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玮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纵观梁晓声的小说创作,无论是早年间的《今夜有暴风雪》《知青》,还是近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世间》,都反映出作家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他的小说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历史性和年代感,书写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人物,其作品也体现着男性作家对于大时代的把控力度与叙述兴趣。从这点出发,《中文桃李》可谓是对先前习惯性文学写作的反叛。这部小说寄寓着作家“为我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的愿望和“想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1]的思考,外化为切实具体的问题意识和对细节的切入关注。《中文桃李》通过叙写一群“80后”青年从求学、恋爱到工作、结婚的人生经历,将一个个小人物和小家庭放置在新旧跨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予以塑造,展现其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惑。在小说中,梁晓声建构了多维度的“围城”,人物身处每一个阶段都不得不面对和处置自身境遇,从而形成浪漫理想与现实处境的显著矛盾冲突,彰显了现代人于内在精神角度所面临的困扰与追求。此种困扰,贯穿其从求学到结婚的前半生,又在亲子两代人的身上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专业”“家庭”和“情感”错综交织的三重“围城”境遇。

一、专业“围城”——中文系的边缘处境

大学生和青年群体一直是梁晓声文学创作的重要对象,由于其教师身份,更容易关注到该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和问题。然而,他曾经更多着眼在中文系学生贫寒的经济处境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精神层面的情感缺失,而这又是伴随着时代发展愈演愈烈、不可回避的现实状况。因此,在《中文桃李》的写作中,作家“缩小了他的关怀空间,仅将视域限定在了大学校园的中文系”[2],尽可能深入到中文系学生的心理,从而为该群体发言,带领读者触摸中文系自身所建构起的“围城”。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义逐步成为20世纪末的核心命题。在此社会大潮的冲击之下,追逐经济利益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人们对经济和经商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下海”成为当时众多年轻人热衷的潮流,商业文化地位也因此获得提升。与此相对应,能够快速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地位的学科专业受到青年一代的追捧,人文学科则渐趋衰落,走向“边缘化”的存在,人文精神也遭遇到经济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梁晓声在《中文桃李》中展现了中文系的尴尬处境:“中文系,最大的筐,分数低的全都装”[3],不必说与经济、法律等热门学科比较,就连“对外汉语”的地位也已然完全处于中文系之上。除了李晓东、王文琪等个别男生自主选择中文系学习,占据班级绝大多数的女生几乎都是调剂而至,从入校当日便树立起逃离汉语言文学的目标。因此,作家笔下的文学课堂充满着不屑与混乱,汪尔淼教授反复强调“后排左边那名女生,别再看手机了。右边几名女生,请将与本堂课无关的书合上”[3]成为上课的日常状态,甚至有女生打着“去卫生间”的名义直到下课都没再回来。之后徐冉面对汪尔淼教授直言不讳“我选您的课,是因为听说您从不点名。我要考的是‘对外汉’的研究生”[3],更是将中文系的尴尬境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作为地方理工科院校,其文科专业本身就处于边缘地位,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实用主义至上的原则,实用价值较低的专业显而易见地滑落,而“对外汉语”虽和“汉语言文学”一样属于广义的中文范畴,却服务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战略,在就业和前景方面都更胜一筹,导致中文系的竞争压力从学院外部逐渐渗透到学院内部。为何中文系的处境愈加尴尬,作家在小说中不断思考和探寻着答案。

