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光

内容提要：郝炜华的小说充满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融入着作家的呵护、爱意、明知，那挥之不去的惜恋之情，满含人间关怀。“鲁韵齐风”的文脉传承，在现代条件下不断辉光闪耀，夯实了郝炜华的创作根基。融情畅意的女性集群作为主导、主脉及叙事中心；琴韵书声的意蕴悠扬，传承着中华文化的古韵今声；生生动律，实与虚互通的“铁路线”的绵延作为独特的地理标识，成就着有机合成体。这些都使郝炜华小说创作的调色、融情、赋韵、入境之策呈现颇为鲜明的特色。

关键词：郝炜华小说 小说创作 日常生活 动律标识 文脉传承

我们应该肯定，郝炜华的小说有色/有情/有韵/有境，更有根，用一条独有的“线”来串接，调色、融情、赋韵、入境，如此创作特色，全得自于“鲁韵齐风”之根。郝炜华并未创化、织造动人心魄的鸿篇巨制，未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堆积，也未汪洋恣肆且飞动张扬着无尽的情感，但如果我们能够静心而静气，且能灵境接通地阅读、品味、把脉，去通疏、洞透，的确能深受其情韵及多色的晕染，既能灵境通枢地勾连畅想，也能自如地落地实在。尤其是那条独有的，实与虚互通的“铁路线”绵延及递升，将时间与空间，宇际与生灵，历史与现实，身心与情意，甚至是琼楼玉宇与涵洞柴扉，经由时代变迁，各色人等交集，甚至琴韵书声悠扬，而“生生”接续着，用“闪闪发光的句子”构建起了一幅似乎永远也涂染不尽的斑斓图卷。著名作家迟子建在《小说的丛林》中说：“一个作家能够真正褪去浮华，不被虚张声势的雷声所迷惑，不惧鞭挞，耐住寂寞，你才能切近小说朴素而芬芳的内核。”“每一个将艺术奉为至高神灵的作家，在小说的丛林穿行，必须踏出独属于自己的路，才能开辟新天地。”a笔者用迟子建的言说及创作体认来接应郝炜华的文学创化，并牵引本文，用意起码有三：一是同行。同为女性作家，必然有相同相通的生命情蕴；二是对接。细腻、爱意而笃定的笔触及心灵对接；三是“烟火漫卷”。在不同的经历、际遇中洞穿日常生活，提纯、结晶精益；四是“丛林穿行”。这里的“丛林”并非丛林法则式的弱肉强食，而是繁复生活中的独异行进，基于平民化及人间情怀，重置“新天地”，赋韵理想，创化美境。

日常生活：烟火

日常生活，烟火无间；峰回路转，车水谜团；寻常百姓，情意相传；千家万户，各色谋篇。作家的精力、精义及精神气无非就是在生活的淘炼中，充灵“人间烟火”而寻觅、跋涉；发现精彩，解蔽困顿；诗化情意，明晰德性，美化灵境。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写了充满烟火气的大都市，此烟火是人间烟火，人情往复的烟火，是关涉家家户户柴米油盐的烟火，是体现人间关怀的烟火。我们依此而佐证郝炜华的小说创作，同程同行日常生活，同被烟火熏扰。这既是回归、还原、伴行，更在识艺、辩理、升值、寻境。

从日常生活中，从漫卷烟火中植生情意、充蕴情境，提炼人性、人情，且不限于猎奇、造势、恣肆，对作家而言，需要练就极深的功力。作家能够长时间沉潜于日常生活，识认平民情境，盘活民间生境，自成生趣、理趣，且于职场打拼而提纯“烟火”，清理雾霾，穿透云幕，继而艺术化人性，伦理化人情，境界化人意，对作家而言，显然是高标、高位寻求。我们不必对郝炜华的创作给予至高标位，也无法为其标举恢弘大气、荡气回肠，但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中，在男女、家庭、职场的关联奔忙中，在诸多生命个体砥砺、跋涉中，郝炜华的的确确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烟火漫卷”的佳品。郝炜华塑造的人物群像，不仅活而有情，镜而有像，韵而有灵，还能味而有旨；不止平凡中有奇见，平淡中有奇绝，平静中有奇景，平面中有奇丽，也能在铺叙中洞见奇迹。那条时空交织，纵横交错，历史与现代攀援而无尽延伸，甚至是跨际域、跨文化的铁路网线作为新的地域/地理书写标识，又将这一切有机一体化、肌体化，或情蕴化地编织为“生生”整体。这或许让我们在阅读、接受时，会在蒸汽机的烟柱、汽笛及节奏化轰鸣中，自如地汇入内燃机、高铁的新动力递进征程。

