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振华

内容提要：山东文学一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纵观山东当代文学70余年的发展历程，整体上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春色满园、繁花烂漫的“齐鲁青未了”图景。第一代山东作家率先开启了对历史、战争和社会现实的审美书写，呈现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山东想象；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第二代文学鲁军在新时期异军突起，以《古船》《红高粱》为代表的史诗性、宏大题材作品率先并集中在山东问世，诸多作品展现出厚重的民间气息、文化意味以及道德理想主义和现代化批判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鲁军对时代“新现实”的反映、对艺术形式的新探索和对语言运用的新变化，彰显了文学鲁军成熟性的写作样态；新世纪前后到今天，第三代文学新鲁军对齐鲁大地的城乡变迁、山东人日常生活和精神走向及价值观念的变迁等进行了审美书写和深度思考。

关键词：山东当代文学 创作与审美 齐鲁文化

山东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都是支撑乃至引领中国发展前进的重要省份之一。在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山东既与整个中国的发展步调协调一致，又有着自我发展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在文学创作方面，纵观山东当代文学70余年的发展历程，整体上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幅春色满园、繁花烂漫的“齐鲁青未了”图景。山东文学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独特的学术论域，是因为山东地区“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既是山东文学风貌的外在显现，又是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民族底蕴依托。”a本文以时间为界，大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作家群主要划分为三代：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的第一代山东作家群；改革开放后到世纪之交的第二代“文学鲁军”作家群；新世纪以来的第三代“文学新鲁军”作家群。当然，这种时间划分并不是绝对的，部分作家可能跨越两代甚至更长时间进行创作。整体而言，山东文学一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是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流变的重要依据，是熟悉、了解和研究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重要参考和支撑。

第一代作家群中，以刘知侠、峻青、郭澄清、曲波、王安友、李心田、冯德英、于良志、翟永瑚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山东作家率先开启了对历史、战争和社会现实的审美书写。他们深刻反映中国战争的合理与艰难，表现现实中社会主义变革的摧枯拉朽历程，成为中国“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的重要代表群体。在轰轰烈烈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山东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一道，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成为表现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山东文学也从历史、战争和现实表达等方面展现着山东独有的地域特色，传达着这一时期山东人独有的情感和生命体验。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以李存葆、王润滋、张炜、矫健、尤凤伟、莫言、刘玉堂、苗长水、李贯通、马瑞芳、毕四海、刘玉民、左建明、赵德发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学鲁军”异军突起，成为引领中国文坛的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鲁军”对时代“新现实”的反映、对艺术形式的“新探索”和对语言运用的“新变化”，彰显了“文学鲁军”“成熟性”的写作样态，其中部分作家至今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队伍中的核心力量，他们的部分作品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乃至核心地位。进入新世纪，山东文学同样表现出异样的色彩，虽然受到整个文学功能减弱、地位下降等的影响，但新世纪以来的第三代“文学新鲁军”在齐鲁大地城乡变迁书写、山东人“日常生活”的新现实表达和价值观念变迁等方面，依旧表现着作家们独到的思考。以张继、刘照如、刘玉栋、路也、王方晨、东紫、常芳、王秀梅、艾玛、宗利华、王月鹏、方如等为代表的60后、70后作家陆续登上中国文坛并展现着蓬勃的创作活力，成为赓续“文学鲁军”之路并再创辉煌的重要力量。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应当注意区分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并以文化个性为立足点来展开研究。”b那么，70余年来，山东文坛三代作家具体走过了什么样的创作历程，呈现出怎样的审美流变，为何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站在当下视角，山东文学还有哪些值得探讨和挖掘的价值？这都成为研究70年山东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山东文学70年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当下山东文学也面临着很多困境，如何弥补这些不足并走出困境也是研究山东当代文学必须面对和不得不说的重要问题。

一、“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山东想象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们普遍怀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崇高理想。就文学创作而言，首先，作家们对过往历史中战争的残酷和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胜利进行着文学性的书写；其次，作家们对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农业合作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生产现状和现实诉求进行了审美表达；再者，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明显透露着普通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虽然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共性，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山东文学是在山东地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现实书写和文化想象，表达着山东作家对山东地域风格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挖掘和现实观照。

对历史和战争的书写是“十七年”时期山东文学的一大特色，可以说重要的代表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都有着对历史和战争正面或侧面的描写，战争的胜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和谐和稳定，战争的残酷和战时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的无畏艰难、英勇牺牲精神也深深感动着作家。特别是战争中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现出的爱民亲民作风，既使得广大群众义无反顾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而加快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又为作家正面描写战争和生活场景及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政绩和优良作风做好了铺垫。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部分地区特别是作为革命老区的鲁南和鲁东南沂蒙地区，战时出现的感人故事和英雄事迹数不胜数；胶东半岛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注定成为战争所在地。这为“十七年”时期山东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而震撼人心的素材，也为作家提供了足够多的创作空间。

