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主要是处于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文学翻译在抗战大潮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此期的翻译活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赞助人制度等要素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翻译活动。在此影响之下，翻译动机与目的、译作类型与主题、译者身份、目标读者与翻译策略等，都带有政治因素的烙印。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鼓舞了广大军民的士气，激励工农兵群众积极抗日，充当了战时良好的思想武器，为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对当代的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播产生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文学翻译；政治；思想启蒙；历史意义

从广义上来讲，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在陕北度过的十三年，即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的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在榆林的吴堡县东渡黄河这十三年的时间。延安时期是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特殊时期，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延安时期，翻译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虽然马列著作翻译占比最重，但文学翻译也在抗战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武器的作用。本文聚焦于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旨在研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与政治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文学翻译活动各要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文学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从研究的全面性出发，本文在時间范畴上取广义的十三年这一范畴。从地域范畴上讲，当时全国还存在解放区、国统区与沦陷区之分，在不同政权统治下，主流意识形态不同，文学翻译亦呈现出不同面貌。考虑到研究目的，本文所涉地域主要是指以延安为中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

一、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上，我们以“延安时期翻译”为主题，共检索到27篇相关论文。概括起来说，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五个方面来展开。第一类是从宏观方面对延安时期的翻译状况做描述性研究，或探讨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重要价值。如袁西玲以1936—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翻译活动的整体特征、译者群体、翻译产品以及对社会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1]。单文波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延安时期翻译活动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以马列主义信仰为核心的先进政党、以集聚抗日力量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亲民爱民政党[2]。第二类是围绕延安时期某种文本翻译而进行的研究，如马列著作的翻译或文学翻译。其中，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在这些论文中占比最高。如吴文珑分析了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出版的背景、类型与特色，以及翻译出版的意义和作用[3]。张兵、龚海婷梳理了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编译的成果类型、显著特点、编译成果的传播途径，并总结了延安时期马列文献翻译对当代的启示[4]。另一种研究则是围绕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展开，如李丽的两篇论文，一篇对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进行了宏观介绍[5]，另一篇则解读了延安时期爱伦堡文学作品的翻译价值[6]。韩晓芹分析了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介在当时生态环境下的基本倾向、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译介格局的调整，以及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介中俄苏文学的话语选择[7]。第三类是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宣翻译的研究。如王文静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考察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发展历程、特点与作用，并总结了延安时期外宣工作的经验与启示[8]。李艳、古晓妮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与传播效果，并总结了延安时期外宣翻译对当代外宣翻译的启示[9]。第四类是对延安时期语言翻译特点的研究。如廖华英、陈勇描述了延安时期语言翻译的特点，再现了认知体验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重构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作用[10]。第五类是对延安时期翻译人才培养的研究。如孙一博探讨了延安外国语学校与外事学校对英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分析了延安时期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的特点与成效[11]。

可以看出，目前关于延安时期的翻译研究，涉及到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介绍了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大致概况；就微观层面而言，则深入探讨了不同体裁的翻译（马列著作翻译与文学翻译）、外宣翻译、语言翻译特点以及翻译人才的培养等。这些论文研究视角各异，研究方法多样，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整体来看，对延安时期的翻译研究仍然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研究的投入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相关研究数量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次，这些研究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很多内容都聚焦于马列著作翻译，而对文学翻译研究甚少；再次，研究视角或集中于宏观描述，或剖析某类翻译的特点、作用等，而对翻译的历史语境、翻译目的、赞助人、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等关注不够。具体到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来说，仅有5篇论文涉及到这一主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对广大军民了解外部世界、增强民族斗志，乃至于对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都产生了积极意义。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能够深入了解翻译对于当时的译入语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了解翻译对于延安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也能够更好地诠释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二、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与政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斯皮瓦克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概念，认为翻译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会以或隐或现的方式体现权力关系，其中，“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12]（P64）这一概念也与著名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相呼应，勒菲弗尔强调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要素的影响，而这些要素均与政治和译入语文化密切相关。

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系统，即某一社群的一套思想观念，这套思想观念使他们所拥有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13]（P156）。意识形态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总是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同时，它也会影响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为。杨柳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以温和的、甜蜜的方式操纵大众，从而呼应和维护主流社会的权力和利益。”[14]（前言，P9）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势必会引导文学翻译活动的走向，而翻译文学在主题思想方面亦会反映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延安时期，国内外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外有民族矛盾，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内有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又公开撕毁“双十协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与战争有关，尤其是抗日战争。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背景下，文学翻译绝不可能是单纯地为文学而文学，而是要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也是抗战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必然要求。为了使广大军民了解世界形势，增强反法西斯的斗志，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以苏联作品为主，通过译介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反战观念，用正确的思想武装人民的头脑。

