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

绿搪瓷

我的家，不知道究竟搬了有多少次，需要细细地想才会想清楚。还有，我已经记不清我的出生地，我的兄长告诉过我几次，我还是记不清。再加上近几年的拆迁，我更记不清我小时候都在哪里住过。但有一件事总还记着，就是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个院子里是座小庙，夜里能听到尼太的诵经声和敲击木鱼的声音，及至后来我才听兄长说那就是一个庙，是我们临时租了几间就住了进去。我记着我那时很小，用两只手端了个小簸箕去帮着尼太倒垃圾，尼太笑着对我的母亲说：“倒一回就给一根水萝卜吃。”那时候我才两三岁吧，或者是四五岁，居然记着这事。说到搬家，最让人心烦的事莫过于搬家，什么该留，什么不该留，到了最后总是一件一件的东西被丢出去，显出主人的另一种薄情。平时热剌剌片刻都离不开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扔掉了。所以说，搬家有时候简直就像是战争，虽然不是炮火连天，却也遍地硝烟。其实，那些被扔掉的东西每一件都有故事。比如我家的一张很矮的圆桌，小时候我记着它是被漆成了蛋黄的那种颜色。那种颜色像是能够勾起人们的食欲，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那种颜色。我小的时候居然可以从那张很矮的圆桌下爬过来爬过去。后来再看它，想起了从它下边过去的事，竟然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怎么可以从这么矮的桌子下边钻过去！而最近的一次搬家，那张桌子也被丢弃了。

那次搬家，是已经把东西全部从旧家搬到了新家，而母亲却忽然想起了什么，她像是丢了什么东西，是左找右找，我看得出她是在找东西。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是那个绿搪瓷缸子。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是母亲的那个老刷牙缸。我已经给母亲换了一个更好的牙缸，我就对母亲说那个太旧了，我已经把它扔掉了。母亲马上就急了，要我回去找，马上去扔东西的地方把它找回来，我要是不回去找，她就马上回去找。因为刚刚丢掉，又因为那个绿搪瓷缸子实在是太惹眼，我一下子就把它找到了，也想起了不少事情。那是部队战士们用的那种搪瓷缸子，外边是一层绿搪瓷，里边却是白的，口沿儿又是一圈儿蓝。因为它被用得太久了，缸口边上的搪瓷已经磕掉了不少。我想起来了，那是我的兄长当兵时用过的一个缸子。我的兄长那时候在青海当铁道兵，很苦，那边天也很冷。后来他复员回来，那个绿色的搪瓷缸子就出现在了我们家里，父亲后来用它刷牙。父亲用它刷牙的时候，我的兄长已经因病离开了我们。我记得，父亲用它刷牙，每次刷完牙都要用湿手巾把它擦干净。再后来，父亲也离开了我们。父亲离开我们之后，不知怎么，我发现母亲开始使用那个绿色的搪瓷缸子。母亲那时候已经是满口的假牙，母亲会把假牙放在那个绿搪瓷缸子里“咯啷咯啷”地涮涮洗洗。我们是用牙刷放在嘴里刷牙，母亲是把牙刷放在那个绿搪瓷缸子里刷她的假牙。每天洗脸刷牙完毕她都会用湿毛巾再把缸子擦一擦。这动作让我想起父亲。之后，又过了几年，母亲也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又搬了一次家，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家。这次搬家，我特意把那个绿搪瓷缸子放在一个口袋里，把它带到了新家。它现在就待在我家阁楼上边的洗漱间里，我不舍得再用它。它静静地待在那里，我虽不用它来刷牙，但我经常能看到它。当我看到它，就像是又看到了父亲在用它刷牙；每看到它，就像是又看到了母亲也在那里用它刷牙；但我面对那只绿搪瓷缸子的时候，总是想不起我的兄长是怎样用它来刷牙的，因为我没见过。虽然我知道那只牙缸是兄长从青海那边带回来的，他当年也一定是用它来刷牙的，但我没见过。

