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通市拥有千年历史，蕴含源远流长、风韵独特的音乐文化，其中，海门山歌便是南通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名为“海门山歌”，但其并非全为山歌体裁，而是由号子、山歌、小调等多个部分组成，其脉系有两支：一是流传于海门东部和北部等通东话方言地区的通东民歌，二是海门南部海门话方言地区的海门民歌。通东民歌是江苏省级、南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南通东部传播，集中流传于海门北部。民众使用的独特方言是通东民歌的主要载体。近年来，经过通东民歌传唱者、传承人、编曲者的不断努力，“乡土气息、口授心传、与时俱进”成为通东民歌新的形容词，它不是一种固定呆板的音乐体裁，而是拥有良好发展前景、面临多项挑战的鲜活的地区音乐文化。文章从语言分布、发展工作、文献、艺术活动等方面入手，分析通东民歌的现状，并对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有关思考。

关键词：通东民歌；传承；发展；推陈出新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4-00-03

通东民歌在南通各地均有传播，主要传播区域在海门。通东民歌音乐文化大部分由海门地方文化汇聚而成，包含号子、山歌、小调、说唱以及器乐曲五类，其中号子、小调、说唱“利市”的地方特征尤为鲜明。本文从主体维度观察民歌客体，把现状和价值结合起来探究通东民歌的发展现状。

1 通东民歌发展现状

关于通东话的具体使用范围，海门北部使用通东方言的几个乡镇是主力，具体来说，海门北部主要集中在讲通东方言的几个乡镇，包括四甲（包括原货隆）、树勋、正余（包括原余东）、东灶港、王浩、余东、包场以及刘浩等。同时，还包含通东当地百姓迁居并开垦的江心沙与永隆沙等区域。海门的通东区域可谓海门地市级地区历史最为悠久之地，尤其是海界河往北一带，早在唐朝时期，通东百姓便于此处勤耕劳作。因为当地气候比较宜人，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独特，同时文教也较为繁荣，所以通东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及非物质文化遗产［1］。

在海门区域以外，南通启东的三甲、天汾、西宁、吕四、茅家港等地，南通通州的二甲、三余等地区，以及江心沙与永隆沙等区域，也是通东话方言区域。这片分散的语言区域是江苏语言的过渡地带，学界认为通东话是吴语，因为其语言发音中带有浊音［2］。这部分的人口基数决定着通东民歌传承者的数量，随着社会的发展，通东民歌面临不小的挑战。

1.1 通东民歌的发展前景

从1961年开始，关于通东民歌的研究工作陆续在海门区（彼时称为海门县）展开，相关部门对通东民歌逐渐重视，开始派遣人员对其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人员以采访小组的队列形式，徒步进入各个乡镇以录音、摄像等方式采集民歌的资料，而后将录音进行比对、翻译、整理成册。不久之后，南通文化局也开始了通东民歌的收录工作，以下乡采风的形式将散落在各地的通东民歌进行录制、填表并转录成谱。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海门山歌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海门市资料汇编》《海门民歌选》《南通地区民歌集》《南通民歌集成》《南通原生态民歌集成》《通东民歌（正余小学校本课程）》《海门文化大观（通东民歌卷）》等著作中均编入了通东民歌，有些也涉及南通地区其他民歌。这些资料囊括了通东民歌的各种体裁，整理了部分并无旋律的唱词，幸而有收录者和编撰者的辛勤付出，才得以使通东民歌以文献的形式传承下来。

近年来，南通各地中小学逐渐将通东民歌加入特色课程，作为通东民歌的传承基地，树勋中学、正余小学这两所位于海门的学校，正积极开展社团、讲座等活动来传承通东民歌文化，由“非遗”传承人崔立民先生担任顾问。海门区的各社区、学校，近几年多次举办以“通东民歌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讲座。每年夏季由南通市海门区委及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主办、海门区有关部门承办、各区域协办的“海门之夏”广场文艺调演已经举办至第十六届，其中不乏通东民歌的演绎。

1.2 通东民歌传承面临的挑战

影响通东民歌发展的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通东民歌面临的尴尬境地是由于社会环境对其发展有所限制，具体矛盾主要有耕种人口比例的变化、语言的晦涩难学、传承人和创作者的稀少以及群众的审美变化等。

