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欧阳修《六一诗话》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诗学经典,对后世诗学的建构、诗歌的创作以及当下的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对《六一诗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写作动机、继承与沿袭、内部史料真实性、诗学观点以及对比研究等方面。鲜有人注意到《六一诗话》有着极强的交互性和实录性,其中的部分内容对于还原欧阳修等北宋文人士大夫形象有着独特的作用。在《六一诗话》中除诗学观点外,引人注目的还有这一群体面对公与私时对其所做的调和。其实在中国和西方哲学价值体系中,由公(public)与私(private)衍生出的论辩传统影响深远。张吉就曾在其《读象山语录二绝》诗中写到:“欲知儒术异禅宗,只在公私大小中。”以公私作为区分儒家和禅宗的首要因素。可见公私观在儒学中是极为核心的因素。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新书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1]也以十一世纪的中国为文化背景,引入公与私的概念再度审视了北宋独具一格的文化史。

借鉴宇文所安教授先例,本文从公与私的对立与调和这一视角再度审视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以及其中展现的十一世纪欧阳修、梅尧臣、苏轼、苏舜钦等文人士大夫形象。以《六一诗话》等文本建构起来的以欧阳修等为中心的十一世纪文人士大夫形象具有高度的真实性,通过有代表性的文人士大夫群体的真实形象并探究其形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其形象与文学转型的映照关系,有助于更深刻的了解十一世纪北宋士大夫的形象以及北宋文学转型的深层动因。为何公与私的对立与调和这一问题在北宋显得尤为突出?北宋文人士大夫为何执着于调和公与私的矛盾?努力调和公与私形象的文人士大夫形象与北宋的古文、诗、词转型有何联系?

一、文人士大夫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呈现出的公私兼济形象

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在每一历史阶段,其突出特征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如果说盛唐的文人士大夫普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爱国情绪高涨、渴望建功立业,那么北宋十一世纪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在《六一诗话》等文本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沉稳、公私兼济。而这种公私兼济甚至以公为先的形象,则有着深层的原因。

(一)商业经济繁荣赋予士大夫更多满足私欲的可能

“在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基础上,两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起来,以北宋为例,真宗景德年间的商业税总额为四百五十多万贯,北宋后期则增至一千万贯以上。”[2]经济等因素对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及文学创作有着重大影响。正如宇文所安在其著作《华宴》中所提及的文与可的绘画价值、苏舜钦购得园林的收入来源等案例。十一世纪商业文化蓬勃发展,文人士大夫的诗作、书法、绘画等具有了相当高的商业价值。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就曾提及众人抱细绢于门前求文与可为其作画的盛况。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也写道“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集子卖出过十两银子的辣价钱。”[3]这进一步充实了本就重文轻武的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经济实力,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实现私欲,具体表现在对于私家园林、玩好的痴迷,这使得十一世纪文人士大夫们谈及其玩好及为自己玩好立论的文学作品数见不鲜。

欧阳修也不例外。在《六一诗话》这一篇幅并不长的文本之中,欧阳修就多次表现出其个人欲望。按克冰的划分,《六一诗话》第六条便是例证。“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余家旧蓄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会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声清越如击金石,遂以此布更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4]对于这一条的解读,后世的读者更多地把目光放到了文学的传播因素上,忽略了其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欧阳修公私兼济这一形象之中私的一面。“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一句,是欧阳修的真情流露,而这也表现出他对于珍藏私人玩好的痴迷。

无独有偶,《六一诗话》第二十五条同样除表达诗学观点之外,非常写实地表露出欧阳修对于私人玩好的爱不释手。“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余家尝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筹笔驿诗》诗。曼卿平生所自爱者,至今藏之,号为三绝,真余家宝也。”[4]对于自己玩好的津津乐道,表明虽为文人士大夫也难以避免私欲。

不止是《六一诗话》文本本身,《六一诗话》书名中的“六一”来自“六一居士”这个号,居士二字给人一种淡泊名利的错觉,但深究称号的背后我们对此却有不一样的观点。在为自己私欲立论的《六一居士传》中欧阳修说出了何为“六一”,即“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可见,“六一”与居士是有对立因素在的。在《六一居士传》结尾,欧阳修甚至表明此五物带给他这一老翁以无法比拟的乐趣,而身居官场给他带来的是劳心劳力。因为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他甚至表明自己想告老还乡,在自己购置的私家园林中把玩其玩好直至终老。