那只绿搪瓷牙缸，现在还静静地待在那里，我不再用它，但每看到它，我就像是又看到了父亲在用它刷牙；每看到它，就像是又看到了母亲在那里用它刷牙……

松子落

我小的时候很笨，总是一听到那首《高高的兴安岭》，马上就会想到从老家寄来的松子。当然，从老家寄来的不单单是松子，照例还有松蘑或榛子蘑，还有松花粉，有一回居然还寄来了冻得结结实实的黏豆包。黏豆包很好吃，但必须得冻着，吃的时候再化开。还有那种秋子梨，黑不溜秋，个儿不大，但就是好吃，放凉水盆子里化一夜，梨的外边便是一个冰壳子。到了冬天，我的故乡东北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几乎是什么都可以放在院子外边冻着。过年包饺子，包了一箔又一箔，包了一箔又一箔，然后一箔一箔地都冻到外边去。冻结实了再放到口袋里，一口袋，再来一口袋，好家伙，还不行，那就再来一口袋。“一口袋饺子。”饺子以一口袋、两口袋论，只有东北人才有这个词汇，别处能这么说吗？放在院子里的冻饺子一直可以冻很久，吃的时候取回来下锅煮就是。东北人的口音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客人”叫“且人”，“且人来了，求饺子去，咱们下饺子吃。”这个“求”的发音是三声。内地的人们放爆竹，而东北在极寒冷的天气里是洒冰花。提几桶水，用瓢舀上往天上洒，洒上去是水，落下来便是小冰粒，你根本就不用担心把衣服给弄湿了。有人说东北极寒之地的男人出去撒尿都要顺手带根小木棍，一边撒一边用小棍敲打，当然这是玩笑。

有一次和朋友们喝酒，要了炸花生米和炒松子仁，结果松子仁很快就被吃光，而后再要一盘，又很快吃光。可见松子是好吃的。有一种北京小肚，名字就叫松仁小肚。肚子里就有松仁，切大薄片下酒，可真好。而松子的正经吃法在于只吃松子。一口酒，用手撮一撮松子放嘴里，可真香。这也真够阔气，得炒一大盘（直径一尺半的大盘子）松子恐怕还不够。松子烙发面饼也不错。发面餅很寻常，但只要是两面沾上松子，那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吃拔丝山药，要多加点松子在里边，这个拔丝山药不赖，好吃，香。

我上山，比如说上北岳恒山——我其实不怎么爱爬山，但朋友来了总是要陪着去——每去一次，到了山下，心里就会说别上了别上了，但两条腿又忍不住动了起来，我要去看看上边的松树，北岳恒山的松树可以说每一株都是伟丈夫。黄山的老松是扭曲入画，而恒山的松树不管那一套，就是一直往上长，往上长；你扭曲好看，我直溜伟岸更好看。恒山之上，五六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松树也都是直的，又直又粗又壮，“粗”“直”“壮”三个字它都占了。可是呢，我想看看它结的松子能吃不能吃，在树下找落下来的松球。松球可真不小，但里边的松子却太小了，有人说这是公树，松树还分公母吗？这个我不知道，得找机会向植物学家们请教一下。

我没事了就写字，特别喜欢写的两首诗是唐诗，一首是刘长卿的《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另一首就是韦应物的那首《秋夜寄邱员外》，末了那两句就是：“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这该是多么安静啊，月色下的群山。松子落了，一个，又一个，从枝头落下，轻轻地落在了树下，这夜可真安静。

我是喜欢安静的，但现在去哪里可以寻找到这种安静？也许只有在山上，静静听那松子落……

平城记

我所居住的那个小城有个很古老的名字，叫作平城，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几乎是，所有的古城都会有多个名字，因为时代就总像是那汤汤的流水，每流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名字，其实河呢，也只是那一条。平城是我们那个小城最古老的一个名字，再往前，已无典籍可查。平城这个名字始于北魏建都的时候，让人听了只觉一世界都平坦可喜。其实我的那个小城四周都是山，恰如欧阳修的“环滁皆山也”。东边的山上有大白登台和小白登台，刘邦在这里打仗险些送了命，据说是给单于的老婆送了不少金银财宝才算完事。史书记载，刘邦和陈平是来过这个地方的，而且是冬天，许多士兵都冻掉了手指头。平城的南边，就是北岳恒山。天气晴和的时候站在城里可以隐约看到那起伏的山峦。恒山上的赤松长得真像是伟岸大丈夫，你站在这样的松树下，无端端只觉得自己英雄气短。

