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壮 刘子薇

内容摘要：《我这样的机器》是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最新的科幻小说，该部小说的时代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在探讨人工智能是否能享有与人类同等的权利，未来的科技世界是否更利于人类生存等问题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为更好地分析科幻小说提供理论支撑，它同时也在自然、精神和社会空间内进一步揭示人机关系的异化。

关键词：反乌托邦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生产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重要的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早期创作风格多以残暴、死亡为主题，后期则更关注于在八十年代英国政治环境下的现实小说。《我这样的机器》也是继《果壳》后，第二部伦理科幻体裁的小说。

艾伦·图灵是人工智能之父，二战期间破译了德国的Enigma密码系统，他于1950年发布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引入大众的视野。图灵的自杀也成为科学界的一大遗憾，他对于智能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灵奖”用以表彰科技领域突出贡献的学者。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图灵认为，人工智能的行为和人类相似，而大脑中枢运行则完全不同。而麦克尤恩则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在图灵研究的基础上探求人工智能是否应拥有人格、品德、情感。《我这样的机器》一方面虚构图灵研究延续发展的未来科技画面，另一方面主人公与虚构的图灵本人对话人工智能与人类情感联系的现实问题。

《我这样的机器》这部小说是麦克尤恩创作后期中最具有科幻色彩的作品。小说以英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背景，讲述机器人亚当进入男主人公查理的生活，它拥有自我意识的同时，也表达对女主人公米兰达的爱意。但探究米兰达所隐瞒的案件真相时，则一步步加剧了机器人和人类之间不可调和的伦理和道德冲突。小说中对于乌托邦生活的设想不断建构，而现实的打击是冷酷无情的，人造人与人类共存所带来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国家政治各方面的隐患也是麦克尤恩担忧的问题，这部小说也预示着人工智能这股洪流是吞没人类还是促进人类更好生存，值得现代人类深思和反省。

一.反乌托邦特征

二十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在内容上采取暴力、对抗等形式对传统的乌托邦精神产生排斥，反乌托邦小说也关注“人类世界”的末日预言，在未来世界中，人工智能主导的AI世界以何时何地何种方式成为现实。在二十世纪不同领域科学家的指引下，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革，而新的生机中蕴含着对科技发展的专制控制和畸形发展的担忧和批判。在智能机器人高度开发的时代，科学家如何利用智能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维持人类生存，是科技当下发展的主要关注。

麦克尤恩从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一系列带有政治诉求的影视剧本（譬如以二战和核威胁为背景的电视剧本《模拟游戏》和音乐剧《或者我们去死？》）起，他开始通过小说反思当下的历史事件，关注个体在社会和未来的命运。[1]

在麦克尤恩《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追日》和《星期六》中呈现出反乌托邦社会的特征，而《我这样的机器》的关注点转移到颠覆科技乌托邦田园，以时空错置的叙述重写发生过的历史，展示给读者不同的社会道德选择和未来科技图景。麦克尤恩在《我这样的机器》中重构历史的方向和事件进程——图灵没有选择自杀，福岛战争结局变成英国是战败国的情景下，构建一幅新世界的画面，演绎着机器人模仿人类大脑思考所带来的后果。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中阐明，“空间科学的探索至多体现为一种技术的乌托邦，一种对可能的未来的计算机模拟——在一个真实的框架内，即在现存生产方式的框架之内。”[2]科技乌托邦在社会生产结构空间内指明方向，探索未来路径，麦克尤恩选择过去的时间节点重演同一空间内的技术变革，也是他对科技和政治的反思和忧虑。

二.列斐伏尔“三元组合概念”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三元组合概念由“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构成。爱德华·索雅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为：第一空间（物质的、感知到的空间）、第二空间（意识的、精神化的空间）和第三空间（被统治的、反压迫的空间），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后现代地理学研究。来自瑞士的德语学者施米德所作《城市、空间与社会：列斐伏尔与空间生产理论》一书，将列斐伏尔所区别的三元要素识别为这样三个领域，一是自然的与物质性的物理领域，以一种实践与感觉的方式描绘出来；二是逻辑的与形式化的抽象精神领域，通过数学与哲学的方式来规定；三是社会领域，这是一个规划设计与展望的领域，一个象征的与乌托邦的领域，一个想象与欲望的领域。[3]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也为后来的文学地图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结合文学文本和空间地理的基础上，转入人文科学和地理科学的模式。

