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家，她的《一个人的战争》《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致1975》，一直到《北去来辞》《北流》，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作品。特别是《一个人的战争》，它定义了中国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或者说正是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中国女性文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女性文学崛起的诸多原因，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女性文学毕竟已经成为事实存在。她们的队伍并不庞大，但声名显赫，并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前卫意识的文学群体之一。林白置身于这一群体当中并占据突出位置，她的作品曾在多种不同的解读中变幻莫测。她得到过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同评价。对她的评价，在一段时期内曾暧昧而含混。但我一直认为，林白是个浪漫而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一个自信而又勇武的作家，那些从沙街走出的女性们，一开始就不在传统的“解放者”的序列中，她们既有些古怪又生气勃勃，既自以为是又惊世骇俗。于是，便有了狂妄的《一个人的战争》、华丽的《守望空心岁月》、优雅而哀婉的《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以及《北去来辞》。林白写作这些作品时，内心充盈着激情和冲动，她自信地揭示了女性精神范畴被遮蔽的另一世界，她的人物虽然不合时宜，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了流行话语对女性的期待和猜想。然而，林白创造的人物显然也只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本的存在形式，她们只有在林白式的想象中才卓尔不群、触目惊心。面对持久的生活秩序和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网络，那些生不逢时的女性只能绝望地完成一次次致命的飞翔，而难以在现实的土壤上驻足。因此，从本质上说，林白的上述作品仍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不同的是，它们被注入了东方女性的当代想象。那突兀而细致的感受和语言冲击力，使林白在女性文学中格外引人注目。后来，林白又不断拓展自己的艺术领地，写诗、画画、写字，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一个人进入自由状态随心所欲的表征。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时，《北去来辞》进入前十险些获奖。这是旧话无须重提。现在要讨论的是林白新的长篇小说《北流》。林白：《北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北流》书名很神奇。那是一条向北流的河，是隐喻，也是象征，北漂和北流也有一种同构关系。

用林白的话说，《北流》是一部装得下自己全部感受的书，因此也是一部风流浪漫的书，是一部用自己的方式同世界对话的小说，也是对个人生活或者故乡回望的小说。这种小说当然不是自林白始，沈从文的《边城》，齐邦媛的《巨流河》，都是对自己个人生活或者故乡回望的写作，而且都是从河流切入。他们有相似性的东西，这种相似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沈从文没有到过北京和上海的经历，就不会写出《边城》；林白没有北漂的经历，也不会写出上述那样一些作品。我多次讲过，这一现象特别像赛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他说是西方照亮了东方，通过西方发现了东方。这当然这是西方中心主义；我们也可以说是东方照亮了西方，通过东方我们看到了“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如果沈从文没有这种创伤的经历，他的湘西小说不会写得那么美好，那时的湘西没有被个人挫折经验照亮，湘西的诗意还没有被沈从文认识到。林白也一样，如果没有她北上或北漂的经历，“北流”被重新认识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是北漂的经历，让她发现、书写和创造了另一个家乡，另一个“北流”。这种说法特别像季羡林先生的说法，季先生说回忆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认识到的、感兴趣的东西重新组合起来，于是我们就成为过去的统治者。《北流》也是把过去重新建构起来的。这个《北流》，是回北流记，出北流记，是林白重新构建起来的家乡，如果林白一直在北流她不会这样书写。所以我觉得林白首先是用小说同家乡对话、同时代对话，特别是同各种文学观念对话。但是，故乡对作家意味什么？作家东西在《故乡的伤害成就作家》中说：“凡是有故乡的作家，往往都会被贴上故乡的标签，比如绍兴之于鲁迅，凤凰之于沈从文，美国密西西比州拉斐特县之于威廉·福克纳，哥伦比亚北部小镇阿拉卡塔卡之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山东高密大栏乡之于莫言。因为出产著名作家，这些故乡被美丽的词句包围，尽情地享受着世人的赞美。故乡因作家而自豪，作家因故乡而生动。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都不会否定故乡对自己的贡献。于是乎，故乡变得优点突出，其正面功能被无限放大，而缺点却被忽略。”东西：《故乡的伤害成就作家》，见当代广西网，2016年4月20日。那么，《北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盛大的开篇和对话

