立

“为民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建设观念及实践，它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考证，“保障”一词也产生于春秋时期，出自《左传·定公十二年》【 马振亚：《释“保障”——与〈汉语外来语辞典〉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5期。】：“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在《资治通鉴》开篇中，有关记载“保障”用语的史实可以反映该词的原意。尹铎被赵简子委任治理晋阳时，他曾问赵简子：“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在这一段对话中，尹铎临行前就采取何种治理方针请示赵简子：“我有两种施政方针可供选择，一种就像抽蚕茧的丝一样榨取老百姓；一种是对老百姓采取保护屏障方式，就像修筑堡垒一样为他们提供保障。我应该实行哪一种方针呢？”赵简子明确回答：当然是为民保障。在这里“保障”一词为保障（鄣），即保卫、屏障之意，即堡垒。【 马振亚：《释“保障”——与〈汉语外来语辞典〉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5期。据此“保障”一词并不是日语转借的外语。】赵简子和尹铎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引申使用“保障”一词，是作为国家政府的职能在行使“为民保障”“安民之政”。

在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为民保障”的安民养民观。早在中国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尧舜禹时代，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虞书·大禹谟》）的民本思想，产生了“正德、利用、厚生”的养民观。在先秦，“厚生”正是“厚民生”的略语，【 程潮、张金兰：《先秦民生概念与民生思想初探》，《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安民养民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基础，因而强调民众是国家稳固的根基，而君王善政的关键在于滋养人民、使人民富足。君主无论是出于畏惧天神的动机而保民，还是畏惧民反失位的动机而惠民，都必须主动促使社会达到安定的局面。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则成为衡量国家兴衰、朝政清浊的标准。回顾历史，我国古代对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是由国家建立的、自上而下的、以国家财力为依托的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救助制度，即使是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包括精神和物质方面）【 王文素：《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35页。】，由此“为民保障”具有“国家性”的特点。

“为民保障”在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革命进程中与社会建设相统一。孙中山先生提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表现为两种方式，即“破坏之革命”与“建设之革命”，并对建设思想进行了系统化，提出以民权为核心、以民生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孙中山先生认为建设的首要在民生。【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孙中山先生将他1917年撰写的《民权初步（社会建设）》收入《建国方略》，也就是在这里“社会建设”一词被孙中山先生完整提出，其社会建设思想的核心是“教国民行民权”。孙中山先生还对社会建设的对象与范围、目的、标准、途径等进行了阐释；并对社会建设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着重分析了法令、教育和宣导的重要作用。之后，他还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建设》的杂志。【 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为民保障”关乎民心，关乎国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页。】，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由于长期受到战争影响，面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艰难困境。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竭力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开始了对社会建设的探索，按照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来谋划发展。只不过毛泽东时代将“政治建设”列为三大建设之首，邓小平时代则将“经济建设”列为三大建设之首。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并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但在1980年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已将“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童星：《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建构——以民生和治理为两翼》，《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2期。】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该报告第七项重要内容就是“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构想，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7年第21期。】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民生问题以老百姓最熟悉的“民生五有”表达方式集中体现在党代会报告中，而且把这一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专门围绕“民生问题”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这就把民生问题与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认为改善民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民生得不到改善，和谐社会的建设就难以实现，建设和谐社会是改善民生、实现“民生五有”的重要保障，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不仅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两者关系上的重新阐述，而且对民生保障话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形成了新的重大突破。

自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社会建设”并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并列，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来，民生保障随着社会建设总体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實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2019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中，社会建设领域包括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两项制度，其中，用自主构建的民生保障制度作为中观概念，上连着社会建设，下连着“民生七有”相应的制度和实践领域，用来涵盖“民生七有”领域的实践，构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建设—民生保障—七个有所领域，新时代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得以全面贯通。

三、家国一体的民生保障：多层结构的承转

（一）“家国一体”是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底色

中国伦理本位围绕着家国叙事展开，其社会结构展现出“家国同构”的特征。家国同构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形态。在儒家传统中，“修身”“齐家”与“治国”紧紧相连，《孟子·离娄上》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种家国本位的社会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开始逐步形成，其社会结构建构在家国天下组成的“连续的共同体”之上【 许纪霖：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即在政治模式上表现为“家国同构”，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同性，与此对应，其在伦理价值观上表现为“家国一体”。

“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是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底色，“家国一体”即家、国一体以追求道德共同体，并倡导“家齐而后国治”。在家国同构思想引导下，家庭被看作一切伦理道德的出发点，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被统治者注入国家内涵，并加以制度化成为家庭乃至国家的精神支柱。在传统中国社会，仁政思想的核心是在邦民之间确立“家”的地位，作为邦本的“民”在仁政思想里多以“家”的形态出现。所谓“国是家”，其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家族秩序，使之能稳定发展。【 王静：《现代国家治理中家国关系的重构——以杀害尊亲属为例的说明》，《法学》，2021年第8期。】家国关系强调的并不是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国家“立国为家”，民众“化家为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家国关系就是“家国一体”，国家与民众有高度一致的关系。【 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家国关系还可以用“小家”和“大家”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百姓每个人先顾好“小家”，推己及人以贡献“大家”；国家作为“大家”，需要照顾好众多的“小家”，“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 习近平：《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2月4日。】在这种“家国一体”之中，国家以父母般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民众的生计问题，民生保障的话语饱含着温暖性，兼具人文关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并作为重要法宝来坚守的群众路线，以及“为人民服务”等口号，都体现着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对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集中概括。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民本思想相比，“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实现了从臣民到人民的治理主体角色转换，以及从治民到为民的治理目标革新，推动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革新和现代转型。【 卜永光：《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构建了“个人—家庭—国家—世界”整合性的认同模式，既历时性地传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传统家国同构的价值信仰和文化认同，挖掘凝练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家国情怀”资源，又共时性地遵循了“文明時空、政治想象、世界图景、道德理想”有机统一的原则，提出了构建新型家国治理格局的现实主张，实现了对家国文化传统的创新性转化与价值性超越。【 任鹏、李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家国情怀观》，《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二）家国同心的民生保障