首先要提及的当然是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作品由于具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鲜明的地域风格而广为流传，后多次改编为影视、话剧、歌剧，以荧幕的方式呈现在普通大众面前。“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的琵琶曲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这更加大了作品的知名度和传播效果。这部被称为“新传奇小说”的抗日武装斗争故事明显受到了同样出自山东的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的影响，甚至其艺术结构布局、人物性情展现乃至风俗图景都与《水浒传》有着或隐或显的相似之处。这体现出作家对山东古典文化有意或无意的继承，正如鲁迅所言：“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是承受着先前的遗产。”c《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主要在“煤矿”“铁路”“微山湖”三个空间中展开。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故事生动有趣，人物性格典型突出，可谓山东乃至中国抗日战争文学的不朽之作。除鲁南、鲁东南等革命老区之外，胶东半岛因距离日本较近的原因而更多受到侵略者的打击。战争期间，这一地区也产生了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冯德英的“三花”系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就是书写胶东半岛地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代表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并没有过多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同敌对势力的战争场景，而是写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胶东地区人民或支援前线、或巩固后方，以同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封建势力等进行顽强斗争的感人故事。故事基本都把背景放在胶东半岛的农村地区，通过普通老百姓的所作所为，既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战争的正面性以及與人民共生死的英勇精神，又通过敌人的残暴塑造了胶东地区普通民众善良和坚贞不屈的精神，还展现了胶东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郭澄清多卷本的长篇巨制《大刀记》以极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同样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军民一道英勇抗敌的故事。该书不仅写出了战争期间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而且重点展现出主人公——长工的儿子、大刀队队长梁永生不断累积和成长的革命热情以及他身上流露出的地域性格。小说以极为接地气的语言风格，真实展现这一地区人们与中国共产党肩并肩英勇抗战的决心，进而体现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和历史的决定者的深刻道理。此外，曲波的《林海雪原》《桥隆飙》、向春的《煤城怒火》等都是这一代作家历史战争书写的重要收获。

除了对历史和战争的书写外，作家们还将书写重点放在了广阔地现实生活中，而对现实生活着墨最多的就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千千万万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多样化的视角反映着农民生活和心理的变迁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于良志的《白浪河上》、王安友的《海上渔家》等作品都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白浪河上》是较早关注农业合作化的长篇佳作。作品塑造了一个矛盾式人物——“老革命”形象，最初他是一个既有革命倾向但还有着资本主义思想的矛盾体，后经过党的教育，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老革命”和另一位农村干部的英雄人物形象纪常胜同农村中各种不同人物之间，围绕秋收分配问题展开了思想斗争，细致真实地展现了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王安友的《海上渔家》同样书写了农业合作社由建立到发展的艰难历程。上至区委书记、乡村干部，下至贫困渔民等各个阶层支持合作化的人，同反动的富裕渔民展开了激烈斗争，最终随着民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他们终于战胜了手腕用尽而无计可施的富裕渔民，进而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一辈作家的创作中，无论是对历史和战争的书写，还是对现实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展现，都明显地带有革命的激情和崇高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与时代的发展变迁是不能分开的。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多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指引下进行的创作，但是山东作家并没有完全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模式化写作，而是一方面展现着这一时期山东独有的生活气息，塑造了一系列颇具地域风格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展现着作家们以齐鲁大地为根基而进行的文化想象。由于时代风尚的影响，这种想象带上了理想化色彩和道德诉求。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诉求的呈现与齐鲁文化对山东作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作家们对齐鲁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不是自觉的行为，而是齐鲁文化精神在作家作品中的无意识呈现。正是有了齐鲁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浸染，作家们才塑造出了刘洪、杨子荣、李二嫂等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成为山东文学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以王安友《李二嫂改嫁》中的“李二嫂”为例，被保守、隐忍等传统观念束缚的李二嫂失去丈夫后，喜欢上了小六却不敢迈出有违传统的一步，但最终在妇女会主任和共产党的支持下，李二嫂终于冲破旧的习惯势力，与小六结为终身伴侣。在这里，“齐鲁文化”中的忠贞、保守元素使得李二嫂成为受人尊敬的女性形象，但这种元素也严重阻挠了她的人生选择，在这里作者对这些元素持批判大于弘扬的态度。这显示出作者冷静独到的思考和拒绝模式化创作的追求。这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在任何民族、任何情况下，固有的文化艺术‘传统都不会完全成为文学艺术前进的阻力。哪怕这种‘传统已经显得貌似腐朽和衰败，但是一经新的文化艺术力量的撞击，就会使它原有的旧质变异，新质萌生，重新焕发出自身的活力。”d