就诗学观念而言，翻译文化学派学者勒菲弗尔将诗学解释为“文学观念”的别称，它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境与象征；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15]（P26）延安时期，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启蒙思想，它所面对的读者是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因此，文学译作的文体以报告文学与短篇小说为主，以达到“短、平、快”的目的，使广大工农兵群众能够迅速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状况。文学主题则以苏联卫国战争为主，兼有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品。同时，为了使文学翻译的受众范围更广，更具有普及性，这些译作大多体现出大众化、通俗化、平实化的翻译策略和审美风格，对于文学手法与情境表现则不够重视。可以说，延安时期文学译作的审美性、艺术性相对不足，也是它们在后世流传不够广泛的重要原因。

就赞助人而言，在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中，它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因素。所谓“赞助人”，是指“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15]（P15）赞助人可以决定译作的选材、出版，也可以主动选择合适的译者，并影响到译者的意向读者与翻译策略。赞助人既可以是政府部门、出版机构等，也可以是在社会上较有影响力的个体。对于翻译活动所涉主体与客体来说，翻译文学的出版与传播、译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等，赞助人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虽然物资条件极为匮乏，但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党中央及相关部门对苏联文学作品、反法西斯作品的翻译，都予以大力支持，并通过党中央创办的报刊，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予以及时传播，有时也通过舞台剧、话剧等艺术形式，将反法西斯、抗战等思想渗透给军民大众。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及相关部门还主动引导并积极培训相关译者。同时，译者也深知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意向读者是广大群众，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亦尽可能的通俗易懂，以达到宣传抗战思想的翻译目的。可以说，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虽然历经艰辛磨难，但依然迈出了坚定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三、政治视域观照下的延安时期文学翻译活动

在政治视域的观照下，延安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赞助人制度等，对翻译活动的各个要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来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翻译动机与目的、文学译作类型与主题、译者身份、目标读者与翻译策略。

（一）翻译动机与目的

可以说，在延安时期，国内与国际时局瞬息万变。首先，这一时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其次，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抵御外辱，成为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有学者指出：“文学的发展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而每个时期的文学翻译也与其时的文化语境、社会政治对文学的诉求息息相关。”[16]（前言，P1）在国家有难、时局动荡的特殊年代，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为政治服务，通过翻译活动来宣扬反战、抗日的进步思想。

此时，大批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意欲通过“笔杆子”为抗日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使文学最大限度地发挥为革命服务的功用，他们通过翻译与创作来宣传抗日思想，将反法西斯精神传递给军民大众。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并非仅仅出于译者的个人喜好或将其作为谋生手段，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通过翻译活动启蒙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翻译活动正是译者爱国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中共中央也将“枪杆子”与“笔杆子”视为反法西斯同等重要的武器。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要求延安知识分子要先明确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明确自己担负的‘文艺与‘革命的双重使命，在進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能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还要实践地变革社会生活。”[5]（P8）反映在文学翻译活动上，其“功利性”与目的性都非常明确，即文学翻译要面向工农兵，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文学翻译旨在启发民众，团结一致，共同反抗法西斯帝国主义，建立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

（二）文学译作类型与主题

延安时期，译介最多的文体类型当属马列著作，而马列著作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马列文艺作品的。同时，刊发翻译文学最多的媒介则是报刊，主要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及党中央在国统区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虽然《新华日报》创办地在国统区，但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报刊内容与编排方式等都受到党中央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本文也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并以这两个报刊为例，说明当时翻译文学的主要文体形式与主题。