汪尔淼教授往往被认为是梁晓声的自比,他的身上寄寓了作家自身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在汪尔淼的眼中,文学是具有非功利价值的,人类社会最广泛的、“权力和金钱根本无法全部垄断的”资源就是文化,“而文学是文化现象生动鲜活的部分之一……从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余留’给普通人的可再生资源”[3],文学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揭示方面,也体现在对社会学规律的揭示方面”[3]。作家花费大量笔墨书写汪尔淼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以及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表明其对文学非功利价值的肯定态度。然而,当人物每每面对自身现实生活的困境时,文学则呈现出无力的态势,以至于建构起青年一代在专业理想和人生处境之间的“围城”。徐冉出身于农村普通劳动人家,她早早便将文学视作对解决生活实际困难毫无意义的存在,她最核心的人生追求,就是“为父母遮风避雨、能为村民解决蔬菜销路的实际问题”[4],因此她当时报考了更有发展前途的“对外汉语”专业,却不得已进入“汉语言文学”,通过考研逃离中文系,回到“对外汉语”是她最直接的阶段性目标。在徐冉身上,文学的浪漫理想是完全不存在的,她一切以现世生活水准为旨归,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李晓东所没有的清晰的方向性。然而,硕士毕业后的她却也没能摆脱“围城”的处境,工作机会的减少,对学历要求的提高导致她一度陷入迷茫。后来离开省城去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也并非一帆风顺,文学的非功利价值在此遭遇了怀疑与滑铁卢。

与徐冉不同,李晓东是带着充分的热爱与文学理想进入中文系的,以至于起初他自觉地与女生群体形成对立关系。他的家庭在经济条件方面可谓衣食无忧,求学过程尚算顺利,对这所省城大学也较为满意,中文系是其第一志愿,他也做好了在本专业大展宏图的一切准备。的确,他和王文琪等人在汪尔淼教授的帮助下,创办了校园文学刊物《文理》,并在之后的选稿、编辑方面费尽心思,付出血汗。然而,文学注定不是象牙塔,中文系学子也终归不可能永远在象牙塔内,毕业之后,下一批学生因为担心影响考研而无人愿意接手,李晓东屡屡更换工作,不断为现实低头,甚至为了省城户口担任清洁工,前往北京后一次又一次被房租打击,被工作打压,最后一点理想与自尊便在这“围城”中几近消亡。在徐冉眼中,中文系是“围城”,但逃离中文系后面对的依旧是新的“围城”;而对于李晓东,所有象牙塔式的理想都会和现实的“围城”冲撞,最终只能选择回归现实。梁晓声在对中文系边缘处境的体认中,也蕴含着对“80后”青年学子的人生关切[5]。

综上,对于专业“围城”的叙写,指涉的是人在当下处境中自处方式的困境与纠缠,无论将理想还是现实作为选择的出发点,最终都难以逃离生活的窠臼。个体在对自身现状的体认中,连结了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6]。

二、家庭“围城”——社会身份的差异体认

对于家庭的观照一直是梁晓声进行文学创作关注的重点。家庭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社会的缩影,通过人物在家庭中的生存环境展现,可以探究其性格产生的原生因素,发掘“小家庭”与“大社会”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中文桃李》着眼于“80后”青年的成长道路,这一代人正处于计划生育的核心阶段,其家庭环境同时具备了独一份宠爱与家长过分关注的双重逻辑。家庭对他们而言既是可以依赖并且在遇到困境时习惯性依赖的存在,又是试图逃离以追寻自由的束缚。

