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潇敏 李嘉

摘 要：王光祈是五四时期民族复兴运动的先驱者，其民族复兴思想继承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直接受到“少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思潮等多重因素影响。民族复兴的根本目标是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依靠力量是“少年中国之少年”，民族生活改造运动是“基本下手处”，以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为根本支撑，“音乐救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独特方法，民族革命与国际革命并举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因为其系统性和独特性，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王光祈致力于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不懈探索，体现了中国音乐人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关键词：王光祈； 五四时期；民族复兴；音乐复振民族精神；“少年中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3）01-0075-12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1.008

王光祈（1892—1936）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也是五四时期最大的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和灵魂。他最初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依托，以创造“少年中国”理想为号召，积极倡导民族复兴运动，身体力行于“少年中国运动”；后来以音乐救国为手段，致力于复兴民族文化。因此，他不仅是“民族复兴运动”概念的首先提出者，而且他的民族复兴思想被誉为民族复兴思潮的揭旗之举。①本文拟对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作一全面的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形成及原因

王光祈的民族复兴思想，受到晚清以来的民族复兴观念的影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其思想的重要来源，“少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思潮是其民族复兴理想的直接来源。

（一）“少年中国说”的影响

甲午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开始勃发，直接影响到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的发生。1908年就读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时，王光祈通过阅读《新民丛报》《民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进步书刊，常与同窗密友纵论国事，相约效法马志尼创造“少年意大利”，重塑“少年中国”。190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其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呼唤“少年中国”之诞生，号召“中国少年”担当起创造“少年中国”的责任，“少年中国”因之成为极具民族复兴意蕴的话语。梁启超热情讴歌“少年意大利党”和“意大利三杰之魁”马志尼，对当时青年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郭沫若所说，“任公以轻灵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令人心醉”①。王光祈回忆其少年经历时说：“我常以为国家之弱，全系外力压迫所致，因而立志研究外交，已然以昔日少年意大利中加富尔自命”。②

王光祈發起少年中国学会，也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他看来，虽然少年中国学会创建于“新文化”蓬勃发展之时代，但别有一种见解，这种见解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于对民族文化所抱持的慎重考量之态度。民族文化的养成受多重因素制约，如遗传、历史、信仰、环境、习惯等，具有各民族独有的特殊色彩与根本思想之烙印，“万不可彼此随意假借通融”。西洋人的根本思想之精髓即是他们的民族文化，其独到特长之处突出表现在用以培植整理他们思想所采的科学方法，由此他们的科学、哲学、美术都极其精深博备，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他们的人生观，“自然是卓绝一世、无可与敌”。因此，王光祈强调“新文化”之学习西方，并非是要摒弃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是要采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民族的根本思想，造成一种“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体现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就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③如果说当时许多中国人欲借西洋的文化来救济中国，那么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则以西洋科学方法整理中国的根本思想，复兴民族文化，这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另一路径。

（二）“少年意大利”和“少年德意志”的启发

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少年意大利”是其思想产生的直接渊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强化了他以创造“少年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理想。

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直接受到“少年意大利”影响。1916年，王光祈任四川《群报》驻京记者及《京华日报》编辑，在北京“有了工作，又参加了社会活动”，中学时代同窗好友间的原有愿望“便逐渐趋向于实现”④。他与周太玄、曾琦等人多次商榷“出处进退”，谋求救国之道，立志“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最终建立适合于20世纪思潮的“少年中国”⑤。

“少年意大利”是王光祈构建“少年中国”的蓝本。据学会发起人之一的张梦九回忆：“少年中国的梦，是从少年意大利而来，这是曾慕韩、雷眉生、陈愚生和我几年来在东京的构想”⑥。王光祈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发起学会时，曾琦主张取名“复兴社”，王光祈以为用“少年中国学会”之名，含义较为明了。后来曾琦以及其他会友都赞成王光祈的主张，于是始有今名⑦。之所以定名“少年中国学会”，是因为他们都感到当时国家文化的落伍和社会的落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以文化事业的力量来建设中国，将老大的中国改造为少年时代，这也是学会定名的意义。①经过多次讨论和细商，王光祈最终“承认了慕韩眉生梦九等的少年中国主义，……确定了达到理想的路子”②，形成了他的“少年中国主义”，就是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依托，用社会运动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所以，学会发起人李璜后来肯定地说：“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是王光祈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建议的结果”③。可见，“少年意大利”与少年中国学会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是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的源流之一。“少年中国”虽脱胎于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 但王光祈强调应据时代而进，创造“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④可见，他的理想的“少年中国”是对“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超越和发展。

