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纲

乾隆时期，大帅福康安西征归来，户部一个吏胥求见他，为了把名片递到他手里，前后花了十万两。福康安一看那名片，说是来“贺喜求赏”的，立即发了脾气：“小小吏胥也敢向我索贿？他如此胆大，一定有什么要说的，且让他进来。”

吏胥进来后，福康安厉色而问，吏胥也不怯场，侃侃而谈：“您此次出征用款多达数千万，报销文书太多，必须添加人手日夜赶办，才能在几个月内办完并上奏皇帝。皇帝很关注这次战事，正在兴头上，必定顺利批复。但若只凭现有人手，办完一件上报一件，没有几年工夫是办不完的，皇帝天天看您的奏报，必定厌烦，若有人趁机挑出军费报销的漏洞，麻烦就大了。我讨赏是为您考虑，并不是出于私心。”福康安恍然大悟，不仅赏了这个吏胥，还拨给户部二百万两，用于办理军费报销。

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除了主官，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也有杂役人员。吏胥大多没有品级，却有人数限制，但事实上，很多机构的吏胥人数远超规定，大多数是官员为应付繁杂事务而招募的编外人员。雍正时期有名的峻臣田文镜曾说，按制他的总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个吏胥，但他用了近二百个，仍赶不及处理文书。

清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官员实行“南北回避”制度，官员要在远离乡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而且调动频繁。当时文牍主义（满足于用文书指导工作的官僚作风）盛行，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官员，面对繁复的律法、制度，往往头晕眼花，所以必须依靠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的吏胥，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比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刚上任就遇上人命官司，却不知案犯是恩人贾政的外甥薛蟠，若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门子”一番劝说，他险些得罪贾府。

吏胥略通文墨，但上升渠道已被堵死，子孙也不能参加科考，所以俸禄微薄的他们更专注于牟利，欺上瞒下、营私舞弊的情况极为普遍。对此，晚清名臣郭嵩焘叹道：“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也不是没有人看出吏胥泛滥的弊端，光绪时期，就有人建议销毁户部冗杂而无用的卷宗，以减少吏胥对事务的把持。一个御史前去督办此事，打开仓库一看，卷宗堆得与房檐一般高，他根本不知从何下手，想了半天，说：“把比较重要的留下来吧。”吏胥说：“每一件都很重要，还是请御史大人自己挑吧。”御史没办法，只好销毁一些残破的卷宗，回去交差了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小吏胥才敢向封疆大吏讨赏。当时浙江有个候补知县，终于轮到补缺了，吏胥向他索要一千两。他想：这个缺本来就是我的，何必再花这么大一笔银子？于是不予理会，结果这个缺被别人补了。他托人打听才知，吏胥说他之前经过保举，相当于一个人占了两个补缺途径，就把他放到暂时没着落的保举之列了。他忙去求情，吏胥说：“如果你给我五千两，我可以帮你搞定，否则只能帮你注销保举。”他筹不到这笔巨款，只好注销保举，一心等待候补。不久后，吏胥告诉他：“这次保举有个县令的名额，可惜你已经注销了。”他懊丧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很多时候，到地方赴任的县官在省城候任，滞留时间过长，无钱上下打点，就把县里的吏胥叫来，让他们带着大把银子到省城为之“活动”。县官到任后，一切事务自然听凭吏胥办理，这下百姓可就遭殃了。遇到案子，吏胥吃了原告吃被告，以致当地盗贼蜂起百姓也不敢报案，唯恐自己被敲竹杠，而盗贼行贿后毫发无损。对此时人讽刺道：“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

吏胥在地方上横生事端，有时即使是官宦人家也不能幸免。段光清在浙江当县令时，他的哥哥向他提起家乡安徽宿松县的吏胥为害一方，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建议哥哥让家乡的富户集资，逢年过节就给官府上下打点一番，以求吏胥少找麻烦。

吏胥也敢向部院大员索贿。礼部某尚书想为其母请旌（忠孝节义之人向朝廷请求表彰），家乡的地方文书已经到部，正在办理。某夜三更，一个吏胥来访，直截了当地说：“您要想为太夫人请旌，得给我一万两。”尚书大怒：“你敢讹我？”吏胥不慌不忙地说：“您当年参加科考时少报了两岁，请旌时肯定要核查太夫人生您的年份，这就对不上了。我可以把历年各级机构关于您科考的记录改一下，但这花费可不小啊。”尚书无奈，只好给钱。

如此庸懦的尚书，又有把柄在人家手上，当然治不住吏胥。如果遇上强干的官员，吏胥也没招。张廷玉主持吏部时，一个吏胥拿来一份地方报来的文书，说其中“元氏县”误写成了“先民县”，需要驳回。张廷玉笑道：“把‘先民误写成‘元氏或许有可能，但现在多了几笔，肯定是你们吏胥干的，无非是想向地方索贿罢了。”于是重责了吏胥。还有一个姓张的吏胥横行霸道，人称“张老虎”，张廷玉不顾诸多权贵的说情，对他痛加惩治，得了“伏虎侍郎”的名号。

有些高官不怕明枪，但怕暗箭。阎敬铭掌管户部时驭下极严，仓库吏胥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红顶却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等他找了个代替品再去上朝時，太监已到朝房催促多次了。类似这般误事的情况屡屡发生，最终触怒了慈禧，他惨遭免职。

吏胥之所以如此猖狂，也有后台支持的缘故。当时管理京中城门的吏胥非常贪婪，过往官员和百姓多被搜刮。左宗棠有次进京带了很多行李，城门吏胥故意为难，他花了不少银子才得入城。次日，他恰好遇到主管城门的亲王，正要上前责问，亲王抢先向他拱手道：“昨日大人入城，何必给那帮小子赏那么多银子啊。”对方称谢再三，弄得左宗棠也不好说什么了。

吏胥势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清朝中期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出现很多新事务，没有专业人员根本无法办理，而体制僵化如故。道光时期，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放宽鸦片禁令，理由之一就是：律法是吏胥牟利的途径，律法越严苛，他们就越得意。

历史发展往往是由无数细节累积而成，从一个个小小吏胥身上，就能看到一个王朝衰落的根源。

（摘自《百家讲坛·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