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　丁立福

摘 要：基于对英文期刊论文（2001—2021）的考察，发现英语学界21世纪以来对《淮南子》的研究呈现出三个层次：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在进一步探讨派别归属问题、谋篇布局方式等长期以来重要主题的同时，学者们联系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新兴议题，如环境问题和音乐的作用等，为《淮南子》研究开出新路。就学者构成和成果发表渠道而言，西方青年学者此时期对《淮南子》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英语学界有关《淮南子》研究的论文多刊载于有影响力的期刊。英语学界对《淮南子》的研究充分展示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发展的学术景观。

关键词：《淮南子》；英语学界；研究；期刊论文

中图分类号：H315.9；B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3）01-0039-06

A Review of Research into Huainanzi in English-Speaking Academia（2001-2021）

YANG Kai1，DING Lifu2，3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China；2.Center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38， China;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Anhui  232001，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English journal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01 to 2021，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of Huainanzi in the English-speaking academia presents three dimensions： macroscopic research， mesoscopic research and microscopic research. While further exploring important topics such as philosophic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way of text organization of Huainanzi， Western scholars link emerging issu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 and the function of music， and blaze new trails for the research. As to the composition of scholars and publishing channel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young Western scholars in this period have made abundant achievements， and their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influential journals， forming an academic landscape where schola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move ahead together.

Key words：Huainanzi; English-speaking academia; research; journal articles

《淮南子》涵蓋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和帝王之道，可谓包罗万象。梁启超曰：“《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1］263《淮南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世界上最早的《淮南子》英译本出现于1884年［2］。一直以来，西方学界翻译与研究《淮南子》并行，大多数学者在开展研究的同时还对《淮南子》的部分章节进行了翻译，代表性学者有福斐礼（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莫安仁（Evan S.Morgan，1860—1941）、白光华（Charles Le Blanc）、马绛（John S.Major）、罗浩（Harold Roth）和桂思卓（Sarah Queen）等。 2010年，马绛领衔的《淮南子》译者团队推出海外首部《淮南子》全译本该全译本由美国学者、历史学教授马绛领衔翻译完成，名为The Huainanzi：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译者团队成员有桂思卓、麦安迪（Andrew Meyer）、罗浩、普鸣（Michael Puett）和加德森·莫瑞（Judson B.Murray）。。该译本注释丰富，译者运用“丰厚翻译”策略，为读者理解译文作了很好的铺垫［3］。马绛团队的译本可谓西方《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是团队成员多年来孜孜不倦努力的结晶。

关于《淮南子》在西方的翻译和研究，已有论者基于英文书籍文献史进行了考察，并作出了较为翔实的梳理［4］58，为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文献线索。本文则希望通过整理、分析21世纪以来发表于西方英文期刊的有关《淮南子》的代表性论文，探究英语学界研究《淮南子》的动向，把握英语学界《淮南子》理论研究前沿，为后续研究，尤其是国内《淮南子》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借鉴。

通过梳理2001—2021年间发表于西方英文期刊的15篇《淮南子》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文，本文认为英语学界对《淮南子》的研究呈现出三个层次：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是指从《淮南子》整体着眼进行的探析，偏重历史考量，如桂思卓的《往昔的传统：〈淮南子〉的‘派别归属之再思考》。中观研究侧重从某一视角对《淮南子》进行考察，如马绛的《〈淮南子〉中的动物和动物隐喻》。微观研究则聚焦《淮南子》某一篇的某一个方面，如叶翰（Hans van Ess）的《〈淮南子〉首篇的论述方式和虚词的运用》。以下分而述之。

一、宏观研究

《淮南子》的思想派别归属、谋篇布局方式及其作者身份等话题，历来广为海内外学界瞩目。

（一）思想派别之归属

桂思卓在《往昔的传统：〈淮南子〉的‘派别归属之再思考》中指出，关于《淮南子》思想的派别归属问题，已有研究根据汉朝的两大思想传统——道家思想和杂家思想，将《淮南子》的思想取向归入以下两个向度：一是将《淮南子》视为汉朝道家思想或黄老之学的范例，这一归类的依据主要来自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二是将《淮南子》归入杂家的范畴，这一归类则沿用刘向在《艺文志》中的论述［5］。冯友兰也说：“《淮南子》所体现的，正是黄老之学的体系。”［6］156但桂思卓认为，《淮南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既不属于道家或黄老一派，也不属于杂家一派，如果将已有关乎《淮南子》思想取向的归类方式强加于《淮南子》，就可能误读它，并错过不少值得玩味的细节。桂思卓的观点与既有看法有明显不同，她对以往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与接受，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推进了围绕《淮南子》派别归属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