《北流》独特的开篇扑面而来。这是被命名为《植物志》的20首诗歌：“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你自灰烬睁开双眼/发出阵阵海浪的潮声/在火光中我依稀望见你们/那绿色的叶脉灰色的蝴蝶/一同落尽黑暗的巢穴/年深日久/你们的星光被遮住了/越过水泥丛林我望向山峦/你们开始上升/那一群水牛在哪里/丘陵般苍灰色的牛背/移动着，成群结队。”这是翠綠的南方从时间中涌来，是巨大的生命从时间中涌来。诗中不厌其烦地列举着我们不熟悉的南方植物。这些生长在北流、生长在南方大地上的大树——仁面果树、凤凰树、玉兰树、木棉树、苦楝树、榕树、万寿果树、龙眼树、芒果树、番石榴……还有那些娇艳无比的花朵——木棉花、凤凰花、鸡蛋花、美人蕉花、扶桑花、芭蕉花、槐花……当然还有绿满天涯般的剑麻、菠萝等。这是生命蓬勃的南方热带的大自然，它们包裹着自然的神奇和秘密。在林白的诗里，它们隐秘盛开，肆无忌惮。这是北流的生命基因，它们是自然基因，也是文化记忆。无论人与自然，都因北流盛大的植物而充盈着巨大的生命力量。无论到了哪里，北流人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都一目了然，分外抢眼。因此，《植物志》是语词的狂欢，植物的狂欢，家乡北流的狂欢，也是生生不息的南方生命的狂欢，是对南方万种风情的礼赞。这使我想起了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林白为什么如此赞美南方的植物？因为她对北流从未忘记。对家乡的热爱该怎样表达？就是对那些具体事物具体意象根深蒂固不能磨灭的记忆的赞美。这就是热爱！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的对家乡的情感，则是林白——李跃豆亲生命性的无意识流露。那蓬勃的无可遏制的植物，就是与李跃豆有关的生命。人类复制了亲生命性的基因，他对所有的生命便情不自禁无可遏制地引吭高歌！我在评论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时说，阿来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电影，如果可以概括出一个特征的话，在我看来，那就是“亲生命性”。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爱德华·威尔森把这种温暖又朦胧的感觉称为“亲生命性”，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他生物间的情感纽带”。这种亲生命性，首先是对人——也就是对同类的亲善，同时包括人与自然的联系，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威尔森从两个基本原理出发，推演出社会生物学的大部分理论：第一，动物的进化不仅是结构的进化，而且也包括行为方面的进化。因此，动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百万年来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通过遗传、变异、演化而来的。换言之，动物行为也是进化的产物，也具有自己的进化历史。第二，一切生物进化过程的主角都是复制基因，生物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每个个体都不过昙花一现，唯有基因可以长存不朽。而“亲生命性”，就是人类通过演化的社会基因。转引自孟繁华：《一部绝处逢生的杰作》，《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

关于《植物志》，林白曾自述说：“那段时间写诗的状态比较好，总有一种想写点诗的愿望，写什么呢，我想就写北流各种各样的植物吧，我就命名叫《无穷无尽的植物》，写许多植物……写的植物越来越多，就成了一首长诗。这首长诗放在前面作序是很险的，差点就放不上去了，很容易被杂志和出版社回绝，因为这不是常规的小说。很幸运的是《十月》杂志首刊的时候保留了这首长诗作序，之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单行本也保存了。这是幸运。极端地说，《北流》的精华是这首长诗和后面的异辞、后章、尾章部分。”林白、罗昕：《北流的注解》，《作家》2022年第9期。