李晓东的母亲是典型的中国式母亲,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她们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唯一的孩子身上,“似乎都或轻或重地患上了一种‘母爱强迫症’”[3],往往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干预,导致孩子的个体独立性遭遇挑战。而大学青年外出求学,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独立思想和个体自由意识,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因此而产生。李晓东第一次假期从学校回家,刚进门母亲就“不许我动,不眨地端详我”[3],又提出要求“让妈看看你胖了瘦了……告诉妈你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妈给你做什么,别考虑麻烦不麻烦的!”[3]至此尚且可以将其母亲视为对孩子极其偏爱和宠溺的存在,但是后文的争吵将这份关心消灭殆尽。父母在餐桌前当面议论李晓东将来的发展,父亲认为“既然考上了大学,那就应该一鼓作气,考研、考博,什么专业不重要,提高学历很重要”[3],其观点彰显了作为社会角色的男性对于个人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而母亲则坚持“不论读到硕也罢,博也罢,最好还是回到灵泉来工作,将家安在灵泉,一家三口常聚”[3],两人甚至还因此大发雷霆,争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却完全无视李晓东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独立个体的存在,以致于他“不但吼了起来,还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竟使桌子上的盘子碗都震了起来”[3],本应温暖的回家之路戛然而止。这时母亲却说“不论当面议论还是背后议论,永远都是我们爸妈的权力!因为你是我们的独生子!独苗!如果你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想让爸妈总议论你也不可能,有时候还轮不到我们关心你!关心你才议论你,议论你就是关心你!不但要议论你的现在,更要经常议论你的将来。在我们有生之年,你永远是我们的议论话题。在我们的三口之家,一切与你有关的事都是头等大事,谁叫你是我们的独生子呢?”[3]这一段发泄更是将这种代际之间的冲撞直截了当地表露出来,家庭对于这群青年而言几乎等同于镣铐和枷锁,时刻掌控着前行的方向。这种掌控绝不仅仅存在于某一个阶段,而是贯穿从求学、工作到爱情、婚姻的方方面面,母亲面对儿子的对象是农村女孩时的愤怒,对儿子私自前往北京寻找工作的无奈,无一不是代际矛盾的展现。而这种矛盾又不单单存在于“80后”和父辈,也存在于其和子代之间。在与父辈的冲突中,最终以李晓东的胜利反抗——母亲同意他和徐冉在一起而告终,可他的理想却遭遇到下一辈人的观念冲击。李晓东的儿子对其父的文学理想不屑一顾,对父母所学的汉语言文学也并不认同,他从初中就下定决心追求成功,而在子代观念中的成功,是成为“人上人”,是名利双收,是成为不普通的人。正如母亲对李晓东的妥协一样,他也对自己的儿子采取了不得已的妥协态度,这不能说不包含着作家对于代际传承的用心思考和经营。

然而,如果只是将家庭处理为桎梏般的空间,则未免太过简单,梁晓声在文字中并未将家庭单一化,而是将其塑造成一边试图逃离、一边赖以生存的“围城”。李晓东的父母体面的工作、良好的经济条件使他的成长环境衣食无忧,因而步入社会之前他从未面临生存困难。纵使和父母之间存在争执,却也并未完成真正的独立,他几乎把家庭看作生活的一切,认为自己是“天生为生活本身而活的人,进言之是对家究竟如何很在乎的人”[3]。大学即将毕业之际,他也想过依靠父母的力量在省城获得户口,这其实都体现了家庭于他而言想逃离却又无力彻底逃离的“围城”意味,也彰显了他虽已觉醒但不够成熟的个体意识。当然,最后李晓东选择当三年环卫工人来获得省城户口,而不是动用父母的关系,后又因多方原因前往首都闯荡,标志着其依赖心理的彻底扭转和经济、心理地位的真正独立[7]。

对于家庭“围城”的叙写,指涉的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个体,在面对最初的社会性空间时所承受的身份困境。个体在完成身份体认和确证的过程中,家庭无疑是不可避免的环节。通过家庭观照个体,实则是对传统中国文化因子的回应与思考[8]。

三、情感“围城”——现实困境与情感冲突

无论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底气,还是在选择专业方面的固执,都可以从中发觉李晓东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理想化”并非个体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80后”群体在充满机遇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所具有的共同面貌。然而,他的理想主义却不断遭到现实的冲击,以至于他一次次陷入情感“围城”,在反复的纠结和选择中不断自我质问,又不断走向坚定。