1.《解放日报》刊载的翻译文学

延安时期翻译文学的文体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戏剧、杂文等。当时的翻译文学主要是外译汉，涉及的语种有英、法、德、俄、日等。在创办阶段，《解放日报》的第一版是国际新闻，第二版是远东新闻，第三版是国内新闻（主要是国统区新闻），第四版上半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新闻，下半部分是副刊。1942年改版后，一版是反映各解放区情况的要闻版，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三版是国际新闻版，四版仍是副刊，主要是刊登文学作品，报道陕甘宁边区文艺、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据统计，《解放日报》共刊载翻译文学204篇，其中，报告文学64篇，占31.4%；小说62篇，占30.4%；文艺理论与批评19篇，占9.3%；杂文17篇，占8.3%；诗歌11首，占5.4%；儿童文学4篇，占2%；戏剧4部，占2%；其他文体23篇，占11.3%。可以看出，报告文学与小说构成了当时翻译文学的主体。报告文学具有纪实性和宣传性，在战争时期具备极强的感染力与鼓动性，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形，激发起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斗志。同时，当时的报告文学语言通俗易懂，符合工农兵群众的阅读需求，因此，在延安时期大放异彩。此外，小说也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尤其是那些反映前线战争状况、宣扬救亡图存与反法西斯主题的短篇小说，更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与译者的青睐。这显然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延安时期的诗歌译作虽然不多，但它所反映的主题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关注民族命运、讴歌英雄主义、抵御外来侵略。其中，以翻译惠特曼的诗歌居多，这是因为惠特曼的诗歌追求民族自由与解放，热情歌颂普通民众，洋溢着热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相对来说，戏剧翻译的数量更少，但有些译作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如1944年5月19日至26日，《解放日报》连载了萧三翻译的戏剧《前线》。《前线》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依仗老资格而固步自封，不接受新鲜事物，不虚心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致于在战争中屡犯错误，该剧反映了红军将领中的两种军事思想斗争，告诫人们不要固守经验主义。之后，毛泽东又让人从政治高度撰写了一篇社论，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发表在6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前线》还被列为总结战斗经验的示范性教材之一，从而风靡整个解放区。这部译作后来还被编排为话剧，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演出，足以见出它在思想教育方面的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当时的各种翻译文学，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之前，其主题非常鲜明，都是表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反映在原作选择上，就是以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为主，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反映在原作者的选择上，就是以呼吁民主与和平、反对战争的作者为主，如爱伦堡、阿·托尔斯泰、西蒙诺夫、高尔基、惠特曼等作家，都成为译者所青睐的对象。

2.《新华日报》刊载的翻译文学

《新华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报刊，也是党中央在国统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新华日报》的第一版是社论和广告，第二版是国内主要新闻，第三版侧重国际新闻和时评，第四版则是副刊，主要刊登文学作品。这一排版模式与《解放日报》类似，但第一版广告更多一些。《新华日报》副刊所刊载的翻译文学与《解放日报》也大体类似，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中，翻译诗歌62首，翻译小说79篇，翻译散文23篇，翻译戏剧8部。这些译作涉及英、美、法、德、日、丹麦、波兰、印度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翻译文学数量最多的是来自于苏联/俄国的作品，主要是译介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主要译者有戈宝权、王春江、朱笄等。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丹麦等国家的作品，涉及的原作者主要有惠特曼、莎士比亚、拜伦、彭斯、海涅、斯坦贝克、赛珍珠等人，主要译者有王春江、夏迪蒙、荒芜、沈野、黎述、忆明、王秉南等。除了文学翻译之外，《新华日报》副刊还通过其他形式来译介外国文学，如传记、纪念刊、周年纪等，基本都是刊发国外文学动态和纪念活动的专辑。

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阐明了其办刊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这也体现在译介作品上，它所译介的文学作品大都以争取民族生存独立为主题，主要是来自苏联社会主义文学、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弱小国家文学以及日本、德国的反战文学。这也与《解放日报》极为类似，再次印证了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赞助人制度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三）译者身份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态度，延安充满生机活力的氛围，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如丁玲、周扬、周立波、艾思奇、柯仲平、艾青、聂耳等人。延安时期，文学翻译工作者大多有过游学国外的经历，具有扎实的外语功底与广阔的国际视野，愿意为抗战与解放事业奉献一切。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外国文学译文，为宣传抗日思想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这些文学翻译工作者还从事各種各样的职业，兼有多重身份，如革命者、外交家、文学家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翻译家有萧三、戈宝权、陈学昭、成仿吾、周扬、何锡林、王子野等。下面，就以萧三、戈宝权、陈学昭为例，来说明当时译者群体的大体情况。

萧三精通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曾作为主要译者翻译过《国际歌》。他曾经留学法国，并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结识了许多外国著名作家，如苏联的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巴比塞等。1939年回国后，任职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协等，发起并组织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诗朗诵运动。他翻译的作品有《什么是幸福》《人小心大》《孩子们》《前线》《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光荣》等。其中，戏剧《前线》的翻译在解放区引起了强烈反响。