历史性视阈是作家的必备，其独特的观察及叙事视角是作家成熟的必要条件。长篇小说《古琴》跨世纪的历史性书写，古韵与现代钢铁对冲，跨地域的矛盾与情爱交集，成就了一曲挽歌，呈现着历史的悲壮。《松树枝烤肉》中赵青白对“松树枝烤肉”的祈望，《月明风清》中花子客与小白龙马的默契，都以生命纠结而呈现历史性视野，有气势，有悲壮，但却有别于抗日书写的常态。《微雨燕双飞》中小站的盛衰，时过境迁，过往人等，婉转的曲調，高大的山，稠密的树木意在共同织就情爱、美好生活的向往。陈秋月最终的吟唱“随着风，随着阳光，随着万物四散开”，道出了这必然是历尽坎坷、曲折攀岩式的生活。《梁祝》中的刘清华在病床上母亲，身怀绝技的父亲和自己对高铁司机的理性追寻中，编织一个三角运转的循环圈，尽管一角最终可能断裂，但当父母之间最大秘密解惑后，阳光、清泉、鲜花、星辰尽添了无尽美好。《花儿的模样》中的陈小雨似乎就是一首小诗，尽管没有飞扬恣肆的诗情翱翔，但却是有情有义且循着铁道线寻觅梦想的小诗，生活或许给予诸多磨砺，但她的确将碧绿碧绿的青草编成了花的模样。《我的丈夫姚向前》是一种关于“追逐”的交响，我执拗，我们牵手飞奔，我们追赶奔驰的火车，我们在追寻爱。这种“追逐”可能是繁复、重复，或者结局茫然，是确定且不确定的复杂，一生攀援，丈夫几离几别，直至最终随奔驰的列车而去。这似也为自己设了一个谜，而生活本就在不断设谜、解谜啊？曾经执着的那个女人在哪里，我是那个女人吗？《城里的月光》中齐山东是一位退休者，回到乡村家中，但并未忘却曾经的城市生活，他又携家重返了。于是，城市的纠结接踵而至，“买房”的烽烟四起，家里家外矛盾多重交织，现代千万家庭的同类项，在这里复制，但如何解决矛盾，渡过困难，憧憬美好，家家户户则各有千秋。《红酥手》《金苹果，银苹果》《走一步，退一步》《所有的星星都亮了》《带蓝色花纹的“扒皮狼”》《听说，海在那一边》《趴在汽车里的男人》《金光闪闪的句子》等作品，几乎网尽了职场、居舍、婚姻、父子、婆媳、一见钟情、现代都市平民生活，寻常百姓家的是是非非，柴米油盐，一地鸡毛，如此等等。郝炜华自如地剪裁、驾驭，将这无法割舍的素材及人情风貌，娓娓道来，其中必然融入作家的呵护、关怀、宠幸及挥之不去的情意。

浓重“烟火气”缭绕，重重熏染、炙烤着现代人的生活，作家们总会伴以多重、多向、多色的真挚之情使之不拘于烟熏火燎，不缠绕于绳索及一地鸡毛，而充蕴人性、德性，人情、人境的境界性澄明，这既是功力，也是职责。

鲁韵齐风：根基

作家的创作必有根基，其根基所在及其文学书写的原始发生必然成形于生养之地。作家生命体的生长，无论外在身形、容貌、姿態，还是内在心灵及情感收放，皆与其生养之地密切连接。作家基因传承的先在性，使之储存了无尽的素材及矿藏，同时也先期铸成作家的书写特性及风格。作家后天的习就及知识、阅历的累积，智性确定及澄明要全然越界于原初“根基”，并非常态，也非必要。我们从郝炜华的书写素材及矿藏元素中观览，析分她的“根基”与常理、常态，可见到，其情感的收放方式，创作历程的线性延伸，尽管满含着自身经历、工作的积累及智性的丰厚，但根基的原初发生性而丰实的创作风格，且不断顺延、厚重，则为事实及必然。

