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高昂已逐渐成为推动人口生育水平长期走低和持续低迷的重要因素,无形的教育心理成本正在成为现代人更为沉重的负担,形成所谓的“教育焦虑”。教育焦虑为什么会产生,其历史文化根源和现实土壤是什么?教育焦虑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机制如何?应当如何缓解和应对?这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一、现代人的教育焦虑从何而来?

教育焦虑可以概括为人们由于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担忧、紧张、不安甚至恐慌等复杂的心理状态和不愉快的情绪[1],这种焦虑更多地指家长对子女教育的过分敏感与担心。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对“教育落后”的恐慌、对“教育重负”的压力和对“教育无用”的担忧[2],通俗来说就是唯恐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得不到好资源,最终上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3]。

2018年,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发布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社会环境变化导致中国家长普遍处于教育焦虑状态,这种教育焦虑尤其存在于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学区房、二胎、隔代教育等成为焦虑爆发点[4]。吴晓波团队发布的《2020新中产白皮书》数据显示,近60%的中产家庭存在教育焦虑。当前中国家庭这种普遍的教育焦虑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充分的社会现实土壤,主要源自异化的教育功能、超越阶层的高教育期待、风险社会的教育内卷、与个体认知不匹配的教育政策和信息化时代的网络渲染等五大方面。

第一,教育一直是人们实现阶层跃升或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投资。一方面,布劳和邓肯[5]的“地位获得模型”强调了教育作为自致性因素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认为教育是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传统社会中推崇的通过科举制实现鱼跃龙门式的身份地位转变,还是现代“唯才是举”的绩效主义原则下对受教育水平和个人能力的看重,教育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可以凭借个人努力去实现阶层跃升的更直接、更公平和更现实的方式[6][7]。另一方面,“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模型认为,文化资本对于精英位置的重要性促使中国的精英群体想办法控制稀缺的教育资源,从而实现阶层排他和地位的传递,完成精英阶层的再生产[8]。精英阶层的固化加剧了其他阶层向上流动的困难程度,也加剧了教育资源获得的竞争性,导致下层群体焦虑情绪蔓延[9]。同时,文化资本的不可继承性也使得孩子成绩成为各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10]。总而言之,人们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抢滩”和阶层“守位”的期待使得各阶层的教育焦虑持续滋长[11]。

第二,中国家长有别于其他国家,超越自身阶层的高教育期望使得教育焦虑无可避免。大量针对西方社会的调查指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与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相关的。高学历的父母十分注重教育投资并有较高的教育期待,但低社会阶层的父母不会对子女有过高期望,他们会充分考量成功的可能性而把子女定位在较低教育层次上[12]。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不同经济地位的父母对子女的学业要求和教育发展普遍存在着很高的期望[13][14],低社会阶层家庭不希望子女仅实现较低的教育成就,而是与高社会阶层家庭一样期待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研究发现,在教育方面中国家长更倾向于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施加更多的控制和限制。面对愈加激烈的升学和就业竞争,家长更倾向于提高对孩子的要求、增加对孩子的保护,这也成为强化家长教育焦虑的机制。

第三,与个体教育期待不一致的教育政策导向是教育焦虑的根源。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崇尚技能、重视技能人才的观念,教育分流时“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升学规则就成为许多家庭教育焦虑的主要来源。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继续强调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显示,自2003年至今,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一直维持在40%以上,2007—2010年甚至达到50%以上。尽管职业教育在教育发展中,尤其是在技能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职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没有提升至应有的水平,社会上依然存在着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家长普遍认为教育分流意味着职业的社会分化,为了不让子女“被迫”成为进入中职院校的那50%人群,更多的家庭将子女教育资源主动投入到小学和初中阶段,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负担和子女教育的压力居高不下。尽管在素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2021年“双减”政策的实施规范治理了校外培训机构、减轻了学生作业压力,但以分数为主导的教学和升学评价体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课外辅导班减少导致了一对一辅导的增加,更是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也增加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第四,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教育内卷加剧了教育焦虑。在以不确定性、流动性为特征的现代风险社会中,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历程发展不再依赖“给定”的、具有强烈规范的集体标准,更加具有自主的选择权;另一方面,社会既有模式开始从传统向非传统、从理性向感性、从长期稳定到瞬时变化变迁,浮躁、焦虑、紧张等各种负面情绪会随之渗透社会的角角落落[15],人们也始终面临着一系列无法确定的选择,缺乏安全感[16]。在子女教育方面,个体的选择更多地建立在不确定的预期回报之上,外界竞争和内在功利主义导致的从众心理造成人们在教育上“无凭的选择的焦虑”[17]。在家长们试图通过参与竞争和从众来克服焦虑的自然反应下,产生了“剧场效应”,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集体性的、结构性的教育焦虑[1]。这种焦虑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现代社会全球的普遍问题,美国纽约上东区的妈妈们面对的“育儿战争”和教育焦虑远远超出教育本身[18],印度落后种姓群体则不断争取高等教育机会以获得“种姓制度”社会的突破性认可[19]。由私人支付的课外补习即“影子教育”不仅在东亚、东南亚地区长期存在,甚至还在向北欧等地区持续扩张,教育焦虑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