小说在结构上完全是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是碎片化的。她没像齐邦媛那样，把一百年的历史用特别宏大的叙事构建起来，从她父亲离开巨流河开始，一直到台湾，这一百年的漫长过程，发生多么大的历史性的重要变化。《北流》不是。这和林白的小说观念有关系，林白说她喜欢碎片。她觉得这符合生活的状态，历史发生再大的变化，其实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究竟生活和历史的大叙事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另外，林白的小说观很有意思。比如她说一个人的生命气质决定了小说的面貌。这个讲得好，不同的小说正是因为不同作家的不同生命气质决定的。《北流》显然是林白的生命气质决定的。我们在小说里确实看到了林白与众不同，她的“碎片说”是与整体性的对话，也是与传统小说结构的对话。她对底层关注是注定的，但她不是站在别处的一种张望，而是身置其中的体悟和感受，或者说她是从自身的生命出发，散发出的是自己生命的气息，是自白，而不是代言。她的自白是与代言的对话，她的焦虑是与“喜大普奔”的对话，她的个体性差异是与性别差异的对话。她的写作在《北流》里有变化，这个变化已经放弃了像《一个人的战争》那种非常激进的女性主义。这个变化我是特别喜欢的，我虽然对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一直持有不同看法，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女性文学参与了打破坚冰的历史运动。所以，女性文学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另外在小说内部，林白用注、疏、笺、异辞的结构方式，继续颠覆和对抗线性的小说结构。但无论小说在结构上多么诡异，多么具有现代气质，总体上这部小说还是回北流记和出北流记的对话。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现在的林白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对小说现代性的追求锲而不舍，这方面她从来没有安分守己。但她一直没有忘记细节的重要，因此《北流》的气质是现代的，根基却是细节的胜利。这些细节包括“李跃豆辞典”，那里跃然纸上的几乎都是生长着、腾越着充满勃勃生机的植物和事物，特别是北流的吃食冒着蒸腾的热气。北流虽远，但一切并没有远去，北流一直是讲述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经意间，边地风情和日常生活扑面而来，因此这是一部整体模糊、细节真实又清晰的小说。多年来，林白就是这样极其暧昧地站在文学前沿，她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极端化的个人曼妙姿态又欲说还休。有了林白，文坛便更加生动。

读《北流》，会想起林白其他小说讲述的情节。我们还记得，北漂的林多米求职的漫漫长途和屡败屡战，隐喻了林多米无法进入社会，或者被社会拒绝的命运。于林多米而言，作为一介书生，她对这个社会是陌生的，或者说她对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并不熟悉。她可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这并不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先决条件，它并不意味着因此比别人优越。进入任何一个社会，除个人的才能和偶然的机遇外，对意识形态的熟悉和认同程度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被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认同。所以林多米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该社会中就越具有现实力量。林多米看来没有接受社会足够的教化，她不会推销自己，不会见人就侃侃而谈并从容自若。进一步说，林多米面对着社会时，似乎还多少有些怯懦，有些自卑，甚至在潜意识中盼望着逃之夭夭。面对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她软弱之极。还有《万物花开》中的人物也由过去我们熟悉的“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脑袋里长着五个瘤子的古怪男孩。窗帘掩映的女性故事或只在私密领域上映的风花雪月，在这里置换为一个愚顽、奇观似的生活片段，像碎片一样拼贴成一幅古怪的图画。瘤子大头既是一个被述对象，又是一个奇观的当事人和窥视者。王榨这个地方似乎是一个地老天荒的处所，在瘤子大头不连贯的叙述中勉强模糊地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林白的人物大多是社会边缘人物，他们难以融入社会主流。而在《北流》中，她发现自己是一个说方言的人，正如莫言发现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也就是說，这些人从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的幻觉逐渐在向边缘撤退。80年代构建的人的主体性正在溃败。这个现象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北流》同80年代文学的对话。

北流的创伤记忆

林白的小说大多与个人经历有关，是家乡北流给了她不尽的灵感。这也与郁达夫关于小说是作家自叙传的说法吻合。不同的是林白的小说超越了自叙传，比自叙传更加宽广和丰富。这种情况我们在《说吧，房间》《致1975》《北去来辞》以及这部《北流》中，都可以得到确认。“注卷”“疏卷”“散章”“后章”“时笺”“异辞”“尾章”“李跃豆辞典”等的设置，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事实上类似的结构在林白此前的小说中也曾若隐若现，比如“妇女闲聊录”及“补遗”。这个“闲聊录”以“仿真”的形式记录了王榨发生的真实事件。所谓事件同样是一些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生活片段，同样是细微得不能再细微的日常符号。但在小说中却有了“互文”的作用：正文发生的一切，在“闲聊”中获得了印证，王榨人原本如此。在我看来，这是林白一次有意的艺术实验。她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需要走出常规，需要再次挑战人们的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在这种挑战中她获得的是飞翔和独来独往的快感，是观赏万物花开的虚拟实践。事实上，比《妇女闲聊录》更早地使用了这一方法的，是张贤亮《我的菩提树》中对日记的注释，表达了讲述话语的年代和对话语讲述年代的理解和认知。《北流》与《我的菩提树》这种结构方式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北流》更加复杂和丰富。