在中国人“家国一体”的伦理观中，修身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身”本身，而是为了“天下”；不是为了“个体”而是为了“整体”；不是着眼“独自”而是最后实现“共同”。“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这种家国同心的坚守尤为可贵，它是民生保障目标共同性的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性变化对于每一个中国家庭来说，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不断得到满足，生活水平将不断提升，将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奋斗的持续动力。对于国家来说，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是价值目标，实现人民幸福美好生活是价值主题。

第一，共同富裕道路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走共同富裕道路已成为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价值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富裕的国家不少，但富裕的国家并不等同于共同富裕的国家。反观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富很容易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因此，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公平正义，是当今全球性问题。如今，中国到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富裕”是前提，“共同”是关键。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与时俱进地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既包括物质上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富裕；不只是生活的富裕富足，也包括精神的自信自强，还包括环境的宜居宜业，社会的和谐和睦，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总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要靠共建共享，共建共享已成为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价值手段。实现新时代的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所谓共建共享实质上是通过社会合作产生更大的利益，合作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受益，鼓励参与社会合作的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实现增收致富，最后实现人人享有、各得其所的新局面。【 林闽钢：《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论纲》，《治理研究》，2022年第5期。】

（三）家国担当的民生保障

家国担当是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形成的，责任担当是其精髓所在。家国担当可以用家内关系来理解，民众是子民，国家就是父母，家国关系成为家内父子关系的推演和扩展。国家以父母的角度来对待民众生计，担负着家长般的“无限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４月海南考察时就指出，“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做那些现实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决不能开空头支票，也要防止把胃口吊得过高，否则就会失信于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页。】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5页。】。“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是我国在长期民生保障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解决民生保障问题的中国智慧和独特创造。

第一，在民生保障领域，强调“尽力而为”，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最大努力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多做民生实事。“尽力而为”重在“尽”，强调事在人为。国家以父母般的态度来看待民众的生计问题，在经济发展可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五个有所”扩展到“七个有所”，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风险的民生保障制度。在民生保障领域，同时又强调“量力而行”的务实作风。“量力而行”重在“量”。要统筹考虑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就像大家庭长期过日子，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个最大的实际。

第二，在民生保障领域，落实民生保障责任、兜住民生底线就是重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我国，从“十二五”到“十四五”时期，民生保障制度建设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满足民生需要逐渐转变成为国家制度。从国家颁布《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开始，明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明确基本范围、标准和工作重点，引导公共资源配置；2017年国家颁布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已成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2021年公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中，以服务对象作为分类标准，涵盖了“民生七有”，以及优军服务保障、文化服务保障“两个保障”，共9个方面、22个大类、80个服务项目；“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有了国家标准。随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健全和贯彻实施，政府的主要责任和工作重点更加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责任担当也成为民生保障重要话语之一。

（四）家国温情的民生保障

家国温情源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孝伦理，孝是亲情之爱，“百善孝为先”。从这个基点出发，每个人都将这种先天就有的同情心或者爱心发扬光大，推而广之，社会就会成为充满温情、关爱的祥和大家庭，从而达成社会团结的基本场域。对家庭温情的维护，可消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起到团结国家、凝聚社会的作用。【 王静：《现代国家治理中家国关系的重构——以杀害尊亲属为例的说明》，《法学》，2021年第8期。】家国温情的民生保障就像在一个大家庭中，基于家人关系表达和传递的都是家人情感，在这种大家庭的氛围中传递的都是关怀。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党员干部长期保持着为困难群众送温暖的传统，让困难群众能够及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党的十九大报告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重精神层面诉求，突出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三感”。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民生保障制度的核心指标。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人民日报》，2022年3月7日。】，三个“格外”彰显出我国民生保障工作的出发点和应有的态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提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用心、用情暖民心是中国民生保障制度的鲜明特色。

家国温情的民生保障是在开展物质保障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民生保障的管理服务作用，传递亲人般的温暖和关怀。不仅如此，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服务，形成“物质+服务”，特别是对困难群众提供个性化的社会服务，提供生活指导、心理撫慰、社会融入等精神层面内容的服务项目，让民生保障制度更有温度，使服务对象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温暖。

四、中国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当代价值

第一，新时代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现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的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价值，而且富有很强的文化魅力，为中国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话语资源。一方面民生保障话语体系摒弃不合理成分，推陈出新，积极构建符合时代需要的大众话语，另一方面民生保障话语体系不仅包含了“安民养民”的治国思想，而且使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家国一体、家国情怀”等话语易于传颂，在新时代背景下更是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并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充分体现鲜明的时代价值。

第二，新时代民生保障话语体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反映出人民利益和人民愿望，是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创造性转化的代表。一方面，由于民生保障话语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因而形成最真实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其运用大众化、人文化的语言把抽象的思想转化为易懂的口语，增强了话语的亲和力，符合大众诉求、易于大众理解，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立场和决心，有助于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也有助于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总之，民生保障话语体系建构是在解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的，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开展了创造性转换，更重要的是把人民性渗透于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成为新时代的人民话语，彰显出本土性、原创性和主体性，具有很强的凝聚作用，决定了其独特的价值。

〔责任编辑：徐曼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