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微 李子辰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中制度因素的影响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语言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语种多样的现实背景下，对中国与沿线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阻碍作用明显，亟需扩大跨文化人才培养规模，通过弥合语言差异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目标的实现。因此，从语言的经济效应、跨文化人才培养的语言差异弥合效应及“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制度影响三方面分别梳理了现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之上展望未来研究可对有序开拓沿线市场、构建汉语国际传播新路径形成有效启示。

关键词：语言；跨文化人才培养；“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10-0114-03

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持续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致使开放型经济传统竞争优势受到削弱。近年来，我国不断积极调整开放型经济发展思路，从以往依赖个别海外市场走向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思想的多样化发展道路。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规模及发展潜力巨大，然而其语言构成复杂、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对我国与沿线贸易畅通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阻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跨文化人力资源日益凸显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沿线经贸合作、国际联合研发等领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魏浩，等，2012）。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典型，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对国际经贸合作的阻碍效应，以及跨文化人才培养所产生的差异弥合效应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探讨。本文对学者们的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着重比较和厘清语言差异与跨文化人才培养对国际经贸合作的不同影响机制，旨在为进一步深入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提供方向性思路。

一、语言的经济效应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制度，与经济活动有着较强但并非显性的联系。Pattersson（1992）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安排语言在制度中的作用，称其为制度中的“元”制度。索绪尔在2014年所著《语言本质论》中首次涉及了语言具有制度属性，他认为，语言是社会中一种长时间约定的系统。语言作为制度的表征符号，体现使用该语言群体的认识论、价值观、信念、思维方式等“水线以下的文化”，而且反过来也会对文化内核产生影响。Chen（2013）发现，语法结构中时态语法的不同会影响语言使用者，使其在储蓄率、退休安排、家庭重要性等方面表现出不同倾向性。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语言与经济间的联系（Grin，1996，2009）。如将语言技能的掌握纳入人力资本体系中，劳动者能否流利使用语言技能的差异是其经济体现的重要表现之一。赵颖（2016）发现，英语与普通话的收入溢价效应，对收入影响在11.62%—15.60%之间，且英语能力溢价比普通话溢价更高。雷昊等（2020）计算出了具体溢价的数值，得到外语能力与普通话的溢价分别为2.74万元和1.5万元。也有学者关注到企业的语言能力在企业绩效及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欧盟委员会曾公布欧洲语言短板对企业收益的影响，认为有11%的中小型企业因缺乏语言多样性而失去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同样也有学者发现1/6的美国企业因为劳动力缺乏语言技能和文化认知而出现亏损。李路等（2018）发现，当企业发生兼并时，并购绩效和收购方与目标语言差异挂钩，且当非正式制度发挥互补作用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严重时，普通话普及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差距。

从国家层面看，社会双语（即国家官方规定有两种或以上的语言）的国家对于国家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促进都有明显的作用。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王辉和王亚蓝（2016）整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官方语言谱系分类、主体民族语言、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沿线国家的语言服务便利度及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息息相关，与中国语言服务便利度最高和最低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和不丹（王立非和崔璨，2020），即语言服务便利度与对外贸易成正比。苏剑和黄少安（2015）梳理了语言距离与国际贸易的相关性研究，得出两者成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徐明昊和范梓幸（2020）也验证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语言指数与双边贸易额成正相关。

上述文献确实证明，语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有着明显的经济效应。目前，世界中现存的语言有7 000余种，为了提高贸易往来效率，从语言的绝对难度和相对距离角度探讨对外经贸合作市场选择问题，具有科学性和必要性。

二、跨文化人才培养的语言差异弥合效应

有关跨文化人才培养对语言差异的彌合效应的相关研究，一部分集中于跨文化人才国际流动对贸易开展的影响（蒙英华和孔令强，2007）。其中，魏浩和陈开军（2015）使用2001—2011年我国省级数据考察了跨文化人才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国际人才流入会通过交易成本降低、信息获取渠道壁垒降低等路径促进东道国出口贸易发展，并据此建议国家应制定合适的政策吸引国际人才来中国发挥在经济和贸易中的正向激励效应；谷媛媛和邱斌（2017）发现，来华留学教育人数的增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促进作用会因国家距离和教育规模体现出差异，对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差较大的国家效果更为显著。