现在的平城只是北魏时期平城的一部分，过去的城址据说一直跨到了河的那边去，现在城东边的那条河当时是汤汤穿城而过。那条河当年是通航运的。我见到过北魏墓间出土的一只漆盒，真是光鲜如新，把它捧在手里，眼见得它很快就开裂，而后变黑，露出了里边的胎骨，居然是竹篾编的胎。山西北部竹子是不能生长的，这里的人们也没有见到过长在山间和平地上的竹子。这边也不出产做漆器的大漆，所以也不可能有漆器的作坊。可见这些东西都来自南方，就是通过这条河。有了这条河，南方的物产和奇珍才能得以运到这个北魏时期的世界大都市。北魏平城的城池实行的是里坊制度，现在到处都还有叫什么“里”的地方，比如康乐里，这个“里”名到现在还古董一样存在着。康乐里在那时候是妓女集中营业的地方，而叫了这样的名字，可见取乐是一方面，而易染某种病也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才叫了康乐里，意思是说你来这里寻找快乐，肯定是不会得什么病的。康乐里这样的名字不单单是在古城大同才有，别的城市里好像也有，好像是在西安，就有一个地名叫作康乐里。北魏的里坊制度一直被沿用到后来，古名平城的大同现在是小多了。河东边到了后来是种菜的地方，因为它靠近那条河，有水，种菜是需要水的；河的西边呢，亦是青青的菜地。小时候我们赤裸了身子下河去戏水。水里有鱼，小而宽，在太阳下边像碎银子一般，让人觉得可喜，这边的人只叫它“金板鱼”。虽然它是银色的，银光闪闪，却被叫作金板鱼。我是喜欢这种鱼的，但至今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属。大同话多有古意。还有一种鱼，身上有一道彩虹一样的线，它永远长不大，游动的时候可真是好看。它的学名好像是叫作鳑鲏，但乡党们只叫它为“五色鱼”，这名字真让我喜欢。

写秋蝗

一早起来画蚂蚱，想起几件事来。第一件是想起周作人说他小时候玩苍蝇，这个我没玩过。那种个头比较大的麻头苍蝇，眼睛是红的，脖颈处有竖的黑色条纹，颇有墨的趣味。周作人先生玩的就是这种，把一根细线缚在它的腿上看它飞走。读文章至此，我就想，这得要多么细的线？周先生还有一种玩法，就是把一小片叶子钉在苍蝇的身上看它在桌子上不停地旋转，当然是只能看到叶子在转而看不到被钉在叶子下边的大麻头苍蝇。这两种玩法我都没有玩过。而在众多的苍蝇里边我独喜那种绿豆蝇，也就是红头绿身子的那种。那种苍蝇身子的绿亮好看，有点像是绿色的金龟子。现在网上有卖各种金龟子的，一只大约要三十多元；而那种南美的蓝蜂，个头亦是很大，真是亮蓝好看，一只要卖到五十多元。蓝蜂只生活在南美，中国没有这种蓝色的蜜蜂，我想如果画一只出来人人都不会相信。小时候去郊外游玩，最喜欢的事就是找那种绿亮或金蓝色的金龟子。鄙乡的金龟子是长形的。也许它不是金龟子，而它那绿亮或金蓝色的壳可真是好看，着实是让人喜欢。逮一玻璃瓶放在桌上，作业也写不到心上，过一会儿看一看，过一会儿再看一看，早上一觉醒来，瓶里的虫子早已死掉。

早起画虫的时候还想起一件事，朱师那年让我出去给他找几只蚂蚱来，季节已经是秋柿子下来的时候。秋柿子下来的时候朱师会买不少回来，把它们一排溜都放在窗台上，讓它们慢慢养着，养软了再吃。柿子下来的季节哪还会有那种常见的蚂蚱？偶尔有一只两只蚂蚱，也都是那种飞得很高的“红裙蚂蚱”。我们把那种头很小身子作枯叶色的蚂蚱叫作红裙蚂蚱。那种蚂蚱可以说是蚂蚱中的极品，它不飞的时候看上去极普通，跟落叶的颜色一样，一旦飞起来便是一点红。那种蚂蚱极善飞，而且飞得很高。它飞动的时候会发出很亮的响声，“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在秋天亮蓝的空中就那么一跃一跃地飞，也不知它要飞到哪里去。它飞动时的响声让人觉得天地可真是旷远。树叶黄了，天那么蓝，那么高远，这可真是让人惆怅——秋天是让人惆怅的季节。蚂蚱一到深秋就不知道都去了什么地方。我在外边转了一圈儿，又转了一圈儿，终于没给朱师逮到一只蚂蚱。我回去对朱师说了，朱师说，那你就吃柿子吧，你挑软的吃。