王光祈理想的“少年中国”受到“少年德意志”的影响，又超越了“少年德意志”，足见他的思想深受德国民族主义思潮洗礼。王光祈赴德之时，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弥漫，以德国最为强烈。有谓：“德国之富强，系自第十九世纪时起。其在此时期以前，外则强邻压境，内则各邦相仇，其环境之坏，初不亚于中国。然而德国大哲学家如康德之类，大文学家如哥德、喜来之类，大音乐家如巴赫、白堤火粉之类，却皆在此乱离之世产出，由此以造成一种‘德国国粹其后德国即赖此以筑统一之基”⑤。王光祈生活的波恩，更是十九世纪初叶普鲁士复兴运动思想的策源地，波恩城的历史被誉为一部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演进史⑥。王光祈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在给《申报》的一篇通讯中写道：“现在德人民族主义之思想极盛，其意以为世界和平终不可靠，吾德意志民族须团结一气，安有寄人篱下，视人类颦笑以为优乐之德意志民族乎？”⑦王光祈切身感受到德国民族复兴运动的伟大力量，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往日荣光，期盼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想油然而生。“呜呼复生！呜呼中华民族之复生！究在何年？定于何日？吾将请四万万国人有以语我！吾更将与吾同洲各种被压迫民族，于长城之南，琼州之北，高筑民族战争纪念塔，以为争自由者之垂训焉！⑧

由此可见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

1924年，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公开倡导“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并系统阐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方法，这是他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1925年10月，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调查表时宣称：“我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系以争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宗旨（汉、满、蒙、回、藏统称为中华民族），其方法系从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入手，以培养民族实力”。⑨可见，他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不断发展的，他深信“吾聪慧勤俭之中华民族，终必为世界上最后胜利之民族”①，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毕生夙愿，终生奋斗不懈。

二、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的主要内容

王光祈不仅率先提出“民族复兴运动”概念，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复兴思想，内容涉及民族复兴的目标、基本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和方法等，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

（一）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

王光祈提出民族复兴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建立理想的“少年中国”，他设想中的“少年中国”是“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进步的，创造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的“少年中国”。②以具体论，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方面，不仅要跟得上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还要配得上大同世界的一部分。③因此，他的目标不仅是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还要更进一步创造理想的“少年世界”。他所理解的“少年中國”，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而是基于一种世界主义，创造少年中国只是改造世界的“下手处”，是基于“国际分工”与“民族责任”创造“少年世界”的努力。④

为了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不懈追求，努力奋斗。无论是他早期提出的菜园式新生活，还是之后的工读互助社会，或是再后来的工农士商合一的农业社会主义，都是他对“少年中国”理想图景的设想与规划。“少年中国”是王光祈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旗帜，“民族复兴”是王光祈实现“少年中国”理想所设定的目标，就最终价值导向而言两者有内在的逻辑同构性。正因为如此，王光祈把“少年中国运动”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公开宣称“少年中国学会的希望，是在唤醒中华民族之复兴”，“少年中国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⑤

（二）依托“少年中国之少年”

民族复兴任重道远，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之少年”当为复兴民族之主力。在王光祈看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艰辛历程，戊戌、辛亥两次巨大的社会变动，改革的一败涂地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洗礼使“今日全国之青年已渐臻觉悟之境”⑥，能够担当起振兴国家、拯救民族的历史使命。他分析指出，过去的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博大的精神”，如今堕落成为世界上一个弱小国家、劣等民族，被人侵略，被人轻视。中国青年不应甘于民族的这种沉沦、堕落，必须自觉肩负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号召青年勇做“少年中国之少年”，努力“恢复过去的民族精神，创造未来的少年世界”。⑦他坚信，青年是“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改造中国，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⑧王光祈满怀深情的高声呼唤青春焕发的少年们奋力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业，“发挥科学精神，努力社会事业，惟我少年，乃能奋发”，“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惟我少年，誓共休戚”①

