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少卿

【摘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秩序混乱、思想相对开放的时代。作为一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记述了魏晋名士的言论形貌，呈现了名士内在的风姿品藻。其中一些士人专职从事秘书工作，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型人才。本文将《世说新语》中的秘书型人才划分为朝廷文官、臣属幕僚、寒门游士三个类型，从人格、礼数、性情三方面剖析秘书型人才在书中的形象特征，进而加深对魏晋秘书群像的理解。

【关键词】秘书；《世说新语》；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1-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昌师范学院学生课题“《世说新语》对现代秘书工作的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XSKY09）”项目的研究成果。

秘书型人才在古代社会呈现出的形象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秘书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秘书型人才展现出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秘书形象。而《世说新语》这一著述展现了许多魏晋士人的言行，其中不乏秘书型人才。“《世说新语》记录了1130则故事，品评了650多个人物，时间上横跨600余年。”[1]在叙事结构上，刘义庆突破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省略了部分故事中的补充内容。因此，《世说新语》秉持简洁洗练、不蔓不枝的叙事风格，不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集中描绘人物的言行与性格，塑造一批秘书型人才的风貌百态。

一、《世说新语》中秘书型人才的形象类型

秘书型人才穿插在方正、言语、排调等36个门类中，充当一则故事的主角或配角。凭借自身才学和智谋，他们在朝代更替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依据供职机构的差异，《世说新语》中的秘书型人才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类形象：

（一）蔑视礼法的朝廷文官

《世说新语》刻画了不少魏晋文官中的秘书型人才，如中书令王子敬、裴楷、王珉等。以皇帝为服务对象，是文官秘书区别于其他类型秘书的重要原因。文官秘书作为朝廷中的官员，由皇帝管辖，受财政供养，具备写作、劝谏等基础的文官素养；作为文官中的秘书，他们在皇帝身边能接触到各类政务，具有秘书辅助意识。不同时期的文官秘书都具备这一职业特征，而魏晋时期的文官秘书还倾向于展现自己的恣意性情。《忿狷·六》中，中书令王子敬按照礼法应与习凿齿并排而坐，但王子敬不肯落座。受社會环境的影响，魏晋时期的文官秘书对礼法采取了蔑视疏离的态度。

魏晋时期的文官秘书蔑视礼法，敢于挑战封建制度的权威。“中国古代社会将礼与法两者结合，强调礼法对国家的治理作用。”[2]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合礼法的行为屡见不鲜，朝廷官员不再拘泥于礼法。在言谈上，文官秘书谈及过去避讳的话题，如外貌衣着、婚丧习俗等。《言语·八十九》中，服丧期间有一次孝武帝没哭丧。侍从道：“按惯例该哭了。”在态度上，文官秘书不再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敢向皇帝表达不同意见。《方正·三十》中，晋明帝在西堂大宴群臣，问：“今天群臣共聚，当今与尧、舜时期相比怎么样？”尚书仆射周伯仁厉声回答：“虽然圣上与尧、舜同为君主，但怎么能和圣贤等同？”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朝代，领导可能不会接受文官秘书这一答非所问的举动。究其原因，一是约束放宽，二是皇帝准许。传统礼法强调君臣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差别，但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礼法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秩序的约束力也大不如前。皇帝本应是礼法的最高维护者，但“魏晋时期的帝王面对逾越礼法的情况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乐意参与其中。”[3]晋元帝曾邀请丞相王导同登御座，“引之弥苦”[4]。皇帝的好恶会对臣子的工作起到暗示和引导作用，但魏晋时期的君王保持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也算是对越礼行为的一种变相鼓励。

（二）良莠不齐的臣属幕僚

《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主簿、参军、从事等秘书型人才的职位。魏晋时期，各地长官拥有较大的行政自主权，可以招募秘书型人才做私人幕僚。“作为幕僚制度的核心，辟署制度是士族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官员自主用人的重要方式。”[5]幕僚由长官自行辟署，凭借自身的才能获得器重和提拔。这向未被选为文官的秘书型人才提供另一条谋生道路。《排调·四十七》中，中军将军殷浩向庾亮推荐刘遵祖，庾亮聘他做僚属。见面交谈后，庾亮发现僚属刘遵祖与名望不符，称他为“羊公鹤”。通过辟署幕僚，秘书型人才可以择主而仕，长官也可以挑选合适的助手。