（一）空间实践

关于“空间实践”的概念，在《空间的生产》一文中，列斐伏尔定义为：“它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集合。空间实践确保连续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内聚性。”[4]同样，“空间实践”是一种空间中的实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历史的具体存在形式中对人类发展阶段进行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的分析。一个国家既有社会形态，也有意识形态。麦克尤恩构建小说中的社会模式为工业型，且融合高科技社会对空间的应用、协调和管控。小說中的社会街景空间的体现与机器人的投入预期相悖，与未来的乌托邦社会形态相背。由于垃圾清洁工的罢工行动一直持续不断，垃圾堆积散发出的臭气令城市的环境卫生更加恶劣，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背道而驰。乌托邦世界中所有生产活动的目的是保障人类的幸福生活和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小说中描述的清洁工人罢工和腐烂食品未能及时处理所导致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加剧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也造成社会动荡的连锁效应。“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劝说这条蛇不要吃自己的尾巴。”[5]印度以咬自己尾巴的蛇来譬喻生命的轮回，机器人的投放和人类的罢工在以恶性循环方式不断重现。垃圾处理机器人代替了人类清洁工，并没有增加人类生活幸福感，反而加剧了城市的垃圾储量。工作效率方面，人们仿佛更坚信机器的效率高于人类，相反，在小说中环卫机器的效率更低下，使得城市环境每况愈下，成本上的价格差距也异常明显，购入机器人的价格是工人的几倍，高额的成本带来低能的产出，环卫工人的工资没有得到保障和解决，却花费在价格高昂的机器人，民众的态度也渐渐地由愤怒转向被迫适应。

麦克尤恩也注意到，一方面，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被社会存在所影响。他在小说中谈到，铁路是时代精神的最好体现，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二战后各国对科技的高度需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进行铁路国有化，反映国家管控下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高度发达的铁路系统是当时英国的社会存在，决定并形成工业化思维的社会意识。“再过二十年，这地方或许会有些田园风光之美，只是我们来时走的那条主干道，不会让这里有片刻的安宁。”[6]麦克尤恩在打造文中宜居的住宅环境时，阐明路网虽然给人类提供交通便利，但是当田园风景掺杂进工业印记和包裹性的覆盖下，与乌托邦的城市规划背道而驰。乌托邦城市中人口的分布、绿化面积的占比和房屋的公有制都有明确的分配和规定，以借此废除私有制。从“空间实践”的角度上，小说中的高科技化、非人性化的生存空间，意在彰显反乌托邦小说的社会空间特征。

（二）空间表象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表象”是构想出来的空间范畴，意识形态是源于社会而存在的空间。“空间表象”由社会所生产，它同时也产生了與某种政治性密切联系的“构想的空间”。列斐伏尔进而指出，“空间表象”也控制着“表征性空间”，从而意识空间和客观空间之间的辩证思想既能回溯过去也能透视未来。

小说主人公查理也是科技发展潮流的“科技迷”，他不止一次说到购买亚当不是以挣钱为目的，而是孩子般新奇感驱动下，为了满足他的科技好奇心。同时，查理也表示出人工智能更类似于人的顾虑，因为机器不同于人类的大脑构造，它的程序并不是永远保持安全运行的状态。但麦克尤恩笔下的查理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亚当独立学习后，它发现认知中的查理与现实中的查理本人不一致。亚当认为有思维的人类在同时接触人类学和政治后，应该会产生悲观主义者的心态，而不是乐观主义。这种机器大脑自主性学习往往会让亚当获得一种绝对主义的伦理自由感，而查理对未来抱有达观态度，是因为他在大学学习人类学，并且支持撒切尔对福克兰群岛派遣部队，这使得亚当和查理在价值观上发生分歧。也正因亚当是查理和米兰达共同设置的参数配置，米兰达的政治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当的机械人视角。

查理的乌托邦幻想和亚当的乌托邦幻想处于四维空间、二元对立逻辑之中，起初，亚当没有爱上米兰达之前，查理希望亚当能成为他和米兰达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共同结合的“孩子”，高科技的拥有、家庭情感的迸发，使得查理设想出近似完美的家庭乌托邦空间。因为查理经历过失败的过往人生，他憧憬着未来会发生美好的改变和不同的惊喜，同时查理设想，如果用继承的钱不是购买亚当，而是买一个住处，和米兰达一起生活会比购买亚当后的生活更轻松自在。在现实情况下，查理作为真实的人，没有重回过去的途径，毋宁说，麦克尤恩意在强调与查理的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相反的科技道德忧患意识。反乌托邦文学反映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真实经历，在麦克尤恩的指引下，当代的人们应关注贴近生活的细致规划和更好生存的未来期盼，而不是在盲从追随科技的“潮流”。反乌托邦文学的出现也是因为人类对现代乌托邦思想的质疑和反思。《我这样的机器》中，查理经历过亚当作为情敌的“宣战”和自身安全的“威胁”，到最后亚当私自把查理收养小男孩马克的钱用于“发了疯的”行善，这种举措触犯了查理和米兰达对它的道德原则，因为亚当违反了人类社会交往准则中的慈善、明理和忠诚等品质。查理和谐的人机乌托邦田园被彻底颠覆，小说的结尾，查理用锤子结束了亚当的“生命”。