（二）谋篇布局之方式

《淮南子》以其谋篇布局的特殊方式，不断吸引海内外学者的目光。魏明德（Benot Vermander）在《以数辑之：〈淮南子〉的篇章布局及其他》中探究中国数字的象征意义以及中国文化中的“环形结构”规则，旨在重新提出中国古代“结构修辞”之可能性的问题，并设想其背后的支配模式［7］。他将提出的方法应用于《淮南子》研究，揭示了数字命理学在《淮南子》论述和结构构建中所起的作用，并试图将研究结果应用为发掘中国古代经典之篇章结构的普遍模式。这一努力有助于将《淮南子》等中国古代经典置于具有相关修辞特征的文本空间之中。

《要略》篇对《淮南子》内容作出的总括性介绍和阐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淮南子》的精义。在《〈要略〉探析：“后记”视角下的〈淮南子〉研究》一文中，莫瑞（Judson B.Murray）认为，作为《淮南子》的“后记”，《要略》涵盖了这部鸿篇巨制的精髓。通过文本细读，莫瑞探析了《要略》对《淮南子》前20篇进行概述的目的：使读者凭借概述能够更好地理解整部著作［8］。莫瑞从《要略》篇的论证方式和修辞手段出发，详细阐述了《淮南子》在文本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思想的原创性以及思想的派别归属方面存在的三大争议。他认为《要略》篇阐明了《淮南子》思想的高度系统性、绝对原创性以及独立性，因此不能将《淮南子》归于任何思想流派。莫瑞的观点与桂思卓的观点相似。在莫瑞看来，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知识阶层对帝国的构想有着不同见解。他将《淮南子》置于汉朝初期这一时间框架之中，认为《淮南子》描绘出了一幅具有包容性的多元化的帝国图景，与董仲舒等人推崇的排他性方略形成了鲜明对照。董仲舒等人意在清除与整体思想格局不协调的思想派别，而《淮南子》构建的普适性观念则力求将多样化的地理和人文景观中的差异化思想和地方习俗加以保存。此外，莫瑞还认为，《淮南子》不仅描绘了人可以“与天地参”的美好前景，还指出了实现“与天地参”这一最终目的的路径。

（三）作者的身份

关于《淮南子》的作者身份，学界历来有不同声音。张瀚墨在《刘安传说与〈淮南子〉的作者权》中，将《淮南子》的作者身份与刘安传说关联在一起进行探讨，为理解《淮南子》的作者身份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思路和方法［9］。文章从重新定义中国早期文学作者概念入手，首先考察了以往研究中被视为《淮南子》作者的刘安如何在理解文本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随后考察了以往学者所依据的资料，这些资料将刘安定性为《淮南子》的作者。主要考察包括刘安何时以及如何被誉为天才般的创作者、“内篇”可能是什么以及刘安是否曾将《淮南子》呈献给汉武帝等问题，结果发现这些资料信息来源不同且相互抵牾；最后考察了刘安传说的形成。在此类传说中，刘安被描绘成一个与当时的玄奥著作有着紧密联系的多产创作者，正是这种刘安传说形塑了《淮南子》的作者身份。

二、中观研究

西方学者从隐喻的运用、“情”的特征和功能、音乐的作用、对环境问题的启示、人性论和治术等视角对《淮南子》文本进行了中观层面探究，为理解《淮南子》的要义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一）隐喻的运用

马绛在《〈淮南子〉中的动物和动物隐喻》中指出，研究《淮南子》中的动物隐喻有助于洞悉西汉前期中国人的动物观，以及当时知识分子对关乎动物之知识的掌握情况［10］。在他看来，《淮南子》中关乎动物隐喻的描写和论述与关联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有着内在关系，即以“阴阳五行”為代表的关联宇宙论可用于解释动物行为；反过来，这些动物行为又印证了关联宇宙论之真谛。此外，马绛认为，从构成《淮南子》文本的信息和相关解释来看，君主了解动物知识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动物对人的本性和行为进行优雅的隐喻以更好地理解、引导和统治臣民。

