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亮 王丽杰

李浩是一位具有远大艺术雄心又十分执着的作家，他崇尚“智慧之书”，特别善于在小说中埋藏机巧，使其繁复多义。因此，李浩的小说都不是就事论事之作，对有宽度和厚度的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书写，就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追寻。

一、文化的宽厚度与可能性

《灶王传奇》显示了李浩丰沛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故事以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灶王为视点，讲述了灶王在仙俗两界的所作所为、所见所感、所闻所触。灶王作为仙界的最基层的小仙，具有沟通仙俗两界的身份，其最主要的职责是对俗界人间进行道德鉴察，然后在每年腊月二十三去仙界述职，报告自己所管辖家庭的善恶表现，因此民间有糖瓜祭灶，希望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说。灶王的这种特殊身份给了李浩极大的想象空间，李浩言：“大约是十年前吧，我想到‘灶王与他的承担，当时就令我兴奋不已。”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关于长篇小说〈灶王传奇〉的对谈》，《芳草》2021年第6期。这种兴奋源于李浩期待着并有能力将灶王塑造成一个具有宽度和厚度的角色。李浩首先把灶王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灶王不仅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又深谙仙界的处世之道。他工作认真勤恳，行事内敛低调，颇得城隍老爷等仙官的赏识。他作为仙界灶王的唯一代表受邀为“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耄耋百叟酬老宴下界诸仙观礼宾”，也充分说明了他是灶王里的模范。

同时，灶王又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李浩基于中国道教文化及民间传说建立了《灶王传奇》的神仙谱系。在道教文化谱系中，素有一尊二祖三清四御五老之说，但李浩并没有严格依此营构小说的神仙谱系，而更接近《西游记》中所描述的神仙谱系。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天宫的最高统治者，主管天、地、人三界万事万物。城隍是玉帝在下界的管理者，土地和灶王都隶属于城隍管理；而地府的最高统治者是酆都大帝，以下为判官、牛头马面、黑皂吏种种；另外龙王、高元星君、小茅真君等也俱属于这一神仙谱系。从参见玉皇大帝百叟宴观礼宾中的三官大帝、十方天尊、北斗七星君、南斗六星君、四大金刚、四灵二十八宿等神仙的名号看，《灶王传奇》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的土壤里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而写出真正的“中国故事”也是李浩的自觉追求。李浩曾言：“在这部《灶王传奇》写作之前，我就早早给自己设定：一，讲故事；二，用标准的中国语言，尽可能地简洁白话。”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关于长篇小说〈灶王传奇〉的对谈》，《芳草》2021年第6期。可见，《灶王传奇》是李浩讲述中国故事的一部“自证清白”之作。这就是《灶王传奇》与那种张扬、极端甚至是炫技式的书写相較，显得比较平实、规矩乃至传统了许多的缘故。

然而，李浩的“中国故事”，又是自成一格、不落俗套的。李浩非常不屑于那种照猫画虎般的“现实”叙写，那种叙写除了就事论事，没有任何增殖意义。李浩的“中国故事”是“一竿子捅到底”式地从小说的源头说起的。李浩认为：“在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最初的文学都是‘神话，是一个能够影响人类日常而使人类显得弱小无力的宏观世界，它的里面充满着奇异、‘飞翔和怪力乱神，充满着令人惊艳的不凡想象。”李浩：《“现实”的可能性》，《长城》2020年第1期。

于是李浩在这部《灶王传奇》中回到了源头，从神话传说、怪力乱神写起，因此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传奇、志怪成为李浩格外钟情的对象。周新民发现了《灶王传奇》对传统文体形式诸如杂史杂传、志怪、传奇的征用，但同时又说李浩的征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改造甚至消解颠覆了这些传统文类，因此《灶王传奇》是传统与先锋的并置。见周新民：《“传统”与“先锋”的并置——读李浩〈灶王传奇〉》，《芳草》2021年第6期。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也有把传统与先锋对立起来的嫌疑，在一定意义上混淆了先锋小说产生的特定语境。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派虽然颠覆消解传统，但这个传统主要指向的还是现代以来几乎固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不涵括神话、志怪、传奇等。先锋小说常常运用的魔幻、寓言等手法，除了受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启发外，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神话、传奇、志怪等难道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吗？我觉得李浩的先锋性其实也是一种对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所固化了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念的反叛，他在对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君特·格拉斯、卡尔维诺、舒尔茨等人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读中，接通了中国文学古老传统的暗道，他惊异地发现，中国文学古老传统中的神话、志怪、传奇、魔幻，不仅隐含着中华民族基因密码，也隐含着人类共有的基因密码。所以，李浩不完全是从形式方面来征用这些文类，而是从文化上全面审视和激活它们。志怪、传奇、神话都是作为文化形态熔铸在《灶王传奇》里面，从文化的角度看，小说就有了无比深厚的根须，给人无限遐思的空间，实现了意义增殖的可能性。

