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瑶琴

《美人》是张惠雯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她于2021年底开始创作的三篇“县城美人”小说的第一部。小说追忆美人何丽留给一座小城的故事，流转于口头的是亦真亦假的情爱经历，盘桓于心头的是只能意会的审美启蒙。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用文字与阅读共同挽留记忆里的人，涌动着发现的快乐，但挽留记忆里的美人，不免伤感。作者需要写时代对普通人命运的干预与重塑，但坚决地放弃受难和幸存的叙事策略。张惠雯运用“他视界”方法，刻画一场美的发生、发展、消逝与回响，小说巧妙之处在于“我”不是美的唯一见证者，“美人”是城的共识，由全城人的记忆合力勾勒出何丽的三十年。

如果说“中产女性”系列表达不可言说的情绪，那么“美人”系列讲述着不可抵达的幸福。

小说线索简洁清晰，依循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三条时间线，改革牵动的城乡之变和观念之变形成一片叙事场域，何丽以不变的“美”应对各种变局。她在波动着年代感的倒叙中出场：穿着连衣裙，推着自行车从病房楼走向门诊楼，她给予“我”的感官冲击来自与众不同的气质及风度。“我相信我是很多年以后，才渐渐辨认出那种美的特别之处。它是某种如气息般自然的东西，仿佛春风和柔、秋水明净。它又像一种光，温润、澄澈，把人笼罩其中。”

小说建立何丽的“轴心感”，一方面以明线陈述她与四个人——哥哥、李成光、孙向东和宋斌相关的人生历程，另一方面以暗线刻画她本人对县城不同年龄层的聚引。哥哥协助何丽成长，令其体验循规蹈矩之外的青春乐趣，但哥哥的枉死，迅速终结她的一生中独属青春的美。何丽心理成长的诱因，源于她看见哥哥摩托车后座的女人，瞬间意识到哥哥会逐渐从其生活中抽身而去，她需要独立长大。李成光适时出现了，他的拯救者光环将何丽引领入爱情，可在这方世界，何丽的美只能向他敞开，却对其他人关闭了。身份地位差异制造的悲剧不出意外地上演，曾经的暗恋者孙向东在此时成为新的拯救者，他帮助何丽彻底摆脱“金屋藏娇”的既定命运。“美人”获取正常婚姻，闲言碎语虽不断滋扰脆弱的新家庭，但一场车祸不留余地地将眼前快乐悉数摧毁。进入新世纪，宋斌给予何丽不算太糟糕的结局，三年守候，或许能换得后半生稳妥。

小说《美人》如同一部诗人电影，张惠雯收敛了每一处剑拔弩张的时刻，控制了所有悲情爆发的节点。在时间之流里，有这么一位美人随波逐流，被推搡进入一场又一场的爱恋，一直在被动对垒未知命运。梦想和欲望的消失都悄无声息，生活的破坏性并不在于轮番暴力掠夺，而就在你毫无任何准备的时候，将幸福毁灭干净。导演塔可夫斯基只对人物内心感兴趣，“我的关注点在人，人的内心自有一个宇宙，若想表达思想和生命的意义，根本无须搭一个以事件为线索的框架。”（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张晓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19页。）张惠雯刻画“美人”的方法，常常是表现岁月的消耗，没有激烈抗争与大开合悲喜，女性就在家庭、社会、观念等多项捆缚中忍受煎熬。我们可以从费穆电影和安东尼奥尼电影中，更为直观地感知相似的女性情绪。《小城之春》的玉纹，漫步城头，独居老宅，章志忱的到来，激活其休眠的心，但责任和道义终将她拖拽回礼言身边。《奇遇》的克劳迪娅和桑德罗在安娜失踪后走到一起，这是两人摆脱空虚的互相救赎，可克劳迪娅能接纳桑德罗的背叛，因其真正厌倦的并非生活，而是她自己。三部作品借助外在场景和内心世界相结合的方法，创造清冷美人范例：压抑、厌倦、宠辱不惊，何丽嘴角会挂着一抹盈盈浅笑，这暗示其更强的生命韧性，她可以面对一切厄运，并宽恕一切不平。

