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东伟 周士航

遗址简介

水洞沟遗址位于毛乌素沙地西南缘，银川盆地以东，行政区域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乡，是中国较早发现并且最早发掘的旧石器遗址。该遗址自从1923年被发现以来先后经历了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以本世纪初（2003-2007年）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最具代表性，出土了丰富的带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特征的石叶制品和更晚阶段的大量装饰品、火塘、骨角器和细石器，表明水洞沟地区是研究东亚地区现代人生存行为与技术适应的重要区域。综合来看，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包含12个旧石器地点的旷野型遗址群，分布于边沟河（黄河右岸的一条细小支流）下游两侧，文化遗存则主要埋藏于边沟河第二级阶地的河湖相堆积中，其中以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SDG1）、第2地点（SDG2）和第7地点（SDG7）的剖面出露较为完整。

SDG7地理位置示意图（改自裴树文等，2014）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SDG7）位于第1地点东南约300m处，埋藏于边沟河左岸第二级阶地内，沉积物主要由发育于湖滨地区的细颗粒沉积物尤其是粉砂和黏土构成，反映了水动力条件较小的湖滨相沉积环境。连续三年（2003-2005年）的系统发掘工作揭露遗址面积约25m2，文化层位于剖面下部（自然层7-10层），厚约3.5m，出土万余件古人类活动留下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鸵鸟蛋皮碎片以及装饰品串珠等文化遗物。光释光测年显示该地点文化层的年代大致在距今3万-2万年之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SDG7出土野外编号的石质标本共计9286件，类型包括砾石/岩块（1033件）、石核（106件）、废片（9617件）、工具（121件）、砸击品（52件）和打制工具（5件，包括石锤和石砧），是一个包含各个类型但以废片类为主的组合。

SDG7石制品原料及在各类型中的利用率

原料经济——石料的获取和利用

石制品原料是史前人类制造工具和从事生产、生存活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原料分析是探求早期人类对自然资源认知和利用策略的重要研究方法。SDG7出土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河流或湖泊成因的砾石，原料总体以硅质白云岩、燧石和硅质灰岩为主，此外还有石英岩、石英砂岩等。石料在质量方面优劣并存，但总体上比较理想。遗址周边原料调查以及岩性和砾石面等特征的对比分析显示，SDG7石制品生产的主要原料均可在附近砾石层中找到，体现出古人类就地取材、着重开发本地资源的原料获取策略。

SDG7出土的部分石核（引自Niu et al，2016）

具体到原料利用策略方面，SDG7出土的不同类型石制品，其所用原料往往呈现一定的倾向性，比如砸击类产品中大量利用小尺寸的高质量燧石原料。石核类特征的分析显示虽然古人类对原料进行了较多的剥片尝试，但仍有较多的剥片面具备进一步剥片的潜力；石片和工具的分析表明该地点古人类在工具制作方面的毛坯利用率并不高，更注重单个刃口的使用而忽视更多新刃口的开辟。上述结果表明SDG7古人类对石料的总体利用率并不高。

石器技术——石片生产和工具制作

石器技术分析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手段，其对于文化面貌的揭示、工业体系的建立以及人群的流动和扩散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以“操作链”的概念为指导，SDG7的石器技术分析主要从石核剥片策略和工具加工策略两个方面展开。

石核是剥片的载体，石片是剥片的结果。石核与石片的分析显示SDG7存在两大石核剥片技术：类勒瓦娄哇（Levallois-like）石核剥片技术与简单石核剥片技术。前者以SDG7文化层下部出土的类勒瓦娄哇石核（扁脸石核）为代表。虽然该类石核数量较少且与简单剥片石核共存，但其技术特征清晰，与SDG1、SDG2的CL5a以及SDG9出土的类勒瓦娄哇石叶石核显示相同的剥片理念，即均以剥离较大尺寸的石叶/长石片为目的，且均具有台面的预制修理和剥片面的维护，显示出独立的技术体系；简单石核剥片技术是SDG7占主导地位的剥片技术，以简单剥片石核与大量的不规则石片为代表。该剥片技术不存在剥片前对石核台面及剥片面的预制处理，主要采用硬锤锤击法以生产宽薄型的小型石片为目的，但石片形状多不规则。

SDG7出土的部分石质工具（引自Niu et al，2016）

SDG7动物骨骼表面痕迹（引自张双权等，2014）

工具（石器）的制作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从事狩猎、采集等生计活动的重要基础。SDG7出土工具类型以刮削器占据主要地位，此外还有砍砸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和尖状器；工具尺寸总体较小，毛坯以片状为主，其中又以宽薄型的完整石片居多；工具修理主要采用锤击法；以单向修理为主，反映以工具刃缘单面修理为主的开发策略。工具总体的修理程度较低，显示较低的原料利用程度，少量采用优质原料制作的边刮器和端刮器的存在既表明对优质原料类型的精致化加工策略，又体现出本土的石片石器技术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展和进步。