进入《北流》的首先是关于家乡的“创伤”叙事，家乡并非朝思暮想挥之难去。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这样的讲述：“想到返乡她向来不激动，只是一味觉得麻烦。当然，若是少时的好友吕觉悟和王泽红也凑在一起，她是喜欢的，若是能吃到紫苏炒狗豆，煲芋苗酸，扣肉蒸酸菜，沙姜做蘸料的白斩鸡、卷粉、煎米粽，她内心的气泡会痉挛抽搐，一路从脚底心升到头壳顶。只有这时，才觉得家乡有了一种大河似的壮阔。那壮阔有着紫苏薄荷似的颜色味道，在青苔的永生中。”

如果说对家乡还有些许想念的话，也是味蕾的选择性记忆。与家乡疏离的心理，源于两方面刻骨铭心：一方面是家乡极度贫苦的生存环境。李跃豆记忆中的场景，是在小黑屋纺棉线，蹲在猪栏前喂猪和猪说话的、喂完猪又喂鸡仔的、一只眼睛长着玻璃花的三婆，蹲在门口磨柴刀，每日放牛的三公，等等。贫苦的家乡像牛背山上的云朵，悠长、无望又没有尽头。于是，才有了“私奔的激情大于返乡”的情感倾向。另一方面，李跃豆的情感创伤。这个情感不是男女之情，而是来自家庭、来自父母特别是母亲的伤害。父母聚少离多情感淡漠，母亲在怀着李跃豆时就曾参与了批斗丈夫的大会，孩子刚满月就被带到大炼钢铁的工地。母亲改嫁后与继父生了一个弟弟，李跃豆便和亲弟弟李米豆被送到了生父的乡下老家，让她有一种难以释然的被抛弃之感，“从那时起，她和母亲成了陌路人”。还有，李跃豆从“未记得母亲抱过她，自己也未有一秒想到去抱抱母亲。身体在至亲中都难以亲近，在别处更是不能”；有关弟弟米豆，“她记得的片段屈指可数”，“常常觉得米豆是个生人”；而家乡的亲属比如叔叔，既没好印象更无亲近感。人不亲近，家乡便徒有其名。社会环境更是不堪，特别是对独身女性的歧视，“连自己的亲人都嫌弃”，你不仅自惭形秽觉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所有的亲人，只因为你不结婚。李跃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她的北流记忆几乎完全与创伤有关。如果让她对家乡魂牵梦绕那真是难为她。在李跃豆看来，“故乡向来不能成为她的避难所，每当她感到心灵破碎需要修补，第一反应总是远走他乡”。但事情总是有两面性。正如作家东西说：

所以故乡，并非今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想象的那么单纯。她温暖过作家，也伤害过作家。似乎，她伤害得越深，作家们的成绩就越突出。真应验了海明威的那句：“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以此类推，我也可以这么说：故乡对作家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伤害他，用力地伤害他！就像哥伦比亚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伤害那样伤害。1947年，20岁的马尔克斯进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但仅仅读了一年，就因哥伦比亚内战而中途辍学。1955年，他因揭露“政府美化海难”而被迫离开祖国，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不久，这家报纸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他被困欧洲，欠下房租，以捡啤酒瓶换钱过日子。在写《百年孤独》的那一年时间里，她的夫人靠借债维持全家生活。《百年孤独》完稿之后，他们连把这份手稿寄往墨西哥出版社的邮资都凑不够，结果只好先寄出半份。这就是作家们热爱的故乡，正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所说：“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就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着憎恨。”东西：《故乡的伤害成就作家》，见当代广西网，2016年4月20日。