二、寓言的宽厚度和可能性

《灶王传奇》不仅仅是写灶王的传奇，在灶王故事的背后还有更加宽厚的潜在文本。也就是说，灶王的故事属于显文本，而在显文本之外隐含着一个超级潜文本系统。如此一来，《灶王传奇》实际上是一部多重指涉的寓言化小说。

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形态，但它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种文体形态。我在这里所说的寓言化小说，主要是指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隐喻形态的小说，而这个“此”和“彼”，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寓言本身“此”只是一个传递意义的工具，作为“彼”的转译或理解一旦实现，寓言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寓言化小说，本文“此”的意义并非不重要，恰恰相反，本文“此”必须是饱满的、有趣的、自成体系的。就像一只点燃的蜡烛，如果没有蜡烛的光源，照亮黑暗的光晕就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灶王传奇》显文本的故事本身就具有趣味性、游戏性和自足自洽性。在显文本的灶王故事中，灶王作为功能性人物，勾连仙俗两界的空间维度。主故事第一层是灶王与仙界官场的日常工作事务，如他与城隍及高经承、仓大吏等的关系，他与龙王的来往，他与地府魏判官及其属下的关系，他与高元星君、小茅真君以及天宫、东岳七十二司诸衙门的工作关系，他与同事饼店灶王、铁匠灶王、田家灶王以及土地公公等的日常交往。主故事第二层则是灶王在俗界几个家庭里的故事，如小冠—王鸠盈的故事、董氏田家故事、曹府故事。而副故事则是“明朝那些事儿”：土木堡事变、夺门之变，以及后来的石亨、曹吉祥谋反案等。把“明朝那些事儿”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时间之维，也隐含着时间上的古今维度。据李浩言，把故事放在明朝土木堡之变时期来写，“它其实是随机性的”。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关于长篇小说〈灶王传奇〉的对谈》，《芳草》2021年第6期。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历史背景是不确定的，是个可变量，可以指称任何历史时期（时代）？如此看来，《灶王传奇》的时空建构，就成为一种立体交叉的“仙俗—古今”的复调式结构方式。

在第一层叙述中，灶王“我”作为仙界官场最基层的官员，他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在他对城隍、龙王等的一一造访中，凸显了他的为官“为仙（人）”之道。当龙王通过灰衣河神希望“我”为龙王编写一出文过饰非乃至歌功颂德的戏剧时，善拍马屁的田家灶王替“我”满口答应，而“我”心里虽有不适，但也半推半就，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还有背袋土地对“我”的造访，无非是来向“我”行贿，希望“我”能为他的官职晋升向上疏通关系。看来这仙界官场也是一个“仙情社会”。