人们对民歌的传承起初往往是自发性的。劳作的農民、渔民、挑山工及民间红喜事等场合都会有民歌的身影。近年来，南通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镇人口显著增多，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年轻男性劳动力的转移在推动南通市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加快了农村老龄化步伐［3］。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非农村地域产生了美好的向往，久而久之，在田间、河里、山中劳作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老。

在通东民歌中，“号子”是最富有劳动气息的体裁，在农田劳动中为耕作提供动力的便是劳动号子。例如连枷号子，连枷在南通当地是一种农具，其状长，头有柄，末端有一排可用来打谷脱粒的木条。将连枷上下甩动的过程中，其末端的轴进行旋转，拍打敲击晒场上的麦粒。连枷打麦一次需要一起一落，众人合力的过程中错落有致，你起我落，你落我起，节奏均匀明快，犹如丰收鼓乐。反观如今，利用机器进行脱粒已不是新鲜事，曾经需要数十人热火朝天割上两天的麦子，现在仅需两个小时。农民为了节省时间成本，选择了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号子”也在这样的发展中逐渐隐退。

内部因素则包括语言的复杂、演唱者和创作者的稀少、群众的审美变化等。语言是通东民歌传播的一大难点，这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方言不仅有通东话，还有金沙话、沙地话、通西话、江淮官话泰如片等［4］。部分鲜活的艺术由于方言的桎梏而逐渐丧失了其易于传唱的优势。南通内部各地方言云集，收录者在翻译民歌曲谱时，有时难以用规范、贴切的谱面将曲谱记录下来，非专业的记录有偏差，会唱的人不会写，这也导致通东民歌的记录和发展存在一定的困境。

南通市地处吴方言和江淮方言区域之间，内部方言错综复杂。据研究，先秦时期这里曾是吴语区，后来北方话逐步南压，遂成为南北兼容的一种方言。自西向东向吴语倾斜的程度越来越深，南通市区最为错杂，到海门四甲就变成了带有江淮色彩的吴语［5］。通东过渡地带混有多种语言，语法发音皆较为困难，其声母数二十九（含零声母），韵母数四十六，单字调数八［6］，复杂的语言系统劝退了不少对通东民歌感兴趣的人士。因此，外地的演唱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想要学习并传承通东民歌，面临较厚的壁垒，单凭兴趣很难支撑继续学习的信念。

目前，通东民歌的编曲主要靠两类人。一类是古朴原住民，即在生产劳作、加油鼓劲的过程中哼唱出号子，另一类是专业的编曲者。由于原住民人数减少，此渠道已经陷于困境。而部分专业的编曲者将重点放在流行歌曲中，对通东民歌闻所未闻，这不仅是因为通东民歌未能在全国普及，还存在民歌创作成本高、收益低的问题。

即便写出了新的民歌，然而其专业性过强，不适合在劳作中传播。这里不得不提到民歌传播滞涩的一个非对抗性矛盾：人们正在主动推动流行歌曲的发展。流行音乐崛起的速度远远快于民歌追赶的速度，而且民歌缺少典型元素作为支撑，战斗力更弱。当通东民歌的元素离开了它原本的语境时，随手拈来的符号失去了语言的依托，可写度便会降低。这不仅是因为国风音乐素材趋于饱和，更因为西方涌入的音乐思潮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编曲者、欣赏者的想法，使他们在写歌和欣赏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最后，通东民歌缺乏形式创新。创作者即便具有创新意识，对通东民歌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若无法把握其最新发展动态和艺术特征，也会将通东民歌逐渐带入滞涩的境地。

2 通东民歌的发展思考

群众的接触传播、演唱以及传承者的无私传播、创作者的创新传播是小点、大面积、无指向性的传播方式；在中小学增设通东民歌兴趣班、开设讲座和社团是固定区域、有指向性的传播方式；对通东民歌“非遗”相关制度的完善则是全面积、全覆盖的传播方式。笔者就这三点对通东民歌如何发展进行阐述。