戈宝权曾在大学期间学习过英语、法语和日语；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开始学习俄语。后来，成为活跃在国统区的一名翻译家，并担任过《新华日报》的编辑。他翻译的主要是苏联文学作品，如爱伦堡的报告文学集《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等。此外，他还做过翻译的校对工作，校订了茅盾翻译的苏联小说《人民是不朽的》；并为《世界文学丛书》和《史诗丛书》两套丛书撰写了序文。

陈学昭是当时著名的留法女作家，曾担任《解放日报》的编辑，翻译了很多短篇小说、通讯报道、散文、诗歌等，大都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她的译作以俄国或苏联文学作品居多，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爱伦堡等作家的作品。她翻译的文学作品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延安的文艺工作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目标读者与翻译策略

延安时期，文化宣传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保证，是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文学作品成为鼓舞士气、团结民众的重要思想武器。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类型，也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当时文学翻译的目标读者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这就必须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整体文化素质。如果脱离了群众的实际接受水平、偏离了群众的欣赏趣味，就无法激发出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也无法凝聚起更广大的力量加入到抗日洪流中去。为了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能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就要把思想性、政治性放在首要位置，而把文学性、艺术性放在次要位置，以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翻译文学也主动承担起宣传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政治功能，成为抗战时期教育群众、感召人民的思想武器。

为了使翻译文学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译者在翻译时，读者意识十分明确，他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充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理解水平与接受能力。因此，译者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的原则，在翻译时采取了一定的归化策略，译文语言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特征。有时译者还在译作前加以按语，通过这一形式来简要说明故事梗概，使译作更加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读者所接受。由于这些文学译作基本上符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因此，也受到了广大军民的喜爱。

总之，延安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各个要素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鲜明的功利性，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同时，为了获得党中央这一赞助人的支持，译者也往往兼具着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身份。上述因素都使得文学的翻译与翻译的政治密切相关乃至水乳交融。文学翻译在延安这一特定时期发挥了思想武器的作用，有力地宣传了抗战思想与无产阶级观念，切实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也是延安精神的一个缩影：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四、延安时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延安，不仅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翻译活动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艺领域的活动，而是可以称为“政治遵命式”的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活动。无论是翻译动机与目的、译作类型与主题，还是译者身份、目标读者与翻译策略等，都深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文学翻译活动，工农兵大众得以深入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面貌，了解法西斯国家人民的反战情绪，了解饱受凌辱的弱小国家人民的情感诉求。各种各样的翻译文学激发了人民大众的反法西斯斗志，坚定了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念，翻译文学遂成为抗战的思想武器，激励着广大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这一意义上说，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发挥着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着重关注的是译作的政治性与思想性，而相对忽略了其文学性与审美性。比如，为了符合广大群众的阅读口味，翻译语言过于直白、通俗，在对语言艺术要求颇高的诗歌翻译中亦是如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处理方式无可厚非且势在必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与团结群众的目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创造的审美属性无法充分彰显出来，从而使得当时的翻译文学未能在以后广泛流传。

延安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为当代国际化语境下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文化重塑的特定历史时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我们必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体来说，我们在进行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播时，应以史为鉴、从原典中汲取力量，全面总结包括延安时期在内的翻译实践的历史经验，充分发挥翻译活动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重要作用，通过顶层设计谋篇布局，进行统筹规划。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提升我国综合文化软实力，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翻译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7]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传播、文学翻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外译中，即把外国文学引进来；一个是中译外，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把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引进来时，我们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推动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鑒，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依托。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开展文化典籍的外译工作，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大踏步迈进跨语际的翻译运动中，选择能够正确表达中国理念和经验的词语、概念、范畴来进行国家翻译实践，力求政治等效和话语等效。”[18]总之，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弘扬延安精神，牢记历史使命，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渠道的翻译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铺路搭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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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Yanan Period and Its Historic Significance

Tian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In Yanan Period， literary translatio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wars. Translation was politicized in that 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 deeply influenced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that influence， politics left its imprint on such factors as translation purpose， types and theme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the identity of translators， the target readers and translation methods.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Yanan Period encouraged the soldiers and ordinary people to keep up high morale and take part in t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ctively， thus acting as good ideological weapons at that time. Theref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well as for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Yanan Period；literary translation；politics；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historic significance

基金項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延安时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2018M26）；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2022年度规划重点项目“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政治效应及当代启示”（22ADD02）

作者简介：田玲，女，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