（二）“情”的特征和功能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心“是最为可靠的精神资源”，因为古人知道“人心之中含有最为淳朴、自然的力量”［11］。这一思想趋向在郑宇珍（Woo-jin Jung）等学者的研究中得以体现。郑宇珍和文时勇（Suk-yoon Moon）在《论〈淮南子〉之“心”观：以矛盾的情感评价为线索》中指出，《淮南子》中的情感是基于“感应”（resonance）而产生的，情感表达被认为是自然现象，有时会受到负面评价。所以二者指出，有时不仅要控制源于欲望的情绪，还要控制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表达［12］。杜培伦（Matthew L.Duperon）在《〈淮南子〉伦理观中“情”的角色》中，通过对“情”一词进行实例分析，探讨了它在《淮南子》思想中的作用［13］。杜培伦认为，《淮南子》的作者使用“情”来阐明宇宙和人类的元伦理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理想的道德行为成为可能，并用“情”解释人如何注重自身修为而得以成圣。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淮南子》中“情”的作用对于理解文本的伦理维度至关重要。

（三）音乐之作用

虽然《淮南子》并没有哪一章是专门讨论音乐的，但其中有许多关乎音乐的描述和论述。艾苇婷（Avital H.Rom）在《对政治权力的呼应——理解〈淮南子〉中的音乐指涉》中提出如下问题：在《淮南子》这样的政治文本中，音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她通过分析《淮南子》中涉及音乐的篇章，揭示出作者对待音乐的多元化态度［14］。艾苇婷指出，《淮南子》中的音乐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音乐是作者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另一方面，音乐本身也是《淮南子》探讨的一个主题。她为上述两种功能分别建立了模型，第一个模型阐释了《淮南子》中创新性的音乐理念，第二个模型通过分析书中关涉音乐的文本，提出了贤明统治的治国范式。艾苇婷的研究探析了典籍中的音乐元素，可谓别开生面，有助于我们理解早期政治文本中音乐的作用，以及当时的思想家对待音乐的不同态度等。

（四）对环境问题的启示

在汉姆（Matthew Hamm）看来，在《淮南子》的宇宙观中，人类与其他物种是平等的，所有生物的自发行为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人类应适应其他物种，并与宇宙的机理相协调。在这个框架内，《淮南子》提出人的发展应该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将人类的本性作为标准，并将人类的繁荣视为目标。所以汉姆在《理万物：〈淮南子〉中的整体论、和谐与人类影响》中指出，早期中国思想已经涵盖积极的环境意识，且提出了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鸿沟，人与世界中的其他实体（entities）之间表现为一种和谐的关系［15］。虽然这种思维取向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但是当代学界通常将它置于与西方传统思想相对立的位置。基于西方传统思想的整体观所呈现出的同质性，发现这种整体观赋予了人类优先权，鼓励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从而使当前的环境危机不断加深。因此，《淮南子》提倡人类应该利用其独特的“文化”能力来适应性地驯化其他物种，提升自身并改造世界，以创造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和谐；在此基础上，宇宙之“理”被重新整合，最终走向人类的繁荣。汉姆引入“人类世”“人类世”的核心意旨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达到形成新地层与新生态的程度，使地球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亟须人类反躬自省。（Anthropocene）这一概念，认为《淮南子》打开了与当代环境话语进行理论对话的学术空间。将《淮南子》对待环境问题的方式与“人类世”的基本观点进行对话，有助于研究“人类世”的关键假设并探究它的潜在问题。

