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锐

摘要：在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社会生活中，通过研究和分析蜀人对于陶器、玉器、青铜器、金器等器具的使用及在社会场景中的运用情况，可以发现蜀人与“器”的关系是交互的，它既是社会形态的缩影，也是最日常的存在。不仅有着形而下的属性，蜀人还赋予“器”以生命力，成为一种象征和精神信仰，即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在精湛器具的背后所支撑着的是一个秩序分工分明、阶级制度完善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经济活动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投影。

关键词：蜀人；社会生活；器；饮食；祭祀；信仰崇拜；

引言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中，“器”的出现，即工具的产生与使用，乃“人是有目的行动”这一准则最初的一个基点。人会想象、能结合现实需求并采取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赤手，到竹木、陶器、玉器，再到青铜器，在器具的发展与演变中我们能够明晰当时物质生活的改善与进步。进入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序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距今4500—3700年的宝墩文化、距今3700—3200年的三星堆文化、距今3200—2600年的十二桥文化。文明趋同，文化各异，不同阶段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人们围绕着“器”的生活是恒固的。本文拟对古蜀三个文化时期范畴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进行阐述分析，从器物在各个社会生活场景中的运用及其演变分析其所包含的文化以及形成这种文化的原因，这对于我们研究古蜀社会结构、组织形态和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和参考作用。

一、成都平原史前文化中的饮食用具

古蜀人日常所使用的炊食器与中原地区不太一样，不使用鼎、鬲等，而是用一种异形的三足器。陶三足炊具（图1）的小口连通三足的部分是中空的，足分档高且宽，可盛水且加热快。上面颈圈部位又衔接有一圈宽沿，与如今泡菜坛的罐口十分相似。其宽沿部分应是用于盛放食物或是调料，又或者类同泡菜坛一样借力于此部位进行搬取行为。

邹衡先生指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图2）应是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1]。陶豆是盛装食物的器皿，一般是上面有一个圆形的浅盘面，可盛放食物，中间连着一个柄；下面是一个喇叭形的圈足，圈足上刻有眼睛符号。三星堆出土的陶豆，中间的柄一般都有四五十厘米高，最高的有70多厘米，所以被称为高柄豆（图3）[2]。陶盉是一种温酒器或饮具，两者在形制上基本没变，但直观改变的是体积容量的变大，这说明当时的农业发展十分繁荣且富足。

有了富余的农作物收成，才能在酿酒上发挥作用。在成都平原的文化演进中，一是水利，二是稻作，这两个技术的传入和推广对农作物的丰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宝墩文化中，稻作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从高山遗址的数据中可知，水稻作物所占比例高达95.2%[3]，而粟与黍所占比例则非常微小。自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发现以来，从大量的遗迹中都发现有碳化的植物种子。在方池街遗址西边发现的多条平行水渠，正是引水灌溉农田的证据。可见，以水稻为主的主食结构从彼时一直发展到了如今。从这两点上也可以佐证陶盉、陶豆等饮食器具的适度变大，确实是农作丰产的附属需求，这样的器具对于古蜀人来说，无疑是喜悦的象征。

酒的产生也推动了专用器具如爵、觚、盉、杯等的渐出。三星堆出土的酒具种类繁多，仅瓶形杯就有数百件。与中原盛行的觚、斝、爵不同，三星堆出土的酒器是以青铜尊、罍为主。三星堆古国时期青铜酒器使用还有着阶级限制，并且十分珍贵。古蜀人与商王朝相互争斗、战争不断，在彭县竹瓦街遗址出土两件酒器觯，上刻有“牧正父”“覃父癸”[4]，正是商朝的两个贵族。蜀人将觯作为胜利者的战利品带回，却不熔化重铸且继续使用，可看出当时蜀人心中青铜器的贵重。

二、成都平原史前文化中的祭祀用具

张光直先生認为：“从青铜容器的数目和大小看来，当时对矿石的需要一定是极大的，小型的矿一定常常采尽，而新的来源需要不断地开发。金属的铸块要通过很远的距离从矿场运到铸厂与作坊里去，而运输的路线又需要军队的保护。然后青铜工匠便需着手进行铸造，直到完件为止……由于青铜生产是要依靠这种社会秩序的，青铜产品便成为这种秩序的象征，并且进一步地成为它的维持力量。”[5]青铜铸造技术的精湛正是古蜀社会秩序的一种象征，而这精湛的青铜器也用于社会祭祀活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与祭祀相关的青铜器中，有一件青铜神坛（图4），它所展现的是一个祭祀活动的场景。这件大型“手办”所包含的元素非常丰富，且相当全面地向我们传递着古蜀人对于祭祀的理解。