我们观览这种“根基”，从宏观层面看，“鲁韵齐风”的千百年生发是必然及应然。“鲁韵齐风”不只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且更具标志性内涵。文学地理层面畅扬“鲁韵齐风”，既有实在、实存的地理实录，更有几千年文明传承而结晶的人文及情韵。郝炜华生长于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她的创作无疑也在承传着鲁地齐风的古韵，使其悠扬风姿勾连着过去、现在而至未来的历史脉络。出生于烟台莱阳，工作于淄博、济南，其经历显然既环绕胶济铁路，成长于鲁中、胶东的地域丰实，综合成就了她创作的素材及矿藏采撷地。在中后期的创作中铁路的地理性及根基存在成为主导，胶济铁路这个脉及其无限延伸，始终在呈现“标识”的主色调。这条线似乎也在接承鲁地齐风的古与今，作为地域性标识呈现中华文明传承及生命力永无止境。文学性的铁路线不只是钢铁线，也为生命线，是接通人类命运的生命线；是文脉线，接通古今中西，瞄向未来，满含人文韵律；是情感线，疏通各色人等爱意情感，使“情”而接续的“生”得以无限延长。《古琴》的叙事缘起，始于青岛即墨，辗转于潍坊的坊子及曾经的潍县县城，其铁路脉线作为世纪性初显，也由青岛始，继而于坊子再显。这条演历历史与时代，生命与情意，琴韵书声与钢铁怪兽，在跨文化交融的纠结、缠绕中，尽管悲剧性昭示着反思及历史进程的不可逆，但时代跨越的必然性及现代性的开启，不只必要，更为必然。

总览郝炜华的创作，根基的原初发生、记者的职责职能及经年游走，成就了她创作的风格及叙事的特点，而胶济铁路跨世纪行程，由淄博起而循环于泰山、济南、淄博的绿皮火车则是创作素材及矿藏重要采撷地，由此而生成的叙事进路，风光情貌，人情世态，喜怒哀乐，古韵文脉，甚至家国情怀皆不脱离其根基母体。铁路线的隐喻、象征的发生性不言而喻，不论是写小站，还是乘车行运，尽管多发生于此，命运、情感也多纠结于此，但此铁路线而非仅仅拘泥于此，这是不断放射，是点面合成，是以小见大的叙事存在。《花儿的模样》《瘦小的身影》《荷花》《微雨燕双飞》中的小站既是生发的点，铁路与情感之线串接的面，既有寻觅，有解谜，更有无限生长。“绿皮火车”每每成为郝炜华抒情扬意的重要载体，但也并非静止、静态的实体性存在，其动态性，实与虚性的合成同样使之成为生发体，而且是无尽无限性生发；不只是促动生命机体的生发，更为时代性昭示的生发，是向未来及更广阔际域的生发。“绿皮火车”被高铁的渐渐替代，并非是生命体的终结，实际是新起点、是新时代展示，如《金光闪闪的句子》中那样，是用闪烁的“金句”情意绘制的新时代的展示。

作家的创作根基实在、实存，但并非静态，如生命机体那样，是生成且不断生长。根基的原生原发形态既是物的形态，更是“生”及“动”，是亘古生成及延续。“生”之动，生成作家创作的根基，“生”与“长”不断被情意化、灵通化，被“金句”装饰，被神奇赋魅，更被美韵冲境。

柔性集群：女性

文学叙事中的生命脉动，情感延宕，氛围晕染，皆无法别离性别的通融、赋魅，阴阳转换、刚柔相济、化生化育，性别男女的质性张扬是文学叙事的必要，是成就独有叙事特性的必然。女性作家写女性与男性作家写女性有着诸多不同，不论是身体的质性、心理交通、色彩的浸染，还是情感情意对接方面，女性作家更直接，呈现女性集群的内通，实际这因于身体对接及心灵发生的同程同行。任何评述阐释、深度体认、情意对接女性作家创作的批评者，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深度观照女性作家关于女性的书写策略，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观照郝炜华书写的女性，同样需要深究这种事实的必然及理趣。