“中国少年”怎样才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呢？在王光祈看来，“新少年”必须具备“坚忍、奋斗、实践、俭朴”四大精神；要追求三种新生活，即创造的、社会的、科学的生活，其着眼点在于解决“怎么样适应环境的问题”，做到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注重人的生活问题。②同时，“新少年”必须要“求学宜专，办事尚忠，为人贵诚，理本一贯，初不可分为数橛。志存救国，言行相顾，而不为俗尚所左右”③。正是基于“新少年”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先锋与主力作用的这种认识，王光祈联合同辈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实为“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应运而生”的“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④，是“新少年”进行民族复兴大业的依托组织。正如会员周太玄所言，少年中国学会“从一切政治社会文化事业根本底质上着眼，是一种为百年大计的独创的团体”。王光祈“要借这个学会来实现他的理想，简直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寄托在这个学会”。⑤他甚至把“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称为“少年中国运动”，学会因之承载着实现民族复兴、创造“少年中国”的责任与使命。

（三）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入手

王光祈认为，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就是从事各项社会事业，增进精神物质幸福，由此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丰富生活”⑥，其是民族立国、民族复兴的基本下手处。

王光祈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把复兴民族的着眼点置于改造个人而非改变外部环境，根据在于：中国之所以“国家羸弱”“政治不良”“外则强权压迫，内则军阀暴虐”，是因为民族不强、社会不良、人民无力。所以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从小处看为“改造个人”，从大处看为“改造全体民族”，从本质上论纯是一种“自反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⑦

改造民族生活，要从社会事业下手。王光祈之所以倡导从事社会改革，源于他对三十年来中国改革运动成效的总结和西方国家崛起经验的借鉴。在过去30年的政治改革中，“吾国民已饱览遍尝，几疑黄帝子孙将从此永无得见天日矣”，昔日各党政治改革之理想除了造成一群“明争暗夺、贪赃枉法、眼光短小、举动乖张”的政客外，早已破产殆尽，丝毫不能达到振兴民族之目的。⑧

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陷于如此悲运，最重要的原因无过于“社会麻木”，“外交危殆”“内政腐败”皆由此而起⑨。因此，无论是改革内政外交还是社会本身，均应速行从事社会活动，才能造成社会势力对外抵抗帝国主义，对内推翻军阀巢穴。1920年，王光祈赴德留学，对于欧洲各国民族复兴史尤为关注，他注意到，普法战争中战败之法国不过四十余年已“一跃而起”，而一战后战败之德国不过数年一切政治经济又已逐渐就绪，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够“旋败旋起”迅速复兴，根本在于它们的政治经济均建筑于社会之上。①于西方国家复兴的经验总结，更加坚定了王光祈复兴中国须由社会着手的想法。

王光祈所谓的社会活动，就是教育与实业。因为教育可以革新思想，实业可以增益物质上的幸福，在他看来，以教育实业之发展，促成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之圆满②，是改造民族生活，达到民族复兴之关键。教育是发达学术，促进进化的源泉，是一种“预备工夫”。“今日吾国民众之智识与能力，均极薄弱，社会之组织与道德，均及缺乏”，军阀专横，外力侵入，皆在于此，“为今之计，非從事大规模之‘民众教育运动，实不足以扫除一切祸根”③。也就是说，必须以民众教育的实施，提高民族素质，养成民族实力，这是改造中国、复兴民族的前提。因此，王光祈提出了发展教育的诸多意见，比如扩大社会教育范围、实施农民教育、发展女子教育、注重感情教育、发展出版事业和新闻事业等。其中尤强调感情教育，他抨击中国教育家只把青年造成“一种爱国工具”，“一个新式饭桶”，既不懂游戏技能，也无兴味欣赏美术，简直是“一些行尸走肉，生气全无的国民”。④因此，必须特别重视青年的感情发展与兴趣培养，使青年享有“一个丰富愉快的人生”。⑤

