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社保”: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
2023-10-27王彬彬吉文婷
妇女研究论丛 2023年5期
黄 岩 王彬彬 吉文婷
(1.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2.3.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3月,本研究课题组成员以正式工身份入职河南省Z市富士康生产基地,在紧张繁忙的流水线上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富士康的工人以女性为主,工人底薪为2100元/月,工人每月加班80-104小时后的收入约为3000-3800元,但当地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工资也可达到3500元以上。富士康流水生产线的工作压力异常大,可如此低的工资为何依然吸引众多女性农民工加入其中?在富士康接近甚至低于本地平均工资的薪酬体系下,是什么因素诱发女工克服对“单调猛兽”的恐惧和“血汗工厂”的排斥?
作为代工产业内的“航母级”企业,富士康一直遭到“血汗工厂”的批评。学界主要聚焦生产劳动过程,围绕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暴力规训、缺乏民主沟通的刚性劳动体制[1](PP27-33),揭露了一种失衡劳动关系。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来自经济和政治层面。从经济因素看,资本在全球的加速流动扩张及全球性生产体系的建立,强化了资本力量对劳动者的控制。即便富士康长期实行“地板工资”政策,劳动者权益和工作条件不断“向下竞争”[2](P92)[3](PP94-113),劳动者仍难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不得不屈服于更低的工资标准。从政治因素看,由“晋升锦标赛”触发的经济绩效激励,使得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目标趋于一致,国家发展主义与市场经济要求并存[4](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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