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只有一个人能和李杜有得一比，那就是苏东坡，他真是伟大，甚至比李杜更伟大，可就是没人讲他伟大。今天我要来发一点狂论，用苏东坡的话来说，那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在山东密州当行政长官，那时他才四十岁。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应该是青年，居然敢称老夫。这也许是宋朝的风气，年纪稍大一点，称老就容易受人尊重。欧阳修才四十岁左右，就自称醉翁。当然，那时人的寿命比较短，据学者研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秦汉时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朝平均寿命才30岁，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也才是39.2岁。平均寿命这么低，有一种说法，原因是儿童死亡率高。如果不计儿童死亡率，则宋时平均年龄达五十多岁。

苏东坡四十岁和号称万岁爷的平均的年龄差不多，那当然是可以自称老夫的，我今年拥有苏东坡两倍以上的年龄。更有资格倚老卖老，聊发双料的少年狂。

苏东坡的才情，他的豪迈，他的潇洒，他的浪漫，可与李白相比，但是他有超越李白的强项，那就是学问。李白有天才，苏东坡也有天才，但是李白没有学问，苏东坡有。苏东坡做的那些策论如论先秦六国之败、诸葛亮为政之失等雄文，皆是俯视千载，驱遣经史，笔阵横扫，情思奔泻，针砭时弊，规制国运，富铁肩道义之雄风，有倒流三峡之词采。这是李杜望尘莫及的。他在流放的时候研究《论语》，有《论语说》五卷。《论语》是语录、对话，苏东坡在逻辑上把它系统化了。按余秋雨的研究，说是到了朱熹那个时代，《论语》才系统化了的，苏东坡早过朱熹差不多一百年，他还研究《易经》，著有《易传》九卷。易经那多难懂啊，简直是天书，李白肯定没有耐心做这样的学问。

最关键的是，苏东坡还是个政治家，大政治家，李白、杜甫连小政治家都不是。虽然杜甫诚心诚意想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的政治理想，叫“致君尧舜上”。如果得到重用，能使皇帝超越尧舜的水平，“再使风俗淳”，使得黎民百姓道德、精神境界高度纯净。杜甫不能成为政治家，有一个原因，他不会考试！考了两次都失败了！他自己公开说过“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和他差不多同时的，贾至、李颀、李华等都考上了。考不成就不考了。三十九岁还献了《三大礼赋》歌颂皇帝圣明，唐明皇让他试了一下文章，给了他一个小官：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职官志》说“兵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上”，九品，是个芝麻小官。安史之乱，皇帝逃到甘肃灵武，他追过去尽忠，连一个非常小的官，都不会做，还不识时务。他的朋友书呆子房琯打了败仗，杜甫傻乎乎去辩护，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李白一直没有参加科举有一种可能是，他不是官宦出身，也不是农民出身，而是商人后代，工商杂类，无与仕伍，没有资格参加科举。他就不走这条高考的独木桥，干脆写诗营造名声，再通过某种门路，直接让皇帝赏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才气太大，不拘一格，考试的种种规格他受不了。

苏东坡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家，后来还那么有名，亏得科举这道门槛。历代科举，录取率是很低的，难度是很大的，孟郊考了多次，穷到把家具都卖了（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弄到五十多岁，才考中进士，才写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苏东坡一考就中，才二十一岁，而且是兄弟两个一起考中。当时的考试程序相当复杂，先是从四川家乡跑到开封府考一场，及格了，还不算数。第二年正月，礼部复试，又及格了，还不算。最后由皇帝殿试，从二十一岁考到二十二岁，和他十九岁的弟弟同时进士及第，这事当时传为美谈的。

我们现在讲素质教育，他素质又好，应试也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不要老是埋怨高考太刁难。