李晓东起初的选择并非是和他家庭情况完全不同的徐冉,而是同学郝春风,因而才有小说开篇的“我在列车上认识了冉。她成为我的妻子违背我的人生规划”[3]。他心里拥有足够的浪漫理想,却也必须顾及外界的现实境况,他对郝春风的情感只是源于其外表出众、性格和善,更重要的是家庭条件与自己门当户对。至于郝春风的性格如何好,又如何与李晓东契合,小说基本只字未提,人物的具象也就被功利的现实准则模糊化。在与徐冉的交往中,他一直担心对方与父母的见面,因为他内心始终无法真正无视父母对他的择偶要求。然而,对徐冉越来越深厚的感情又使他无法抛弃对方而追求现世利益,可两人的感情中依然夹杂着李晓东自身无法放逐的浪漫理想,那就是对于未来的规划:“我想我的人生将注定是平凡的,人生目标太高大上的爱,我陪着走不了多远就会累怂的。爱情诚可贵,但我也不能为了爱将自己的人生搞到那么糟糕的地步啊”[3]。因此,无论是在暧昧阶段面对徐冉拮据的家庭情况产生的犹疑,还是在面对父母阻挠时的无助、烦躁,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执否”之问,都是李晓东在情感“围城”中纠结的表征。然而,这反复的问题最终被“我执”所回答,逐渐坚定的自我答复中蕴蓄着对于爱情责任的践行和对于情感困境的挑战。李晓东所言“自从我和冉的关系成为那样一种关系,我已经没有所谓自己的人生选择了……我俩都已不是从前的自己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型的自己了”[3],标志着理想与浪漫在和现实的斗争中逐渐让位,“家庭责任作为爱情责任的终点”[9]的追寻,构建起超越爱情功利性的意识思维。

面对情感“围城”的困扰,性爱成为二人排解惆怅的关键方式。身体是个体最真实的存在,梁晓声没有否认身体作为确证自我存在最真切的工具,并尝试揭示身体与精神的内在逻辑,在身体满足与情感失落的对照中思考生存问题。从省城前往北京,即使中产阶级家庭尚且不容易支撑起首都的消费,更不必说李晓东不愿问家里要钱,徐冉更是近乎“一贫如洗”的现实状况。两人无疑是都市中的“边缘人”群体,没有稳定的工作,缺乏固定的住所,只是在老同学王文琪的帮助下勉强度日。徐冉的工作是王文琪特殊照顾的产物,经常下剧组的工作模式导致两人基本无法见面;李晓东则是因为房租战战兢兢、勉强过活。两人的日常吃住在这半地下室的环境中尚无法满足,情感和精神的失落就更是自然而然。他们无法从外在的世界中拥有获得感,只能将满足付诸性爱,一场在北京,在夜晚,“在半地下室的小屋里,在两张并起来的、不少修脚人躺过的单人床上——那一次灵肉互动的做爱……”[3]灵与肉是作家在小说中意欲引发思考的问题,正如汪尔淼解读《灵与肉》时所言“善良是他俩的共同天性,这天性属于‘灵’的范畴,而且应该是‘灵’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所谓‘灵犀相通’,在主体上相通就可以了,不必非求‘精神的全面认同’”[3]。李晓东和徐冉由于原生家庭环境的差距,实在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共鸣,但徐冉姣好的面容身姿让他的性意识萌动,两人肉身的、性欲的吸引是绝对优先于思想契合的。更进一步的交流沟通逐渐使李晓东发现了徐冉性格中的真、善、美,而李晓东虽为中产阶级出身却愈加独立、不依赖家庭的性格也让徐冉为之感动。最终,当两人在北京带着共同的理想目标打拼时,才真正完成对于对方内在精神的认可与接受,性爱不再是肉体的独立欲望,而成为情感的确证与灵肉和谐的表达。但必须承认的是,灵肉合一的性爱带给了二人情感的满足,却并未扭转其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最终他们还是离开了北京,回归灵泉[10]。而回归后的生活与北京相比有着本质性的区别,那种惬意和舒适不也正是灵肉和谐的外在显现吗?

对于情感“围城”的叙写,指涉的是对社会“边缘人”群体的体察与关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城市生活的诱惑力,促使群体心理愈演愈烈的城市追求,然而物质生活的困境又导致身体与精神的矛盾冲突。坚守,还是回归,两种选择成为挑战“围城”的路径。

四、结语

在熟悉的宏大时代叙事之外,梁晓声带着“为学生”的想法,创新写作路径,完成这部着眼现实中细节问题的《中文桃李》。从中文系的尴尬处境,到社会身份的差异体认,再到现实困境中的情感冲突,可以看到“80后”青年一代从学业、事业到爱情、婚姻的重重“围城”。作家通过中文学子不得不走出象牙塔般的理想而面对冷酷多变现实的书写,深切发掘了代际之间的精神谱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