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电影的故事，也有电影人的故事。”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赤草村，乡村放映员黄树辉把自住的一栋五层楼房改造成赤草老电影博物馆。展馆陈列着他从业47年来的各种收藏品。二楼集齐了40多部我国电影三种胶片尺寸——8.75毫米、16毫米、35毫米的老式放映机。200多部拷贝铁箱被码在置物架上，密密麻麻，上下7层。每天午饭后，黄树辉就会来到这里，招待慕名而来的客人，或和曾经的同行喝茶叙旧。

2011年，黄树辉通过从广州市化区文化局组织的数字电影技术培训，获得数字电影放映员资格证。自1975年上岗以来，黄树辉至今没有离开电影放映行业。

“说我‘食古不化，其实我是抛不下”

我做这一行，到今年已经是第47年。很多同行都是做着做着，觉得形势不好就转行了，到现在还在坚持的，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也想过很多次，要不就别干这一行了。20世纪90年代末，生产队早就改制，电影公司也各自散伙。我去问别人要不要放电影，没人愿意搭理我。一气之下，我就把放映机的马达拆下来，拿去组装电风扇。

以前在生产队里放电影，是很体面的工作。放映员属于“七所八站”中的其中一员。一个公社少则一万多人，而电影放映员只有两个，能被选上当电影放映员算是“万里挑一”了。

一个放映员要负责上百个经济合作社、自然村的电影放映工作，一部电影可以轮放很长时间。一听说哪个村晚上放电影，很多农民都等不及，哪怕徒步十几公里山路也要去看。“搬凳仔，霸头位”，银幕前坐满了，大家就跑到银幕后面。

分田到户后，公社文化站沒办法支付工资了，放映员被遣散。我每个月花几块钱，把放映机承包了下来，开始自立门户，组建了一支电影队，将名字改成了“赤草电影队”。

到20世纪90年代末，胶片电影逐渐没落，看电影的人少了。我白天做保安、下地耕田，晚上去放电影，还坚持了几年。有时候，我被安排在夜班放电影，又遇到第二晚有人请放电影，常常两天都没机会合眼。

我不怕认衰的。有一次，岳父第二天过生日，没钱给老人家买礼物，我一知道哪个村的百姓喜欢看电影，就到他们村的粮仓里去放。放完一部电影，我就喊着再放一场，一口气加播到天亮，一晚下来赚个几十块钱。第二天一早，我买礼物给老人家送去。

到了数字放映的年代，我不但没有离开这一行，甚至还喝了“头啖汤”。2010年，政府把18部数字放映机从广州运到从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去放映。第二年，区里领导找到我，组织了一群人参加培训。后来，我也成功拿到了数字放映资格证。

别的同行不做了，卖掉机器也就那几千块，而我卖的话就动辄上万块了。我从小电影玩到大电影，从老机器玩到新设备，我看不得自己那么多机器被当作烂铜烂铁，称给别人就卖掉了，这换谁会不心痛？

说来也巧，广州市从化区给我拍过一部宣传片，给我的光盘上写了片名，叫作“食古不化的辉叔”。说我“食古不化”，其实我是抛不下电影。

“在本地说到‘电影辉，都知道是我”

在广州市从化区问一句“电影辉”是谁，都知道那就是我。我在1956年出生，从化赤草人，打小就喜欢抢头位看电影。那时候，我就觉得电影放映员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1971年，我中学毕业时，县里电影放映员培训班招学员，我去应聘了。1975年，我通过考试，拿到了电影放映资格证，加入从化县神岗人民公社“8.75电影队”。从此，我成了从化第一批乡村电影放映员。

我们骑着自行车下乡放映，驮着银幕、喇叭、放映机机头、拷贝，还有一个工具箱。工具箱里面装着电线和维修工具。我还会背一个斜挎包，有蜡笔、笔记本，用来写写画画。在车头外，我装了一个手电筒，天黑时它就是工作灯，回家时它就是车灯。

到了乡里后，我们首先选择放映场地。靠近公路、水井、鱼塘的地方，很危险，不能放映电影。接着，我们将银幕挂好，清理放映机，检查影片。

以前大多地方还没有电视，村民很难知道外面的消息。所以，除了放映电影外，我们还要完成新闻电影片“新闻简报”的宣传任务。“新闻简报”是用电影胶片纪录和传播新闻，每周一期，每期约十分钟，面向全国发行的，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每次放映电影前，我们都会先读一段“新闻简报”。

我们还会向生产队长了解一些好人好事，并记录下来。我们把这些内容画成一两幅漫画，制作成宣传海报，再把海报投到银幕。

在放映过程中，人的五官都得用上：眼睛要分辨屏幕清不清楚；耳朵要听声音够不够大、有无失真；鼻子要闻，转速慢了可能会胶片烧焦，或者声机电容超荷了；还要插着扩声器，结合影间解说书解说。影间解说书配合电影的画格，用方言将电影台词翻译过来，要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