（五）人性论和治术

陶全恩（Tobias Benedikt Zürn）在《“朝廷芜”与“田野辟”：从隐喻学角度讨论〈孟子〉〈庄子〉〈淮南子〉中的治术与身体政治》中，通过研究意象的转化分析早期中国各种话语的变化和发展［16］。具体来说，他以《孟子·滕文公上》《庄子·马蹄》和《淮南子·主术》篇为例，试图重构这3个文本所体现的治术与修身话语。在他看来，《淮南子·主术》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礼乐教化与无为复朴的治术。在另一篇文章《“以经纬为文”的汉代想象：互文性和〈淮南子〉践行“道”的自我塑造》中，陶全恩指出汉代有将纺织术语用于著书立说的传统，这样的创作实践想象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或2世纪集中出现，并在“经”“纬书”“文”等文学术语的创造中得到体现［17］。在他看来，将《淮南子》及其互文性写作实践置于这一想象中，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淮南子》在20世纪上半叶被斥为混杂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一现象，以及过去几十年间对它展开的重新评价。

另外，郑宇珍和文时勇在《〈淮南子〉的理论特征：人性论和治术视角》中，通过阐述人性论与治术的有机联系，说明《淮南子》是一部具有系统、独特理论的经典［18］。他们认为，《淮南子》中的人性是道家和儒家人性学说的系统组合；《淮南子》的治术是道教和儒家教化中的神化（mystical transformation）的系统组合，它的人性论与治术是相互对应的。

三、微观研究

部分学者从虚词在翻译中的处理、叙事艺术、文本的互文性和语言特征等方面对《淮南子》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探析，为我们深入领会《淮南子》的相关细节提供了别样路径。

（一）虚词在翻译中的处理

语言学家王力指出：“虚词在汉语语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古代汉语的虚词和现代汉语的虚词有很大的差别。”［19］37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典籍疏解中，准确理解虚词是关键所在。叶翰深入探讨了《淮南子》首篇的论述方式及其虚词的运用［20］。在他看来，阅读篇幅较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容易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无法正确理解篇章的内在论述结构。将《淮南子》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过程中，一个困扰译者的问题是原文中虚词（particles）的頻繁使用，如“故”“是故”“夫”“今夫”“是以”等。在翻译过程中，不少译者选择将这些虚词略去不译。而叶翰认为，这类虚词是《淮南子》的作者为读者提供的关键信息，有助于读者理解篇章的论述方式。通过文本细读，他探讨了如何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将较长的篇幅划分为清晰的、有利于理解的段落。所以他建议译者应根据具体情况恰当翻译原文中的虚词，从而使译文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更具可读性，而不是进行“一刀切”的简单化处理。这对准确理解和翻译中华经典有着很好的启示。

（二）叙事艺术

《淮南子》中《道应》篇有56个典故，每一个都以《老子》中的话语作结。桂思卓在《老庄之术的创造与化用：〈淮南子〉第十二篇的轶事叙述和哲思论证》中指出，虽然《道应》篇所收集的轶事叙述并不算新鲜，但它们运用出自《老子》的箴言作为搭建文本框架的方式，使轶事产生了新的解读；反过来，这些轶事也使读者对相应的《老子》中的话语有了新的理解［21］。在此过程中，《淮南子》的作者巧妙地将《老子》呈现为“反叛式的经典”著作，呼应着《淮南子》成书时期的种种重要议题。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在《淮南子》中探究了语言表达的潜力，并为语言的工具价值进行辩护。

（三）文本的互文性和语言特征

韦礼文（Oliver Weingarten）在《中国早期著作的互文性和记忆：以〈淮南子〉为例》一文中，从“文本记忆”概念入手，对《淮南子·兵略》进行了文本分析，就该篇存在的丰富的互文现象展开文本生产问题的探讨。他认为，《兵略》篇具有与其他著作相似甚至重复的言语，这些简短模糊的言语并非有意引用典故或现成的语言资料［22］，并将《兵略》篇中互文现象所呈现的语言特征类比为语言学家加斯帕罗夫（Boris Gasparov）所提出的沟通性片断——常态化出现于类似语境中的语句或模式。在韦礼文看来，《兵略》篇中呈现的沟通性片断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出于作者的无意识行为。虽然考察互文性很难穷尽所有的语料，但是这种探究无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以《淮南子》为代表的典籍的创作意图和内容结构。

四、《淮南子》西方研究的学者构成和代表性刊物

2001—2021年间，西方学界致力于《淮南子》研究的学者，涵盖老中青三代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于汉学界的知名刊物，推动了《淮南子》研究的发展，深化了西方对《淮南子》的认识。