发展实业，应该侧重农业。因为“中国是农业国，为世界分工计，为国富发达计，应该把一切事业皆植基础于农村之上”⑥，由此，王光祈认为少年中国学会必须把“发展农业，改造农村，诱导农人”视为“民族生活改造运动”的基本下手处，强调中国“抵御外国久经训练之资本主义侵略”的关键在于将农、商、工三种势力合于一途，以发展中国幼稚工业，力求自给。⑦

（四）开展民族文化复兴运动

王光祈所谓复兴民族文化，主要侧重于精神方面，旨在唤起民族独立精神。他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之“生活思想”“行为习惯”之表现，备有一种“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的必然要求，“反是者其族必亡，或终为人所奴隶”。⑧

因此，民族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支撑。那么如何复兴民族文化？除了后文详述的以音乐复兴民族文化之外，王光祈还强调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

第一，对中国民族文化不应妄自菲薄。中国民族文化之所以陷于式微，根源在于中国极贫弱的国家地位。在他看来，应坚持历史的、全局的、发展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从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犹太民族等文明古国及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出：目前存在于世的古代文明民族，文化传承绵延不息，居处生活友爱互助，对于世界仍有“极重大之意义者”，“实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⑨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披荆斩棘，生生不息，实因中华民族“较其他古代民族，特有一日之长”。缘此，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盖中华民族者，历史的民族也，自豪的民族也，进步的民族也，世界四分之一人类也”①，强调必须坚持民族文化自信。

第二，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应该兼收并蓄，融合创新。其中包含三重含义：其一，力促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到西方。他认为把中国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并传之国外，对欧洲势必发生两大影响。一方面欧洲将来或可产生第三种文化； 另一方面欧人能增进对中华民族的了解，或不至再以未开化之人类相待。②其二，吸纳中西文化之长，摒弃中西文化之短。王光祈提倡复兴民族文化，并不是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他认为对于“西洋人的长处，我们应该承认，东方人的弱点，我们应该知道”③，对于中西文化的吸纳融合应结合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势综合考量，因“我之所需，或正为彼之所弃”，而“我之所弃，或正为彼之所需”④。其三，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其着眼点在于创造新文化，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说：“中国人的脑子都是被那旧思想束缚得很紧，我们少年中国须要从旧里去加新”，王光祈则认为，“不管他是中国圣贤传下来的古董，或是外国留学生贩运来的舶来品，他们的价值仅作我们的参考材料”，今后中国的文化是“要我们创造的”。⑤因此，“吾人之责任”，不仅在于“保存国粹”，“模仿外国”，更重要的是“创造新文化”，⑥惟有创造新文化，才能“贡献于世界”，“抬高现在中国民族的人格”。⑦

第三，创造新文化必须研究真实学术。学术为国家社会事业之基，从事学术研究对于民族独立至关重要。当时社会“不重视真实学术，只重视虚荣头衔”，王光祈对此忧心忡忡，倘“政府及社会方面不从速奖励真正学者，网罗硕学鸿儒”，长此以往，“吾国学势将永远不能独立，势将永为白种人之殖民地”，“而衰颓国运，亦难望其挽回”。在他看来，从事学术研究，须发挥各界合力。国家社会方面“须极力提倡讲学之风”，尤需根绝“一般不学无术之手”尽握全国学术机关之弊病；国家派遣留学之宗旨，应该专注重“造成专门高深学术人才”；⑧留学界应组织学术研究团体，从事学术互助，同时担负中西文化交流使命与责任。少年中国学会则以“研究真实学术”为宗旨之一，要求本会会员皆须认定专科，提出问题，切实的研究学术”⑨。

（五）复兴中国古代音乐文化

王光祈从十九世纪少年意大利运动、少年德意志运动的成功经验中看到音乐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昔少年意大利之兴也，实由该国之人，既闻诗人但丁之歌，复睹古都罗马之美，乃油然而生其建国之念，此无他，意大利能自觉其为意大利民族之故也”①。因此，少年中国运动要以音乐诗歌作为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从而达到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可以说，“音乐救国”是他实现民族复兴的独特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含义：