不仅仅是欧阳修本人,在《六一诗话》这本诗学著作兼言行录之中所提及的苏轼、苏舜钦等,考其生平及其创作都不难发现其私欲。苏轼自称好石成癖。他一生收集无数石玩,不仅有名贵的砚石、太湖石,也有普通石头品相奇异者[5]。苏轼一生酷好奇石,写有不少吟石诗文,如《仇池石》《壶中九华》等。而苏舜钦则钟爱私家园林,在苏州为自己购置了“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的沧浪园。与欧阳修关系时敌时友的司马光,也在其官场失意之时为自己在洛阳购地二十亩以修建私家园林独乐园。深究其私欲的原因,与北宋商业经济的繁荣紧密相关,这使得他们在俸禄之外拥有了更多的财富以满足其私欲。

(二)在诗话中对友人的宽容与展现的诗学偏好

《宋史·欧阳修传》中通过具体事件构筑出的欧阳修刚直不阿的形象是不失公允的。但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也表现出自己的诗学偏好,对友人的诗歌及诗学观点的评价也更宽容。这些问题,都在文人士大夫留给世人的传统印象的滤镜之下被忽略掉了。在上文分析了其私欲存在的前提之下再度审视《六一诗话》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对孟郊、贾岛和追随晚唐诗风的九僧诗人流露出嘲讽的意味,认为他们要么顾影自怜、沉溺自我境况,要么吟风诵月、醉心自然,这是与他的求真载道的追求相违背的。对于西昆体的批判,他就直击杨亿等人诗歌的语僻难晓之弊。由此可见欧阳修对他人的诗歌评价是较为严苛的。正如克冰所说,“欧阳修似以史家的公允态度记录事实,但在他似乎不表态中表明了自己的好恶取舍。”[6]

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在《六一诗话》中多有被提及。其中,欧阳修提及梅尧臣的次数最多。若以克冰评注的版本将《六一诗话》分为二十九条,则其中提及其好友梅尧臣和苏舜钦的就高达九条。其中提及梅尧臣的为八条,分别在第五、六、八、十三、十四、十六、二十一、二十八条。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梅尧臣正是这位文坛主盟最好的朋友。其中不仅涉及对梅尧臣的诗歌评价,还多次涉及转述梅尧臣的诗学观点。总体而言,欧阳修对于梅尧臣的诗歌评价、诗学观点是较为宽容的。

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诗歌、诗学观点的评价没有一句否定之言。第五条“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4]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欧阳修好友的苏舜钦与梅尧臣的诗歌,共同处在欧阳修的评价之下时,欧阳修说难分高下优劣。第十四条欧阳修写道:“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4]

但事实并非如此。欧阳修与梅尧臣诗歌以及诗学的差异,大概在于梅尧臣更注重写“实”,而欧阳修更注重载道。欧阳修认为第一等诗歌是载道的,穷而后工之诗是第二等的。如上文提及的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评价,他应是“穷而后工”,而未如欧阳修在《宛陵集序》中所谓的“用于朝廷”。苏舜钦政治上支持改革,诗歌内容多揭露黑暗、抨击时弊,而且他赞扬推崇韩柳古文,这显然是更符合欧阳修诗文载道观的。但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第十四条中两次表明梅、苏二人不能优劣。在《六一诗话》中同样苦于吟咏、构思极艰的晚唐诗人孟郊、贾岛却没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就不难让人联想到欧阳修是在维护自己的友人梅尧臣。所以这是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表现出私的又一例证。当然不可否认欧阳修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士大夫,但是文人诗歌品评难免有自己的偏好。

二、文人士大夫因新儒学及政治挤压而试图调和公与私的努力

十一世纪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在商业经济的催化下,萌生出一些私欲。可是来自外界的作用力往往并非只有一种,在十一世纪这一特殊时期,新儒学和政治党派强调抑私扬公的情况之下,文人士大夫面临着不得不调和公与私的问题。

(一)新儒学及政治对文人士大夫提出了新要求

当代学者称宋代儒学为新儒学。它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由此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新儒学道德观的抑私扬公、政治党派对私的干涉与文人士大夫对私欲的满足感到快乐,由此产生了公与私的冲突与矛盾。一方面是新儒学道德观和政治党派抑私扬公的干涉,一方面是经济实力增强而扩大的私欲。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对欧阳修等人提出了尖锐挑战。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一书中指出“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则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政府。”[7]新儒学大家在北宋往往身居高位,因此新儒学思想和政治的交融极其明显。无论是仁宗朝主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还是熙宁、元丰主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他们都是新儒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写下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都是其抑私扬公的明证。作为回应,欧阳修也喊出了“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口号。王安石在《节度使加宣徽》中亦写到“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这无疑也给文人士大夫施加了无形的道德压力。而十一世纪文人士大夫从贵族门阀手中接过政治地位并处于地位顶峰,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并非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隐居者一般处于帝制系统之外,而大多是中央文官体制内的代表,因此他们更需要在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为自己的玩好与园林构筑起美学空间。