不仅如此，这个仙界官场还是一个机构林立、部门臃肿、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小说详细描写了“我”到东岳泰山送验灶王记事簿的经历。为通过东岳七十二司的年检，自然是摩肩接踵的排队，因为误漏了一个城隍护房的“押角印”，不得不明日再来重新排队审验。七十二司，司司盖章画押审核查验，不断地排队、等候、盖章，凡十几日，要经历无数的白眼和冷脸。这些机关看似认真负责，各司其职，程序严苛，然而，“我”和铁匠灶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灶王记事簿。一册册，一本本的来自各地的灶王记事簿。它们杂乱而拥挤地堆积着，从罗汉崖的崖下一直堆上来，把整个山脚都堆满了。”李浩：《灶王传奇》，第19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原来经过如此严格审验查核的天下灶王记事簿，就这样被随意堆放在山野间，任凭风吹日晒雨淋，没有哪个仙官去看顾，哪怕瞄上一眼这些基层灶王辛辛苦苦认真记录下来的心血。在这里，李浩反讽性地揭示了仙界官场触目惊心的荒诞闹剧。众仙官们都在兢兢业业地按照规章惯性工作，都在真诚地搞形式主义，却没有人真正地为“仙民”负责。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仙界官场的荒诞还体现在各级官员不时地下界搞大检查，特别是朝觐时的各种仪式。小说第15章详细描写了天宫金碧辉煌、霞光万道、富丽堂皇的豪华气象。天庭等级森严，天规肃谨，众仙臣代表们仪容肃穆，行为齐整，他们在朝拜玉皇上帝和无极圣母之前，先要经历天庭容仪教化司和仪礼俱答司9天的培训教习。这种仪式上的高度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充分显示了仙权的威严和专横。然而，“我”无意间发现天庭驿馆床梆的内侧有一枚无用的钉子，这枚废钉子是否寓意着威严肃穆、整齐划一的天庭内部，也潜藏着不易察觉的“危机”呢？

《灶王传奇》的第二叙述层是灶王“我”在民间的几个人家的日常故事。“我”与小冠的故事贯穿始终。在“我”的帮助下，小冠得以投胎到通州的官宦富户王家，成为少爷王鸠盈。由于无意中救了龍王一命，小冠在投胎过程中得到特殊眷顾——保留前世的记忆，且可以跨越仙俗两界见到原来的灶王。成为王鸠盈的小冠迅速成为一个官二代纨绔子弟。也许因为前世贫穷，王鸠盈身上还残存着善良的种子，他沉溺于吃喝玩乐，乐于恶作剧，自知短寿便不娶妻生子，最终，为保灾民不被血腥镇压，只身前去谈判而被乱民杀死。小冠—王鸠盈好像一面镜子，从他身上，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另一个纨绔子弟——曹家二少爷的影子。这位曹家二少爷吃喝嫖赌、残害民女的恶劣品质似乎比王鸠盈更多更著，以至于连累家族被满门抄斩。小说写到的“我”在董氏田家和曹府曹家担任灶王，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贫病交加、悲苦惨凄，一边是锦衣玉食、穷奢极欲；一边是咒骂、恶臭、生不如死，一边是日日笙歌、夜夜豪宴。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超级贫富不均，是灶王“我”的深切体验。

第三叙述层（副故事）讲述“明朝那些事儿”：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石、曹谋反等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我”亲历的故事，是通过其他灶王们的闲谈海聊间接表述出来的。明朝统治者妄自尊大，盲目自信，固执专断，刚愎自用，导致土木堡之变。数以十万计的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瓦剌军乘胜袭扰，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英宗被俘，使自宋朝靖康以来的中华民族再次蒙羞。于谦英勇抗敌，扶景泰皇帝上位，励精图治几年，但在扶立太子问题上，景泰皇帝私欲尽显；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又出于私欲助力英宗夺门之变，于谦等人被腰斩；后来又有石、曹谋反被抄斩，牵连甚广。在这里，李浩虽然只是把这段历史当成背景来略写，却通过明朝朝野这些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浓缩了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历史残酷性的一面。

李浩特别善用“镜子”来辅助故事的讲述，而在《灶王传奇》中，实体的镜子虽然不存在了，但无形的镜子却依然存在。灶王就是一面大镜子，透过这面大镜子，我们看到了镜中复杂多义的景象，成为寓言化小说的寓意所指。我们在会心领悟中嘿然一笑，暗暗惊叹于李浩深沉的反思精神和凌厉的批判锋芒。