我年轻的时候素质大概也不错（同学笑），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很会应试，我本来对数理化有点兴趣，特别是化学，情有独钟，元素周期表，看几次，就背上了。那时我心中的偶像是门捷列夫。莎士比亚说，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多么骄傲。我觉得应该改成门捷列夫这个名字听起来多么骄傲。我立志当个门捷列夫式的化学家。但是，我更喜欢文学，高中二年级就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挺得意的，班上哥们儿崇拜我的不少，有一度我的外号叫作“高尔基”。当时我们原来备考文理不分，我偏文科，我是共青团员，多多少少上点心，考试往往就有灵感，常常混到挺好的分数，好像到了奥林匹克赛场上，能够超常发挥。有个女同学说我是“考试机器”，看见我眼睛都有点发亮，挺漂亮的，可惜当时，我没有感觉，因为我是团员，原来叫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年改成共产主义青年团，我都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就想着个人幸福，太可耻了。（学生鼓掌，大笑）等到上了大学想起那美丽形象，可是为时已晚。人家写给我的信上说，你太骄傲了。我实在是太冤枉了，那時，还有一个原因，突然出了一套《东坡乐府》，线装的，没有注解，但是，我一看就着迷了，还找字典查不认识的字，把课外时间都全部奉献，数学作业两个月不交（同学大笑），那个女同学的发亮的眼光，当然不如苏东坡笔下的“冰肌玉骨”（同学大笑，鼓掌）。回想五十年代真是比较自由，老师也不管，期中考试数学57分。妈妈也不闻不问，老师很疼我，宽容得很，把我叫到讲台前，就说了一句，“你怎么搞的？”（上海话：侬哪能啦？）行了，我心里有数了（阿拉晓得哉！），怎么办？我把《东坡乐府》放一放，努力两三个礼拜，好，下一次考试，89分，好了，够了！没有必要考太多分！分数又不能吃！（同学大笑，鼓掌）太多了，还妨碍我看苏东坡，浪费生命。因为没有把生命浪费在考试上，高考填写志愿，我不知道当化学家还是文学家好，犹豫不决，后来老师说，你肯定要考北大中文系。那时老师的话就是圣旨，托苏东坡在天之灵，一不小心，考取了北大（同学大笑，热烈鼓掌）。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化学，损失就太大了，弄到现在还没有人得诺贝尔化学奖（同学大笑），都怪那让我考北大的老师（热烈鼓掌），他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同学笑）。

当然，还是佩服苏轼兄弟的，当然也佩服我自己，在应试和素质统一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是遥遥相对，息息相通（同学大笑）。

李白和杜甫在应试这一点上，就不行了，都没有文凭，不如苏东坡，不如诸位，甚至不如我（学生大笑，鼓掌）。李白和我都是把生命奉献给诗，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他老有一种大政治家的幻觉，说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把全部智慧和能耐发挥出来，可以当宰相。我就没有这种雄心大志，我在中学里，最大的官，就是小班学习委员（同学大笑），连当学生会主席的野心都没有。当然，我不如李白有心机。他通过某种后门，据说玉真公主，还有他的道士朋友吴筠进入最高权力中心，受到了皇帝的欣赏，可以发挥他的“智能”了吧？可是呢，他对官场明规则、潜规则一窍不通，极端的自由散漫。当时杜甫就写他：“李白斗酒诗百篇”，这显然夸张，至今李白留下来的诗大约是九百多篇，如果按杜甫的说法，就是李白喝了九大杯酒的结果。但是，詩是想象的，是有权夸张的。但是杜甫又是很现实的，接着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要当宰相，皇帝请你去议事，你说不行，你要睡大觉，我是酒界的仙人，这怎么成？当然，后世有人同情他，说他得罪了权贵，小说家演绎，什么高力士脱靴啦，杨贵妃捧砚啦，不太可靠。事实上，李白是有点俗气的，现在《唐诗三百首》中还有他吹捧杨贵妃的诗《清平乐》三首。说她是生活在王母娘娘群玉山头，美丽得如瑶台月下仙子（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月下逢）。还有什么“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这显然牵涉到性事，将之诗化，是不是很肉麻？何况那时杨贵妃民愤很大，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唐明皇出逃，半路上，兵谏，不把杨玉环杀了，就不干了。歌颂她，应该是李白的最大败笔，人生最大的污点。就艺术水准而言，所用语言，大抵也是套话，陈词滥调，二流半水平。但是，《唐诗三百首》的编者，那个蘅塘退士，居然把它当作杰作选进去了。他在艺术鉴赏上，说得好听一点，是看走眼了，不好听，用《红楼梦》的话语就是糊涂油蒙了心！最糟糕的是，这个蘅塘退士叫孙洙，这是非常遗憾的，他居然也姓孙（同学大笑）。

