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和畅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本土化，其影响力也在传播与变革中不断扩大。在北宋初期，宋太祖便下令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同时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而后宋太宗为教化百姓、巩固自身统治，积极推动儒、释、道三教并重，兴建了太平兴国寺。此时佛教的兴盛不仅得益于有益的政策，也有着物质条件的支持。宋仁宗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得各种佛教典籍得以广泛流传，这是佛教繁荣的物质基础。因此，佛教文化和思想在北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与中国本土儒家思想文化产生了更好的交融，出现了儒学化的特征。

苏轼的家乡眉山地处乐山大佛与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附近，其外祖父、父母等亲人都信奉佛教，他也就自幼生活在一个佛教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当中。据苏轼本人所言，“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从外祖父开始，家中每年都会设下仔细郑重的供奉。苏轼也屡屡提及母亲在怀他时曾“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自己在八九岁时也“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足见苏轼与佛教的渊源之深。

苏轼自幼喜爱佛经，对《楞严经》尤为爱不释手，在写作时更是频频援引佛经中的典故作为佐证。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佛印和尚、道潜禅师这样的友人。当他因“乌台诗案”一事被贬黄州，暂居在定惠院时，与僧人同吃同游，“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自然也与当地的僧人结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