三、生存的宽厚度与可能性

作为寓言化小说，《灶王传奇》的寓意指向不是固化的，而是不确定的、繁复多义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意义生发点。你可以从中发现那些你熟悉的现实，也可以发现那些陌生的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东西。尽管李浩反对那种镜子式的模拟现实的作品，但并不妨碍李浩小说中充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李浩称之为“现实感”：“我们所要的现实本质上更是现实感的，它是通过虚构而达至的真实，它可以不完全地取自生活而需要对生活进行‘仿生，让它看上去就像是生活生出来的那样，看上去，就是已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生活。”李浩：《“现实”的可能性》，《长城》2020年第1期。也就是说，李浩笔下的现实是经历过作家主观化合后的现实，带有明显的变形、虚构、综合化特征，因而更具理性色彩。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李浩的小说属于某种哲理性小说，对于这种类似于奥威尔《1984》那样的小说，米兰·昆德拉曾不无调侃地说：“奥威尔所告诉我们的东西，用一篇论文或一本小册子可以说得一样好（甚至好得多）。”③④⑤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2、37、44-45、18页，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而“小说的灵魂，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的东西”。③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是什么呢？“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但是再说一遍，存在意味着‘在世之在。这样，人物和世界双方都必须作为可能性来理解。”④所以说，《灶王传奇》的最大寓意应该是对存在的诗性勘探。将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全面地呈现出来，寻求有宽度与厚度的存在场景，进而写出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这是李浩小说一直以来的追求。

在一个分工愈来愈精细化、科学化的世界上，人类的生存变得日益“简化”，人类生活简化为单一的社会维度；人的历史简化成微不足道的事件，“而事件本身又被简化成政治斗争，接下来又被简化成只是两种巨大的全球力量的对抗。人们被一種名副其实的‘简化旋涡抓住，在这个旋涡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注定被模糊，而存在被遗忘”。

⑤《灶王传奇》写众多仙官们的生活，不是心血来潮般地猎奇，而是扎扎实实地写他们的日常生存状态：在世的操劳繁忙，喜怒哀乐。灶王的做“仙”本色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勤勉负责，正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不乏正义感和同情心，原则性强但也不失灵活性；在仙界官场，会做“仙”也会处事，为仙总体方正但也有些小世故；他骨子里傲慢任性，行事中却随和内敛。李浩塑造的灶王，聚集了现实生活中许多知识分子的质素，甚至也不乏作者自身的影子，但这个灶王，绝对不是现实生活的照搬，而是李浩虚构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在灶王身上体现的是在一个等级森严仙界体制内如何生存的可能性问题。可以说，灶王其实是一个内心撕裂、充满悖谬的基层小仙，一方面，他在仙界官场如鱼得水，甚至常常有一种“小人得志”的舒适感、自豪感；另一方面，他也对自己的低微无力感到无助，当他和铁匠灶王看到堆满山崖的灶王记事簿时，他虽不像铁匠灶王那样牢骚满腹，但内心也波涛汹涌，百感交集。此时无声胜有声，想必他也一定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荒诞和无意义吧。还有铁匠灶王、饼店灶王，特别是那位蹭吃蹭喝的候补灶王——田家灶王夫妇，都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董家是“我”在书中所记的担任灶王的第二户人家。这家人贫病交加，悲苦可怜至极。董顺子年轻时坏事做绝，跟着土匪头子红猴子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虽然后来娶了妻生了子，但恶习不改，吃喝嫖赌打老婆，且暗中勾结红猴子杀人抢掠，得罪了大户，终于招致仇人报复：两子被杀，妻子跳井，他重新落草，留下小儿子董小苦孤苦伶仃一人流浪度日，靠着蹭吃蹭喝、偷点顺点勉强活了下来。董小苦又成为另一个董顺子，他上不孝敬瘫痪的老爹，下不疼爱自己的女儿（与老爹合谋卖掉女儿），又常常殴打妻子董徐氏。生存环境的恶劣造就了父子俩生存的可能性轨迹。而董徐氏，这个董家唯一善良的人物，她自被卖到董家成为董小苦的妻子起，悲惨就噩梦般地与她如影随形。她照顾着瘫痪在床的公爹董顺子，还要承受被咒骂的折磨，尽管她也抱怨牢骚甚至以咒骂回击病人的咒骂，但她年复一年的行为本身，已经足以证明她的良善和不易。这使得“我”在“好罐”与“坏罐”之间的选择徘徊不定，最终还是选择“好罐”。但这仍然是个难题，难就难在生活是复杂的、宽厚的，不是善恶好坏绝对分明的，那种完全合规的、教科书般的所谓是非判断标准，在混沌的生活面前，都将是幼稚可笑的。存在本身就在于它是“在世之在”，“‘在之中是此在存在形式上的生存论术语，而这个此在具有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性建构”。②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4、68页，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以操劳方式在世界之中存在都具有优先地位。”