双向选择后，秘书型人才与雇主之间建立私人雇佣关系，双方在职业前景上彼此关联。“王称帝，其府中的幕僚团体将一夜之间成为中央政府的秘书机构。”[6]由此，秘书型人才与长官暂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长官选拔幕僚时变得更加审慎。《简傲·十三》中，王子猷任参军。桓冲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4]王子猷一开始没有回答，只看着远处的高山。过后，他用手撑着腮帮子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4]长官有时通过他人推荐或坊间名声任用一名幕僚，先给予其机会，再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考察。

一名合格幕僚的选拔标准由各级长官自行定夺，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世说新语》中的幕僚良莠不齐，虽各有所长，但整体上存在较大差异。辟署制度不拘一格地选拔幕僚，破除九品中正制带来的门第偏见。此举为官员的秘书机构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其中部分人学识尚可，但品行欠缺。在太傅府任职的刘庆孙借职务之便诬告庾子嵩，“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4]由此，幕僚之间的差异或许可以增加团队的创造力，但超出包容限度的差异也将不是团队所需要的。团队中良莠不齐未必不好，但这个不齐的程度却需要慎重把控。

（三）放诞恣意的寒门游士

《世说新语》中，寒门游士常作为门客去参加主人的宴席和游猎，用自身才学博取关注度和知名度。魏晋时期战乱频繁，寒门游士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而投奔权臣贵戚可以解决短时间内的生存问题。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持续支持，部分寒门游士选择成长为秘书型人才，主动了解主人的需求，创造被主人招揽的价值。《排调·三》中，有一次钟毓陪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宴饮，陈群的儿子玄伯、武周的儿子元夏一起嘲笑钟毓。景王问：“皋繇何如？”钟毓答：“古代懿德之士。”然后钟毓回过头对玄伯、元夏说：“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4]言行中透出的机敏让钟毓在宴席中获得关注和赞许。

在宴会或游猎中，寒门游士侍奉主人左右，协助主人进行社交和工作。但寒门游士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双方意向达成的共识，联系比较松散。当一方认为另一方不适合继续合作，会选择暂停双方的合作关系。较为常见的情况是，如果主人失去原有的政治地位，寒门游士可能需要另寻他处。因此，寒门游士的生活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仕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寒门游士努力争取仕途上的成就。除了九品中正制、辟署，投奔权臣贵戚是寒门游士为数不多的入仕机会。

在完成秘书辅助工作的基础上，部分游士为了在众多游士中崭露头角而放诞恣意，具体体现在才情、性情两方面。游士才情既体现在属文、言语等职业技能上，又体现在品酒、赏乐、善舞等个人才艺上。《言语·二十三》中，名土们同游洛水，之后尚书令乐广问王夷甫游玩的情况。王夷甫说：“裴仆射谈理，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与普通宾客的正襟危坐相比，游士大多以放诞恣意的性情进行社交活动。《言语·七》中，袁阆讥笑慈明举荐亲朋，慈明用祁奚、周公旦等人举贤不避亲的事例反驳。在讨论中遇到富有攻击性的观点时，游士敢反驳他人，阐明自己的观点。

二、《世说新语》中秘书型人才的形象特征

魏晋时期的秘书型人才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了近百位，可分为朝廷文官、臣属幕僚、寒门游士三个类型。由此，从人格多重、不拘俗礼、性情真挚三方面分析秘书型人才都具有的共性。

（一）人格多重，质朴写实

一些志人小说在塑造秘书形象时追求完美无缺的人格，但秘书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完美。《世说新语》具有浓重的写实倾向，较大程度地保留了秘书人格的复杂性。《排调·四十六》中，范荣期年长但职位低，王文度年轻但职位高。一番推让后，王文度走在范荣期的后面。王文度说：“簸米扬米，秕糠留在前面。”范荣期说：“淘米洗米，沙石落在后面。”这一前后矛盾的言行让人难以揣摩他们的真实想法。感性与理性、谦虚与傲慢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也可能在秘书型人才身上共生共存。这一人格特点赋予了魏晋时期秘书型人才更为朴实的生活气息。

《世说新语》呈现了秘书型人才朴实纯粹的性格特征，彰显了这一形象的独特魅力。究其原因，如下：其一，秘书负责上下级之间的承上启下，这一特殊的职业本身就具有复杂性。书中秘书型人才的身份略有不同，分别是文官、幕僚或者游士，但归根结底都是领导身边的助手。其二，魏晋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社会环境纷乱复杂，秘书型人才的身上也随之留下时代的烙印。其三，《世说新语》共有36个门类、1130则故事，一个秘书型人才可能出现在多个门类或多个故事中。故事中的人物之间相互衬托，表现手法多样，人物性格也展现得更全面。