以音乐复振民族精神。在王光祈看来，音乐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所在，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以音乐为根本复振民族精神。他所理解的民族文化精髓就是孔子礼乐观，从音乐的社会功能出发，他认为音乐的最重要属性是“谐和”，并把音乐的谐和性与孔子礼乐观联系起来，强调孔子正是因为深谙谐和的妙用，“遂将其全部学说，都筑于音乐之上”，“一手把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他所理想的‘谐和态度之民族”，②由此养成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性”，即爱和平、喜礼让、重情意、轻名利。“昔日吾族之所以繁衍一时”，“今日吾族之所以奄然一息”，均与此“民族性”休戚相关，因此实现民族复兴的首务就是振兴我们的“民族性”。他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中非常明确地说：“吾人如欲扫除中国下等游戏，代以高尚娱乐，廓清残杀阴氛，化为和平祥气，唤起将死民族，与以活泼生机．促醒相仇世界，归于大同幸福，舍音乐，其莫由”。吾所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能否实现，吾将以是卜之”③。鉴于音乐与民族文化的一脉相通，王光祈反复强调“唤醒民族”“改良社会”必须始自“孔乐复兴”。为此，他转向研究音乐，致力于利用西洋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走上冷僻的“音乐救国”之路。

第二，发扬蹈厉的新国乐，再造中华民族。王光祈看到，西洋的国民精神与西洋的音乐关系至深，“高尚雄大的音乐”造就了“高尚雄大的国民精神。”④因此，要复兴中国即应先改造人心，要改造人心则应建立一种基于民族性的国乐。“吾党若欲创造“少年中国”，惟有先使中国人能自觉其為中华民族之一途；欲使中国人能自觉其为中华民族，则宜以音乐为前导”⑤。王光祈潜心音乐论著，旨在促成中国将来开发创造一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这种国乐的最大使命在于阐扬“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使一般民众听了，无不手舞足蹈，立志向上”。在此赋予民族性国乐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民族衰废”，国乐可以使之“兴奋起来”；“国家虽亡”，国乐可以使之“复生转来”，因此，“凡有了‘国乐的民族，是永远不会亡的”。⑥

普施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与民族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息息相关，普施音乐教育是音乐救国的应有之义。王光祈总结德国音乐教育的经验，认为可用“普施”二字形容，故在德国民族中酿成了一种“以至于非有音乐不能生活的境地”。⑦看到国内教育界视音乐为“无用之学”“末技小道”及国人不仅“无志于音乐，方且在旁讥笑他人之习音乐为玩物丧志”的现状，⑧王光祈痛心疾首，他用“耳朵”指代音乐教育，认为其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大凡一个民族之衰，先从耳朵衰起，一个民族之兴，亦先从耳朵兴起”，吾辈如欲创造“少年中国”，当先自‘耳朵创起。”因此， 必须“竭力提倡音乐教育”，如此则“亡羊补牢，尚未为晚”。①如何发展音乐教育？王光祈强调要从少年教育抓起，尤其强调音乐教材的编制，他身体力行做了示范与尝试，他所编著的《小学唱歌新教材》等，词曲简洁明快、趣味性与知识性兼具，为我国初级音乐教育的实施作了可贵的尝试和贡献。

（六）民族革命与国际革命并举

王光祈自称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在他看来，民族复兴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华民族的自我振拔，还在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因此，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实行国际联合，反对国际强权，进行国际革命，加强与弱小民族的交往与联络，谋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切实的幸福。

王光祈认为，在中国不仅存在国内的强权，还存在国际的强权，要想推倒强权，只有一个简单法子，就是革命。因此除了进行国内革命以外，还需要国际社会党的国际革命。国际革命起源于各国人民所受的强权的压迫，国际社会党的最大目的就是求人类大多数人的幸福，他们所最恨的就是强权；他们所最爱的就是自由。因此，他希望各国的国际社会党和中国的国际社会党，携手合作，戮力齐心，打破国界、人种的界限，进行国际革命，推倒国际强权。②