综合该地点的石核剥片和工具修理策略可知，SDG7占主体地位的石器技术总体上属于中国北方常见的石片石器技术体系，而少量类勒瓦娄哇石核的发现则表明类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体系在该地点的存在。根据SDG1、SDG2的地层、出土遗存以及年代数据可知，类勒瓦娄哇石叶技术在水洞沟遗址区的存续时间大致在距今4.1万-3.3万年之间。SDG7发现的类勒瓦娄哇石核均出土于文化层的下部，新近的一次测年结果显示靠近文化层底部堆积的光释光年龄为距今约3万年。如果这一年代可信，则表明该层位的年代应不早于距今约3万年，暗示SDG7可能代表了类勒瓦娄哇石叶技术在水洞沟遗址区较晚抑或是最后阶段的存在直至消失的过程。

生计策略——消费肉食资源

生计资源是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群体适应生存活动的重要基础，而生计策略则是古人类生存行为的重要表现。由于时代久远，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最为常见的生计资源遗存当属动物化石遗骸。针对动物化石遗骸的动物考古学的分析和研究工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古人类消费了哪些肉食资源，更能为研究考古遗存的埋藏过程、探讨古人类的生计策略和适应行为提供信息和证据。

SDG7连续三年的系统发掘工作出土动物化石共计2000余件，但绝大多数破碎严重，难以进行有效的形态学观察与系统鉴定。除27件鸵鸟蛋皮之外，SDG7动物群中能够鉴定到种属与骨骼部位的材料（NISP）只有119件。其中，普氏原羚（31件）和蒙古野驴（30件）的数量最多，所占比例各为26.05%和25.21%；羚羊亚科22件，所占比例为18.48%；水牛18件，所占比例为15.13%；兔的骨骼14件，所占比例为11.76%；狼、中华猫和狐各1件。

骨骼表面痕迹的观察和埋藏学分析显示，SDG7仅发现3件表面具有食肉类啃咬痕迹的骨骼标本，未见具啮齿类啃咬痕与水流磨蚀痕的标本，表明食肉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及水流均不是导致动物骨骼进入遗址的原因，而SDG7动物群中一定比例的具切割痕（或敲砸痕）骨骼标本（13件）的出现表明了古人类在动物骨骼富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考古遗址中，不同体型大小的动物类别，其相对数量关系对于古人类行为活动方面的相关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依据Brain等学者的经典分类准则，SDG7动物群中体重相对较轻的狐、兔等种类应属小型动物，而羚羊亚科和普氏原羚属中型动物，蒙古野驴和水牛则属于大型动物。SDG7可鉴定标本中，大、中型动物的标本比例占据明显优势，分别为44.54%和40.34%；小型动物的比例仅为15.13%。由此可知，SDG7古人类主要以蒙古野驴、普氏原羚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为捕猎对象并对其进行了肢解、食用等生存活动。古环境学的研究显示，SDG7地层堆积时期，水洞沟地区植被覆盖度低，气温转冷干，在这种食物资源可能相对匮乏的环境下，SDG7的古人类选择了主要捕猎大中型动物而相对忽略小型动物的生存策略，这与更晚阶段的SDG12（旧石器时代末期）古人类主要捕猎小型哺乳动物的生存策略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SDG7堆积时期水洞沟地区的人口密度应较SDG12堆积时期更低。

结语

石制品原料、石器技术与生计策略是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群体适应生存活动的三个主要方面。石制品原料是狩猎采集者生存活动的重要基础，其数量与质量会影响石器组合特征与工业面貌，而生计资源的获取方式（流动性策略）既会影响古人类的技术适应方式，又可以作用于原料的开发与利用策略。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生计资源全部依靠自然界的生产，而自然资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因此在不同的资源分布区之间流动是狩猎采集群体适应生存的基本途径。一般来说，流动性的增加往往导致狩猎采集者面临不可预测的石料资源，获取新的原料将耗费较多的时间，而反复利用已有的原料则具有经济优势；相反，流动性的降低，意味着遗址的占据时间相对变长，使得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本地的石料资源，因此重复利用原料并不具有优势。

石制品原料的分析显示SDG7古人类对石料的总体利用率并不高，这可能与该遗址长时间的占据导致人群流动性降低以及遗址周围石料的丰富易得有较大关联。然而，相对稳定的遗址占据也并不一定排斥对石器的精细加工和对优质原料的高度利用。SDG7古人类对部分原料采用了较为复杂的类勒瓦娄哇剥片技术，针对尺寸较小的高质量黑色燧石采用砸击法进行利用，工具中发现了采用优质原料精致加工的小型边刮器和端刮器，而且还选择了回馈率较高的大中型哺乳动物进行捕猎和食用，这些特征均体现出该地点古人类对本地资源有着较高的认知和开发利用能力，其在适应生存活动中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计划性和技术开发的灵活性。

Kuhn将原料、技术和生计方式相结合，区分出两种主要的技术装备策略来理解古人类的流动性和土地利用方式：装备人员（provisoning individuals）策略是指狩猎采集者随身携带一定的原料、石核或工具以应对生计活动中的不同需要；装备地点（provisoning places）策略反映古人类在特定的场所贮存适当的原料或工具以确保需要时使用。然而，这两种技术装备策略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个群体也不可能只依赖于一种策略。综合上文中原料、技术和流动性的相关特征，SDG7在人群流动性和土地利用方式方面呈现出“装备地点”与“装备人员”相结合的技术装备策略。

SDG7的上述相关研究工作是水洞沟遗址群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揭示出该地点的石器工业面貌和古人类的生存行为特征，更为水洞沟遗址区技术演化序列的构建、整体文化面貌的揭示以及深入理解该地区古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适应生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适应策略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