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卓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世纪40年代的北方解放区文学创作在女性叙事上有诸多突破,推其根本来说,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革命与边区民主建设带来的妇女地位的变化。虽然人物形象、情节脉络、文体样式各有不同,但居于叙事核心的都是女性成长的“新”“变”,或者说“翻身”“革命”,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依托同一时期正在生成中的革命话语。每部作品的讲述方式各有侧重,它们在不同时期的接受程度各有不同,其中产生了不少争论。比如,革命叙事与女性叙事何者为名,何者为实?这在经典作品《白毛女》的阐释中尤为明显,喜儿的形象是“空洞化的表象”[1],还是具有“历史多质性”,因情节上不局限于“婚姻”与“家庭”而得以承载更多超越性别的普遍代表性?把握《白毛女》文本的关键,“并不在于‘阶级’叙事如何掏空并替换了‘性别’叙事,而是‘阶级’叙事如何从‘性别’叙事中生长,或者说,有关‘性别’的叙事如何可以与‘阶级’的叙事结合起来并融入其中”[2]。革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是席卷近现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阶级叙事只是它的叙事路径之一,并且阶级叙事也多与其他情节结合在一起呈现为不同的表现路径。事实上,北方解放区女性叙事作品中的大部分情节与婚姻、家庭有关,即使延伸至拥军、生产等情节,也仍然是关联着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主意识的转变。本文以《漳河水》为线索,勾勒、对比边区围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