以今天的视角回顾“十七年”时期山东文学的创作，不论是主题选择、人物塑造还是审美取向，可以说，山东文学都取得了较高的成绩，甚至部分作品不输同时期文学史中记载的名篇。但就这一时期山东文学的研究和价值发掘来看，则显得很不充分。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一时期部分山东作家和作品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遮蔽。以被誉为“主流文学的典型性高端作家”的郭澄清为例，首先，为了能够更为真实、准确地表达农村现状，塑造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人物形象，他曾扎根农村多年，其农村生活经验和执着坚守精神不输比他稍微年长的柳青。其次，就具体作品来看，他的《大刀记》自不必说，纵是就他创作的“人民公社”系列小说而言，不论从现实和历史价值还是从人物典型性塑造和作品审美价值来看，都是那一时期不可多得的佳作。以他的《公社书记》为例，作者对“公社书记”形象的塑造可以说非常成功。主人公“我”曾以为“公社书记”会是一个整天埋头书案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公社书记”通过自己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能使用“锄秆”“笔秆”和“枪杆”的全能干部形象。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好干部形象。虽然表面看起来作者也是塑造了一个近乎“高大全”的形象，但由于作者赋予“公社书记”充分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读来令人动容，又不失文学本色。作品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审美效果，与郭澄清多年的生活实践和执着的艺术追求，是分不开的。