后来，唐明皇觉得李白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就很客气地“赐金放还”，送了点钱让他走路。他就索性游山玩水，求仙问道，“五岳求仙不辞远”（《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可实际上是不甘寂寞的。等到安史之乱发生，新接位的皇帝肃宗李亨，让他的兄弟永王李璘，在东南这一带巩固后方。这位李璘呢，可能有点雄心，也许是野心，就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无非是大展宏图吧。抓枪杆子不够，还要抓一下笔杆子，扩大社会心理认同感。正好李白就在附近（庐山），把他请去了，其实当他花瓶，清客。李白却兴奋起来，就歌颂李璘，《永王东巡歌》一写就是十一首。幻想就更膨胀了，说是“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你是要用我，我是谢安呐，随便下下棋谈谈天，苻坚的大军就望风披靡啦。李白本来想象是政治家，现在又变成军事家了。这样吹吹就算了，但是，他实在是头脑发热，连话语都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称永王为王，可以，但是称他为“君”，这个问题就比较粗。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永王成了君，把北方的真命天子往哪儿放？连起码的政治常识都没有，还想吃政治饭！北方皇帝的老哥，本来就担心老弟在南方这块富饶而未经战乱的土地上坐大，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就找了一个借口，派一个大将去把他消灭。派的谁呢？也是个著名的诗人——高适。这个人诗写得不如李白，打仗可比李白强多了。三下五除二，永王璘逃到岭南死于非命。李白就当了俘虏。这下可惨啦。下了江西浔阳监狱，罪名属于谋反的性质，要杀头的。幸亏当时掌握军权的宋若思欣赏他，保他，优待他。但是，死罪可恕，活罪难饶，就判了个流放夜郎。为什么是夜郎？不是有个谚语夜郎自大吗？典出《史记·西南夷列传》，唐代在文人中应该是常识性的。你不是会吹吗？那就到那个最会吹的地方去PK吧。李白这时不仅是政治上犯罪，而且道德上破产，在士大夫中绝对孤立，杜甫在怀念他的诗里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整个中国除了杜甫，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流放是个什么罪名？隋唐时期，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流放仅次于死刑。虽然不像“笞”“杖”那样要打烂屁股，但是，要被押解到边远地方去劳改。流放的远近，按照罪行的轻重划分，以首都长安为起点，分为三千里、两千五百里和两千里三等。到达流放地后还要自己种一年田。除非得到皇帝的赦免，终身不得返乡。妻妾必须要跟随。李白流放时，有没有小老婆？似乎是没有。不过他结过几次婚，现任太太没有随行。李白有写给她的诗说“南来不见豫章书”（《南流夜郎寄内》），说明太太还留在南昌。有一种可能，战乱时期，纲纪废弛，又是著名大诗人，官方睁一眼，闭一眼了。

伟大诗人，本来心雄万夫，当不成大军事家、政治家，求仙学道，弄个长生不老也不错啊，可是到头来，落得个劳改犯的下场。我才疏学浅，没有研究过唐朝的流放犯的具体待遇，是不是像《水浒》中的林冲、宋江那样脸上刺字？那种制度还没有形成。至于夜郎，现在学者有争议，按司马迁说，则是在云南，学者也有说是贵州遵义附近：桐梓，还有说湖南西部。反正是两三千里之外啊。李白后来夸张地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么远的地方，可不是旅游，骑马、乘车是不可能的，官路驿道还好，可是有些地方是没有官路的，免不了翻山越岭，也有些连脚都难走的路。当然，有时，也走水路，从江西逆长江而上，李白《上三峡》中有云：“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李白得意时写到生命苦短，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的，这次长江航行就不但没有了奔流到海的气势，相反有一种度日如年的哀痛：“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伍子胥出逃楚国，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发，那是传说，李白这下子，可真正体会到了三夜就白头的煎熬。这样痛彻骨髓的绝望感失去了李白一贯的浪漫。想想看，他已经五十八岁了，身份是个老囚徒，律令规定是要戴上某种刑具的，是不是像京戏里那样戴上枷锁？不过京戏里的枷锁是道具，也许是泡沫塑料的，很轻的，囚犯的枷锁可能是有相当分量的。是不是要像林冲那样受到解差的虐待，无从查考了，但是沿途的餐饮住宿都要自己支付。没有银子，官家垫付，到了流放地官家分发农具、种子、牛羊等等，一年后偿还，还要给国家缴纳税赋！