蚂蚱论好看，最数那种小蚂蚱，它很小，像是永远也长不大，因为它几乎是半透明，所以我们小时候把那种蚂蚱叫“塑料蚂蚱”。它是那么绿，腿又是那么黄，眼睛边上各有一条赭石色的线，须子短短的，可真是好看。那种蚂蚱不多见，偶尔逮着一只能让人高兴老半天。今天早上，我就画的那种蚂蚱，也想到了许多事。不知怎么，还想到了北京夜市美食一条街的烤蚂蚱，那种蚂蚱可真大，一只比我的中指都还要长出许多，也那么粗，一根竹签穿那么一只。那么大的蚂蚱我没见过，几乎是把我吓一跳，我认定它们是饲养出来的。它们的颜色也是绿的，但不怎么好看。那么大的蚂蚱，我想画出来也不会好看，所以，我至今也没画过那么大的蚂蚱。蚂蚱是虫子里最难画的，线多颜色多，最难画的是它的足部。它的足部本来就是那样，但你画出来人们就觉得它不该是那样，所以我画蚂蚱足的时候就总是含糊而过。好的工虫要有写意的东西在里边，如果样样都精细入微，那这只虫子就会被画死，不好看了。早上起来画蚂蚱的时候还想起一件事，就是看着一大队蚂蚁抬着一只很大的死蚂蚱往窝里去，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很不舒服。

是为记。

吹洋画儿

没事翻看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忽然就想起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吹洋画儿”。陈洪绶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他的《水浒叶子》画得实在是很精彩。《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他只画了代表性的不到四十位，却个个英雄气满，衣襟靴尖皆是英雄气。《水浒传》里的人物我其实最不喜宋江，只觉他没做过什么可以让别人替他夸口的事，只不过是杀了一个阎婆惜，而这女子却又不是什么良家妇女，用现在的话应该就是性工作者，被宋江使银子包养着，而她却在心里喜欢上了另一个风流后生张郎。周信芳老先生演这出戏最有看头，演阎婆惜应工的是杀旦，杀旦论行当是专门演那种被杀或杀别人的女性，她被宋江一脚踹倒在地，身段是先一腾身跃起，然后一个卧鱼倒在地上，随即便双手拍打地大喊起来，这忽然让人有些替宋江担心，也让下边的观众们知道阎婆惜原是住在二楼，她的妈妈，也就是鸨儿在她的楼下。《水浒传》不知看过了有多少回，但关于宋江这个人却真是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人记起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像武十回那样让人听了走不开。

现在好像是看不到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洋画儿了。我们叫它洋画儿，是因为上边有画儿。洋画儿的大小有半张扑克牌那么大，一面自然是画儿，另一面是几句诗，比如上边画着武松，另一面就是几句关于他在景阳冈上打虎的诗。玩的时候你只需用手里的洋画儿往地上用力一摔，如果把地上别人的那张洋画儿一下子碰得翻过来，你就算是赢了。除了玩洋画儿，那时候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攒洋画儿，比如把《水浒传》洋画儿里边的人物一百单八将都攒齐，那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必须是玩游戏赢到手的才算数，如果你花钱一整套地买回来，那就没有一点意思了。那时候我还上小学，下了课就总是会找个角落和同学们玩这种洋画儿，但玩到最后我也没攒齐那一百单八张。小时候玩的洋画儿好像除了《水浒传》还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算是一种对古典名著的普及，总之最多的还是《水浒传》的人物洋画儿。

陈洪绶画的《水浒叶子》算是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名品，现在是被叫作版画了，其实这东西在明代只是一种赌具。陈洪绶画这个《水浒叶子》的时候才二十八岁，而他的人物画后来被刻成木板广行于市的作品我认为最好的应该是那张《屈子行吟图》，屈原的神态被他畫得可真是好。

再说陈洪绶的《水浒叶子》，这东西有点像我们现在民间的天九牌——比如我们几个人坐在那里玩，你搬到一张阮小二，上边标明着是多少子多少子，而你的对手却一下搬到了晁盖，上边又标着几千贯几千贯，那么你就输了，乖乖把钱给人家就是。但我不知道古人的这种赌法可以几个人同时来，比如四个人，或只是两个人，总之我认为是可以让许多人同时玩。这种“叶子”比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洋画儿要大得多，我在故宫的一次展览上看到过这种木板印的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大小如小三十二开的书本一样，但要窄许多。记着当时看到了陈洪绶《水浒叶子》中“母大虫顾大嫂”和“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张，当时就在心里为扈三娘鸣起不平来，怎么扈三娘才值四百子，而顾大嫂却值五十万贯，这相差也实在太大了吧。陈洪绶是绍兴诸暨人，那次兴滋滋地去诸暨，天上落着大雨，原以为可以看到一两张陈洪绶的原作，想不到却连一张也没看到，而绍兴酒却是川流不息地喝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