郝炜华的女性叙事呈集群性，或为生命有机体的集合性。不同的生命有机体作为叙事整体的主导、主脉、主打及中心，以独特的调色方式融情、赋韵、入境。我们曾接通郝炜华与迟子建的创作，就在于她们相互间的内通，其天定的柔性、默契，在于身心的同一，尤以细腻笔触直通心灵、安抚肌体，染色、滋润肌肤，在净澈、澄明着独有的贤爱，拟或是在色彩斑斓中，接承有韵有境的女性世界。如前所述，郝炜华没有恢弘的大制作，但有细微、细致、细腻的女性情致及情韵，日常生活的烟火熏染、丛林跋涉中的女性群体，赋魅着艺术化的平常、平凡、平实图谱，的确涂染着独自的审美色调。当集群合成的女性体放射出群体力量，集合成整体，执行生命有机体的动律演进，可视为恢弘大气的鸿篇。朱迪斯·巴特勒曾称“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是多元交集的“开放性的一个集合”b。事实上，小说叙事中的性别存在，男性与女性都是这种联合及集合，但女性或许更具“开放性”。尽管女性心理、情感多为向内的，但在生命特质及身份构建方面却呈现外向，或总表征为化生化育存在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有如曾经的地母“盖娅”，从生命生长、延伸，从生而不绝之繁育的必然性方面，女性的这种“生生”主脉及叙事中心位置或更具主导。当承任叙事主脉，女性要跃迁出复杂性缠绕，归复清晰、清净，还原清静、清丽，植生亲近、亲和，作为常态也是颇为坎坷的。不论是古今中外诸多名著，还是我们论及到的迟子建、郝炜华的创作，这都是需要深究、妙探，或给予厘清、澄明。

郝炜华小说中的女性被烟火缭绕着，在丛林跋涉中的色系、图谱纷呈，但其落地及根性实在使她们始终个体凸显、个性鲜明，她们游走在城乡接合部，沿着铁路网线缓缓延伸而互通着生命能量。她们的活动及延伸，不拘于线性，更为多向度，甚至是确定与不确定相互补充的延伸，行运生生不息及情意不竭的动律。集群也好，“联合体”也好，她们历经坎坷，情意波折不断，但群体征象总在展演着亲近、亲和，温情、暖意、上善，其清新、清丽的质性中不乏内力、韧力、强力及开放性。《苏桥的心事》中的苏桥，《荷花》中的仇春风，《大鸟》中的苏小祺，《我的丈夫姚向前》中的叙事者“我”，《走一步，退一步》中的秦美丽和婆婆，《瘦小的身影》中那个为列车上水的小姑娘，《城里的月光》中的秦素芳，《花儿的模样》中的陈小雨，《微雨燕双飞》中陈秋月，《听说，海在那一边》中的方苏美，《趴在汽车里的男人》中的杜芬芳，《带蓝色花纹的“扒皮狼”》中的郑小米，《所有的星星都亮了》中的荔波少女，《梁祝》中的母亲，《原来你也在这里》中的柳叶青，《金光闪闪的句子》中的米香，等等。她们的定力、韧力显化着性格执拗，对情爱的执着，其“满满内含光”的中也蕴聚着她们对自由的执念。事实上，当女性执意于自由追寻，其付出较之男性要大，坎坷也会多而又多。当我们回到一种平民性际遇观览女性，较之成功女性、知识女性、生长于城市中的女性，平民女性的付出或会更多。郝炜华的女性集群，平民际遇的磨砺，冲破禁锢，追寻自由，会使其浸染着更多的清新、清丽之色。作家与平民际遇女性交集，互通互助着执拗、执着、执念，甚至执守，必有女性本有的那种本然、本色的必然，而共有生生不息的爱意、惜生元素则为至关重要。

书写女性的风采、风姿，感念其磨难，获益其砥砺、执念，姿扬其刚柔相济，必为作家的职能职责。在历史与时代进向中，对自由追逐的不懈，在现代生活中丰实审美追溯，作为创作理想及技巧的淘炼，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的经纬及策略至关重要。