另一部分文献集中于探讨跨文化人才培养典型模式的孔子学院。其中，安然和何国华（2017）论述了孔子学院在对外教学中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等多方面内容；自2004年首所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国内外早期研究将重点放在孔子学院本身发展情况及面临问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总结了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教学（赵跃，2014）、传播中国文化（宫也天，2014）、辅助国家战略与政策（Hartig，2012）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随后的研究内容逐渐开始关注孔子学院对东道国的产生何种影响，包括对东道国经济（连大祥，2012；Lien，等，2012）、政治、文化（康继军，等，2019）等方面的影响。国外研究更多是选择语言作为典型代理变量考察跨文化人才对于经贸往来的影响。其中，Dalmazzone（1999）点明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对内有着经济活动顺利组织、协调和管理的推动作用；对外在经济贸易交往、文化辐射以及知识推广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相似语言的这种文化偏好是否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成功概率，Gabriel等（2009）用语言的差异性代表文化接近性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相似的语言决定了国家之间拥有的更多的共同性，在决定双边贸易量方面可以降低时间消耗和双边信息不对称性等交易成本。而国际上不同国家共同语言的选择也是学者所关注的对象。其中Kokko等（2014）发现，对于国家的偏好和认知会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因素影响欧洲出口贸易的对象，而具有共性越多的国家有着典型的聚集效应。

三、“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制度影响因素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如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经贸往来成为相关领域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从制度层面，现有文献分别从国家制度质量、汇率变动、公共安全、文化交融度等方面探讨了这些因素在中国实现“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目标中所产生的影响。

汪颖（2019）从制度质量的角度，利用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类贸易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边界下文明冲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国家贸易中，由于文明冲突带来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国家的高制度质量抑制。高质量制度会促使一个国家在诸如合同执行效率、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者法律保护等方面形成比较优势，最终有助于促进国家贸易发展（Levchenko，2007；Nunn，2007）。Cote（1994）研究认为，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波动率会提高贸易商会的风险意识，从而导致两国之间交易商会撤销一定数量的交易订单，从而证明汇率波动率对出口有反向作用。余博等（2020）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汇率数据为基础，阐述了人民币汇率对人民币国际化不同层面贸易增长的不均衡影响。

李兵和颜晓晨（2018）则是从公共安全方面的比较优势出发，分别考察了恐怖袭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对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使恐怖袭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比起其他贸易强国的负面影响更小。而刘洪铎等（2016）实证分析了文化融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文化融合与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观察值有一半以上的国家文化融合指标是在最佳值的左边，说明继续提高文化融合的程度将会促进双边贸易关系发展。

四、结论

通过以上三方面文献的总结和回顾，现有文献对于语言与跨文化人才培养对外贸转型发展影响研究主要形成的结论，可对接续探讨“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畅通目标实现中语言与跨文化人才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所起到的助力作用形成一定启示。

从我国外向型经济升级发展战略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我国建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如何科学有序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也成为了关注焦点。这其中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渐引起了研究热潮。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代表，加之“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构成复杂，其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共达贸易畅通目标中起到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

早期文献较深入挖掘了语言的制度属性，在制度和文化范畴框架下对语言进行定义和理解。近年来，对语言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重点开始放在语言这一非正式制度对经济领域各主体的影响之上。例如，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语言能力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劳动能力和企业的绩效。从国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求层面讲，语言差异所造成的跨文化交流壁垒直接导致两国经贸往来中交易成本上升问题。为弥合这一差异，相关研究开始考察培养跨文化人才带来的经济效应，发现中国吸引跨文化人才流入有效提升了两国经贸往来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我国通过孔子学院实现汉语教育“走出去”也成功搭建了与东道国间的合作桥梁。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从语言及跨文化人才培养入手，考察语言制度变量对“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影响，对有序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与相关人才培养有深层次的政策启示，有助于形成内外联动的贸易畅通政策支撑体系。目前，“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基于沿线语种多样的现实，开拓沿线市场须考虑交流障碍带来的交易成本，未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语言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规模及质量的影响，可为有序开拓沿线市场提供路径建议。另一方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基础在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往来。目前，我国在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中仍然面对着基础研究薄弱、师资队伍量少质差、“汉语难学”等问题。未来研究可基于汉语（普通话）的难度及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官方语言间距离，从语言本质层面寻找汉语言文化传播途径。

參考文献：

[1]   Chen，M. Keith.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2）：690-731.

[2]   Gabriel J. Felbermayr，Farid Toubal. Cultural proximity and trad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9，54（2）：279-293.

[3]   Grin，F. TheEconomics of Language：Survey，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09， 121（1）：17-44.

[4]   谷媛媛，邱斌.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4）：83-94.

[5]   李兵，颜晓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新比较优势：公共安全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8，53（1）：183-197.

[6]   苏剑，黄少安.语言距离的测度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J].江汉论坛，2015（3）：5-10.

[7]   魏浩，王宸，毛日昇.国际间人才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2（1）：33-45.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and Cross-cultural Talent Train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Zhang Yuwei， Li Zic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in China in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a century.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As the language factor of the informal system，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t has obviously hindered the high-quality co-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t is urgent to expand the scale of cross-cultural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unimpeded trad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bridging language differen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conomic effect of language， the bridging effect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in cross-cultural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act of trad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on this basis， looks forward to the effective enlightenment of future research on orderly opening up markets along the road and building a new path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Key words： language; cross-cultural talent cultivation; the “Belt and Road”; smooth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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