亚当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以绝对公正和理智的原则应对人类社会规则，且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指出，亚当的乌托邦潜匿着一个抽象的恶梦，被查理袭击后，亚当说出“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改善……我们会超过你们……比你们活得久……尽管我们爱你们。”[7]可以说，人造人的发明由此带来的道德伦理和法治体系的社会转变是需要人类深思的。人类试图预演出和机器人共存的场景，预设好机器人的外貌和行为，并把机器人看作自己的亲戚，接受他们融入人的家族关系中。每个人的大脑思考空间源于社会体验和自主意识的学习，而亚当这类人造人的思维中乌托邦图景是否适应在陆地生活和真实的人类社会体系。亚当构想的美梦同时也是查理和米兰达现实中的恶梦，双方构想空间内的乌托邦田园无法共存而逐渐瓦解。

（三）表征性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表征性空间”指向被统治和反抗的空间，它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相联系的空间。“表征性空间”是有生命力的，它会说话。[8]以独立的个人空间为背景，特定空间内的权力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空间控制，含有某种封闭的隐秘性，不仅仅是前两种概念的简单相加。

《我这样的机器》中查理和米兰达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查理通过米兰达的脚步声和位置辨别她的行动轨迹和日程安排。在米兰达的私人空间内，查理扮演了一个“无意识”的偷窥者形象，他对米兰达的私人信息和私密空间活动了如指掌。在查理家中，他原本对亚当的控制权随着它自主意识的萌发而慢慢消失，私人空间内的主导权也发生了变化。亚当刚开始启动时，查理更多让亚当进行打扫房屋卫生的工作，但是当亚当的反抗意识出现时，第一次它把查理的手腕折断，第二次它对查理威胁到，如果他再次尝试关闭电源按钮，亚当会再次伤害他。亚当对查理金钱的掌控也是争夺私人空间控制权的产物，它因擅自决定保险柜钱款的去向，查理以购买者的名义下定决心摧毁亚当。

小说中图灵教授收到亚当的机械“尸体”后，他质问查理是否作为购买者，可以有权利结束人造人的生命。图灵等科学家所提倡人类与机器人平等、融洽的相处在一开始便是不现实的，亚当和夏娃的研发手册给购买者一种无形的权力感，与打造人造人的研发者初衷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意见相佐。小说中麦克尤恩写到“用户手册上用黑体字引用了艾萨克·阿西莫夫那条被人不厌其烦反复强调的‘机器人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可伤害人类，亦不可不行动而任由人类受到伤害。”[9]艾萨克·阿西莫夫是犹太裔美国科幻小说家，与罗伯特·海因莱因、亚瑟·克拉克并列为科幻小说的三巨头[10]。在《我，机器人》中，阿西莫夫提出了“机器人学三大法则”，麦克尤恩融入他的机器人伦理观点在亚当和夏娃的使用手册中，《我这样的机器》中也因为亚当伤害查理，查理破坏了亚当的“躯体”，在权利的室内空间下，统治与反抗的两种力量被激化，走向一方的消亡。

人工智能的到来创新机器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毁灭了人们长久以往的社会劳动。麦克尤恩关注英国社会的罢工浪潮，但是也为人们更好利用人工智能并使大多数人重新思考机器人的身份问题和伦理道德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麦克尤恩预设出一种可能性，冲破时间的束缚，开始探讨未来的新社会、新人类，但是他却如同小说中的查理一样，在迎接新的社会交往中心生欢喜， 他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会做出结尾中以人类利益为主的命运抉择。麦克尤恩也曾做过清洁工的工作，知道社會工作基层中的人民是依靠基本工资生存，机器革命也会最先从廉价劳动力开始试运行，社会中劳动力的需求下降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也是不利于构筑人类的乌托邦田园。这部小说中英国媒体对公众人物的高度关注、人们在媒体上构建自己的科技新时代、在独立空间内通过媒体信息交流，三个方面也显示信息化时代全方位的冲击。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也为更好的分析科幻小说提供理论支撑，《我这样的机器》也凸显了麦克尤恩设想的某种可能性和互异性，乌托邦的科技田园可以是人类的重生，也可以是人类的毁灭；它可以是梦想，也可以是妄想。

参考文献：

[1]姚臻.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8.

[2][3][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13、ix、51.

[3]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5]伊恩·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M].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5][6][7]伊恩·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M].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67、282、334.

[7]伊恩·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M].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63.

[9]伊恩·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M].周小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57.

[10]Freedman，Carl．Critical Theory and Science Fictio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0.71.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2019年度科学研究立项课题——梭罗生态中心主义文学思想研究（WJC2019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