文脉琴声：艺韵

文学本就是一种艺术，文学叙事中融入其他艺术门类，必然会使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得到提升。淘炼艺趣学养，巧练书写独技，需要作家的功力、耐力、敏锐、灵气及久长研磨。在当代文学境域中学者教授、批评家、作家，甚至艺术家的多栖化合成已经是常见的现象，并且硕果恢弘。学界关注的学院派及中文系现象也为有效的调和剂。所谓“中文系现象”不止于身份和中文出身，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多重化合所成就的作家特质，写作中深潜文学功力，其叙事进程及艺术技巧把控中往往会渗入古代诗文，或文人墨客行迹，或更长于掌控艺类疏通脉络。郝炜华小说不乏这种叙事策略探求，也能够娴熟操控、驾轻就熟。当这种叙事与女性集群柔性交合，不只文脉与生命流程疏通，其融合度也密而有韵。

在郝炜华这里，经琴韵书声而疏通叙事文脉，无疑是凸显了独异性。“生生”动律，音律、诗文和谐是中华艺术之美的至高之法。琴，理当为彰显古韵之美的绝佳法器，琴艺、琴技不只促古代人修身养性，更是守成君子之态的重要标识，于此，古代诗文中韵琴、书琴、诗琴的佳作多多。郝炜华的《古琴》展示了琴韵悠扬，且极致化地将生命、文脉、情韵与琴声“生生”融合。面对现代性及跨域、跨界、跨文化冲击，悠扬琴韵伴行着生离死别，更彰显中华文化悠久生命力。在现代性际遇及跨文化交集中，琴韵书声的生命力何以再度张扬，中华文化如何深度弘扬，事实上，这是一个时代性课题。百年来，学界在不懈探究，作家也在强力书写，但当琴与诗书的“生生”动律，与现实生命合奏、和声时，能够碰撞出何样火花，引发何样的矛盾，无疑也是亟需诠释的话题。《古琴》无疑是一种探究，古韵琴曲的现代彰显，永久发声，并能跨域、跨界、跨文化，需要新的平台、机缘及传输之脉。古律文脉与琴韵书声，环绕着操琴者陆飞鸣的生命经历的坎坷，命运波折而延展；现代性标识的铁路在中华大地起伏，历史与时代合理进程的必要性，也理当认同古韵文脉传承的必然性，这多重叙事之线的错纵交织完备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命运纠结，且如何顺延文脉传承而言，小说给予一种悲剧性的展演，杀戮、死亡，琴声的阻断，琴韵与生命的剥离，似乎展示着不确定的结局，但铁路所标识的现代性的不可逆，也是昭示着历史与时代进程的不可逆。琴弦或暂时绷断，但生命与美不可断裂，其所内蕴的人的命运共同体征程的普泛性不可淹没。悠扬琴韵会在历史的流程中，在中华文脉坚强生命力的张扬中，在跨文化的交际永续中不可逆，且会再度悠扬。

中华文脉传承中，诗律、琴韵、书声是同脉同程的，小说叙事如何接承这种“同”，并使其发扬光大，无数作家在殚精竭虑。郝炜华小说对这种“同程”掌控也在尽心尽力，且颇有特色。在诸多的叙事篇章中，琴韵或时有闪现，引带节奏，伴随古韵诗律合成叙事，借力情意交集而丰富人物，彰显性格，有时也成为叙事进向的主导推力。《走一步，退一步》中委婉流畅的古琴曲《平沙落雁》融化了秦美丽的心，古琴演奏的《欸乃》的音乐流出，醉了秦美丽的心。琴韵、诗律合成俨然为消融剂，溶解着叙事中的矛盾及复杂性纠结，安抚着日常生活的烟火琐事。《柳如荫》中的琴曲《平湖秋月》《春江花月夜》通融着各等人物间的感情，顺承着爱情走向，更在适时调度着生命何所向。《梁祝》中叙事结尾一曲小提琴曲“仿佛阳光、清泉、鲜花、星辰出现在面前，仿佛世间所有美好的景象、美好的事物呈现到眼前”，病重的母亲“脸上呈现出月光般的亮色，她嘴唇上扬，看上去在幸福地微笑”。琴韵诗律同程同行，相互辉映，《古琴》中几乎览尽古代十大琴曲，并与层层推进的古代诗词共成艺趣。陆游的《钗头凤》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推力，与琴曲，与错位的情感、爱恋，与各等人物命运，甚至与历史时代有机弥合。小说中反复映现的“错错错”，似呈寓意，或为象征，问询那种跨界性且错位的情与爱，其生命共荣共体何以可信可行，如此悲剧结局的确定与不确定，甚至不可逆，是必然还是或然。小说《红酥手》中“钗头凤”再显魅力，似乎在记述一曲现代版，含蘊着南方风情，但又近乎茫然的“爱情”故事。何谓爱情，在烟火缭绕中是无定准的，于是，小说沿着“错、错、错”“莫、莫、莫”又缘生了“难、难、难”“瞒、瞒、瞒”。这已经越界于陆词，而以现代剧目的形式，上演了一曲悲喜剧式的“沈园相会”。《原来你也在这里》以泰戈尔的诗集赋名，也在演历一场现代版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灵巧的手指》中由有“赤壁怀古”为牵引；《你叫什么名字》中铺设、延展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有的星星都亮了》中《春琴抄》和流行歌曲《我在贵州等你》，意在破解一场南北通融的一见钟情。

