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时隔八年，年逾花甲的余华携新作《文城》回归文坛。《文城》与余华此前出版的作品相比，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浪漫传奇性。然而，在看似向前探索的背后，实则体现出余华到了暮年写作风格的回退与思想性的不足。余华试图倒退回自己熟悉的历史题材中去生发新意，但因为其笔力不足而导致文本主题意旨缺失和价值评判缺位，最终走向了消极的虚无主义。

关键词：余华；文城；回退；虚无

余华是中国文学中一位特别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受到市场的欢迎，同时也被专业读者所喜爱。每有新作发表，都会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讨论，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此次余华携其新作《文城》回归，自是又一番唇枪舌战。作为中国文学的中流砥柱，我们无法不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余华，自然也会对他的作品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一、借“传统”之壳

余华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从先锋文学到通俗文学，余华在不断地探索和超越自我，纵观余华的写作史，他切实证明了“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尤其是开始长篇写作之后，从《在细雨中呼喊》延续其先锋路线暴力叙事，《活着》走向通俗现实，《许三观卖血记》记述平民的现实悲歌，到《兄弟》以狂欢叙写极端的现实，《第七天》借亡灵视角追述现实……余华始终在以笔墨探究现实，思考现实。而在暌违八年后的《文城》中，余华发现自己并不能与现实和解，他的探索道路受到了阻碍，于是他摒弃了一直以来向前探索的道路，转而回身退守传统。

（一）传统的时空背景

《文城》的故事背景设定于清末民初，余华倒回了历史当中，为其故事选择了一个古典的时空环境。“林祥福出生在一户富裕人家，他的父亲是乡里唯一的秀才，母亲则是邻县的一位举人之女，虽然出生时家道中落，可她饱读诗书心灵手敏。”[1]6短短几句，交代了林祥福的家庭，铺展了古典味十足的背景板，令人联想到古时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耕读文化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林祥福，自然是一个吃苦耐劳、聪慧能干的乡绅。并且，林祥福还继承了父亲的木工喜好，成为了一名木匠。第九章中，被偷走一半家产的林祥福四处拜师，精进其木工手艺。随着林祥福拜师的轨迹，作者介绍了大量的木工技艺，有软木器匠、硬木器匠、洋木器匠，借徐硬木之口，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木工行里的详细门类：木厂、木匠、模子作、牙子作、镟床子作、圆椅匠、箍桶匠、罗圈匠、旗鞋底匠、剃头挑匠等[1]32。只有对传统工艺做过大量的研究记录，方能如此细致地描述运用。而这占了一整页篇幅的木工行业介绍与整体文本的关联性并不大，而是作为一个背景介绍主人公所从事的行业，烘托文本的传统古典意味。

浪漫传奇性的文本得益于作者擅长的叙事腔调，“那种从容、轻盈而诗性的语言，淡淡几笔便让我们看到广阔的万亩荡和万亩荡上无尽的岁月，当中还有一个怀抱婴孩的行路人。”[2]娓娓道来的语言立刻将读者吸引到虚拟动人的文学世界中。文本的整体讲述方式皆是如此，“传奇故事延续了从神话叙述继承下来的叙事模式，我们几乎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从前……式古典时代故事讲述的影子。”[3]“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那是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河的支流犹如蕃茂的树根爬满了他的土地，稻谷和麦子、玉米和蕃薯、棉花和油菜花、芦苇和竹子，还有青草和树木，在他的土地上日出和日落似地此起彼伏，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欣欣向荣。”[1]3作者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故事营造一个古典的氛围，试图为自己这个并不合理的故事寻找一个合理的背景。余华接受采访时肯定了这是一部传奇小说，一部戏剧性小说，那么它必然要躲在传统的背景当中去成全自己的合理性。

（二）传统的伦理道德

《文城》甫一問世，便引起争相阅读讨论，评论家们相继输出自己的观点。著名学者丁帆盛赞《文城》是“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评论家杨庆祥肯定了《文城》对于“信”和“义”的彰显，“‘文城作为一个虚化的地名，承载着主人公的希望和信念，余华以此扩大了他写作的地理，由北及南，又由南向北，其内在精神的指向，却是超越了地域的一种民族共同性：坚韧、信守、重义、互助。这是《文城》的隐喻，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4]“年逾花甲的余华变得温暖了，在对于人性的衡量中，善替代恶，成为他着力书写的主题。而几乎所有对《文城》赞誉有加的评论，都在谈论着余华的这一变化，将小说刻意张扬的爱、仁义与温暖视为《文城》最为动人的力量。”[2]