（二）不滞于物，不拘俗礼

《世说新语》在《汰侈》中记叙了门阀士族间盛行的汰侈之风。一些魏晋时期的秘书型人才，尤其是幕僚与游士，亲身经历过底层百姓的不易。他们反对豪奢荒诞，提倡清廉俭约。《德行·四十》中，荆州刺史殷仲堪有一年遇上水灾歉收。当饭粒掉在盘里或座席上，他马上捡起来吃掉。殷仲堪还告诫子侄，清贫是读书人的常态，不能登廷为官就忘掉本性。在生活方面，一些秘书型人才待人接物简朴随性，在与喜好奢侈的士族相处时恪守本心。他们不过分在意物质上的享受，对内心自由的追求超越了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除了生活物资，《世说新语》还体现了豁达开放的民风，塑造了一批不拘俗礼的秘书型人才。在工作中，秘书型人才以互相调侃为乐，同僚之间气氛活跃。《排调·三十八》中，桓温废黜海西公后改立简文帝，侍中谢安见桓温时行了个大礼。桓温问他原因，谢安答道：“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后。”[4]谢安看破了恒温想称帝的心思，所以用大礼和“君臣”之名来讽刺他，但恒温未有怪罪之意。这与礼法中克己复礼的严肃氛围存在区别。魏晋时期的秘书型人才努力破除俗礼中的负累与精神上的枷锁，追求内心的畅快。

（三）性情真挚，直爽耿介

作为一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择取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展现了魏晉士子的俗世烟火气，传达了秘书型人才的真挚性情。书中秘书型人才的品行并不完美无缺，性格也不全都老成持重。遇到他人责难或事情棘手时，秘书型人才依然能够保持直爽耿介的本性，不一味迎合周遭环境。《政事·二十六》中，东亭侯王珣问殷仲堪，掌握实权是否违背德行的要求。殷仲堪答道：“皋陶制订刑法，不算不贤德；孔子担任司寇，不算不仁爱。”引用皋陶和孔子的典故表达出自己真实的观点，不阿谀讨好而违心奉承，也不瞻前顾后而妄自菲薄。

但长期面对复杂局面，秘书型人才也难免产生职业倦怠。魏晋时期，他们需要应对性格迥异的士子们，处理纷繁复杂的秘书工作，烦闷情绪自然很难避免。《言语·二十二》中，有人问：“亡国遗民怎敢应征人才？”蔡洪说：“禹生在东夷，文王生在西羌，圣贤不一定要生在固定的地方。刁钻古怪的问题未必难以回答，但其中暗藏的不怀好意总能给人平添烦恼。这种情况并不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只不过这一时期的秘书型人才遭遇得更为频繁。恰好魏晋时期主张开放张扬，社会需要人们展现自己的个性，而秘书型人才内心的烦闷情绪也需要排解。多重合力下，秘书型人才在社交中展现直爽个性，释放情绪。

三、结语

《世说新语》中的秘书型人才并不全是谦卑守礼的传统规范样式，出现了一批不拘俗礼、人格多重、性情真挚的秘书型人才。究其原因，社会背景当为首要。“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之后一个思想自由、异说林立的时代。”[7]长期动乱的时局无法满足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传统道德所描绘的真善美与现实人性的复杂多变形成反差。长久以来，传统礼法在社会上处于崇高地位，但在魏晋时期的士族心中发生动摇，纵情越礼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当无数士子在仕途里跌宕起伏，困顿郁结之情也从个人逐渐向群体弥漫。《世说新语》描绘出一批鲜活的秘书型人才，呈现出他们别具一格的率真性情。面对积攒的苦闷，他们竭力寻求内心解脱，甚至敢用激烈或极端的言行反抗礼教，拥有其他时代秘书难以触及的洒脱。

参考文献：

[1]熊国华.人物品评与《世说新语》的叙事结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4）：162-165.

[2]傅琼，汤媛.礼仪文化与公共秩序的建构[J].长白学刊，2020，（01）：143-149.

[3]王立新.《世说新语》人物群像与魏晋风度的表达[J].名作欣赏，2008，（10）：7-10.

[4]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5]方建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府制度[J].宁夏社会科学，2006，（06）：94-98.

[6]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7]谈悠.魏晋风度的最佳承载——刍议《人物志》《世说新语》的研究价值[J].出版广角，2019，（10）：90-92.

作者简介：

邱少卿，女，汉族，江西宜春人，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秘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