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2023-05-30孙功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1期

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关键就是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四个制高点，即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实践的制高点和时代的制高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什么行

中图分类号：A8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23）01-0001-08

Why does theContemporary ChineseMarxism Work

SUN Gong

（School of Marxism，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Anhui 232001，China）

Abstract： To integrate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ie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to continue to adapt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 and to the Times，the key i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wh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work.To a large extent，the reason is that the Marxist doctrine of the era of China occupies four commanding heights，namely，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truth，morality，practice and the Times.

Key words：Marxism; contemporary Chinese; why does it work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彰显了我们党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自信和历史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关键就是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四个制高点，即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实践的制高点和时代的制高点。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

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在我们党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前，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对未来理想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主张，但这些设想和主张没有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因而对国家出路的探索都没有成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起义领导人洪秀全把基督教平等思想和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相杂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的社会改革方案，体现了太平天国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没有超越农民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和狭隘眼界，主张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倡导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因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其平分土地方案事实上也未能付诸实施。

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著述《大同书》，阐发他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设想。在《大同书》中，康有为糅合公羊“三世”说、礼运“大同”说、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等理论而描绘出近代新儒家的乌托邦。他认为，人们遭受种种苦痛的根源在于“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因此，要解除人类的痛苦，必须破除九界，建立一个没有国家、阶级、家庭，人人相亲、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大同书》勾画了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及其实现路径，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但是，由于脱离了具体实际，无法正确解决社会矛盾，因而注定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2］1471

世界大同不仅是洪秀全、康有为的理想，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孙中山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孙中山提出实现世界大同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第二步，实行共产社会主义。应当说，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比此前的大同思想具有了更突出的实践品格，如提出通过“核定天下地价”的办法来实现平均地权，从而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温和的改良，它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3］328，因而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亿万群众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党的中心任务。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成功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探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指明了方向。

在我们党提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为中国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都是当时统治阶级思想的一部分。马克思指出：“統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52统治阶级总是把本阶级的政治思想描绘成代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思想，并通过制度规范、道德教化等方式使社会成员认同和遵守。以儒家学说为集中代表的中国统治阶级思想，对专制君权和等级制度提供合理解释，对“三纲五常”提供道德规范，对“礼治仁政”提供行动导向。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实施政治统治提供系统的理论阐释和文化支撑，从根本上维护着统治阶级利益。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探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指明了方向。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思想武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2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明确指出：“……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6］253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372。并且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落脚点和归宿。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8］11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根本立场，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如磐初心。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人民立场，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列宁指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9］100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始终主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10］1031邓小平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7］4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11］697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基本观点，体现了我们党按历史规律办事的高度自觉。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法宝。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0］899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2］217江泽民指出：“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13］194胡锦涛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14］535习近平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5］119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基本方法，体现了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路径选择。

正是因为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火焰普照大地”［2］1467。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实践的制高点

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实践的制高点，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高深学问，而是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不是一种纯粹解释世界的学说，而是引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40习近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16］9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实践的理论。从形式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内容来看，实践的观点是它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观点体现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内容之中。

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理论来源于实践，而不是实践来源于理论。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先验主义时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17］410因此，从具体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理论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4］413-414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指导这一实践活动，并在这一实践活动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形成的理论成果，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没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論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我们党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措施，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两个大局”和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时代条件和现实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另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的观点，反对教条主义。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植根于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伟大实践、服务于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伟大实践以及在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活生生的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8］644

实践的观点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他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程度上逐渐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19］282-283“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19］290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9］111-114。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许多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0］797。他认为，主观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10］800。

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情况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20］114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国两制”等理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纠正仍在延续的“左”的指导方针，推动各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强调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20］39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很大阻力时，邓小平公开支持这一讨论，使这场讨论成为一场全国的群众性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成为改革开放开篇之作的重要讲话。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7］382由此可见，坚持实践的观点，反对教条主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创立者一以贯之的思想作风，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原则。

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

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诸多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它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革命从此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世界处于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之中，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国实行包围、封锁、遏制，还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和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渴望和平、谋求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脉搏，带领党和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纪交替之际，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但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美国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谋求建立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世界仍不安宁。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应对挑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带人民进行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伟大时代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它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强起来”的行动指南。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学说，具有博采众长的理论胸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毛泽东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华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许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6］191

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例如，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合一”“躬行践履”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融合，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儒家“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相融合，提出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邓小平理论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例如，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小康”思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革故鼎新思想，提出改革理论；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江泽民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法兼治思想，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化日新”辩证思想，提出“与时俱进”观。胡锦涛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以人为本”观点；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习近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大同”理想養分，提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协和万邦”思想养分，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廉政思想养分，提出党风廉政建设。

另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创立者，坚持世界眼光，善于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行吸收和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毛泽东运用世界眼光分析中国革命经验得出的重要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论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的同盟军，“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不可比拟的大变化”［21］669。没有世界眼光，就难以提出这个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客观规律的完备的理论形态。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2］41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离不开他广阔的世界眼光。通过深刻洞察当时的国际形势，他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7］105通过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274的新论断。通过深入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他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7］27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立足世界政治、经济大环境，把握中国发展机遇，决定中国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23］4为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24］。胡锦涛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国际背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胡锦涛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时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14］647-648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25］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宏阔的世界视野和鲜明的世界品格，深入思考并明确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和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与出路。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说中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26］537对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6］66“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6］428在这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回答了“世界怎么了”的问题。那么，处在这样的时代，面临这样的变局，我们该怎么办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回答是：“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密切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27］5，“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享共赢”［26］537。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是科学的理论，为中国人民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客观规律；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是人民的理论，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占据了实践的制高点，是行动的理论，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进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科学指南；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是开放的理论，为中国人民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中华书局，1981.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中共中央文獻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历史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