二、20世纪80年代“文学鲁军”的

异军突起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文学有了更多自由拓展的创作空间，加之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知识分子对未知的渴望和文学情怀的空前高涨，20世纪80年代，文学进入了看似反常实则有规可循的“黄金时代”。不论是创作数量还是创作质量，这一时期文学上的收获都要远远超越之前。笔者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时期“黄金时代”的铸就是全国作家和人民共同合力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山东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张炜、莫言、尤凤伟、矫健等作家为代表的“文学鲁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的异军突起。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李心田、李存葆、王润滋为代表的稍微年长一些的作家就展现出充足的创作活力和较高的创作水平，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作品至今依旧家喻户晓，甚至很多都被改编成影视剧而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山东作家之所以能够领跑全国文坛，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总结。所谓“天时”就是创作环境的极大改善和外来相对自由文化的深刻影响；所谓“地利”主要是指山东地区浓郁的地域和文化风情对作家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人和”则是指这一代作家既受到老一辈作家创作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有着深厚的民间生活体验。从改革初期开始到新世纪之前，这一代山东作家的创作整体上给我们以下三种体验：一是侧重史诗性、宏大题材的架构和书写；二是作品展现出厚重的民间气息；三是在“改革开放”语境下表现出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新时期”，社会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样态，作为历史和现实的记录、反应和表达者，长篇小说无疑更能适应这一包罗万象的时代。虽然就全国而言，长篇小说的真正繁荣和集中爆发是在20世纪90年代，但是在山东，以张炜、莫言为代表的作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以几部极具影响力的长篇史诗性作品，率先奏响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号角。重要的是，这些长篇小说以关切社会宏大题材的史诗性为重要特征，以其内容庞杂、结构复杂、思想深刻为主要标志，以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紅高粱》等为主要代表。张炜是山东文学的一面旗帜，至今仍笔耕不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炜就开始崭露头角并表现出极强地创作能力和创作激情。他在1982年发表的《声音》和1984年发表的《一潭清水》就曾分别获得1982年、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品也展现出较强的文化意味和较高的思想深度。但真正奠定张炜文坛地位的是他1987年发表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古船》，作品甫一发表就震惊文坛并引起极大争议。之所以《古船》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并颇具史诗性特征，主要是因为“《古船》就是这样一部历久弥新的，饱含着古老中国文化密码、百年乡土中国的精神境遇、现代中国人多舛的苦难命运，充满着灵魂深处的现代性呐喊和生命‘天问的‘大书。”e作品对土改、“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等大时代背景下人性的挣扎和扭曲进行了深度挖掘和深刻反思，可以说，无论从题材选择、结构设置还是从人物塑造、语言表达和思想深度而言，《古船》都是一部成功的典范之作。这就为山东乃至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树立了标杆，推动全国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向着更高要求的方向迈进，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莫言是一位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山东籍作家，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走向世界文学最高殿堂的首位中国籍作家。同样地，早在1985年，莫言就曾以《透明的红萝卜》成为当时的文坛新星。而真正奠定莫言文坛地位的是他1986年发表的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史诗级作品《红高粱》。该作品同样在发表之初就给文坛带来了新鲜血液，作品在1987年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并获得国际大奖后，更是将莫言的声誉带到了海外。《红高粱》以高密东北乡为书写空间，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家族的历史和复杂的人性，并以颇为中国化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和浓郁的民间气息而成为当时整个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也成为“文学鲁军”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代表作品。整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虽然山东文学创作的长篇小说数量也不是很多，但纵是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各类文学排行榜还是各种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张炜的《古船》和莫言的《红高粱》都是无法绕过的重要一环。笔者认为，这就是“文学鲁军”异军突起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一时期山东作家创作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民间性”。“民间性”这一概念是陈思和针对20世纪90年代全国的创作状况提出的，而20世纪90年代全国性的“民间”书写思潮是一种相对“成熟性”的写作。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山东文学的创作就率先开启了颇具“民间性”的写作前潮，以王润滋《卖蟹》《内当家》、鲁南的《拜年》、王希坚的《李有才之死》等为代表，这就彰显出了“文学鲁军”的引领作用。“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f所谓“民间性”，不仅是指他们在作品中，介绍了民间化的风物习俗，或使用了带有民间性的语言，而是在這一基础上，呈现了属于山东地区独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民间性的表达，为作品的情节、结构、思想等服务，进而呈现属于这一地域独特的审美和文化。按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道理，“民间性”的也应该也是“世界性”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对作家最熟悉的民间性的书写和升华，才能挖掘中华文化中最深刻的那一部分，才能引起全人类的共鸣。笔者认为，“文学鲁军”之所以能脱颖而出，走向全国和世界，就与这种民间化的书写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时期山东作家的“民间性”写作一方面受到老一辈作家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作家们自觉的追求。作家们通过民间化的表达，一方面展现着饱含地域文化内涵的风物习俗，另一方面也能透视着这一地域的精神内核乃至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莫言就曾以“农民作家”自称，他的诸多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红高粱》等，通过大量书写高密东北乡的饮食习惯、民间戏剧等，深层表达的是人类对于生活方式、审美方式的多样化追求；被誉为“当代赵树理”的刘玉堂，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就以塑造幽默化的民间人物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赵德发的早期创作《狗宝》《赶喜》《通腿儿》等作品中，书写了大量沂蒙地区风土民情和普通百姓生活生产场景，同样展现地是极具地域化的民间风格。以赵德发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通腿儿》为例，“‘通腿儿是沂蒙山的睡法，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兄弟睡，通腿儿；姊妹睡，通腿儿；父子睡，通腿儿；母女睡，通腿儿，祖孙睡，通腿儿；夫妻睡，也是通腿儿。”g这种沂蒙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化的风俗习惯，一方面展现着沂蒙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稳定样态，另一方面也是祖祖辈辈生活习惯的延续。此外，没有这种“通腿儿”的民间性习俗，作品情节也就无法展开，无法引起作品中主人公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回忆和沉思。这充分展现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民间底色”。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基础上，山东文学的“民间性”特征到了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发展，对于展现山东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代“文学鲁军”的崛起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而来的，文化长时期受压制时代的结束，使得这一时期迎来了史上少有的文化热潮。这样，山东作家在作品中表现“齐鲁文化”也就成为一个顺势而为而又颇具地域风格的文学现象。由于以现代化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到来，第二代山东作家也与老一辈作家在“理想”和“革命”背景下的诉求不同，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道德评判”倾向和强烈的“现代化批判”色彩。“道德化叙事倾向作为山东作家的显著共性，主要表现为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现实关怀，对历史变革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凸显的焦灼，以及对传统文化回归的现代性反思。”h在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郭建华的《姜守本进城》、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等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以《鲁班的子孙》为例，作品既表达了对传统优良道德品质的赞许，也呈现出对现代化进程中道德颓势的批判。黄老亮是木匠好手儿，一直以来坚守着做木匠的本分，“他说要成个好木匠得有两条，一条是良心，一条是手艺，少了哪一条都不成。”i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与儿子之间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黄老亮这代人看来，邻里乡亲帮忙做点事情是绝对不会谈钱的，那都是分内之事，但到了儿子秀川这一代，邻里之间帮忙做工收钱则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黄老亮为此深感愧疚，对儿子百般不满。这显示出，“齐鲁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曾在山东人们内心深处代代扎根，却在“消费时代”逐渐被瓦解，显示出作家对现代化经济社会中道德后退的批判。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鲁军”的

