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慧

杜甫的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体现了他对人生、社会、自然，以及宇宙的认识与思考。杜甫晚年居住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诗歌创作迎来了又一轮高峰。他不仅在对山水自然的观照中思考生命的规律和价值，思考时局的忧患和对策，思考人生的真谛，并在诗歌中体现了丰富的哲理表达，实现了情、景、理三者的完美融合。夔州诗的哲理表达是杜甫的哲理诗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杜甫的诗歌创作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闻一多先生评论杜甫为中华“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研究论文集（第一辑）》）。杜甫的诗歌除了在格律、题材、意境、语言等方面对唐代及以后的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诗中对哲理的融入和表达更是杜甫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思想理趣的体现。杜甫在夔州居住时暂时脱离了流亡漂泊的生活，迎来了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杜甫的诗歌创作又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巅峰。经历了人生种种坎坷的杜甫，在孤独深沉的冥想中观察一切事物，体会它们的内在。夔州的环境同杜甫自身的经历与思想的结合使得诗中渗透的哲理更加深刻和丰富。至今，无论在艺术特征方面、生命情感方面、考证辩证方面、地理环境方面还是在整体观照方面，学者们对杜甫夔州诗的研究都已经非常系统且充分。杜诗中的哲理性质也有学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裴斐在《杜诗八期论》中表述道：“夔州所特有之雄奇山水、殊风异俗以及变化多端的自然景色，与老杜日暮途穷时变得更加激越亦更加留恋人生的心情完全合拍，这也是夔州诗取得巨大成就又显得别具一格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环境对人的情感和思考具有重要的影响。杜甫在夔州诗里的哲理表达不仅与自身的特质和个人的经历有关，与夔州的山水自然也息息相关。本文将从杜甫的夔州诗中的生命观、时局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四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山水自然中的生命观

青年时期的杜甫在吴、越、赵游历的经验已经培养了他广阔的视野和诗性思维。夔州，对于杜甫来说是一个完全超乎想象的地理环境，壮丽险峻的河流山川、多变的气候，以及不同寻常的风土民俗，加上民情的贫苦不堪，使他对夔州的地理险恶和人文怪异发出了“形胜有余而风土恶”（《峡中览物》）的感慨。夔州地势险峻奇崛，山怪水险，这些在杜甫的诗歌中都有所记录。例如，杜甫在定居夔州后便发出了“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峡中览物》）的感慨，以“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夔州歌》其一）高妙地概述了夔州的山水地形。

杜甫从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东云阳镇）进入夔州的时间为大历元年春（766），那时他已经五十五岁，处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身体上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内心也在经历煎熬，所以在夔州这样的环境里，杜甫对生命的感受更加敏感和深刻。

首先，是对生命规律的感知。被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登高》是杜甫在登高望见三峡秋景所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中宏阔苍郁的秋色和滚滚流逝的江水表达了他伤时忧世的情感，从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体现了生命流逝的发展过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把自己置于庞大的时间与空间之下，忧愁和寂寞更加浓烈，而在忧生忧世中又充溢着生命意识和宇宙观念：人在天地间是多么的渺小，而生命的流逝又是如此急迫。《庭草》写道：“楚草经寒碧，逢春入眼浓。旧低收叶举，新掩卷牙重。步履宜轻过，开筵得屡供。看花随节序，不敢强为容。”诗中写花草由于自身的生命力强盛和气候的偏暖，经过冬天仍然碧绿，这些物象在杜甫的眼里，反而更强调和提醒了时序的变迁，以及生命无法中止的消逝。大到登高所见的辽阔之景，小到庭院中的花草，杜甫自身带有的极强的自然感知能力让他都能融入对生命规律的思考和极为深刻的体验。

其次，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许思园在《中西文化回眸》中认为“中国哲人心志不离人事，切于救世”，这也是儒家的政治人生哲学的注重所在。早年间，杜甫深受儒家济世精神的影响，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夔州的地理环境并未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生命价值的执着。杜甫对自然生命规律的感受常常伴随着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在险恶的环境里，他仍然不忘忧心天下，不弃人生理想。“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更是以宇宙不灭之观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生命厚度的追求。除此之外，还有“功名不早立，衰病谢知音”（《西阁》其一），“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中夜江山静，危楼望北辰”（《中夜》），等等。正如苏轼对杜甫的评价：“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马祖常也赞其“平生无饱饭，抵死只忧时”（《石田集杂咏》）。杜甫深刻地明白，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以保家卫国为理想之光，生命的迟暮激起他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渴望。在杜甫看来，这就是生命意义的所在。

二、山水自然中的时局观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位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诗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密切地关注社会的现实和存在的问题，发表对人、事、物、理的看法，针砭时弊。他的忧患意识和政治器识，让他对时局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和深刻的反思。夔州地理环境的艰险，很难不让杜甫联想到国势的艰难，此时的杜甫将时局观融入了自然环境。例如，夔州诗的代表之一《滟滪堆》：“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大历元年（766），当时崔旰之乱尚未平定，杜甫到达夔州不久，经過瞿塘峡凶险的滟滪堆而触景生情。诗人在诗中不仅运用“巨石”“江寒”“沉牛”“云雨”等意象将滟滪堆的高险和环境恶劣描写得淋漓尽致，更是在背后体现了动荡的社会现状，注入诗人对时局和人生处境的看法和忧虑，达到了情、景、理的完美交融。清初的名士黄生曾对此高度评价：“此诗，天道神灵，人事物理，贯穿烂熟，又说得玲珑宛转，自非腹笥与手笔兼具者，不能道只字。俯视三唐，独步千古，诚非偶然。”（仇兆鳌《杜诗详注》）于山水间可见广深之理。