（一）学者构成

就英文书籍的出版情况来说，《淮南子》西方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马绛、桂思卓和罗浩。马绛于197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罗浩于1981年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桂思卓1991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3人均是从事《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资深学者。近年来，艾苇婷、陶全恩、汉姆等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推出了兼具理论视野和学术功底的研究论文。艾苇婷2013年毕业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研究专业，获学士学位；此后，她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攻早期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她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和政治维度探究早期中国的听觉、声音和沉默。陶全恩2005年于柏林洪堡大学获学士学位，2008年于慕尼黑大学获硕士学位，2016年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并于2021年进入美国里德学院（Reed College）担任访问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如果说老一辈学者以考据和思辨见长，那么新一代学者则展示出别样的学术眼光。新颖的视角，配合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批学界“后浪”为《淮南子》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处于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之间的张瀚墨和杜培伦是中年学者的代表。张瀚墨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杜培伦为美国萨斯奎哈纳大学（Susquehanna University）宗教学副教授。就英文期刊论文的發表情况来说，《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新面貌，是由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创造的。

（二）代表性刊物

就《淮南子》研究成果在英文期刊上刊发的总体情况来看，2001—2014年发表5篇，2015—2021年发表10篇，近几年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早期中国》（Early China）发文最多，共5篇；其次是《泰东》（Asia Major）3篇，《道》（Dao）2篇。以上3种学术刊物皆为汉学界的知名期刊。《早期中国》于1975年创刊，是当今学界唯一仅接受早期中国研究论文的英文期刊，1年仅出版1期，每期一般有7篇论文。《早期中国》刊载从史前时期到汉代的中国文化和文明各个方面的原创性研究论文，鼓励拓展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接受关于中国考古、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和古文字等学科领域的文章。《泰东》创刊于1923年，每年出版两期，每期一般有4篇论文。为推动东亚研究的发展，目前《泰东》只刊发关乎中国的研究成果，时间跨度涵盖中国历史、文学、思想和文化的各个时期，也接受探究其他东亚、中亚民族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道》创刊于2001年，为季刊，一般每期刊载不超过10篇论文，另有书评数篇。《道》致力于发表中国哲学方面的文章和书评，特别是开展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传统之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包括但不限于西方哲学、伊斯兰哲学、非洲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和韩国哲学，以及探究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淮南子》研究成果大多发表于有影响力的刊物。结合目前的增长趋势可以预见，随着青年学者的稳步成长，西方英语学界在未来将会推出更多有关《淮南子》研究的力作。

五、结语

就21世纪以来西方英语学界《淮南子》研究的整体局面来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较多，这些研究能够就长期以来的关键问题“接着说”，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为进一步研究打开视野，如艾苇婷所论音乐元素对政治权利的呼应，以及陶全恩对“以经纬为文”的探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微观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淮南子》21篇，由于每篇的相对独立性，都可以展开具体研究，通过有针对性的探讨将研究推向纵深。

就学者构成来看，马绛、桂思卓和罗浩等资深学者依然有高质量的论文推出；中年学者如张瀚墨和杜培伦正处于学术产出的成熟期；而学术新秀艾苇婷、陶全恩、汉姆等人正在你追我赶，处于学术生涯的上升期。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于汉学界的知名刊物，推动了《淮南子》在西方的研究和传播。可以说，21世纪以来西方英语学界对《淮南子》的研究，呈现出老中青三代学者同台竞技、共同发展的学术景观。

作为一部“博大而有条贯”的哲学典籍，《淮南子》如同一座宝库，值得我们不断探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学界对《淮南子》各篇着力并不均衡。西方学界对《淮南子》的哲学、政治以及军事维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69。事实上，对《淮南子》中“情”和“心”的作用、互文性等议题的探讨，依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发展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围绕《淮南子》作者（群）的讨论，以及文本内部的连贯性等问题，有无可能运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进行文体分析，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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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梦绮］

收稿日期：2022-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淮南子》翻译问题研究（22YJA740007）；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英语专业虚拟教研室（2021xnjys030）；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淮南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GXX7-2022-097）

作者简介：杨凯（1985-），男，河南遂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典籍英译、诗歌翻译、现代翻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