成熟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鲁军”的崛起和创作上的喷涌状态，已经成为山东文坛立足乃至引领中国文坛的重要标志。更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以来，“文学鲁军”的主要成员们张炜、莫言、赵德发、尤凤伟、刘玉堂、左建明、矫健、苗长水、李贯通等并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反而愈发呈现“成熟性”样态。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鲁军”的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不输他们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他们的创作水平在国内同样处于领先地位。这种领先主要表现，这一时期他们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能引起文坛重视并得到高度评价。张炜20世纪90年代的《九月寓言》《柏慧》《家族》、新世纪以来的《刺猬歌》《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莫言20世纪90年代的《丰乳肥臀》《酒国》《食草家族》、新世纪以来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人类世》《经山海》，尤凤伟的《石门绝唱》《中国一九五七》《泥鳅》《色》、刘玉堂的《乡村温柔》《尴尬大全》等作品，不论是在主题选择、审美意蕴还是形式创新和语言运用上，无疑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具有某种代表性意义。此外，以上提及的仅是新世纪以来几位作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收获，实际上，几位作家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甚至剧本创作中都有重要斩获，展现“文学鲁军”蓬勃的创作活力和持续的创作激情。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鲁军”的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并呈现“成熟性”样态，主要是因为，几乎同为50年代前后出生的“文学鲁军”作家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人生体验还是创作经验的“成熟度”来看，都进入了一个人生命中的最佳阶段。他们已经具备足够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向社会生活投射多向度螺旋式的道德探索、时代思考和历史观照，使作品获得了较为广博深邃的历史感、较为深刻冷峻的悲剧意识和较为宏阔厚重的文化容量，整体上具有了走向成熟期的沉稳和理性。”j具体从创作来看，“文学鲁军”的“成熟性”写作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作家们总能紧跟时代变迁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律动，创作出最能反映时代新情况、新变化的最新作品；另一方面，通过作家多年艺术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文学鲁军”的创作在艺术手法呈现和语言表达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文学是时代的反应，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如何能在急剧变迁的当下现实中，抓取反映时代脉搏的新现实、真现实，找出现实中最为重要、最为棘手的真问题则成为作家最大的考验之一。“山东作家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在创作上的探索和追求都是旨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高尚，社会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真诚与和谐。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用自己的作品传达人民和时代的声音。”k张炜的《艾约堡秘史》、莫言的《蛙》、赵德发的《经山海》、尤凤伟的《泥鳅》、刘玉堂的《乡村温柔》，就是几位作家传达人民和时代声音的代表作品。《艾约堡秘史》是张炜2018年的作品，作者敏锐地将创作视角伸向了当下层出不穷而又问题重重的巨富阶层人群，以主人公淳于宝册艰难的发迹史和痛苦的心灵历程，在时代背景下建构了一种新的财富伦理观念。“张炜以文学笔触，通过对曾经的‘秘史的解读和文学书写，体现了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主动所做的一种现实思考，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的探索与建构之路，为我们提供并且留下了一个当代文学的‘财富书写与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探索的文学样本。这是这个小说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所在。”l莫言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蛙》发表于2009年，书写了“计划生育”在高密东北乡执行的艰难历程，展现出作者对当下社会最为棘手问题的深度和审美关切。作者既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人道主义丧失、暴力执法等问题予以揭露和批判，又写出了主人公农村妇科医生的艰难心路历程。赵德发的《经山海》更是直面当下，以颇具历史感的方式，写出了新时代乡村改革和振兴过程中，乡镇干部特别是乡镇女干部改革推进的艰难历程，既塑造了时代新人形象，又写出了这一形象自我心灵成长和蜕变的过程，可以说是深入乡村改革变迁一线的当下新现实主义力作。尤凤伟的《泥鳅》则在世纪初将关注对象放在了进城农民工身上，写出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艰难生存和最终无法真正融入农村的尴尬困境。刘玉堂的《乡村温柔》中，作者以宽恕的心态、人道主义的情怀表达他对家乡、对农村的独到的观察和思考，进而表达那或现实存在或理想中追求的乡村“温柔”。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几十年来，特别是全球化、商业化日益加快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对于对经济和物质利益过高追求而言，对人类心灵、价值观念等的关注明显较少，造成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日益严重，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在时代变迁背景下，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类心灵和价值观念的书写，成为弥补这一缺憾最重要的载体。“文学鲁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已经对此做了很好的回应。