第五,信息化社会社交媒体的渲染和网络极化效应引发了社会性的教育焦虑。社会行动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在感知社会情境后会产生有意识的取向和有目的的行动[20]。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相关信息和观念的大范围、快速化传播提供了条件。当前,媒体和营销机构关于精细化育儿的科普和说教加剧了家庭育儿的紧张气氛,现代人的婚育观和养育观也被社交媒体所营造的主流教育、生育观念深刻塑造。桑斯坦指出,网络使人们过滤掉自己不喜欢或对立的信息,只和与自己有相同偏好的群体成员交流,并且观点在不断地交流中会朝着所偏好的极化方向发展。社交媒体通过算法推断出浏览者的关注点,使得负面的教育焦虑信息被选择性地推送给作为目标受众的、处于生育迷茫状态的青年群体,这种选择性的接触显著助长了其有关生育和养育的焦虑情绪[21]。在社交媒体的强调和渲染下,现代人的生育意愿难以表达或实现,教育焦虑和生育焦虑反复交织,成为当代社会转型阶段无法回避的社会性焦虑。

二、教育焦虑如何影响现代人的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一个多梯度的概念,根据与生育行为关联的密切程度,生育意愿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22]。生育意愿直接受到生育动机的影响。生育动机是对为人父母的态度,可定义为“推动行动的特质”,是人们对“为什么要生育孩子”这一问题的回答[23]。经典的生育理论对生育意愿分析的主要路径之一便是微观分析,强调个体和家庭因素的作用[24]。教育焦虑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多种方式作用于个体和家庭,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动机乃至生育意愿。

现有的研究多将家庭视角下的教育成本或社会视角下的教育竞争压力当作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来讨论[25][26],鲜有研究直接将个体的教育焦虑与生育意愿相联系并讨论其影响机制。同时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现有数据暂时不能从实证的层面支持讨论教育焦虑传导机制下的低生育意愿。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方式,尝试围绕教育焦虑这一核心问题来讨论其对现代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

(一)个体层面:提高生育门槛,降低生育憧憬,加重母职焦虑

首先,教育焦虑提高了未婚未育人群的婚育决定门槛,能否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为父母自认是否具备生育条件的重要考量。生育的价值意识假说认为,在产业化、市场化的社会,女性越来越能够依照个人的价值取向自主选择(而不是被动选择)生育安排[26]。表达型个人主义理念认为,后现代社会的青年更注重自主性和自我表达,更加关注自我感受和个人需求[27]。女性的个人发展空间扩大和将婚育与个体幸福脱钩的倾向都使得现代女性对婚姻和生育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更加关注生育行为本身而非生育在社会中的符号价值,对生育必要性的认同度大幅下降[28]。同时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人们更强调婚姻和生育的经济基础[28],先立业后成家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生活模式,这也意味着教育焦虑背景下选择生育需要跨越更高的责任心理门槛,其考虑的责任范围涵盖物质供养、情感投入、心理关照、成就促成等多方面[27],对后代的负责任的教养选择和高教育期待也让现代年轻人不敢轻易选择生育。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在决定是否生育二胎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是否有时间和精力教育孩子”和“家庭经济条件”。八成以上的大学生期望孩子的最低受教育水平为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考虑二胎生育意愿时更在乎能不能给予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29]。

其次,教育焦虑影响了已婚人群的生育憧憬和多孩憧憬,以往的“多子多福”被“减量保质”观念所替代。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育龄夫妇倾向以孩子质量的提高来替代孩子数量的增加,这样分配到每个孩子身上的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更多,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莱宾斯坦提出的“边际孩子理性选择模型”认为,一对理性夫妇根据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考虑,通过比较多生育一个孩子带来的边际成本和效用即可抉择是否需要额外的生育[30][31]。基于经济学理性思维的社会经济假说也认为,教育费用等直接成本和教育过程中产生的闲暇时间减少、劳动市场退出等间接成本的提高都进一步弱化了女性的生育意愿[26]。在实证层面亦有研究表明,当教育竞争很激烈时,人们预期到养育成本可能增加,从而会考虑缩减子女数量,集中资源“培优”[25]。而现代社会不断上升的教育开支使得育龄家庭调整对子女数量的预期并强化对少子生活方式的认同,生育憧憬不断减弱。已经有孩子的家庭在教育子女的高经济负担和高精神负担下,继续生育的念头也会被打消,最终导致整体生育空间被压缩[32]。