青铜神坛所呈现的是有着4个场景的塔状造型，自下而上分别是神兽、立人、高山、神殿。圈足部分的分叉弯曲纹饰被称为“岐羽纹”。神兽的眼睛是太阳纹饰，肩肘处饰有漩涡纹样，也暗合太阳崇拜；四肢粗壮，首尾部分华丽上翘，也呈现出“岐羽纹”形状。四个站立的祭祀人像，从装束到形态应是重要的“祭司”，从帽顶处还延伸出扁平的人面像造型。再之上是层峦叠嶂的高山，最上方是四方形的神殿，神殿内部为镂空的跪祭人像，神殿顶部的四角又各有一组人首鸟身的神像。这些结构在其他的青铜造型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有的用图案、有的用立体造像的形式表现。祭祀坑中也有发现单体造像，与青铜神坛中的人体造像一一对应。大立人、戴神兽头帽子的人、守护神树的人，还有铜神殿中的人，似乎都在做同一组动作，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点里被“定格”。人物造型里，有的服饰华丽，有的朴素无华，有的像是“祭司”，有的像是“武士”[6]。总之，从祭祀坑中青铜造型反映的社会场景看，三星堆遗址可能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社会阶层和结构。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有多种分类，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以及武器、装饰品等；大量的玉石器都与祭祀活动有关，例如玉璋、玉琮、玉璧、玉环、玉瑗等，其中玉璋的数量和种类很多，且不同形态的玉璋运用于不同的祭祀场景中。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一件玉璋K2③：201-4是由牙璋改制的，且采用线刻和平雕的手法，在两面加铸丰富的祭祀场景（图5）。祭祀图在玉璋上的分布，分上下两部分，相互对应且颠倒。跪在高山上的3名“祭司”头戴高冠，双手交握比划着不同的手势，应是配合祭祀仪式的结印手法。其上的回云纹代表着天空，天空之上也有着高山，并且站立着3名戴平冠的天神，相互对应。这两组图展现的是蜀人神山祭祀和魂归天门的观念。三星堆的制玉技术工艺都是采取大体相似的方法分类加工出来的，从最初的切割片状玉料、切割器形、打磨、刻划标尺线、加工刀刃及边缘，到最后的绘刻透雕甚至打磨抛光，层层加工。如此规模和完善的工艺步骤，都体现出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发达的玉石器制造业，产生了专门的作坊来支撑蜀人的祭祀习俗，把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推向了新阶段。

三、从形而下的“器”至形而上的信仰崇拜

在三星堆的原始宗教观念中，太阳与神树是突出的代表。我们所知的青铜神树、含太阳元素的铜器，都是彼时古蜀人对其信仰的解释。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的两株大铜树分别代表东方的扶桑和若木，为纪念先前世界曾经存在这样的神树所铸[7]。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中关于“建木”的所在地为成都平原一带[8]。我国古代传说也有“建木”具通天的记载，其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中间物。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最完整且内涵最丰富的一棵大铜树（图6），共三层，各分三枝，共九枝，底座为巨龙盘，分枝弯曲柔和，枝杈与顶端均装饰有立鸟造型，鸟的造型基本相同。整体复原后，包含果实、花托、立鸟、挂饰、勾云纹饰、盘龙等元素，充满生机和活力。凡间的鸟栖息于树上，而天国的鸟自然是栖息于神树之上。在蜀人的观念中，神鸟作为沟通天地的使者，所传递的神谕能给大地带来恩泽。祭祀活动中自然也需要神树、神鸟的席位，这也是对天神国度与尘世两者中间进行沟通方式的重要器物的诠释。三星堆众多铜树的发现，表明蜀人借助铜树这样的“器”来祭祀，既表明蜀人信仰崇拜体系的进一步扩展，又是对精神生活的一个寄托。

太阳元素与“器”相结合，形成了属于蜀人的太阳崇拜。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一件铜日轮（图7），其外形与如今的车轮盘极为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属于车轮装饰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认为它属于盾饰，但这两种猜测都没有确凿的史料支撑，学术界大多数还是认为它与太阳相关。最中心的圆象征太阳，所衍生的五根辐条以及连接的外圈则是辐射的阳光所形成的光晕，最终所呈现的是一个“动态”的太阳造型。

金沙还出土太阳神鸟金箔饰（图8），因其金箔极为轻薄，猜测应属某一器物的装饰。十二条旋转的齿状镂孔部分象征太阳，外层四只相同鸟儿的飞行方向与内部太阳旋转方向相反，鸟的造型纤长灵动，所展现的同样是一个动态，神鸟围绕太阳，旋转不止轮回往复。从金箔所蕴含的太阳纹饰可看出，古蜀人不仅在青铜器具上表现他们的信仰，在装饰器物上同样呈现得精彩绝伦，并且对黄金的加工技艺达到了高超的水准。对于黄金的运用和重视以及表现，满足了古蜀社会上层阶级的需求。

结论

从饮食器具的改良和变化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蜀人生活上的丰裕，也反映出一种积极大气的饮食心态。在精湛华美、富有想象力的祭祀器具部分，蜀人将自己所信仰、所崇敬的神灵通过祭拜这样的方式，通过“祭器”这样的承载物、传递物融入彼时的社会文化中。更进一步的是，从具体的实体的形而下的“器”转变成了形而上的信仰，“器”被蜀人赋予生命力之后就不再仅仅是物品，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象征、一种贯穿蜀人社会生活的精神信仰。总而言之，蜀人与“器”的关系是交互的，它既是社会形态的缩影，也是最日常的存在。

（本文得到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刘俊男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邹衡.三星堆文化與夏商文化的关系[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邹鹏，唐二胖胖.三星堆古人的“安逸”生活[J].奇妙博物馆，2022（09）：28-31.

[3][6]万娇.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4]曾易.戴耳环吃火锅喝小酒[J].巴蜀史志，2021（05）：78-82.

[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M].成都：巴蜀书社，2003.

[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

温锐（1997—），女，汉族，重庆荣昌人。重庆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