文学是审美的艺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鲁军”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乃至文学史的认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艺术形式和语言等方面的成功和创新性探索。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鲁军”近年来出版的诸多作品可以看出，作家在葆有自我独特个性的同时，能够做到持续性地艺术创新，他们的每部作品都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体现出作者持续求新求变的创作心态。从《九月寓言》“融入野地”的诉求到《刺猬歌》对光怪陆离传奇故事的书写，到《你在高原》中对家族历史的新书写和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到《独药师》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审美探寻，再到《艾约堡秘史》以互为镜像的方式对不同人物形象特别是巨富阶层人物的塑造和对胶东特有民俗“拉网号子”的审美书写，都体现了张炜不同时期不同维度艺术形式的探寻和思考。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以颇为别致的方式书写出了民间母性的伟大；在《檀香刑》中对地方传统戏曲“猫腔”进行了化用和书写，对酷刑淋漓尽致的刻画和对惊心动魄的爱情的书写都让人记忆犹新；他的《生死疲劳》则以动物观看人类的新视角展现生死轮回观和中国农民的坚韧顽强；《蛙》则以小说和剧本结合的方式展现作者在文体形式上的最新探索。值得一提的是，莫言的诸多作品在结构上都颇具创新意味：《檀香刑》中以“凤头”“猪肚”“豹尾”的方式串联整个长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也很好地表达了作品主题思想；《生死疲劳》则不仅以“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等动物视角作为篇目名称，而且还以章回体的形式诗意的表达每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展现出传统与现代叙事风格的有机结合。赵德发最早从农民写起，他耗费十余年创作的“农民命运三部曲”，写出了百年来农民命运的变迁和农民与土地的深层关系。但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他深刻地观察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对人们的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三部曲《君子梦》《乾道坤道》《双手合十》以审美的形式展现出“儒释道”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不仅如此，作者还将触角伸向了人类的变迁，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写出了人类的现代变迁，彰显作者独到的人类情怀。赵德发从“沂蒙地域文化”到“中华传统文化”再到“人类文化”的审美书写，彰显作者视野的不断开阔和创新求变的思维历程。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中，作者以回溯性的视角，真诚而罕见展示过往历史的真实细节，叙述质朴、简单，将历史作为当下的一面镜子，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在语言方面，张炜语言的诗化色彩、莫言语言的张扬和赵德发、尤凤伟、刘玉堂语言的地域风格，都彰显着“文学鲁军”对汉语写作的坚守和创新。特别是劉玉堂的《乡村温柔》，作品对地域性语言的使用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语言幽默、通俗易懂、方言俗语歇后语等随意化用到作品中。这些都是“文学鲁军”“成熟性”写作的重要体现。

除以上提及作家外，李贯通、矫健、刘玉民、左建明等同为“文学鲁军”代表人物，新世纪以来他们的创作虽然没有以上作家高产，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创作活力和激情，也出现了《迷蒙之季》（李贯通）、《楼王之谜》（矫健）、《骚动之秋》（刘玉民）、《欢乐时光》（左建明）等颇具审美意味和地域风格的文学作品，不再一一赘述。