我无从了解东西的故乡给了他多少伤害，如果看东西的作品，那伤害一定也有足够的深。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李跃豆也像被故乡的伤害坦率陈白一样，故乡并非一无是处，过往的岁月也并非完全被创伤覆盖。比如那个曾经饰演白毛女的姚琼——这个人物曾出现在林白的小说《日午》中，她在那里自杀，在《北流》中又复活。不同的是姚琼在这里早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而是疯疯癫癫，人老珠黄。但在李跃豆看来，看见了姚琼就看见了“过去亲爱的时光”，一个文艺青年的形象光彩照人地站在了北流的大街上。一如她的《长江为何如此远》中，到了赤壁没有看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却想起了《沙家浜》《朝霞》、16开本的《文艺报》以及《光荣与梦想》和《宇宙之谜》，或者《解放》《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以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三套车》《山楂树》《怀念战友》等。在北流的大街上，李跃豆还想起了《拖拉机进苗寨》的歌，不只是因为她曾指挥过这首歌的大合唱，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奠定了她的美学趣味。

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下，每一个离乡的人对故乡的情感都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只是李跃豆将这种复杂情感表达得夸张绝对了而已。但艺术必须如此。

浪漫主义的万种风情

《北流》盛大的开篇就喻示了小说浪漫主义的倾向，它是叙事文学，但更是抒情文学。我一直认为林白是当代中国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之一。她早年的《一个人的战争》是女性小说，但说它是浪漫主义小说也未尝不可。近年来，她的《北去来辞》《长江为何如此远》等，其中的浪漫主义气质仍未褪去，甚至更为鲜明。她的中篇小说《西北偏北之二三》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看法并非虚妄。林白的小说是最“没有章法”的小说，她似乎兴之所至，信马由缰，这种表面的“没有章法”，恰恰是她的“章法”。她的那些看似闲笔枝蔓的笔致，恰如神来之笔为她的小说平添了一种妖艳和妩媚，犹如女人不经意间的一个手势或回眸一笑。《西北偏北之二三》，写一个曾经的诗人赖最锋要去内蒙古的额济纳，寻找失踪的暗恋的女人春河，也想乘机出去换一下个人的心情。于是他踏上了漫漫长途。行走，是一个常见的小说讲述方式，浪漫主义小说更是精于此道。但是，重要的是赖最锋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赖最锋是诗人，但他喜欢的都是女性诗人，如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狄金森、普拉斯、毕巧普等，對于作家也是喜欢女的，如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于是作为男性的他便不再写诗，更有趣的是，与赖最锋一路上发生联系的，也都是女性：他寻找的是失踪女友春河、第一个认识的是北京驴友兼志愿者齐援疆、在小饭馆吃饭邂逅服务员翘儿。一个孤旅男人的故事从女性开始也结束于女性。小说前半部几乎没有故事，它更像是一篇没有完成的关于旅途的散文：夜晚看星星，白天观赏胡杨林，吃当地食物，西北的自然景观和风情风物尽收眼底。

《北流》中，赖最锋再次出现，他是“夜晚的赖诗人”。小说结束于帕斯捷尔纳克写给茨维塔耶娃的诗。林白通过赖最锋的只身孤旅钩沉出的“西北偏北”那遥远一隅的故事，已将一种悲悯隐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翘儿当然不会理解“你的名字是漫长的国境线”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分明深切感到，作家在这个大雪纷飞夜晚的无尽思绪，一如那辆列车，尖利地划过暗夜呼啸而来。不同的是，在《北流》中，那从火车上下来不久的诗人，又要被北流琐屑无聊的生活吞没了，他真实的想法是：不想回家，不想剁鱼头，不想拖鱼筐，不想听嘎嘎的响，不想冲洗不想剁，不想望见案板上血肉横飞，不想削鱼肉剔鱼刺……。于是他又想到“要开行，去南宁，这只炸雷震得他一颤，金光闪闪的太阳在头顶碎开了，金色的箔片礼花般从空中洒落，尤加利树叶纷纷离开了树身，它们发出了嗡嗡声……小镇青年都是要离开的，从偏远的小镇去往更大的城市，这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不竭的原动力，全世界均如此。念头早就有，生生又灭灭，他望着那条在太阳下渐渐停止挣扎的鱼，水浸街和东门口西门口，春和街的扭街巷，自己家的河边街，羊蹄甲树县二招，这些他生命中发痒的地方，他半夜里身体发硬、白日里疯癫、娶妻生子、剁鱼头买青菜的地方，他要统统当他们是臭鱼，留在脚底下”。诗人的这一想法几乎是小城所有年轻人的想法。因此，“出离”或“出北流记”，才是《北流》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小说其他人物或意象中都得到了证实。比如那个罗世饶，我总是觉得他和诗人赖最锋是一个原型。他不仅印证着小说的浪漫主义特征，同时在人人被体制制约的年代，他从海南岛到新疆，从儋州到特克斯，漫游大半个中国，见过大江大河。他是北流人中最具浪漫气质的人物。