回到《六一诗话》文本之中,不难发现欧阳修也力图让自己显得公允的例证,以至于后世诸多研究者认为欧阳修评诗不怀偏见。他反对西昆体的浮艳,不满晚唐体的虚空,质疑元白体的浅显,不喜欢释家、道家,但并非全盘否定,也认可他们诗歌创作和诗学观点中好的一面。《六一诗话》第十二条“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4]这亦是对晚唐诗歌佳处予以认可。欧阳修本人生平是不好杜诗的,刘攽《中山诗话》便记载了“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4]《邵氏见闻录》中也记载了欧阳修说杜诗太俗。但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论及杜诗时,还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第九条“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五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不能到也。诸人所用皆不如。”[4]欧阳修在这里也是毫不吝啬地肯定了杜甫炼字的精妙绝伦。正是欧阳修这一前后矛盾导致南宋作家陈岩肖以为此则是“后人之言”。在新儒家道德观及政治党派抑公扬私的挤压之下,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也有尽可能的去维护自己评诗的公允。那么在新儒家道德观以及政治党派抑私扬公的背景之下,文人士大夫调和公与私的矛盾的目的指向又是什么?

(二)文人士大夫为维护形象对公与私所做的调和

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是否能万无一失地避免诸如干涉私人领域的王安石政治派系和抑私扬公的新儒家的攻击,从具体案例来看,晚年的欧阳修为自己的私欲寻求空间立论的《六一居士传》,招致了新儒家的攻击,以致于需要苏轼为之巧加辩护。无独有偶,司马光在隐居洛阳时也试图在《独乐园记》中为私家园林寻求合法论证,但最终在新儒家道德观和政治强权的双重压迫下终至坍塌。

溯源前代经验,文人士大夫们在先秦儒家学说中寻求到了调和公与私的答案。孔孟学说给北宋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中唐以降白居易等人未能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这给了文人士大夫灵感,即寻求一种众乐。占有是为了获得其中之乐,既可以是所有权的物理占有,也可以是口头式的虚拟占有。欧阳修、苏轼等创造性的以命名方式对物进行文学式占有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使得十一世纪文人士大夫的私欲在道德与政治的挤压下营造一方容纳空间成为可能。

如此一来,如著名汉学家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一书中指出的,文化精英的私人领域已发生变形,而这种变形的主动或被动与文化士大夫的声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些对石癖抨击最猛烈的诗人往往就是最富激情的石头癖好者本人,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无一免嫌。”[8]艾朗诺(Ronald Egan)在《美的焦虑》(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一书中也提出十一世纪士大夫对美(其中包括艺术品)空前热烈的追求之际也滋生弥漫焦虑感。不仅欧阳修感到“其‘书’之美与其‘书’之善往往不可兼得”[9],苏轼也如杨治宜在《“自然”之辩》(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 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Su Shi in Poetry)[5]中所指出的面临着内心乌托邦追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苏轼一方面强调对物应保持一种超然态度,一方面却无法掩饰对玩好的喜不自胜。这些矛盾都是其焦虑的鲜活反映,而焦虑来源于对声名形象受损的畏惧。

那么用命名的方式调和公与私是否有成功的尝试之例?早年身为太守的欧阳修,以政治高位的身份创作《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为其留下千古声名;黄庭坚在为富商韩渐正作《松菊亭记》时,亦期望韩渐正与民同乐以流芳后世、福泽子孙,这都是成功的命名案例。由此可见,当文人士大夫为“独乐”寻求合法性时,往往带来被攻击的危险,甚至招致溃败,只有以命名方式为实现“众乐”服务之时,主动服从或收编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姿,才能起到调和公私矛盾的作用,并为其带来流芳千古的声名形象,耽于一时之乐亦须师出有名。大量试图调和公私以维护文人士大夫声名形象的文学文本流传于世,这也暗示了一场文学转型的发生。

三、文人士大夫调和公私与十一世纪文学转型的映照关系

十一世纪的北宋文坛,无疑是十分吸引后世关注的。诗学著作频出、诗文革新运动蓬勃发展、词的发展蔚为壮观。而诗学、诗文革新运动与词的进一步发展都与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是人学,从新儒家道德观以及政治与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即文学创作主体的人的形象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转型,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一)文人士大夫形象与十一世纪古文革新