古今中西文脉的同行同程并入，多种艺术门类共情共生，根性智性及未来性的互通互助，在日常生活的烟熏火烤中生发无尽意趣，标识着小说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的功力及超凡，尤其是艺类融入而情蕴、韵化更能疏通小说“气韵”，推升其“美境”，为此，作家们在尽心尽力。

动律标识：铁路

文学创化的地理标识既具独异性，呈鲜明特色，更需有根；既立地坚实，又具无尽地生长机能；既有丰厚的文化内蕴，又具符号性所指。对作家而言，这不只为时尚，更是繁盛创作的必然，其恒久力行更需坚执的生命力，这在古今中外有不胜枚举之例。当代文学的地理标识作为作家自我存在的一种文化“符号”，标举着创作的“这一个”。成就“标识”的方式及策略各有不同，有生长地的推举，有工作地的生成，有漂移地的再生，边地、河流、海洋、森林、草原、高原，乡村、工厂、城市、社区、学校、街区，等等，各有其形，各润其色，各赋其韵，各入其境。我们多处论及到了郝炜华的“铁路”书写，这本就是一种“标识”，或者一种文化“符号”。郝炜华畅扬且不断丰厚的这种标识，不论是根基先在，还是后发生成，与她的铁路报记者的工作职能生发有着密切联系。

我们称此为“动律标识”，表明“铁路”在郝炜华这里并非静态，是生生而动的；非虚幻虚化，而为真与实的存在。这是作家以细腻、细致的情感及韵律之线艺术性织就，是作家依循线的无限渗透及延伸而网络编织。这重运动且无限延长的线，是历史与时间，时代与动律并进的，也是点面共建的网络性辐射，其中动与变、生与力皆为常态。作为文学地理“标识”，作为文化“符号”，随其历史、时间、时代而生成，并放射；铁路在无限延伸，火车在行进，车在变，站在变，人也在变，一切在变；社会、物质、技术，思想、精神发展，皆沿路行进；乘车奔赴的人也在变，情感在变，有时還随琴韵书声而变。“变”必折射代谢、过往、记忆，有回望、回溯，更有寻觅、解惑，但由“根”而“生”的生命旨趣，由“生”而丰实、疏通情意则在变中悠长。这种“标识”在担承“根”与“趣”的旨意，也在铺展寻觅、记忆；在沿铁路勘察、行进，在追逐奔驰的火车，穿越涵洞；在编织花环，在承任年轮、际遇的平台，有念记、留恋、畅往；更在诗化一种多情必在久长时，共生、同行、同程皆在朝朝暮暮的情致。《瘦小的身影》中的“我”在寻找，“寻找那个在10号车厢上水的小姑娘，这样的寻找已经很久了，一个月、一年、一生或是一个世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车下车，火车的味道、铁路的味道，总会到达小姑娘送的那个车站，那节车厢，总能看到那瘦小的身影。《花儿的模样》中铁路线、主人公“生生”并行，共同注塑着动律意象。“铁道线的东边”山坡上，一幢红瓦粉墙的房子，陈小雨在这里生长起来；“嫩绿的柳叶挂满枝头”父亲常常吟诵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黑色的机车头，拉着黑色的火车匣子”，“陈小雨沿着铁道线向深山走去”，似乎是没有尽头的铁道线；父亲的消失，陈小雨的寻找，柳树下面母亲在剥玉米粒；母亲不敢向陈小雨挥手，怕一挥手，陈小雨像她父亲那样，空气一般地消失；隧道，村庄，养路工区，年轻巡道工，“黑脸胖身子的男子”，丈夫、儿子。这一切的“动”随女主的“生”而变，“房前的柳树也老了，她走了，谁跟老柳树做伴呢？”当飘到脚下的纸片，传达出“你不知道我爱你”的心声，“阳光打在钢轨上，钢轨反射出雪亮的闪光”，如此，青草在陈小雨手中被编成“花儿的模样”。《微雨燕双飞》写一个铁路小站的事事人情，“小站很小，坐落在山顶，山叫夫夫山，小站就叫夫夫站。因为‘夫夫念着拗口，附近村庄和站上的人习惯叫山为‘二夫山，小站为‘二夫站。站上共有六名职工，分成两班，每班三人，一班上班，一班休息，半个月轮换一次”。陈秋月是“小站做饭的村妇，一年365 天，除了春节，其他日子都在小站做饭”。小说叙事真诚，无以雕饰，不事雕琢，同在拓展着郝炜华的寻找、寻觅意象。大山、小站、村妇的同程协奏，在解谜、寻觅中，有惜婉和忧伤，更有记忆和希望。这似是一首根实、朴拙的小诗，“微雨燕双飞”“琵琶弦上说相思”更为随飞燕韵舞而入境的小诗。