《文城》的意蕴显然不只是讴歌温暖的人性，但在无法把握作家想要表达的真正意图时，跃然纸上的“人性”显然是最好歌颂的优势。这并非是说肯定性的评论皆出于作者的拥趸，审美本就是个性化的选择。拨开“人性”的云雾，掩藏其间的是余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书写。“《文城》中着意书写的美、善、仁义与温暖，其实有其确定的所指；而如果说这部小说讨论了人性，这人性也并非抽象的人性，而必须放置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加以考量。”[2]首先就是对于“家”的守望。林祥福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文城”其实就是他的“家”，是他的皈依。耕读文化下培养起来的林祥福本应是安土重迁的人，然而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带着所有家产去寻找小美——他的妻子，他女儿的母亲。因为在黄河以北，他的故乡，已经没有了他的亲人，他的父母相继死去后，“家”便不存在了。直到小美出现，代替了母亲守在坐在织布机前，才又让他有了家的感觉。“从田地回来的林祥福走进院子时听到织布机的声响，产生了瞬间的幻觉，以为母亲正在屋中，随即想到是小美。”[1]14他选择留在溪镇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找到了“家”。陈永良和李美莲夫妻让林祥福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开始明白，所谓‘家，也有可能与血缘和婚姻都无关系。他对李美莲说，‘你就是孩子的妈；十年之后，当陈永良举家迁往齐家村的时候，他当年的话已经变成现实，‘陈永良一家其实已是自己的亲人”[2]。华夏文明历来传承儒家文化一脉，宣扬重义轻利的仁爱互助精神，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秩序。《文城》的主人公林祥福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代表人物：他聪慧勤奋、吃苦耐劳、敬爱父母、宽待家仆。在儒家文化的观照下看待林祥福，他没有缺点。哪怕是在溪镇落户后，寂寞难耐时寻找暗娼，也因心理障碍而无法完成，保全了他的无暇形象。林祥福的“信”与“义”——传统文化最为看重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与陈永良，顾益民的交往中。陈永良因儿子陈耀武与林祥福女儿林百家暗生情愫而选择举家搬迁，林祥福大方相赠万亩荡的田产给陈家，毫不吝惜财产。顾益民被土匪绑架之后，林祥福带着必死的决心去交赎金，被骗告知顾益民已死后举刀与恶匪肉搏，最终壮烈死去。

传统文化的糟粕也在林祥福身上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迷信。当偷了自己一半家产的小美怀着孩子回来后，林祥福选择了原谅并重新接纳小美。两人重新操办婚礼，林祥福说：“不求隆重，只求规矩。”[1]41因为媒婆说：“你不用轿子把女人抬回来，女人的脚就不是你的，是她自己的，她随时会一走了之。”[1]34所以，他认为只要这次按规矩办了，小美就不会走了。他还坚守放庚帖的规矩，“这期间家中哪怕是摔破一只碗，也要算我们八字相克，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走到尽头了。”[1]42其次就是重视伦理秩序。林祥福虽然与陈永良合开了木器社，但是因为陈永良为顾益民做过长工，因此林祥福与顾益民是同一等级的乡绅，而陈永良则是低一阶级的工人。是以林祥福和顾益民结为了亲家，让林百家与顾同年定亲。而此后，尽管陈耀武换回了被土匪劫走的林百家，还失去了一只耳朵，陈耀武与林百家情投意合，林祥福明知顾同年顽劣不堪，少时便频频嫖妓……还是坚持订好的婚约，而陈永良一家则自认为有愧于林祥福，选择举家搬迁，斩断两个孩子的情缘。可见林祥福对等级秩序的迂腐固守。

在林祥福的身上，兼具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与糟粕，作者着力表现了他的“仁”与“义”，而把他谨守封建迷信，恪守传统秩序写成了表现他优良品质的铺垫。林祥福的迷信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失去小美，林祥福的恪守伦理秩序是为了体现他能够跨阶级地爱陈永良一家、爱田大一家，突出他的宽厚仁爱。比之白嘉轩，林祥福更趋近于完美的儒家文化代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白嘉轩看到儒家文化的没落与不合时宜，我们通过林祥福能看到什么呢？传统仁义在传统背景下被推崇歌颂，那么它是否与当下社会适配，作者却没有给出答案。

仁义礼智信是筑造大同世界的“基石”，但对传统价值的颂扬在众多作品中却屡见不鲜，并无新意。余华把《文城》的背景设定为具有古典意味的清末民初，似乎仅仅是借了一个“传统”的外壳来盛放安排自己传奇的故事情节。这样的退守并无价值，如此大步地退回传统中进行叙事，是否如评论家所言，是余华躲回自己所擅长的历史题材的选择呢？

