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艺

内容摘要：清朝四川的义学实际上是清廷推行文教政策、实行教化的具体方法之一，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治域内广大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进而实现国家认同，维护统治秩序。四川地处西南边缘，其地民族构成复杂，义学的广泛设立对于实现清朝统治者“文教遐宣”的教化目的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同时，四川义学也在时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分析，有利于了解清代文教政策因時、因地、因俗制宜的灵活性。

关键词：清朝 文教政策 四川义学 灵活性

清朝治国举措极具灵活性一直为学界公认，以武功平祸乱、以文教固根基双管齐下，同时又尤其注重推行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内核的文教政策，对其治下百姓实行“精神统治”，以实现境内各地域、各民族对其政权的“政治认同”，维护其统治根基。清代四川辖境内，不仅有完全的“中国”之地，还有许多在土司治理下的“番夷”之地，对四川的统治与教化，极大程度地关系到清政权的稳定。再加上四川地处西南边地，地形条件复杂，境内民族数量多，经过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后社会动荡、土著居民骤减，对清廷国家政权的认可程度也极具差异。因此，清朝统治者尤其重视文教政策在四川的推行。

学校则是文教政策实施的主要阵地。从顺治二年至顺治十五年，京畿之地的八旗官学、最高学府国子监、各省府、州、县、卫各级学宫、乡村之社学以及土司地区的官学都依次建立起来。各级官学制度虽然能够有效的实现对尚学士子的教化，但各级官学普遍设立在城镇地区，广大的乡村地区便成为了学校教化的“空白地带”，恰是这片“空白地带”才是大多庶民百姓的聚居地区。义学得益于其灵活的设立形式，能够如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城乡之地，实现对最基层、最偏远地区民众的教化。

有清一代，四川共设立义学1892所[1]，可见其设立数量之多。然而，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四川义学的发展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深究其因，亦能从中窥见清朝文教政策实施的灵活性。本文试图以清代四川义学的时空发展差异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论证清代四川文教政策推行的灵活性。

一.因时制宜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四川义学的发展呈现出萌芽期长、发展曲折的特点，清代历朝四川义学设置情况分别如下：顺治朝无义学设立记载、康熙朝20所、雍正朝11所、乾隆朝33所、嘉庆朝134所、道光朝704所、咸丰朝52所、同治朝405所、光绪朝44所，其余489所设立时间不详。这与当时四川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在清朝建国之初的数十年里，四川屡为灾祸之中心，先后经历两次波及全川的战乱，即明末至顺治年间的反清战争和康熙初年的平吴战争。四川不仅政治经济遭受重创，教育体系也几近瘫痪，多地学宫泮池、文献书籍、饱学之士皆毁于战火。因此，清朝当时的奉行“安民为先、裕民为上、便民为要”的治蜀方针，重在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因此在顺康雍乾几朝四川义学发展较慢，直至嘉庆朝义学数量才开始显著增长。

在国朝初定，四川义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时候，文教政策的推行方式是以乡约为主的。顺治九年，清廷颁行《六谕卧碑》：“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严令省、府、州、县地方官“择善讲人员讲解《圣谕》，以广教化”。从乡约所讲内容来看，条目简洁，内容扼要，均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日常行为规范。康熙九年在此基础上，扩充圣谕内容，又颁行《上谕十六条》[2]，进一步增加广兴学校教育以正风俗士习、遵守法律规范等要求。康熙二十二年，“工科给事中许承宣提请修葺天下学宫，以崇文教，从之。”[3]官学开始大规模恢复发展，学校教育的教化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但是各级官学所及之处，只有城镇，面积更为广阔的乡场难以顾及。直至康熙五十二年，义学在官方倡导下开始广泛设立，遍布各乡场鄙野，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自此，清廷的教化目的可以通过义学极大程度地被推广实现。

二.因地制宜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四川义学多设立于四川盆地一带，尤其是成都、潼川、顺庆三府，此三府共设义学881所，占四川省义学设立总量的46.56%。与之相反的是在盆地以外的川边地区（即宁远府、雅州府、康定府、巴安府、登科府、茂州、松潘厅、理番厅、懋功厅所在地区，相当于今甘阿凉以及攀枝花地区）虽地域广阔，也才设义学156所，仅占四川义学总量的8.25%。而在四川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经费来源多以民间出资为主（四川盆地范围内共有义学1736所，其中民间力量捐资设立977所，官民合捐146所，官方出资设立307所，剩余266所经费来源不详），川边地区义学的经费来源则主要出自于官府（川边地区共设义学156所，其中官方出资设立68所，民间捐资设立51所，官民合捐设立义学7所，其余30所义学经费来源不详）。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四川文教政策具体推行举措的选择和调整依据还受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文化根基的影响。

四川盆地一带刚好是四川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清代前期，在招徕流民、移民入蜀、放宽起科年限等宏观政策的促进下，四川人口剧增，垦地范围从四川盆地的富饶区域推展之荒山林地，耕地面积相较于顺治年间增长了40余倍。但生产方式依旧受地域、地势的限制，在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区，因良好的气候、水利等条件，水田、梯田大量兴起，田种稻谷、山地种杂粮，土地利用率显著提高。而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区和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相对落后，依旧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4]此外，四川以井盐和茶叶为代表的经济产业也主要集中于川东地区，其中盐场主要集中于川东的中部地区，茶叶以成都、嘉定、保宁三府的部分县区为主要产地，虽然其运销地区以省内为主，以此来看，川东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也是远超川西地区的。[5]因此，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区即川东地区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川西山地受限于生产方式，经济相对落后。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义学的经费来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就直接影响义学在本地的设立与推进程度。

