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的调色盘》披着华丽的科幻外衣，但细究其内核，却又带有強烈的反科幻性质。

与科幻小说往往将人类处境抽象化不同，《星星的调色盘》所书写的人的境况，有着清晰可辨的具体性。在社会学的层面，小说的主人公林达和他的妻子（前妻）周娟，从属于中国庞大的“失独者”群体。也只有在“失独者”的概念下，林达和周娟的创痛，才能获得精确且不廉价的同情与理解。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随着二胎/三胎时代的开启，“80后”到“00后”（1980年到2010年之间出生之人）身上的共同特征，将逐渐覆盖他们前人的区别特征；从较长时段的角度看，生于这个区间的中国人，可以被称为“独生一代”（one-child generation）。而由“独生一代”，又衍生出“独生家庭”“独生父母”乃至“失独者”等一系列概念，也衍生出与前后时代都有区别的家庭模式和情感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林达和周娟的痛苦就不是他们的个人悲伤，而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具有特定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历史性哀伤。

短篇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往往藏匿着通向自身隐秘的钥匙。《星星的调色盘》的起始句是：“大街上孩子们的笑声是家的未来，我的儿子……也曾是家的未来。”这种关于未来的描述，其实不是普适性的人类叙事，而是一代中国人的“未来学”。当一个家庭的命运与个体命运如此紧密地牵系在一起时，势必会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星星的调色盘》极尽感伤，自始至终，几乎被眼泪所淹没。小说一共写了18次哭泣——林达和周娟12次，其他人（多是同命相怜的陌生人）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