浪漫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对生活充满诗意和幻想的性情。小说写冯其舟烧肉，他买了两斤半前臀尖，比五花肉瘦又易烂。只见他：“怀着柔情放肉入锅煮，放入葱姜八角去肉腥，汆过水之后捞出肉，切成方块。点火，架起炒菜的铁镬，热一点油把一小块冰糖化开……当坚硬的冰糖渐渐变成酱油色的糊状，冯其舟感到自己变得轻快起来。他倒肉入镬，急促翻炒，寡白的肉立即风姿绰约，它们晶莹剔透，油光闪闪。然后他加入酱油、料酒、生姜、葱、八角、陈皮，还倒了一点豆腐乳的汁。这种配料又咸又鲜且有酱香，是锐利的秘密武器，它长驱直入所向无敌，所到之处，肉们纷纷瘫软了，一块两块，谁都没有招架的功夫，任由这暗红的腐乳汁直入肉的深处，在热烈的汤汁中融为一体。”写一次烧肉过程，如此的不厌其烦，体贴入微，表达了讲述者对生活的兴致盎然。这种心情是通过具体的修辞和语言构成的整体氛围体现出来的。只要我们看到肉的“风姿绰约”和“纷纷瘫软”，就足以想见生活和眼睛一起闪闪发光——还有什么能比流光溢彩的红烧肉更能打动我们，满嘴流油的生活就是这样让我们飘飘欲仙。

我还注意到，火车、方言、词典等，是进入小说的“带路党”。这些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带领我们沿着李跃豆或小说中别的人物的思路或故事前行，我们因此不至于迷路。“火车笔记”小说写了三章。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场景，“从玉林坐火车到南宁，中途上来一个中年人坐在我对面，听他讲一口好听的普通话”，“一阵风声从火车上方的播音器传来，非常熟悉非常遥远”，“火车上的广播又播了另一首，‘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火车是一个意象，它一日千里不可阻挡，它威武雄壮地带着北流人走南闯北，让一个边地小城因此有了见识，因此也可以回到过去，于是一切都变了；那些方言是李跃豆们的路标，它带你走进她的家乡，同时那也是她明火执仗的骄傲；同时语言也是文明的象征，记载着北流的历史，也记载着个人记忆。林白认为：

所有方言对中国现代文学书面语的贡献都是大的。……南方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书面语的贡献大于北方作家。一段文字加了方言马上变得生动有表现力，哪怕加一两个词，面目也会焕然不同。南方方言，除方言的字、词，南方方言还有语法的不同，这样，和北方标准语的差别自然比北方方言更大。用南方的语言表达，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南方方言与标准语的差别大过北方方言。这是一。另外南方方言保留的古音古语比较多，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各个地方的发音系统和语法习惯，这对以中原北方语言为基础的书面语是很大的丰富。像北流话，有研究者认为，广西北流话就是唐宋普通话，依据是：海丝路古道的节点北流必定流通官话；南宋初该海丝路古道的改道形成北流河自然封闭，封闭后流通程度低，必会形成语言化石。林白、罗昕：《北流的注解》，《作家》2022年第9期。

这是林白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北流》方言的使用，也是小说浪漫主义“情调”的一部分。

因此，在“植物志”盛大开篇的气氛里，在充满了浪漫气息的讲述中，我们终于明了林白——李跃豆对北流真实的情感：家乡给过她创伤记忆，但那终究不是家乡的过错，一切都源于贫困——无论是生存状况还是人际关系。可那是所有人的生活。当经历了“出北流记”之后，“回北流记”的时候，李跃豆们与家乡终还是冰释前嫌。所有的记忆——包括方言，包括那些有过交集的人與事，在“注”和“疏”的重新叙事中也被重新组合。于是，与生活握手言和，家乡终归难忘。生活如此广阔，追忆逝水年华，这就是“北流”最终要表达的。

【作者简介】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