我们的浪漫诗人，当年贺之章在长安一见他就说他是天上谪仙人，这是天上下凡的，他自己也常常在诗里面飘飘欲仙，连皇帝的召见都要搭架子，居然弄到戴着刑具徒步千里的程度，可真是海船翻到阴沟里了。“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流放犯的苦日子几乎是没有尽头的。就在他叹息收不到太太的家书的时候，那是乾元二年二月，公元759年，安史之乱第四年，《唐大诏令集》卷八四《以春令减降囚徒欶》载：“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全免。”李白大运亨通，流放犯全部赦免。但是，这时交通不便，赦书还没有到达，老人家，还要徒步走几百里的冤枉路。皇帝为什么大赦呢？关中大旱。李亨可能觉得老天对我有意见了，做事情太过分了。这就是李白后来在诗中所说的“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經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天才诗人李白的命运戏剧性太强了。真是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一会儿被命运宠爱，一会儿又被命运惩罚，噩运坏到极点突然好运从天而降。李白逆来顺受，连苦笑都没有学会，就时来运转了。真心的大笑本来是不用学的，但是，他毕竟老了，不会像当年得到皇帝诏命的时候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写了《下江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政治上、道德上的压力一下子解除了，政策落实了，恢复了自由身。同样是舟行，完全没有了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的悲苦。那两岸的猿声，本来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是“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时，却不但一点悲凉之感都没有，相反把李白陶醉得忘记了千里之遥，崇山之险，归心似箭的躯体，变成了轻舟飞越万山。这首诗被后世的诗评家认为可以列入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到湖南岳阳楼的时候，又写了“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李白连劳改犯的心灵伤痕一点也没有留下，一下子又飘飘欲仙了。我也说不清，他是太孩子气了，太可爱了，还是太健忘，太可恨了，用福州话说，就是太没心没肺了。虽然如此，由于流放路上的折磨，元气大丧，剩下的寿命不过两三年了。

从气质上看，他就不是政治家的料，可是苏东坡是政治家。

苏东坡有过政治实践，一度掌握过中央和地方的相当权力，对国家有担当，有政治主张，大义凛然。作为一个正直的政治家，他的人格是很光彩的，坚持自己的观念，不顾安危。王安石变法，当然是对的，但是搞得太猛，吏治太腐败，好事变成了坏事。比如说有一种叫“方田均税法”，土地多交的税少，土地少的反而多了。王安石提出，重新丈量一下。田多多交，田少少交。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丈量的人收了贿赂，地主的田变少了，农民的田变多了，农民就非常恼火。好多人咒骂王安石，在家里点了香诅咒，但愿他早死。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就变成了反对派。虽然他和王安石互相欣赏，但是互相争辩，毫不容情。对于变法，他曾经多次上书批评皇帝，小而至于宫中节日购灯与民争利，皇帝听从了，大而至于变法，作《上神宗皇帝书》不过瘾，又来个《再上皇帝书》，其中有这样的语言：

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这样的行文，虽然是在尽争谏之责，但是，意气用事，情绪化也跃然纸上。厉行变法的神宗居然没有龙颜大怒，实在是够宽容，但是，内心的不快也是可以想象的。

有一次苏东坡主持科举，有一个我们福建的邵武的考生阿谀变法，吕惠卿（王安石的手下，一个品质恶劣的小人）把他弄成第一名，苏东坡坚决反对，殿试最后皇帝拍板。苏东坡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评价准则应该批评时政，这个考生阿谀逢迎，将败坏科场风气。皇帝定了，无法改变。他没有像杜甫那样，去歌颂皇帝写什么《三大礼赋》，而是写一篇同题而唱反调的文章《拟进士对御试策》，抨击时政，把当时的表现轰轰烈烈变法比喻为“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这等于说皇帝推行新政无异于盲人瞎马。

作为考官，居然这样放肆，个性太张扬了，太任性了，也许还太天真了。

《宋史·苏轼传》后“论曰”有这样的总结：

“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而《旧唐书》李白、杜甫的传记，只是诗人而已，后面就没有任何这样的赞语。

