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打北宋都城，朝堂震动。秦桧上《兵机四事》，提出必须全力抗击强敌，誓不退缩，虽然没被采纳，但不久，秦桧即升任御史中丞。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都城“汴京失守，二帝（宋徽宗、宋钦宗）幸金营”，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将秦桧掳去金国。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携全家顺利地投赴临安的新皇帝，“拜礼部尚书”。

有人质疑秦桧是如何从敌国全身而出的，因为汴京众多官员眷属，包括徽钦二帝以及皇室妃嫔都还在金人手里，并且路程二千八百里，就你秦桧厉害，能逃出来？关键时刻，几个有分量的官员为秦桧说话，最大的“砝码”恐怕就是之前的秦桧是非常高调的主战派！如此秦桧怎会屈节投降？即便他想投降，金人岂肯轻易放过？于是，秦桧转危为安，并且还获重用。宋高宗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赵构喜欢秦桧主要是因为他最坚定地要求与金国议和。宋金对峙，秦桧的主要观点是“南自南，北自北”——黄河以南的人和土地归大宋，黄河以北的人和土地归金国——这个观点看上去很美，似乎解决了金国和南宋的争端，可以“天下无事”，但实质上所指的“北”包括了金人侵占北宋的土地和百姓，所以，这无异于承认金国的侵占，南宋放弃收复失地。赵构虽也没同意秦桧的这个提法，但他非常愿意与金人议和。

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赵构决定与金国议和，遭到朝臣韩世忠、岳飞等官员强烈反對。这时，秦桧站出来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意思是，皇帝议和是为了迎回父皇、母后的灵柩和亲人，是大“孝”；官员们拼命地劝谏皇帝不可屈辱丧权地与金国议“和”，是尽“忠”。于是，秦桧以“孝子忠臣”的传统大义为君臣都戴上了“道义高帽子”，为赵构解了围，也达到了秦桧的一贯目的。

金国使者带来的和议是“诏谕”，称南宋为“江南”，并且在仪式上，要求宋朝皇帝跪受金国的“宣谕”。这太伤大宋面子，韩世忠等将领强烈反对，朝臣哗然，“和局”即将功亏一篑。这时，秦桧又站出来为皇帝“担辱”。南宋派宰相秦桧接受了金国“宣谕”达成和议，对外称“宣谕”为平行的“国书”，似乎给大宋挽回“面子”，站在了“道义高地”，赢得了赵构的信任，也满足了自己的意图。

绍兴九年（1139年）七月，金国发生政变，完颜宗弼以谋反罪杀其权臣完颜宗磐和完颜昌，并拘南宋使臣王伦于中山府，韩世忠请求趁机攻金。这时，秦桧以《春秋》？“义不伐丧”？为由反对。这是多么高尚的道义大旗啊！赵构采纳秦桧的建议，出兵一事作罢。

与秦桧颇有关联的金国完颜昌等人被杀后，绍兴十年（1140年），金兵分四路进攻南宋，南宋军队奋力抵抗，韩世忠、岳飞、刘光世等部屡屡获胜，金兵节节败退。为了和议，秦桧“力主班师”，对打到陕西、河南一带金国占领区域的各路宋军发出了撤退令，无奈之下，岳飞、韩世忠、杨沂中等部只得回撤，尤其是岳飞所部相当愤懑，不得不放弃“直捣黄龙”的宏图。

金国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再次进攻南宋失败后，又抛出了“橄榄枝”，要求“以淮水为界，求割唐、邓二州”。这正中宋高宗之意。从此，秦桧更得重用，独掌南宋朝政，这时的秦桧原形毕露，肆无忌惮地对功高权重的官员进行排挤陷害，对不赞成和议的官员进行打压，对曾经质疑宋金和议、政见不同之人进行报复，而“附己者立与擢用”。此后，南宋朝堂出现了人才枯竭、朝纲不振的颓势，再无早期虽艰难困苦但士气昂扬、风采勃发的社会风貌。

历史上，从来就不少把道德放在嘴上、将私心付诸行动之人，而秦桧却把奸谋“装饰”得那么冠冕堂皇，实际上“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但是，“糊”起来的“高地”终归会坍塌而露出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