四、新世纪自我突围与创新求变的

“文学新鲁军”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把生活和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经济和物质追求上来，文化和文学的地位逐步降低。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新写实”“新状态”以及“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思潮，但从读者接受、期刊印数、社会反响等各个方面，毋庸置疑文学已经开始呈现“式微”的样态。就这一时期的山东文学而言，虽然也在文化传承和弘扬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一方面既没有跟上全国范围内主流文学思潮的步伐，另一方面也在自我突围和变革上缺乏创新精神。正如吴义勤指出：“1980年代的山东文学曾经相当繁荣，并一度领新时期文学之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山东文学却日呈衰落之势，文学发展远远落后于江苏、上海、北京等先进省份。”m也就是说，就文学新人代际承传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山东文学呈现的是张炜、莫言等作家持续掘进，而新一代作家创作乏力和滞后的样态。但是，新世纪以来，部分60后作家创作的成熟和70后作家的崛起，使得山东文学开始逐步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和创作潮流，“文学新鲁军”重新起航。随着时代的变迁，首先，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多元化时代，中国的城乡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可谓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文学新鲁军”开始了由“乡土山东”到“城乡山东”的书写，通过齐鲁大地的城乡变迁展现时代洪流下的现实剧变；其次，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给地域文化浓厚的山东人们同样带来了生活上的深刻转变，书写山东人“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日常生活”成为作家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文学新鲁军”呈现的“日常叙事”而言，则既有文学史意义上的“日常叙事”的共性，也有着依据地域性和自我生命体验而彰显出的特性。再者，这一时期山东人的精神走向和价值观念的复杂也成为作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进而彰显出“文学新鲁军”的思想深度和文人情怀。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乡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开始由原本几千年来的“乡土中国”朝着“城乡中国”乃至“城市中国”的道路大踏步前进着。作为农业大省的山东同样没能脱离时代的轨道，“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一直没有停歇。“文学新鲁军”一代就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既有着乡土生活的童年体验，又在青年时代走入了城市，城乡的双重生活体验使他们有了更多观察和思考社会的二维空间和精神向度。他们紧跟城乡和时代变迁步伐，抓住变迁背后的现实症候，用文学来传递时代经验和新声。60后作家王方晨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早期他的文学创作重心主要在乡土文学领域，代表作《老大》《公敌》明显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以形式上的创新表达乡土中国复杂的精神变迁。近年来，随着作者城市生活经验的积累，他逐渐将笔墨触及城市或城乡接合部上来。他熟悉的济南城市街道以及街道上的“人事物景”成为他《老实街》重点关注的对象。《老实街》不仅挖掘出了济南老市民“老实”的传统品质，还将这种品质如何实现现代性转化进行了深度思考，使得作品颇具“禅意”。70后作家刘玉栋则有着不同的创作历程，青年时代开始进入城市的他，最初的创作是从书写身边的城市日常生活开始的，《浮萍时代》《生活无痕迹》等城市题材作品展现了城市小人物物欲的膨胀和生活的艰辛。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城市生活的艰难、困顿与无根状态，刘玉栋开始重新思考创作的道路，开始重新审视乡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我们分到了土地》《年日如草》等作品对时代的把握，对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转型中的精神追问和审美表达令人印象深刻。《年日如草》中，原本对城市向往的乡村人物曹大屯为父亲转为城市户口而得以进城，但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后，曹大屯却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在被城市快节奏拖着向前艰难迈进时，他不断回首乡村，可是始终不能控制自我无法安放的心灵。“齐鲁文化”中那种“常”的守候与对于“变”的排斥深深印刻在曹大屯内心深处，极速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使他的内心既如浮萍般漂泊在城市，又回不到乡村，展现了主人公的挣扎、矛盾和无奈。总之，不论是王方晨由乡到城还是刘玉栋由城到乡的书写，城乡的变迁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创作的重中之重，这体现山东作家敏锐的观察能力与做“时代书记员”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加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给人带来的最大的体验就是日常生活上的变革。传统社会以贫穷、落后和保守为主要特征的稳定结构，开始被“加速社会”多元、富裕、激进等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式结构取代。对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个人而言，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无疑进入了一个爆炸式的“生活革命”时代。这样一种时代必然对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根本上的冲击，山东大地上的人们同样如此。这就为山东作家带来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思考空间。实际上，亲身经历这一“生活革命”的“文学新鲁军”已经将日常生活的书写重点放在了“生活革命”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兼具作家和编剧身份的山东作家张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崭露头角，他的创作最大的特征是富有现代气息，他的“乡村爱情系类”、《人样》《村长的耳朵》《去城里受苦吧！》等已经成为家喻户晓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作者除塑造了众多乡村人物形象之外，对乡村人物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民俗方面也有多有涉猎。由他担任编剧的“乡村爱情系列”《找驴》等电视剧、《男妇女主任》等电影获得大众好评并多次斩获国内编剧大奖。出生于武术之乡——山东菏泽的刘照如以现代人的眼光对济南民俗、民谣的描写生动伶俐，他的《蓝头巾》《梁山》《叶丽亚》《果可食》等作品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着历史体悟。作家凌可新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乡土文学领域，他的《赶贼记》《暗器》《夜色嘹亮》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地乡村人物形象，留守妇女、儿童、光棍等特殊群体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小说在对乡村底层人物进行关怀的同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作家对乡村生活现实的深度思考。新世纪初，宗利华的创作集中在中短篇小说上，以《越位》为代表的十篇作品，获得“第二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这是小小说业界的最高奖项。他的《越位》《门神》《广陵散》《租个儿子过年》等小小说成为中学语文阅读常考题目；他的《天蝎座》《天秤座》《水瓶座》等以“香树街”为代表的文学地标的写作则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除了对山东“城乡剧变”和“生活革命”的书写，“文学新鲁军”新世纪以来的书写重点还放在了“日常生活”背后人的精神走向和价值观的变迁上。这种关注尤为体现在对当下以物质和经济利益的至上追求而导致的道德滑坡和人性异变的批判上。值得一提的是，除王方晨、刘玉栋等山东男作家对这一主题重点关注外，“文学新鲁军”新近崛起的女作家常芳、东紫、艾玛等也在这一方面展现女作家的思考。她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文学训练，一方面有着较好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还有着很深的理论功底。常芳的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以及小说集《一日三餐》等作品，既有围绕个体的叙事，也有对家族伦理的审视，与诗意的温情中透露着对底层的悲悯关怀和对现实的追问和批判。东紫的小说《好日子就要来了》《同床共枕》有着对女性的深刻关怀和同情心理，与冷暖叙事的变化中，反映着作者内在的反抗与暗含的温情；《伪绿色时代的挣扎》《幸福的生活》《在楼群中歌唱》则体现出作者对现实人生“痛感”的揭示。法学博士艾玛的长篇代表作品《四季录》以自己擅长的“法律”为题材，讲述了一个现实社会中因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鸿沟并不兼容而导致的令人心痛的悲剧故事，錯综复杂的案件和无辜被迫害的青年让人唏嘘不已，作者在对现实间各种悖论的书写中，展现着独到的思考和人道主义关怀。