苏东坡这样得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个别的，但是，确系中华文化精神的精华所在。在皇帝专制绝对化的传统下，这样犯颜直谏，不但要冒着政治前途，而且是生命的危险。但是，就是在君权天授的体制下，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孕育出成仁取义的豪杰，前赴后继，不亚于西方的布鲁诺，在罗马鲜花广场，反抗地心说，在火刑中献身的精神。

当然反对派中也有正派人，如王安石不理解他的思想，阻挠他的任命，但是，对他的人格学问还是很尊重的。而且他有政绩，在杭州留下了苏堤。杭州本来近海，水很咸，居民很少，唐朝官员，包括白居易治理了一番，留下了白堤，到了宋朝水利失修“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水很少，等待潮水来才行舟，又留下了淤泥，三年就要清理一次。老百姓挺苦恼的。苏东坡把它治理了一下，留下了苏堤，这才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他在徐州为官，抢救水灾，亲临第一线，置安危于不顾，受到朝廷的表扬。

皇帝虽然开明，欣赏他，可他老是触犯龙颜，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皇帝容忍度降低了。这一切，都为他后来遭到流放，聚结着危机。加上有小人从中捣鬼，抓住了他写的一些诗说是他毁谤圣上，皇帝顶不住，就治他的罪了，流放了，和李白差不多了。但是，他的政绩显赫，遭难时，许多老百姓为他焚香祈祷，他的人格魅力强大，被冤时，朋友冒着风险上书解救，遭到惩罚，司马光和黄庭坚等还被罚了二十斤铜。

除此以外，苏轼超过李白、杜甫，他还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是，思想性很深邃的策论和史论，二是艺术性的散文。他在中国散文史上是有地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年进京殿试，副试官是梅尧臣，一看苏轼文章就激赏不已，呈主考官欧阳修，更是觉得既有儒家风范，又个性锋芒，语意敦厚、朴实，颇有古文大家气度。宋仁宗看了他的文章，曾经对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欧阳修后来看了他的书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让出一头地也。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可喜可喜！”

你们都读过《记承天寺夜游》，才一百个字不到，就写出竹柏之影如藻荇，乃月色积水空明之效果，而欣赏竹柏之影，又是心灵闲适的效果，全篇都是散文句，好像随意得很，却成为经典。不像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那样用了那么多的骈句，摆足了做文章的架势。苏轼的《石钟山记》不像李白仅仅是游山玩水而已，而且是上升到智性，批评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连郦道元都没有逃过他的批评。

他还是一个散文理论家，他的理论千年以后还很经典，写散文要怎么样才好？“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他又是大书法家，我特地跑到赤壁去看了他手书的《赤壁怀古》，还在前面自拍，意在把那百分之一秒的微笑，刻在时间的唇上。很可惜由于技术不行，没拍好，打开给你们开开眼界。我不懂书法，也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这个人是真的。嘿嘿（同学大笑）。

他还是个画家，大画家，画竹是很有名的。特别善于墨竹。画家文与可，在京都是他的同事兼朋友。大画家米芾在他流放时专门来访问他。更可贵的是，他还是绘画理论家。他还发展出一种画论，反对形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总结了中国文人写意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他还提出诗画合一的理论，本来画是画，诗是诗，是吧？但是他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这是说，诗与画的好处在皆长于视觉意象。他更杰出的贡献在于把诗写到画里去。西方的油画家，一般不是诗人，绝对不会把诗写到画里去的，但是，中国大概从魏晋以来，就有诗书画合一的传统。因为西方写字用鹅毛，画画用刷子，鹅毛根本蘸不动油漆。中国人画画，写字，写诗都用软软的毛笔，蘸的都是墨水，自然而然，渐渐就把字写到画里去了，这种题款，在唐以前是没有的，有时，只是把自己的名字题在不起眼的地方，叫作藏款。随着文人画的兴起，苏轼、文与可、米芾开始在画上展示书法，或诗或文，后来就把画里表达不尽的意味用诗写到画上去。清人方薰《山静居画论》云：“款题图画，始自苏米，至元明而遂多。”到了石涛，扬州八怪，几乎每画必题，造成中国诗书画统一的奇观。应该说，他和大画家米芾是开风气之先，不仅把书法写到画里去，更大胆地把诗歌与书法融化到画里去。本来诗是画的附属品，到了苏东坡手里，居然诗比画还精彩。他的题画诗相当多，有位陈才智，把苏轼的题画诗汇编成一本。