唐宋古文运动最初是由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等发起的。《宋史·文苑传序》论述北宋文学盛况时写到“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其列举的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正是北宋古文革新的先驱与柱石。包弼德(Peter K. Bol)在《斯文》(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一书中指出晚唐和北宋是唐宋思想转型的多样化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生活被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所包围。”[10]文人士大夫们在古文中试图调和公与私的矛盾,无意中助力了这一“创造性的张力”。

实际上文人士大夫调和公与私是处理文与道关系的具体体现,而文与道的关系是十一世纪北宋古文革新的重要内容。古文运动是初唐至南宋从文学文化之学转向伦理道德之学的关键节点,对价值观的自觉思考使得古文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意义远甚于文学运动。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以政治地位和文坛影响力推动古文运动再次兴起,在古文创作中为维护其公私兼济形象,对新儒学家重建内向型儒家伦理道德所做的回应与思考,使得北宋古文的精神内容和表达方式都得以拓宽。

在以欧阳修为中心的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努力之下,五代宋初弥漫文坛的以“五代体”和“西昆体”等为代表的靡弱文风得以矫正。十一世纪的古文实现了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文道一统,有异于停留在形式的模仿上的晚唐古文运动,至此唐宋古文运动达到了高潮。

(二)文人士大夫形象与十一世纪宋诗风格

陈衍“诗莫甚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就将十一世纪元祐年间宋诗的地位提到了和唐诗同样的高度。但其实十一世纪初期北宋诗歌以靡丽的西昆体为主,正是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取法韩愈,使得宋诗风格为之一变。清人叶燮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11]梅尧臣、苏舜钦创“苏梅体”,其诗清淡兼有风骨,朝野诗风为之改变。后来擅长古文的苏轼、王安石又继欧阳修之后主持文坛,进一步发展巩固了宋诗的特点。

宋诗议论化、散文化、有说教意味的特点,从“以文为诗”的欧阳修开始,到王安石、黄庭坚达到极致,其原因是由于新儒学的发展及由此形成的道德观念所造成的。这种独特的诗风的形成,与十一世纪北宋文人士大夫形象产生的深层因素是一致的。公私兼济的士大夫们又怎会在诗这一相对严肃的体裁中宣泄微情呢?

宋诗在唐诗登峰造极之后能够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成为继唐诗之后诗歌的又一座高峰,为后世留下具有时代鉴赏意义的诗作,是宋诗的贡献所在。而造就宋诗的,离不开新儒学道德观对文人士大夫形象的约束。那么在诗、文中都保持公私兼济形象的文人士大夫们,又在何处为自己寻一处书写真实性情之地呢?

(三)文人士大夫形象与十一世纪词的兴盛

纵观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史,成就最为突出的除了日臻繁盛的诗文革新之外,还有词的兴旺发展。宋词在欧阳修、苏轼之际走向高峰,一在于大量文人士大夫进行创作,二在于吸收借鉴了宋诗的长处。“从‘诗词间作’之诗人,到‘诗词兼作’而以词擅场的词人,再到‘诗词兼擅’的大词人欧阳修出现,宋词随着宋诗的成熟,也走向了繁荣。”[12]文人士大夫形象与词这一文学体裁的繁荣又有何因由?宇文所安在《只是一首歌》(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中指出,“当社会道德与政治渐趋统一,词这一被隔离在社会意识形态空间之外的文学体裁成为文人们倾情宣泄的重要渠道之一。”[13]

在宋代文学观念里,不同的文学体裁承担着各自的功能。从苏轼提出的“词自是一家”到后世的李清照在《词论》中强调“词别是一家”中便可管窥。“面对德业文章道貌俨然而情词创作缠绵沉挚的欧阳修,有些学者用‘双重人格’‘人格分裂’的概念评价其人格。”[14]但其实这是由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把文体的区分看得十分重要,词有词适合的风格和表现内容。北宋词更多的承担了抒情功能,所以文人士大夫调和公私矛盾,以维持自己公私兼济形象的文本,大都是承载伦理道德的古文以及诗,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在北宋承担了更多抒情功能的词,顺理成章地成为文人士大夫们试图逃离新儒家道德观和政治党派约束的一种文体。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这一时期所写的词与其同时期创作的诗、文普遍是大异其趣的,这才有了后世认为欧阳修“精神分裂”之说。如果说文人士大夫在诗、文之中保持自己公私兼济的形象映照了古文的内核,反映了宋诗的风格特点,那么文人士大夫以词宣泄私人的微情也推动了词的兴盛与发展。在他们的介入下,词这一文体从“伶工之词”走向了“士大夫之词”“诗人之词”,词这一文体的表现内容得以拓宽,其地位也得以提高,为宋词成为继唐诗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颗明珠埋下了伏笔。因此,文人士大夫形象与近世文学的转型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文类选择的能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