王光祈还强调，大同主义、世界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每一个民族的独立自主，中华民族在自我振兴的同时必须自觉承担扶助其他弱小民族脱离压迫的责任，间接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失去殖民地势力的凭借而自然崩倒。他特别指出：高丽、印度、波斯、阿富汗等邻国因“朝夕呻吟于我们左右”，我们必须对其承担扶助的义务与责任，③因此必须倡导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他提出的初步构想：（1）谋民族交际机会，促进东方民族之联络。主要方法为设立亚洲民族交谊会，加强联络，研究合作自卫之法。（2）抵抗国外强权，组建“亚洲合众国”。王光祈认为除日本少数军阀、财阀外，亚洲各弱小民族“无不呻吟于外来经济政治侵略之下”，具有通力合作之基础。④

三、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的影响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突出的主题，也是无数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追求。王光祈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五四先驱对这一历史主题的时代回应，其以深刻的思想性、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以音乐复兴民族的独特性和实验主义的精神，而成为引领近代中国民族复兴运动奔腾前进的先锋。

首先，王光祈的民族复兴思想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共同创造“少年中国”理想的号召下，少年中国学会几乎网罗了当时各地青年俊杰，发展成为五四时期会员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青年社团之一。会员间“相互督策至严，且莫不以革新思想改造生活自勉共勉”，而且大多“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己任”。⑤尽管后来社会变革的需要和会员思想、信仰的不同，会员选择了各自不同的救国路径，但都秉承少年中国学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初衷而努力奋斗，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方面与少年中国学会息息相关。①左舜生、曾琦、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创立中国青年党，揭橥国家主义，以极具复兴意蕴的“醒狮”运动相号召，后来成为三四十年代仅次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大政党；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赵世炎、张闻天等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王光祈、周太玄、魏嗣銮、田汉、宗白华等人则超然于党派之外，在学术界及教育界专心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香港船王卢作孚则成为中国近代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在创造“少年中国”的追求中，少年中国学会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后来中国一切革新运动发祥地”。②

其次，王光祈的民族复兴思想对于引导、鼓舞五四青年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起了巨大的作用。青年党首领常燕生回忆说：“在我们这些五四时代的青年回忆起来，王光祈是当时青年运动的一个最伟大的先锋，近十余年来的中国一切变革，都不能说不受他的影响”。③舒新城在纪念王光祈时也说道：“那时国内新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少年中国》最为我所注意。而《少年中国》中，我又最同情于光祈的主张。光祈有篇题名《少年中国之创造》的文章，将他对于改造中国的意见系统加以说明，而最适合我的胃口的，就是所谓‘书生之见的不谈政治，专重社会事业与个人改造。”④恽代英在1919年致王光祈的信中说：“‘少年中国'的八字信条已经是我两三年的信条了”，“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⑤可见“少年中国”理想对青年的巨大鼓舞作用。周太玄在谈及少年中国学会时说：“这个学会不仅在过去有过很大影响，就在现在，对于中国也还是很感必要。因为似乎还没有性质相同，而可以替代这个学会的一个团体，来引导青年的奋斗和修养”⑥。正因如此，时人对王光祈高度评价，赞誉他为少年中国运动的领袖、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伟大思想领袖，甚至将其鼓铸民族爱国精神的勋劳与发动德国青年运动的基禅、少年爱尔兰党的领袖密捷耳、少年意大利党的领袖马志尼相提并论。⑦