最著名的是题在他的朋友惠崇和尚《春江晓景》上的：“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如今惠崇的画已经为时间淘汰了，他的题画诗却千年不朽，其中的“春江水暖鸭先知”，脍炙人口，成了哲理性的格言。

他敢于把诗写到画里去，可能与他还是一个书法家有关系。

他的诗画合一论是很有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没有中国文化底蕴是看不懂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华盛顿参观美术馆的中国馆，有好多中国画，一个中国教授带着儿子去看画，那个孩子已经美国化了，就说：“怎么搞的，画里面怎么有好多字写进去了？”父亲就讲：“这是诗啊。”“这不是把画给破坏了吗？”爸爸就讲了半天，孩子还是莫名其妙。我就插了一句，这不是“破坏”，而是中国人跨文体的独创。宗白华先生有过评价，在画幅上题诗、写字，藉书法以点醒画中的诗意。中国诗书画统一，举世无双。发展到郑板桥画竹，用草书的笔法画竹竿，隶书的笔法写竹叶。有时，诗句占据了画面很大空间，不但不破坏画境，相反提高了诗书画三种艺术合一的意境。在西洋画上不管是写实的，还是抽象的，题上诗句，肯定不伦不类，破坏幻境。

他还是一个哲学家，他研究过佛学，研究过道家，把儒家的入世思想，道家的顺道无为，佛家的出世思想融为一体。所以从文化素质来讲，他是中国文化更全面的代表。

说了这么多，差一点忘记了，苏东坡他还是个美食家。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有贡献，他推广的东坡肉，至今还是一道名菜（学生哄堂大笑）。这一点李白不可望其项背。李白只会夸耀他饮食有多豪华：“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这没有什么，无非就是钱多。明显有诗的夸张，还是从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中套来的。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蛮荒之地随遇而安，享受特产：“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个美食家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两点。第一，诸位，请设想一下，一斤荔枝大约是五十颗吧，三百颗，是多少？六斤。你们能吃得下吗？福建莆田是产荔枝的，那里的人吃荔枝超过半斤，就要流鼻血的。苏东坡写自己贪吃的一句诗，增加了荔枝的文化含量。不过可惜的是，现在产荔枝的地方，不拿它当文化，而是拿它当广告。最明显的是，把他和杨贵妃弄到一起，用杜牧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来提高商品价值。不知别人怎么样，反正我的感觉是，斯文扫地。这个暂且不去管它。第二，我好奇的是，他一个流放的官员，又是花甲之年，如何每天从树上采下这么多荔枝？他的办法真叫人佩服。他让猴子上树去摘，猴子贪吃，慌慌张张，荔枝就掉到地上，成就了苏东坡的口福。

他实在是太有才了，文化成就太全面了。宋朝近三百年的诗史中，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散文与一代文宗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书法，是“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其书用墨丰腴，轻重错落，大小悬殊，天真妩媚。黄庭坚在《山谷集》中说：“本朝善书者当推（苏）为第一。”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苏东坡喝醉了稍稍醒来就索取文房四宝，写他的“醉书”。我曾经跑到赤壁去，看那石头上他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后面就有他自述是醉书。这个书法大师，真是太浪漫了，和陶渊明喝醉了以后，随便写下诗句，等到酒醒了，再编辑一下，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文化到了宋朝，经两三千年的积累，达到高度兴盛。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诸位，我引用这位大师的话，是要提醒大家，宋朝虽然武功不强，不如唐朝，但是文化综合水准上却超越了唐朝。和苏东坡同时，文化天宇上可谓星汉灿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梅尧臣、李公麟、米芾、文与可、黄庭坚、秦少游，还有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每一个都发出不朽的光华，在繁星争辉的天空，苏东坡这颗星是特别夺目的，他的文化成就，是全方位的，他的光华是赤红黄绿青蓝紫，是彩虹式的。

但是，诸位请注意，每逢我说但是的时候，往往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独特的见解，我的老年狂，往往就在但是之后，而不是在但是之前。