清醒深刻的时局认识让杜甫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感慨悲叹，而是进一步探索衰败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莫砺锋评价：“如果说‘三吏‘三别等作品是诗人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控诉，那么夔州诗就是体现了诗人对造成黑暗现实的根本原因的探索。”（《杜甫评传》）例如，“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又上后园山脚》），杜甫目睹夔州农事荒废之景，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百姓饱受战争摧残的结果而非自然原因，透过现象看到了战乱对封建朝代经济根基的动摇的本质。随后，他提出了“请先偃甲兵，处分听人主。万邦但各业，一物休尽取”（《雷》）的观点，建议统治者平息战火，恢复农业生产，体恤百姓。如此深刻的时局观是杜甫夔州以前的诗作中鲜有的，这既是杜甫观遍人世百态后理性思考的体现，更是其仁爱精神的哲思体现。

三、山水自然中的历史观

夔州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文化氛围的地区，除了奇峻的自然环境，还存留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如先主庙、武侯祠、八阵图、白帝城等。杜甫常常游览凭吊这些名胜古迹，沉浸于对历史和先贤的思考，抒发怀古之情。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也让杜甫对时局世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哲理思索。大历元年（766），杜甫登上白帝城，而后作《上白帝城》：“城峻随天壁，楼高望女墙。江流思夏后，风至忆襄王。老去闻悲角，人扶报夕阳。公孙初恃险，跃马意何长。”前四句写登临怀古，后四句则回归现实，感时而发。杜甫立于高楼之上，眺望四周险要的地势，触发了历史兴亡之感。王彦辅言：“周鱼复国，秦置巴郡，汉公孙述僭伪，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仇兆鳌《杜诗详注》）杜甫追忆夏禹和楚襄王，而后又运用了公孙述恃险聚众自称蜀郡太守，进而自立为帝，最终身死族灭的典故，形成对比，在对历史因果的思考中暗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讽刺。

在夔州，除了历史遗迹，古人如诸葛亮、庾信、王昭君、宋玉等也常常引起杜甫的咏怀之意。杜甫有不少吟咏诸葛亮的诗作，如《诸葛庙》《古柏行》《武侯庙》《谒先主庙》《八阵图》，以及《咏怀古迹》的其四和其五等，皆作于夔州时期。《诸葛庙》这首诗基调苍凉悲郁，其中写道：“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诸葛亮和刘备是“一体君臣”，但杜甫是老年流落他乡，一生怀才不遇，仕途坎坷，这让他感到落寞和羡慕，对于现实君臣关系感到失望和无奈。在《咏怀古迹》中，其一叹庾信的身世，其二写宋玉宅空而文留后世，其三悲咏明妃遭受遗弃之恨。历史的种种都能够在杜甫身上找到，如此体察，他对历史兴亡、人世变幻的感受更加深刻，创作的诗歌饱具沧桑和沉思。

四、山水自然中的人生观

杜甫的夔州诗中对哲理的表达不仅有沉重的一面，也有清新的一面。不同于在成都生活的时期，能够依靠友人、官府满足日常需求，在夔州生存需要自给自足，而杜甫也坦然接受了躬耕于田间地头的生活方式。夔州的山野是自然的一方宁静之地，让暮年的杜甫在其中体察自然万物，从自然物理之中品得人生哲理。《秋野》其二：“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北山薇。”张戒评价此诗“鱼不厌深，鸟不厌高，人岂厌山林乎……此子美悟理之句也”（《岁寒堂诗话》）。万物都有自然规律，这是不可违背的道理，故人的一生经历生老病死，也自有光辉和黯淡之时。水深则鱼感到快乐，林茂则会吸引鸟儿归来，如此山野也是人在年老病衰时的心安之处了。

杜甫对农家生活的观察亦能启发其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如《缚鸡行》：“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这首诗表面上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哲理，只是写了家人由于厌恶鸡吃虫蚁而要把鸡卖到集市的这一件乡野琐事，但细品最后两句便可知，杜甫于暗处表达了对世间数不清的是非争论的思索，若是样样纠结便会无穷无尽，故要以淡然开阔的心态去对待，人才能得以解脱。尾句宕开一笔，将全诗推向了一个高阔的境界。前人对其赞赏道：“宕开作结，妙不说尽。”（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杜甫在自然之中品味哲理，又将内化出来的人生哲理寄寓回自然事物之中，这是他对自然和人生持有的真挚和热爱的表现，富有理趣，毫无理障，而不乏诗情。

杜甫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哲人，仅“物理”一词的直接使用，在杜诗之中前后共出现了六次。杜甫诗中的哲理表达在夔州之前的诗作中就已经广泛地存在，而夔州时期是他最后的也是重要的人生阶段，大起大落的时代背景、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夔州的山川自然和山野生活为这位善于思考和推究哲理的诗人提供了太多的创作土壤和养分，让杜甫在诗中的哲理表达得以大放光彩。直接议论说理的类型不乏情感的融入和意象的生动映衬，含蓄内藏的类型则咀嚼生味，不会艰涩难懂，流于表面。唐人之诗以“兴象”为主，讲究神韵和秀句，往往会忽略深刻的哲理思考；若要體现哲理，又容易脱离与意象意境的融合。杜甫则做到了两者的结合，实现了真正的理趣。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谈论诗的四处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其中的“理”居于首位。杜甫的夔州诗不仅做到了这四妙，更是达到了理之妙，大大增强了杜诗的哲理色彩，对中晚唐甚至是宋代诗歌中的哲理的表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