进入高铁时代，“绿皮火车”、小站渐成过往，作为曾经的繁盛，其意义的深远及深厚似乎难以用言语而论，但每一个乘坐者都能够以自身、自我的经历或记忆而高谈阔论，且言说不尽。这似为宏大的生命交响曲，又似情意绵绵的圆舞曲；似在奏鸣古韵琴声，在展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历史进程。《金光闪闪的句子》铺设了一条多重交织的线，或为“闪光金句”铺设的线。这是时代发展之线，是绿皮火车奔驰而至高铁之线的飞越。这既是钢铁之线，更为万般情意之线，是爱意满满，永无止境的生命之线，是铺染多彩人生，载负着多向交合、情景交融的“命运共同体”。这条动律之线植生了米香与管北海的“军地情缘”，夫妻恩爱之线、情意之线共同接续着“金光闪闪”的钢铁线。米香服务的列车，通向西北，途径31个站，“穿越大半个中国”。小说提炼、提纯于一次车行，但却是“生生”动律的征程。米香个性独具，与管北海的情缘织就及婚姻家庭生活的“烟火”教化不无关系，“管北海几乎凡事以她为重，这也使米香有着其他女人少有的骄横”；被发表在《解放军报》时古诗不只显露她的文字功夫及教养，她的找寻情缘的方式颇为独特；面对生命垂危的旅客，她会义无反顾地口对口做人工呼吸；面对长期的逃票者，尽管不会去金刚怒目，但忠实于列车长的职责则是既定的。小说叙事的并非一般意义的军地情，而是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备受敬仰的两个重要的标志服装，军装与路服的结合体而成的情缘。这似是一种隐喻，更为一种实在，或为镜像，映现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生命体机体合作、合成，或有更阔大指涉和更深的寓意。

作家的职责不止于小说，小说的功用不止于艺术。职责和艺术或有更广阔的际遇，于日常生活的烟火弥漫中，勤勤恳恳地做事，诚诚恳恳地做人，精雕细刻的行艺，广采博收的勘探，如此，小说也是职责，职责提升了小说。高铁是新时代重要标识，但新人、新风、新貌，新的情意更是展新时代生命力的主脉。郝炜华的小说创作理应随高铁时代而进，探更新的路，钻更深的井，行更远的程，融更多的色，创更多的“金句”；将小站的空间与时间再行拓展，将琴韵书声并入更广阔的传输渠道；将女性集群更丰富，体能更强，力量更大，视野更宽，思维更敏捷，歌声更嘹亮；动律标识的执行力更强劲，铁路的血脉之线通向更宽阔，更久远。事实上，郝炜华在做，《邓恩铭胶济铁路线上的先锋战士》《青史长存》《和春光一起明媚》《逐梦复兴号》《走近复兴号》《孤岛脱险记》等作品跨文体的展示，即为良好的践行。

注释：

a迟子建：《小说的丛林》，《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1期。

b[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