但是，回到但是上，光有这些，他还很难称得上伟大，他最了不起的是把这多方面的文化素养、诗情画意、人格精神、道佛儒的哲学修养，还有他的天才，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凝聚在他的词里面。如果没有在词的艺术上的贡献，苏东坡就不是苏东坡了！正是在词里，凝聚了他伟大的气节、人格的精华，他的艺术天才中国文化全面结晶，让一千多年后我们享受到和他零距离的精彩。

但是，我又要但是了（同学笑）。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写词的，现存的史料证明，他是在当了杭州通判以后，才开始填词的。但是，请允许我再但是一回（同学笑），他开始的词写得不太出色。光凭这个时期的词，他还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词人，但是（同学笑），我还要但是，还不能成为伟大词人，他要成为伟大词人，光靠他自己天生的才气不行，光靠他自己用功还不行，但是，我不说但是了，说而且行不行？（同学笑）还要一个条件，那就让他遭遇一回大难，让他面临死亡的威胁，把他折磨个半死，让他从一个有作为的清官，一个旷世才子，像李白一样被流放，没有房子住，甚至饿肚子，自己走后门，开一块地，东坡，来耕种。所以也就有了苏东坡这个平民化的名字。本来苏轼的“轼”是一辆车厢上面用来扶手的横木。车子上有车厢是很贵族的，甚至是君王才有的。“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是凭轼致敬的意思。他的志向是辅佐帝王。而东坡则成为地地道道的农夫。只有经历了这样大起大落的折磨，他的全部天才，才能从逞才使气的放浪形骸中解放出来，在艺术上，在思想上得到辉煌的升华。

这是苏东坡的不幸，可是，这样回避一下但是（同学笑），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严峻的苦難造成了最灿烂的辉煌，也许这是历史的规律吗？不一定的，李白遭难以后所写的作品并不比遭难以前好。而苏轼是在灾难中，以宏大的气度把词的视野解放了，把它带到时代的江河，生命的原野，以一股气贯长虹的浩然之气，横扫了词坛，他为词坛开疆拓土，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就这样，日后被奉为一代豪放词宗，成为这个领域里的无冕之王。他不会打仗，宋代会打仗的文士不多，但是，居然有一个“气吞万里如虎”的将军成为他的追随者，那就是辛弃疾。中国词坛上，苏辛珠联璧合，艺术上的成就堪与李杜争光。

如果没有词，没有跟词相结合的赋，哪怕他是一个政治家，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义凛然、不要命的，舍生取义的政治家、通晓儒家道家佛家哲学的学者多了去了。他的绘画、书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算不上第一流的。正是他把词带到中国文化史的昆仑之峰，正是由于在昆仑之峰，他的散文、书法、绘画、他的文论、他的哲学，甚至于他的人格，才变得更重要，闪现出伟大的、夺目的虹彩。

但是，这是最后一个但是（同学笑），要真正理解他的伟大贡献，我们必须先要看一看在他的豪放之风席卷词坛之前，词的艺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说明苏东坡的伟大。

要对中国诗歌史作出历史贡献难度是太大了。艺术的积累不是以年月日计的，天才的产生，是概率，不是平均数的，是带着偶然性的，因而是以世纪计的。从沈约搞平平仄仄，四个世纪以后，近体诗才出现李杜。要在词这个领域里积累起与唐诗并驾齐驱的成就，产生堪与李杜比美的伟大词人，甚至超越李杜的天才，历史不能不耐心等待。事实是，历史等待了两百年，只等来了一个李煜，也算是天才罢，但是只是小令，还没有长调，其艺术成就比李杜还差不止一个档次。历史还要等待两百年，加起来四个世纪，苏东坡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的万丈光焰可以争辉的时代开始了，与李杜可以相得益彰的巨星出现了。这颗巨星出现在人类文学史的天宇上，特别炫人眼目，因为这时欧洲的天空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欧洲人还要等两个世纪，文艺复兴的启明星才出现在地中海的一个半岛上。

苏东坡的辉煌说来话长，请允许我卖一下关子，下一次讲吧。请你们稍稍耐心等待。不过不需要待四个世纪，也不需要两个世纪，只要等二十四小时，我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地出现在这个讲坛上。

（同学热烈鼓掌，欢呼）

（2017年4月27日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据蒋烨林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