最后,教育焦虑加重了“密集母职”与“母职焦虑”,进一步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认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未得到根本改变的现代社会中,职场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养育的双重负担,这会极大地弱化其生育多孩的意愿[26]。海斯认为精细化、高投入的养育倾向层层落实到母亲身上,形成了现代社会中“密集母职”的育儿实践和意识形态,即母亲是孩子最理想的照顾者,母亲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情感和劳动来集中抚养教育孩子,甚至现在还有观点强调母亲职责向教育扩展后的职责密集化。当前中国城市中产家庭受“密集母职”社会期待的影响,已经逐渐形成了以“科学主义加母性主义、智育和卓越取向”的主流养育观念,成为对女性普遍的“压迫性力量”[33]。“教育拼妈”的社会风气和培训机构营销的“精细化育儿”消费导向进一步将教育焦虑传导为生育焦虑,成为了强化低生育意愿的社会机制。

(二)家庭层面:威胁家长身份认同,放大代际冲突,加剧亲子矛盾

首先,教育的不确定性焦虑降低了家长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效能,进一步强化了较低的生育意愿。计划行为理论认为,除了出于经济“理性人”的考量,主观情感和信念支配也会影响生育意愿[34]。在具有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家长始终面临着一系列无法确定的选择,从而不断强化着其因安全感缺失而产生的焦虑,并进一步怀疑自身作为家长的胜任力,产生母职/父职的“身份认同”危机。家长对自身养育能力、养育方式和养育后果的怀疑和焦虑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其产生无力感、羞耻感和沮丧感,严重贬损家长的自我效能并引发其更多的情绪问题,其伤害远胜过对孩子学习和教育本身的焦虑,从而不利于家长身心健康,甚至对子女产生深刻影响[18]。现代中国社会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持续增强[35]使得教育焦虑对家长自身身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持续存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其次,教育焦虑会加剧隔代照料家庭的代际矛盾,紧张的家庭氛围会弱化再生育意愿。有别于过去散养式、粗放型的育儿方式,现代核心家庭中精细化的养育观强调父母对孩子的密集型陪伴和高质量教育[36],尤其当新生代父母越来越多地由曾是家庭核心的独生子女一代组成,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只增不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过程中政府照料的逐渐退出,托育回归家庭和市场,职场父母无法兼顾以家庭为主的全方位子代照料,由上一辈承担的隔代照料成为经济最优的养育策略之一。隔代照料增加了两代人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养育观的现实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教育焦虑,增加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教育产生的担忧和不确定感[35]。

最后,教育焦虑会引发亲子之间的诸多问题,心力交瘁的育儿体验会降低再生育意愿。家长们尤其是大城市家长们的教育焦虑使其将所有精力和优势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上,造成其对孩子的过高要求和期待,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去寻找孩子可能出现问题的前兆,处处监管、时时纠正。加上随着代际变迁亲子之间平等程度的提高和代际束缚的减轻[37],高压之下孩子也会更加逆反,从而引发家庭矛盾、亲子关系问题乃至孩子和家长的心理问题,这种心力交瘁的育儿体验进一步降低了家庭生育多孩的意愿。

(三)从教育焦虑到低生育意愿的传导机制

布郎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嵌套于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38]。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教育环境的持续变化,市场经济使得教育的阶层分化功能更加凸显,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普职分流的压力和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使得教育焦虑加重,“影子教育”的蔓延营造并强化了竞争性的教育环境,社交媒体、次级群体建构的、经过极化的社会性的教育焦虑使得教育焦虑的负面情绪被放大。这些社会环境共同导致个体和社会性的教育焦虑,并使得这种教育方面的压力传导并影响到生育意愿。对于个体而言,教育焦虑提高了未婚未育人群的婚育决定门槛,降低了已婚人群的生育憧憬和多孩憧憬,加重了生育主体的“密集母职”和“母职焦虑”;对于家庭而言,教育焦虑加剧了向上和向下的代际矛盾冲突。总而言之,在教育焦虑的传导机制下,个体和家庭生育意愿的降低,进一步推动着生育、婚姻等领域的深刻变化。

三、如何实施缓解教育焦虑、促进生育支持的行动策略?