四川盆地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化根基也相对深厚。川东多为汉族聚居地区，相较于川西地区其汉文化根基之深厚，自西汉武帝“文翁化蜀”开始，学校教育盛行，儒家文化思想在盆地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从四川各地方志看，其士习学风之盛多有“比隆齐鲁”[6]之称。而川边地区则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地方志也多以“番夷”等言语形容当地居民，如“寻橦之地，半属姎徒；献琛纳赆之区，類多獠子，苟非化獉狉以礼乐，泽椎鲁以诗书，将梵呗佛言，岂识中华典籍？狼歌鸟译，焉知上国文章？”[7]可见在官方看来，川边地区大多数居民不识汉字、不通汉音、不习汉礼，几乎处于未开化的程度，其文化风俗、语言习惯均不同于其他汉民聚居的内地乡场地区，对汉文化的接受亦有障碍，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义学自然难以立足。

三.因俗制宜

川边地区义学难以推进，其地势多为高原山地，较为封闭，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且其地居民以少数民族居多，开化较晚，汉文化根基薄弱，但清廷并未放弃将川西纳入“王化之地”的努力，而是结合其地民族习俗、信仰灵活调整文教政策的推行方式。

在川边汉民族聚集相对较多、改土归流较早的地区，清廷仍注重以学校教育推广教化，且更加注重循序渐进。

“八年议准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绥六里等处，并建立义学，选延塾师。先令熟番子弟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讲《圣谕广训》，俟熟习后再令诵习诗书，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应需经书日用，令该督抚照例办给，俟熟番学业有成，令往教诲生番子弟，再俟熟习通晓之后准其报名应试。”[8]

可见，在学校教育方面，有意识地实行“阶梯教化法”，即先教“熟番”再教“生番”，待“熟番”学成之后再令“熟番”教“生番”的方式，最终实现“以夷制夷”，如此，少数民族不论是“熟番”还是“生番”都最大程度地接受清廷的思想统治。

由于“边居之人，野性难化……信任喇嘛”[9]，因此在学校教育难以推行的川边藏民聚集地，文教政策的推行手段则以乡约和宗教教育作为补充，更为主要的是以喇嘛教广布教化。顺治时期，清朝统治者就开始试图与达拉喇嘛建立联系；康熙帝更是直接言明在藏民地区以佛教教义来施行教化，“化导悖乱”，实现“中外礼法归一”的目的[10]；雍正帝进一步将佛教范围缩小到黄教，在川边藏地“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俗僧崇法慕义”[11]，敦崇和睦、执中循礼，以实现安养众生、绥靖边地。至光绪末年，川边地区共设黄教喇嘛寺庙430座，遍布四大土司（即康北德格宣慰司、康东明正宣慰司、康南理塘宣抚司和巴塘宣抚司）控制的川西藏区全境（表附后）。

基于川边地区义学难以推行的实际情况，清朝统治者并未放弃通过教化措施将其纳入“王化之地”的努力，也并未一味强求采取改变当地信仰等强制手段强来推行文教政策。而是基于川西地区固有的传统文化模式，尊重当地民族信仰，将佛教宣扬的教义与正统的教化观念结合，以喇嘛教代替义学实行对最基层地区百姓的教化职责。

总体而言，四川义学的设立与发展呈现出循序渐进、自东向西、自核心向边缘、自汉族聚集地区乡少数民族地区推进的特点，其中亦体现出清朝文教政策在四川推行过程中的灵活性。在遵循构筑治域内百姓对政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大原则下，文教政策的具体推行举措并不单一，而是能够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背景、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以及不同民族的信仰习俗等情况综合考量因时、因地、因俗制宜。换言之，清朝四川文教政策的核心要义始终是不变的，即实现治内百姓对自身政权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以维护社会秩序及国家安定；其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文教政策的推行方式，依据四川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以义学为主，乡约、喇嘛教等多种形式为辅的方式，共同实现文教政策的教化作用。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历代方志集成》（全4辑10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2017年.

[2]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3]（清）托津等纂，王帅一等点校：《大清会典》（嘉庆朝），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

[4]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5]王纲：《清代四川史》，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

[6]彭朝贵等：《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01年.

[7]徐毅：《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8]于晓燕：《清代南方民族地区义学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9]于晓燕：《试论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思想战线》，2008（01）：第129-130页.

[10]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注 释

[1]本文所有四川义学相关数据皆由笔者据《四川历代方志集成》（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2017年版）统计得出，以下不再另注.

[2]雍正朝《大清会典二》，卷七十七，《礼部》二十一，《乡约》.

[3]《大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卷一一一，页139上.

[4]彭朝贵等：《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01年，第7-10页.

[5]王纲：《清代四川史》，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97-626页.

[6]同治《营山县志》，卷十六，《学校》.

[7]道光《绥靖屯志》，卷九，《艺文志·创建义学碑记》.

[8]《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直省乡党之学》.

[9]《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九，《喇嘛教》.

[10]《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七五，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丁酉.

[11]道光《打箭炉厅志》，附录，雍正《御制惠远庙碑文》.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