②如此看来，李浩在此所领悟到的不是认识论意义上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看待生活和存在的可能性方式。《灶王传奇》让董徐氏最终重蹈婆婆的覆辙——跳井自杀。她能忍受恶臭、咒骂和丈夫的毒打，却不能忍受女儿的惨死，她的自杀是何等绝望的后果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最终可能性选择。

《灶王传奇》中对小冠的书写贯穿始终，小冠最好地诠释了存在可能性书写的寓意。小冠本是谭豆腐家的儿子，如果没有土木堡之变中遭遇瓦剌人的烧杀，他的命运将是另一种可能性。土木堡之变使全家人遭遇不测，小冠偶然中救了龙王一命，并在灶王父亲般的帮助下投胎到通州富家大户，成为少爷王鸠盈，从此他的命运绽开了新的可能性。对于这样一个纨绔子弟，灶王仍像父亲一样对他抬爱有加，时时牵挂，并且和土地公公和王府灶王反复说他“本质上不坏”。其中原委，都是因为小冠有前世的记忆，甚至知道自己何时死亡，如何死亡，因此他甘愿早死，也不愿意过穷人家的日子，他要在死亡之前尽情享受富贵，肆意挥洒青春：“我想，反正也得早死，那我就早早地吃够了，玩够了，闯够了，闹够了，这样才不亏不是？”这是真正的“向死而在”。他不愿意读书，不愿意受人管束，不愿意把自己捆成一个木头人，就是要活成真正的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如海德格尔所言的“本真的存在”。他最终以“为民请命”的方式死于和饥民谈判的现场，这正是“向死而在”残存的“良知呼唤”。“良知的呼唤具有把此在向其最本己的能自身存在召唤的性质，而这种能自身存在的方式就是召唤此在趋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09页，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在此，李浩再一次摒弃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善恶二元观，而趋向于存在论意义上的对存在可能性的探讨。

四、小说技艺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不能简单地把《灶王传奇》看作李浩向传统回归的作品，尽管写了传奇、志怪，但李浩是“六经注我”式地赋予传奇、志怪、神话、魔幻等以新的灵魂。“赋魂”显示了李浩骨子里的“先锋”精神。《灶王传奇》采用了多种技法，除了对传统文类——传奇、志怪、神话、魔幻的创造性套用外，现代派技巧中常用的各种技法——“元小说”技法、隐喻法、复调与反讽等均被李浩一一征用并加以适当的改造，血肉交融地有机统一在《灶王传奇》里。在此，我想重点谈谈复调与反讽。

复调小说是巴赫金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创作实际而发现的一种现象。“复调”与他的对话哲学思想相契合，对小说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我在此借用的复调概念与巴赫金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是指《灶王传奇》中的繁复多义乃至悖反互怼现象。

首先是结构上的复调。由灶王联结起来的仙俗两界成为小说的表层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近景和中景组成。近景就是前文所谈到的主故事：灶王在仙界官场的故事和在俗界几户人家担任灶王职责的故事；中景则是副故事：“明朝那些事儿”，这些事从灶王们的言谈中体现出来。近景的两条线索与中景的故事线索就像音乐中的对位法一样，几条旋律同时独立发声而又彼此融洽交织在一起，构成复调。《灶王传奇》的表层故事主要在空间维度上展开，而作者把“明朝那些事儿”设置为虚化的背景，就是要让时间参与进来，这个时间是开放的，就像前文说过，是个可变量，从而建立起一个潜在的古今时间维度。这样，空间的仙俗维度与时间的古今维度，立体交叉，又构成一层复调。这一复调在有限的时空之上，生成了一个潜在的无限延展的远景，这一远景就是小说的深层结构。如果说表层结构属于行为模式，那么深层结构则属于意义模式。表层结构是一种实体，而深层结构则是虚幻的、潜在的，需要由读者的阅读参与开发并完成的不定式关系模式。这也是寓言化小说的生成机制。

其次是各个局部的复调。《灶王传奇》第4章“重新安排”中，城隍面对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众灶王的讲话实在是冠冕堂皇，然而，高院墙庄的斜眼灶王却在底下窃窃私语，几乎是城隍每说一句，他都要评说反驳一句：