如图1所示,要缓解教育焦虑、促进生育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阻断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来实现,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教育焦虑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

图1 从教育焦虑到低生育意愿的传导机制示意图

(一)优化社会环境,降低社会性教育焦虑情绪的蔓延

首先,做好教育大势宣传,推动社会教育观念变迁。从人口大势来看,2022年我国总人口已经进入内生性负增长阶段,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三孩政策实施以来,人们生育意愿持续低迷: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021万,2022年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与2017年出生人口1867万相比,5年间出生人口降幅近一半,未来少儿人口的大幅减少不可避免。而2022年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14.50万人,保持这个招生规模不变的话,未来每年出生的所有孩子都能够实现上大学的愿望。随着人口负增长的推进,我国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将很快进入下行通道。长期来看,少儿人口负增长会使得基础教育资源出现结构性过剩(即低质量的教育资源被淘汰、人口稀少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出现过剩),还会提升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供给质量和促进其精细化发展。在现有的教育资源下,人口负增长过程也会伴随着人均教育资源增多和教育竞争压力的降低,教育内卷和教育焦虑会相对减轻,人们的生育意愿能够得到合理释放。因此要面向社会做好人口变化趋势和教育大势的科普宣传工作,推动社会更加理性地看待生育、养育和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社会教育观念的变迁。

其次,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重技能人才的社会环境,消除职业教育偏见。与西方国家崇尚职业教育不同,国内对职业教育的排斥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偏见,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职业教育发展不完善,就业层次不高,收入和社会声望较低。因而,要推动教育观念的整体变迁,需要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培养符合国家发展所需的各行各业人才,让职业教育从部分群体的无奈之选变成有发展前途的主动选择,满足不同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实现行行皆可成才、行行尽展其才。此外,还须通过提高职业教育的声望和政策倾斜等手段来引导整个社会重视技能人才,切实提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逐渐形成崇尚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社会风气。

(二)加强家庭支持,降低教育焦虑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

首先,统筹考虑教育和生育的政策制定,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要立足家庭视角将生育和教育统筹考虑,在真正把握家庭教育的痛点和难点的基础上完善家庭支持政策,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纾解家庭的教育焦虑,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从短期来看,要继续落实“双减”政策并完善配套措施,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从长远来看,在少儿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坚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普及高中教育或延迟中考分流,让愿意接受高中、大学教育的人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能从根本上降低家庭的教育内卷、增强家庭发展能力,这也符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等理念。

其次,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对家长面临的教育困境提供支持。要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精神,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建立由国家和公立学校主导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尊重孩子的认知发展规律和差异性,正确认识孩子的个性天赋和独特性,以发展的、长远的眼光对待孩子现阶段的教育问题并提供帮助[11]。这样既可有效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又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家校层面应该加强沟通,因材施教,形成协调合作关系,让家长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盟友。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至极低水平,给人口实现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一系列因素中,教育焦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探讨教育焦虑的历史缘起和现实土壤,剖析教育焦虑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从而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建立完善生育支持体系、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传统文化语境之下,家长们往往对子女有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教育期待,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实现更好的发展。当不同阶层的家庭均向往着较高的教育程度,在教育资源供给尚未充分的条件下,教育焦虑将会不可避免。同时,教育作为实现“阶层跃迁”的有效途径,其实用主义功能已深入人心。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能力成为在社会立足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而教育作为素养提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日益成为人们发展自身、培养子女的核心关切,许多家长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四处奔波、殚精竭虑。

在中国,相关社会认知和政策认知也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教育焦虑。中国社会对职业教育仍存在明显的歧视,使得“普职分流”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社会分层的标识,推动越来越多的家长争先恐后地在义务教育上投入资源,削尖脑袋将子女送入高中、大学就学。此外,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也对教育焦虑的蔓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负责任的生育”逐渐成为家庭生育的道德准则和自觉选择,“子女质量替代数量”逐渐成为家庭的行为取向,“密集母职”观念进一步使得女性不堪重负,社会发展的风险性使得家长的“身份认同”危机日益凸显,由教育引发的家庭冲突和焦虑在代际间传递和蔓延,这些因素不断引导和强化教育焦虑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使得生育逐渐从家庭性的难题转化成社会性的危机。当前,亟须采取相关措施缓解教育焦虑,建立、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包括:做好教育大势的宣传,推动人口教育观念变迁;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消除职业教育偏见;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降低教育内卷;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缓解教育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