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莹莹

内容摘要：根据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存在着操控作用。本文结合中国20世纪以来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实践，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的影响和操控。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学翻译 外国文学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改写。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行为，不仅仅是其文学观和审美态度的体现，还会受到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这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既体现在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与解读上，也反映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中。本文将结合我国20世纪以来的翻译实例，来具体分析意识形态是如何操控外国文学翻译的。

一.意识形态

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指出，影响翻译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诗学指的是文学系统中的行为准则或者文学观念。赞助人是指翻译发起人，由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与文学系统外的权力机构如政府部门或出版机构组成。而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它还包括规范、制约我们行為的种种模式、传统和信仰。[1]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应该包括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集体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与见解的总和，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等各个领域。因而，从广义上来讲，诗学和赞助人也可以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超社会现实的，而是用于社会实践的。它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套概念体系，在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及周遭世界的同时，也制约着人们的思考和行为。但是，这种制约并不是以物质形式来强制执行的，而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让人们去自愿接受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维度，可以让我们对于译者和其翻译活动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和定位。

二.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1.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活动的操影响，首先体现在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上。正如翻译家金人所说：“翻译工作是一个政治任务。而且从来的翻译工作都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过有时是有意识地使之为政治服务，有时是无意识地为政治服了务。”[2]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在建国初期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强化，政治意识形态为了自身的建设和巩固，对文学翻译工作的要求就是要译介“优秀”和“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因为符合“优秀”和“进步”的翻译标准，成为了文学翻译的重点。仅1950年一节的俄苏作品就达到1662种，占总数（2147种）的77.5%。[3]即便如此，被译介的俄苏文学也仅限于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品，而不符合此类的诸如象征派、现代派之类的作品，则都被排除在外。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则更为明显。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被视为“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就是以前出版翻译的绝大多数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也被视为“大毒草”受到封存。[4]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文本选择和中国外交政策和政治需要相关，主流政治意识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译者则失去了对译本的选择权。而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减弱，外国文学翻译逐渐回到了它的本质功能上，即满足读者审美需要的手段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译者也由此拥有了更多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权。在诸多文学作品的译介历程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样一个明显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典型案例。该作品在1961年译入我国后，被官方高度推崇，成为对那个时代青年人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在我国有20多个译本。但这部作品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热度却逐年下降， 新世纪以后出生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对该作品甚至是一无所知。由此可见，翻译文本所反映的价值观，如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很容易得到译介和推广；反之，就会受到冷遇。

2.意识形态对于译者对原文本解读的影响

译者在动手翻译之前，首先要对原作进行解读，而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自身所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同一文本经由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译者解读后，其译文所传达的信息可能会和原文差别很大。例如，20世纪5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强有力地操控着文学艺术的发展， 翻译文学作为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特点进一步突出。因此，傅东华在重译小说《珍妮姑娘》时，将该小说的多元解读消解，只留下单一的阶级层面解读。无产阶级正面形象成为颂扬的对象，无论是主人公珍妮，还是珍妮的家人，或者其他无产阶级人物，都成了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而资产阶级人物则成为鞭笞的对象，塑造成了反面形象。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则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态的揭露，小人物与资本家、政治家、投机家间的纠葛矛盾则上升到阶级矛盾的高度。[5]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文版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解读中。在丹麦读者看来， 《卖火柴的小女孩》带来的不是悲伤，而是给予一种宗教的寄托，期望救世主援助，解除贫困、痛苦和灾难。[6]但当这部作品被译介到国内时，正是处于东西方之间冷战和意识形态对立状态，对于欧美文学的译介，主要是以“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为主。[7]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译者叶君健忽略了原作品浓厚的宗教色彩，而是按照社会主义中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从揭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冷酷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两方面，阐释了这部作品，从而导致了译语读者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理解和源语读者大相径庭。

这种翻译作品中带有鲜明政治意识形态解读的特点，还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后。 例如，在《简·爱》的两个有名的中译本（祝庆英，1980；李霁野，1982）中，都倾向于认为简·爱非常仇恨圣·约翰牧师，译序中两位译者都曾旗帜鲜明地谴责圣·约翰牧师的“冷酷自私”“虚伪”等。有趣的是，在李霁野三、四十年代的译本中，都没有对圣·约翰牧师做出如此解读。前后译本的反差，恰恰印证了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翻译作品解读的操控作用。祝庆英、李霁野的译本均发行与“文革”结束后不久， “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尚未消除，所以， 他们仍然将《简·爱》的深刻社会意义之一定位在揭示宗教的虚伪性上，也就不足为奇了。[8]