“在这个，嗯，还算天朗气清、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为灶王们重新安置分配……”（什么天朗气清？多冷的天，看不出阴天么。那个灶王再次窃窃地说着。）“我们蔚州城隍，这些年承受天恩润泽，政通仙和，规章落实，所有仙人、官员和仆役都能各尽其职，各实其责，颇有些欣欣向荣……而人世间，也善行昭彰，百业俱兴……”（战事连连、生灵涂炭还差不多，哪来的百业俱兴！）“瓦剌、鞑靼，他们的心里面藏着一个狼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们养熟，尽管大明皇帝竭力怀柔，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和优待，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忘恩负义，反身撕咬……”（他们大约也这样说我们，把我们看成是豺狼虎豹，长着獠牙的野兽。）李浩：《灶王传奇》，第7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這显然属于两套话语，一边是冠冕堂皇的仙界官话，另一边则是被压抑的民间私语。两套话语抵牾悖逆，构成了复调。

类似的埋藏还有很多。有的虽然不是明显的悖怼话语，却是以潜台词方式存在的双声话语。比如，龙王和城隍的满嘴官话、道貌岸然和他们实际上的贪赃枉法、吃拿卡要，“我”虽然不说，但腹诽肯定是有的。另外，灶王们谈论“明朝那些事儿”时的不同态度，东岳七十二司核验灶王记事簿时的严苛与实际上的不负责，百叟宴的严整划一与“废钉子”等，都属于这样的复调形式。

灶王们记录人间善恶的“好罐”“坏罐”，依据的是《灶王记事律则》《灶王行事规范条律》《灶王记事规程细律》等，这些条条框框不可谓不细不全，但在具体的生活实际面前却甚是尴尬。人的复杂性、生活的宽厚度并非善恶好坏的简单二元对立所能涵盖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与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构成复调。

再次是文体上的复调。《灶王传奇》将传奇、志怪、神话、戏文、菜谱、议论等不同的文类、文体形式纳入小说，构成小说的跨文体特征。这使得小说的疆域阔大起来。

我们再来说说反讽。《灶王传奇》的整体基调其实是反讽的。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把反讽界定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

①《灶王传奇》在叙述仙界官场的各种场合，特别是那些严肃庄严的大场面时，比如“一一造访”、百叟宴、东岳七十二司的严苛年检等，李浩愈是把脸绷得紧紧的，就愈会引发我们的笑。无论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还是龙王、城隍等众仙官，他们的做派愈是一本正经、高调宣道，其言行的不一致就愈发暴露出来。百叟宴上，散仙小茅真君470年来第一次登上天庭，激动得睡不着觉，然后诗兴大发，赋诗二首，以颂上德。灶王“我”“当然要频频点头”，连连称赞。然而，“我打了个哈欠”，暴露了“我”的态度，“我”说着言不由衷的赞语中其实隐含着反讽。“我又打了个哈欠”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反讽态度和评价。

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以及石、曹之乱这些大事，在七八年之间接连发生，使得明王朝由盛转衰。《灶王传奇》选择这段历史作为背景，也是充满深意的。除了前面所说的是让时间由古向今开放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言说了权力争夺的无序和世事的荒唐。王振被杀，于谦遭诛，徐有贞被贬，石亨、曹吉祥被诛三族，而且罪名都是惊人的一致：“结党营私、祸乱朝纲、意图谋逆”种种。这真真是世事难料，“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小说把吏部尚书王文被杀、蔚州大户曹家被满门抄斩与朝中的这些大事联结起来，王振—王文，曹吉祥—蔚州曹家，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李浩让他们在姓氏上完全重合，就反讽性地产生了某种关联，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

《灶王传奇》还有向内的反讽，即自我反讽。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灶王对自我的反省。灶王的严谨勤勉、事事较真与实际工作的无意义、无价值，抱负远大、志存高远与自我身份的渺小感、无力感、无助感，都形成巨大的反差，构成反讽。小说最后，曹家败落，“我”成为失业的灶王，百无聊赖的“我”当起自己的灶王，记录自己的善恶好坏，分别放进“好罐”“坏罐”，然后再销毁……看惯了人生百态、世事沧桑，听厌了相似的说辞、几无新鲜感的话语，一种巨大的悲凉和厌倦铺天盖地涌来……阅文至此，我愈发觉得灶王就是作者自己，当然也是我们大家——你、我、他！

2022年8月29日于石家庄

【作者单位】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丽杰，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薛 冰）

① 〔美〕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379页，袁可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