结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70年基本意味着从出生到暮年的完整生命历程。而对于整个文学史而言，70年却也许仅仅是一瞬间。但是，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而言，从文学记录人、时代以及民族的缓慢发展历程而言，70年又是那样的完整和漫长。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中国变化之剧烈，也许超越自古以来的任何时期。同样地，文学作为时代最为鲜活和直接的反应对象之一，一方面在70年间肩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另一方面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山东文学同样也不例外。那么，整体而言，70年山东当代文学给中国文坛审美变迁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对认识当下时代和社会发展有哪些启迪意义？最值得当下反思的问题又是什么？也许是当下最值得回顾和解决的。

笔者认为，在以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为时代标签的当下，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物质利益追求至上的今天，在以急剧变迁为特征的当代社会中，山东当代文学中始终流露出的对“仁义”“道德”“诚信”等优良传统文化元素和对理想主义的追寻，依然能给物欲横流、道德失衡的当下以最为深刻的启迪。具体而言，我们很明显地能被“齐鲁文化的地之子们所坚执的道德理性精神、深厚的文化守成意识、慷慨激昂的平民英雄主义气度、浓重的忧患意识、凝重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丰盈的人文理想而感动。”n从《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大刀记》到《鲁班的子孙》《古船》《九月寓言》《红高粱》再到《君子梦》《檀香刑》《独药师》《老实街》《年日如草》等等，无不展现着山东作家对齐鲁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直接或间接的书写或表达。他们或以直接正面的方式予以呈现，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大刀记》，或以侧面、反面或正反冲突的方式予以批判和揭示，如《鲁班的子孙》《古船》《君子梦》，或在急剧变迁的新世纪背景下，展现着新旧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冲突，如《老实街》《年日如草》等等。可贵的是，他们对“仁义礼智信”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可贵因素并没有简单或机械呈现，而是随着时代变迁，用“世界性”视野表现那种或时代最为缺少或当下急需补救的因素，展现出山东作家颇具责任担当的使命意识和深深地人文情怀。对于山东作家而言，“既要重视传统的继承，又要重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既要重视对世界文学消化后的借鉴，又要注重营造现代化的齐鲁文学。o”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速度发展的今天，在乡村加快衰败、传统急速流失、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有着磅礴厚重大气的文化修养和强烈使命担当的山东作家，只有持续葆有对齐鲁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足够的激情和理性的认识，加之宽阔的世界性视野，以不断突围与创新的先锋性审美探索，才能持续展现山东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才能写出当代山东人的“精气神”“心灵魂魄”，才能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彰显山东文学的独特地位。

注释：

a李少群：《20世纪山东文学的总体特征》，《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

b史建国：《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再思考——以齐文化与张炜、莫言等作家的研究为例》，《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

c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页。

d魏建：《20世纪山东作家对齐鲁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再创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e张丽军：《〈古船〉：百年乡土中国历史罪恶与精神救赎的“天问”》，《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f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g陈光林总主编：《山东新文学大系》（当代部分·小说卷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269页。

h李掖平：《扎根齐鲁大地的文学书写——新时期以来“文学鲁军”创作概论》，《光明日报》2013年8月27日，第14版。

i陈光林总主编：《山东新文学大系》（当代部分·小说卷一），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j李掖平：《扎根齐鲁大地的文学书写——新时期以来“文学鲁军”创作概论》，《光明日报》2013年8月27日，第14版。

k陈光林总主编：《山东新文学大系》，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7页。

l张丽军：《当代文学的“财富书写”与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探索——论张炜〈艾约堡秘史〉》，《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m吴义勤：《现状与问题：1990年代山东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n魏建：《20世纪山东作家对齊鲁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再创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o陈光林总主编：《山东新文学大系》，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10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ZD261）、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江苏长篇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22ZWC003）、江苏师范大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项目“当代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研究”（21XFRS0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