2.1 鼓励通东人民传播通东民歌

有传唱基础的群众分布较为松散且广泛，他们从事农、牧、渔等各个行业。例如进行田间劳作的农民，若能获悉他们对耕种的诉求，找到促使年轻劳动力进入田地的途径，实现新老交织，那么劳作中传唱通东号子的渠道便能够打通；从事民俗行业的相关人员，在举办民俗活动时，多数传播的是通东当地的民间器乐音乐、吟唱音乐，典型曲目如《东山破洋》《飞步》等，有通东民歌演唱基础的群众若能被委以传播通东民歌的任务，将能带动小点、大面积的传唱，对其传唱发展有百利之功。

经过培训的演唱者及传承者是专业度较高的选手，他们对通东民歌中的小调、民歌新作的传唱相较于普通民众更为规范化。但其中“利市”体裁的传播途径极为狭窄，需要从事“说利市”的传承人口口相授，因此无私传播成为促进“利市”传承的唯一途径。

传承者及创作者小点、大面积传播的实例有崔立民先生，他是江苏省第五批“非遗”通东民歌暨南通市级“非遗”海门民歌传承人。他编撰了海门区第一本“非遗”民歌的校本教材，参加了多本著作的编辑工作，多年来一直坚持为全市几十所中小学和乡镇文化站以及南通大学作传承演讲。

遗憾的是，通东民歌新作的个人曲作者目前仅有崔立民、周耀斌等人作为主力，创新人才如同凤毛麟角。创新性思维是目前通东民歌创作中的难点，作为新民歌的创作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人文修养，还要有技术、热情和毅力的支撑。

2.2 鼓励中小学加入民歌相关课程

中小学学生的音乐创作力量不容小觑，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教师的教育观念、学生的综合素质都有了极大的优化提升。音乐课程中有“音乐创作”环节，因此，海门甚至南通当地音乐课程中可增设“通东民歌创作”作为拓展部分。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先提出概念，然后舉例子，最后进行实践，这样的刻板操作会使学生的创造力流失。教师在创作环节可以从通东民歌的主要特点开始讲解，学生在聆听的过程中仔细主动地感受通东民歌的旋律特征，通过听觉来感受和领会通东民歌。教师应当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结合学生的喜好为学生设定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以便让学生在个性化学习中增强学唱通东民歌的效果［7］。

通东民歌在学校中得以发展的实例并不少，海门区许多教师在知悉了通东民歌后，编排出了富含特色的歌舞，如《风吹麦浪歌声扬》《踩文蛤》。另外，树勋中学的通东民歌工作室在实践发展中获得“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的称号。

2.3 鼓励相关制度的完善

鼓励通东民歌相关制度的完善是最有效且难度最高的。通东民歌作为通东地区文化的主要构件之一，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可成立相关研究机构，适时举办与之有关的文化传承与研讨会，集各界人士力量加大对通东民歌文化的传承力度［8］。同时，还可创新通东民歌传承人才集中培养模式，例如深入通东民歌记录的工作者群体，他们具有一定的资料基础、语言基础，其理论研究和传承手段都较为专业。推动这些专业人士展开教学传播，能够区域性、指向性且专业化地推动通东民歌的传承与发展。

3 结语

通东民歌作为南通传统民歌的一部分，若能够吸引大量的群众、传唱者、传承者、创作者来进行专业化训练，减少语言的桎梏，进行形式上的创新，便能增加其持续存在于通东地区甚至向外广泛传播的可能。其鲜明的特色值得人们去挖掘、传承。当然，这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推陈出新的路途充满艰辛坎坷，然而其发展的力量如同星火燎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东民歌定能繁花遍地，成为历史上抹不去的印记。

参考文献：

［1］ 周红成.江苏通东民歌的艺术形态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9.

［2］ 顾黔.江苏通州方言的过渡特征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76-81.

［3］ 王亚军.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背景下南通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对策研究［J］.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权），2018（7）：29-30.

［4］ 张颖炜.南通原生态民歌的语言艺术特色［J］.艺术百家，2020，36（4）：134-141.

［5］ 许佳培.四甲方言“了”的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9.

［6］ 张璐.南通话音韵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7］ 曹群.省级非遗“通东民歌”在校园中的传承研究［J］.小学生，2022（3）：117-118.

［8］ 何志超.通东民歌传承与保护初探［J］.大众文艺，2015（3）：52.

作者简介：姜佳琦（1998—），女，江苏南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声乐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