再次，王光祈致力于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国音乐人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作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理论家和我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光祈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对于如何以音乐为手段复兴中华民族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从理论维度看，王光祈建构了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一整套理论体系，音乐是他创造“少年中国”的主要方法，研究国乐以恢复民族特性，再造中华民族，是王光祈出国以后以文化运动创造“少年中国”的独辟蹊径，普施音乐教育是他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推进手段。王光祈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本质就是藉音乐之“谐和态度”来唤醒中华民族的本性，从而发挥音乐化人的社会功能，服务从社会的改造和民族的复兴。①王光祈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思想主张系统完整，是其民族复兴理想在音乐领域中的映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实践维度看，王光祈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探索并非只停留在理论探索层面，在实践层面他也有诸多尝试。其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的思想不仅是他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的重要动力。正是在以音乐复兴中华民族理想的砥砺下，王光祈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在攻克音乐学的“长征”路上踽踽独行，努力著述，整理中国音乐史料，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极大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彰显了近现代中国音乐人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最后，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在近代中国历史和民族复兴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有论者指出，王光祈是“民族复兴运动”概念的首先提出者，他的“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思想也具有标志性意义，堪称“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揭旗之举。《少年中国运动·序言》是迄今为止学界发现的关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符号较早的完整呈现形式，其在内涵上的系统说明也是最早的。因此，从认知“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形成问题来说，它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文本价值，与1924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讲演、李大钊重新阐发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共同表明“中华民族复兴”此时已然成为一种时代思潮。②更重要的是，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推动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流衍，广为传播、很快成为一股影响力广泛的社会思潮。王光祈虽然身处海外，但其民族复兴思想是以中华民族全民族整体为考察对象，具有明显的现代“民族”意识，契合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时代需要。正因如此，蒋介石对王光祈非常赏识，于1935年4月20日致电驻德大使谭伯羽，赞扬王光祈“力学苦行”，表示“如愿归国，当图借重”。③

同样巧合的是，20世纪20、30年代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与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无论是思路还是具体内容，与王光祈此前提出的“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民族生活改造运动”和“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取径相通，如出一辙。这或许是王光祈民族复兴运动思想推动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发展的有力旁证。

此外，王光祈民族复兴运动思想提供了当下实现民族复兴的宝贵借鉴。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回答了“民族复兴是复兴什么”“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等基本问题。他认为民族复兴之要旨是进行国民改造，恢复民族精神，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使中国跟上世界进化的潮流；依托的方法在于发展实业与教育、据时代之需融合中西，创造新文化；尤其强调对以礼乐观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整合与阐释、发展情感教育以及民族性国乐的创造。应该说，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复兴民族精神、发展教育、创造新文化、赶超西方等不仅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手段，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耿云志先生指出，民族复兴主要是民族精神的复兴，民族精神首先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是依赖别人，而是自己奋发向上。其次，民族复兴的本质意义，就是进行自我改革，具体落实到教育方面，一方面需要改革一切不利于发挥人民创造力的制度、习惯；另一方面要在培养国民的基础教育中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去除应试教育的毒害，以促进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①郑大华教授认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就是孙中山说的“振兴中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或如毛泽东于《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述，民族复兴就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國家。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②虽然学术界关于民族复兴的内涵和路径见仁见智，但基本上包含了三个维度：一是传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再现文明古国的精神辉煌。二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实现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应有的地位，承担大国责任和抱负。从这一点来说，王光祈的民族复兴运动的观点极具前瞻性，部分地契合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是我们今天实现民族复兴的宝贵借鉴。

结  语

毋庸讳言，王光祈民族复兴思想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就其民族复兴运动思想的建构基础而言，王光祈自1921年起远离祖国，对于中国屡次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的大变化没有亲身经历，因此在探索民族复兴的问题时，未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矛盾变化，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就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而言，王光祈过于强调发展社会运动和复兴民族文化的决定作用，试图回避政治运动，看不到革命对于解决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作用。对此，恽代英在1924年11月评论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时指出：对于怎样求民族生活的改善，“他决不曾提到要取消赔款，收回关税主权，审查外债，改良租税，实施各种民生政策”。对于他提倡的“礼乐复兴”，恽代英也不置可否，批判王光祈“于民族生活改造还一点无把握之时”，“提出立礼制乐的太平事业”，“这却好像是“何不食肉糜”的见解呢！”③显然，王光祈的民族复兴思想带有一些书生气和理想化，也因此限制或削弱了其民族复兴思想对整个民族和大众的影响力。

时光荏苒，百年变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人前仆后继，戮力齐心。今天我们无限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忘却无数先进之士为这一伟大梦想曾经殚精竭虑、艰苦奋斗，至死不渝，王光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的民族复兴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本篇责任编辑  李姝

收稿日期：2022-09-14

基金项目：2022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复兴话语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研究”（22C29）；2022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湘籍无产阶级民族复兴思想及其新时代启示研究”（22B0736）。

作者简介：刘潇敏（1982— ），女，博士，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湘潭   411105）；

李嘉（1975— ），男，博士，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湘潭 4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