朗西埃在《底层青年的梦》一文中以司汤达《红与黑》为个案，论及现代小说的能量被用进两类体裁，一是散文诗，“它为了扩大感受的呈现而去掉了行动，把整个世界浓缩为细微的场景”，一是某类小说，“它把人物的行动写得极为简单，这样就能让他们突然悟到日常生活的一成不变，然后再让他们在迷茫中走向尽头，或者在单调的重复中经受痛苦”。（朗西埃：《美感论》，赵子龙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9页。）很多评论寻找到张惠雯小说与契诃夫作品的共性，事实上，她继承并发展了“一类小说”风格，有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奈保尔、奥兹……简约的故事，复杂的心绪，消磨生命的模式化生活。那么，张惠雯赋予“美人系列”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从日常转录内心对美的记忆与情感。她借助“美人”的故事，调动读者对美好的人或事的涓滴回忆。“这些东西曾深深打动过我们，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其美丽回响甚至延绵直至中年。以这种方式，她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也仿佛成为了地方的另一种历史。”中篇是张惠雯的新实践，她依然延用极简主义叙事，揭示命运与情绪的起伏呼应，从意料之中的磨难里，展示“美人”如何渡过、又如何忘记、再如何不动声色地修复心灵坍塌。何丽会在三段恋情里，都付出绝对信任与交托，爱人之间也没有算计的干扰，她永远纯粹且真挚地对待感情。因而，各种女性独立、女性奋斗的说辞，若置于一位县城美人身上反而会显得不合时宜，她并没有经营美丽，只是安于生活，争取一段珍贵爱情。小说独特性也正由此建立。

时代、县城、美人，原本会激发强烈戏剧性的时间地点人物，却化入人世间，作者呈现何丽将苦难的逐层向内消化。从此层面分析，小说显示出与电影的不同，它会用文字内化或符号化复杂情绪，而镜头语言选择令其外化或物化。李成光无疑是小说张力最强的男性形象，他对何丽的追求、抛弃和寻找都裹挟其私心。三个时期与何丽的交往，皆以个人情感需求为目的。但李成光主动援救宋斌的动机却令人物即刻立体化，此刻的竭力保护（何丽与宋斌的孩子）因曾经的随性失去（他与何丽的孩子），补偿行为无形中突破了“利己”/“利他”界限，孩子真正牵引出其对逝去爱情的遗憾。这一情节设计是小说的一次升华，夹杂着苦涩的温情从文字间延宕开来。

张惠雯早期作品，比如《古柳官河》，曾集中描写乡镇集市，以此作为地域生态的重要因子，在后续创作里，她较少再聚焦乡土面貌，而是聚力于某个时刻的环境塑造。“美人系列”中，她需要充分还原时代，创造沉浸式阅读体验，因此精准再现地方的种种细节成为构筑处境和情境的关键路径。《美人》基于三条主要街道营造空间，在何丽与李成光的爱情故事里，以县城中心——国营饭店为出发点，依次定位黄色帆布大棚、国营清真食堂、化肥厂、百货大楼、人民影院、县文化馆、门市部、人民大礼堂、机关大院，布景上世纪80年代县城。权力成为左右命运的利器，主导何丽的家庭变故和人生转折。在上世纪90年代生活现场，街市形态改变中透露观念改变：温州人开的新式发廊、港台歌星的歌、倒闭的国营饭店和国营百货大楼、新建的“青龙岗商业街”、没落的电影院、火爆的录像厅、二十四小时放映的最新港片、新兴的迪斯科舞厅，重构县城的物质轮廓，也折射其精神追求，资本开始凌驾权力，普通人孙向东获得了亲近美人的机会。进入2000年，卡拉OK、 VCD机、大屏幕彩电、音箱主宰娱乐，同时“拆迁热”从城区向郊外蔓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在扩城，大量土地被拍卖给地产开发商，宋斌因此崛起因此陷落。空间巨变，令城乡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边界模糊至消失，何丽依然是县城焦点，新思想矗立的栅栏仍为其留出“美”的核心地位。

《美人》展示张惠雯的新思考，先前作品对女性心理描摹落笔于人生的烦闷及倦意，也就是我曾论述过的“现代病”，如《梦中的夏天》《失而复得》《旅途》《醉意》《岁暮》《良夜》《昨天》，而“美人系列”女性，她们可以接受孤独和化解孤独，这何尝不是一种女性独立的践行？何丽在第三次厄运来临之际，愤怒地想与之肉搏、将其撕碎，但“她疲惫不堪地醒来，看见灰色的晨光照进大厅，早晨的气息冷冽、新鲜、浓重，大厅里开始有人说话走动，知道新的一天又來了。”平静更需要勇气，心理成熟度是衡量成长的重要指标，最终“她坐上车，补了一张票回家”。

邓丽君的歌“你在我心中”是整部小说的题眼。哥哥、李成光、孙向东、宋斌心里都有何丽，何丽心里也装着他们，而读者也会记住了何丽，并追索自己记忆里的人，正如“所有的旧时光仿佛一瞬间穿过了她，也穿过了我的身体。”

（选自《收获》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 练建安 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