3.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还体现在译者为了使译作被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而采取的特定翻译策略上。原著中被译者认为有悖主流政治意识的内容，往往会被删除，或是改写。这种改写，绝不是因为译者的对于原文的不解或误解，而往往是既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翻译过程的干扰。例如上文所提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虽然从首次被译成中文后，一再被重译，在国内有多个中文版本，但该书的中文全译本是到了1994年才问世。其中增加的，均是之前因为政治原因而难见天日的内容，包括了保尔与达雅的友谊和爱情，小市民心态，保尔加入和退出“工人反对派”等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9]可见，当译者碰到原文所呈现的意识形态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况，就不能无所顾及，而要按照译语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要求，对原文进行改写。再如，在希拉里的自传《亲历历史》的中译本，一经推出就十分畅销，但希拉里本人却对中译本十分不满。原因就在于中译本中许多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内容，诸如她对于中国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方面的个人看法，都被做了不同程度的节译或改译。显然，译者这些对于原文的改写，既不是译者理解上的疏漏，也不是翻译过程中的表达不到位，而是和译语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关的。正如勒菲弗尔指出的，翻译中“如果语言学方面的考虑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总是后者胜出”。[10]

不仅在政治层面，在审美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在改革开放前的一百年，我国的文学翻译曾掀起过三次高潮，在每一次翻译高潮中，都是以归化的翻译策略占主导地位。这是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多数读者对异域（特别是西方）文化不仅所知甚少， 甚至了无所知， 而且还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情绪。[11]为了适应读者的接受能力， 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 在使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取向上， 大多数译者都采取了归化的译法。譬如，在20世纪初， 苏曼珠与陈独秀在译雨果的《悲惨世界》时，就为了迎合读者的审美期待，把原作所有的词组式章节标题全部替换成了章回小说的分回标题。而伍光建在译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时，考虑到当时读者对于欧化句法的接受程度，节译了大段的景物描写，删掉了原作的近三分之一。傅东华在30年代末译《飘》时，因为觉得“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分析跟情节发展没多大关系，而且要是读者厌倦的”，便随意增删描写性文字；同时，他还把许多人名、地名“中国化”，以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12]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多元化，意识形态也呈现出相对的多元发展态势。[13]国人追求开放、自由，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方社会的原貌，相比以前，读者更喜欢看“有点欧化”有“异国风情和文化特色”的翻译文学。[14]在这样的审美期待和要求下，许多译者在语言、结构和文化层面上都有意识地采用了异化的译法，力图接近原文，以求再现原文的风貌。在许多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复译本中所采用的明显的异化译法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影响。

此外，不同时期的道德伦理层面的意识形态，也会潜移默化地操控着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譬如，严复在译介The Evolution and The Ethics时，唯恐当时的中国读者不知道哈姆雷特其人，便加译为“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仇之的，不得不杀其继父，辱其亲母，而自剜刃于胸”。人名之后的三十个字都是严复加上去的。[15]严复给哈姆雷特安上“孝子”的头衔，本是想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但作为儒家伦理概念的“孝”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其实要远远超出于西方人心目中子女对于父母的“爱”。简单一个“孝子”，让译文偏离了原作的风貌，折射出译语意识形态对于原文的操控。 又如，20世纪初蟠溪子翻译哈葛德的小说John Haste时，为了避免和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抵触，便将女主人公不顾父母之命自由恋爱、未婚先孕等情节删除，此译本因为迎合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标准，在读者中大受欢迎。这种社会道德伦理意识对于翻译策略的操纵，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屡见不鲜。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莫过于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在中国的译介。该小说虽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但由于其涉及的性禁忌话题，在国内长期被视为禁书，得不到译介。一直到小说问世的三十年后，才有了大陆的第一个中文版，即1989年漓江出版社的黄建人版。但即便如此，译者还是迫于当时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的压力，在翻译时对小说中各種“不良”的外来文化因素进行了处理，使用了不少归化、删节等翻译策略，来避免过度挑战当时主流伦理，让读者更易于接受。[16]在黄建人版之后，陆续又有不同译者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译介，但都由于社会道德伦理因素的制约，在翻译时对原文进行过或多或少的删减。直到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才推出了主万翻译的真正意义上的《洛丽塔》全译本。而这时，中国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开放程度与以往相比大大增加，人们对以往那些敏感性话题的接受程度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正是有了这样更为宽容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译者主万才能够将原书中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无需再进行相关删节或改写。

通过分析20世纪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始终在各个层面、以各种方式操控着翻译的选择和过程。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译者的翻译选材和对原文的解读，而且也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策略的应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翻译活动，将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审美取向和道德观念等对翻译有着影响或制约的文本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可以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和客观。

参考文献

[1]Andre L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金人.论翻译工作的思想性[J].翻译通报，195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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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颖.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D].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6]梁志坚.意识形态对安徒生童话译介的操纵——以《卖火柴的女孩》中文译本为例[J].中国翻译，2006（1）： 31.

[7]方长安.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J].文学评论，2002（6）：82.

[8]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6.

[9]张瑜.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72.

[10]Andre L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1]孙致礼.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01（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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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姜秋霞，刘全国. 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世纪末我国翻译文学主题和来源的调查与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1）： 67-72.

[14]许钧. 翻译思考录[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15]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6]李靓. 意识形态对《洛丽塔》在中国的译介影响研究[J]. 芒种，2017（10）：39.

（作者单位：上海杉达学院英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