二、主题指向缺失

（一）不被召唤的阅读

接受美学认为小说具有开放结构，需要召唤读者来共同构建文本的意义。而《文城》似乎拒绝召唤读者，它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作者自始至终都在一个人叙事，他在讲述自己编织的故事，并不需要读者的参与。这在补篇出现后表现得尤为强烈。正篇中始终有一个明显的空白，就是小美的缺位，正因为小美的缺席使读者有了阐释想象的空间，也就是有了被文本召唤的使命感。然而到了补篇，作者亲自出马，补齐小美所有的空缺，严丝合缝地将故事围拢，使读者摒弃之前的一切参与感，跟随着作者的思路游走。“补篇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原先引人瞩目的空白裂缝被一一填上，故事的叙述到最后被作者赋予了先前缺少的完整性。读者恍然大悟之后，不禁滋生出些許失落。”[5]失去了参与感的故事自然也会失去与读者的共鸣，付如初就认为，“林祥福天然地就少了福贵的普遍意义”[6]，而这直接导致读者情感价值的无处安放。

（二）主题意味不明

正因为缺少参与感，读者在读完《文城》之后最大的感受便是迷茫，不明白作者的写作意图。“通篇我们都看不到作家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们并非要求小说一定旗帜鲜明，但至少，读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要被唤醒，有安放之地。”[6]“读完，我们也没能从中轻易地得到显而易见的主体指向。”[7]许多评论家都试图为《文城》找一个合理的意旨。丁帆认为《文城》是书写“人性”的传奇史诗，洪治纲说：“这个充满张力的故事，隐含了作家对于传统伦理与美好人性的互构性思考，也承载了作家对于道德和人性的严肃的‘兴味关怀，明确体现了‘诗性正义的审美诉求。”[8]同样从人性角度进行阐释理解。评论家杨庆祥赋予《文城》“信”与“义”的讴歌内涵……对于《文城》，我们找不到它的落脚点。

主题的缺失体现出作品思想性的不足。洪治纲评论《文城》是“一部怀抱人间、直视苍生的悲怆之作”，认为“《文城》的深厚之处，就在于余华对诸多的传统伦理给予了深情的敬拜。随着林祥福寄住于溪镇，围绕林祥福、陈永良、田氏兄弟等情同手足的关系，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情义，还看到了他们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所表现出来的慈悲。这些美好的伦理，常常超越了道德的范畴，与人性形成了紧密的同构。”[8]这无疑是有的，它们是作品中一股感人至深的力量。然而在莫言看来，“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9]《文城》中或许有对“信”与“义”的颂扬，或许有对人性之美的展现，但决没有“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诚然，评判艺术的标准是多样的，取决于个人审美立场的，并不应该唯“主题”论，艺术可以什么都不为，只为审美。然而，余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流砥柱，对于如此重量级的作家，读者们自然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如金赫楠所说：“对于余华这样的作家，我们关注的从来不是某一部具体作品的成败优劣，而总是会在当代文学创新与发展的层面考虑问题。”[7]既然一部作品的主题都不明确，其价值又该如何判断？

（三）走向消极的虚无

纵观余华的创作史，也是他与现实的斗争史。从先锋到貌似通俗，余华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现实。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更是直接转向了现实主义写作。《兄弟》和《第七天》是余华强攻现实的努力，然而余华没有战胜现实。对现实冲击的失败令余华失望后退，他将溪镇塑造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乐园，里面有极致的温情与仁义，在这里李美莲愿意用自己的孩子去换回被绑架的林百家，林祥福可以为了解救顾益民而赴死。然而这个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它被极恶的土匪捣毁，打破了缔造出来的完美世界。“余华还是执拗地书写了一个人在大地上的行走，以他的精神完善铸就一个注定崩塌的乌托邦。这是一个作家最终选择的态度：无论世事如何轮转，他仍坚持发思古之幽情，强调在那些已然逝去的往事里依然有足以动人的瞬间。余华当然知道自己写的不过是一曲挽歌，但正因为是挽歌，才格外具有抒情的力量。”[2]这是一个作家对现实的严肃思考，也是作家自觉扛在肩上的责任。然而，如付如初所说，余华对现实一直无计可施。《文城》中乌托邦的不可能性恰恰反映了余华对现实的妥协，他自认为无力解决与现实的矛盾，于是选择了退缩与逃避，承认现实无法打败，使自己的探索实际上走向了虚无。

参考文献：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2]丛治辰.余华的异变或回归——论《文城》的历史思考与文学价值[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5）：100-111.

[3]汪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5）：82-89.

[4]杨庆祥.《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N].文学报，2021-03-18.

[5]王宏图.通向“文城”的漫长旅程——从余华新作《文城》看其创作的演变[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6-94.

[6]付如初.现在的余华为谁写作[N].经济观察报，2021-03-22（037）.

[7]金赫楠.暌违八年，期待是否落空？[N].文学报，2021-03-18.

[8]洪治纲.寻找诗性的正义——论余华的《文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7）：66-78.

[9]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J].当代作家评论，2006（1）：25-28.

作者简介：张若男，宝鸡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