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苑

【摘要】 中国史学研究在不断求新的学术环境中发展，近年来区域史研究成绩斐然，但是围绕区域史研究的理论规范而引发的学术讨论不曾停止。本文通过阅读黄国信教授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一书，对区域界定以及区域史研究有了较浅的认识。在历史进程中，区域界定受利益驱使、不同身份认知的影响，呈现出动态的界，故而区域有其独特性、系统性以及联系性。因此，在区域史研究中也应遵循区域的特性，以此为根据处理好与整体史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重视与地方史之间的差别。

【关键词】 区域界定；区域史研究；《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7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23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在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展现出更多的生机与活力，社会结构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受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影响，区域史研究开始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研究逐渐被学者重视。

首先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影响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它主张对西方传统史学提出批判，并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总体史研究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问题史思想，主张以问题为主导作为史学研究的核心。这些思想基础为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年鉴学派在国际史学中产生的重要影响，也给中国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对中国区域史研究有直接冲击力的是美国与日本汉学研究的兴起。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与日本的汉学界分别提出“区域研究”和“地域社会论”等新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柯文教授提出的“中国中心论”，以及施堅雅提出的“中国农村市场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黄宗智的“小农经济内卷化”等理论思想，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陆续传入中国。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发展，中国区域史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学派的景象，其中以“华南研究”“徽学研究”“江南研究”和“华北研究”最为典型代表。王先明教授认为：区域史研究其实是“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1]吴宏岐教授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下分析了区域史研究应该注意的方向，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只依赖区域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不能支撑的，还要进行区域之间的互动研究，“即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区域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2]陈春声教授认为区域史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工具，并且要与大历史联系在一起，要有更大范围、更大区域的大历史脉络，否则就是自言自语的研究。

一、区域界定的思考

关于区域界定的认识，施坚雅的区域性市场结构理论曾在区域史研究发展中深刻影响着学者们。而在《区与界》这本书中，黄国信教授通过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对清朝时期湖南、广东、江西边界地区盐政的变化进行分析，提出了区别于施坚雅区域性市场结构理论的看法。

（一）利益需求驱动之下的区域认知

在《区与界》的上编部分中，作者提到清朝初期湖南、广东、江西界邻地区专商引岸制度逐渐确立，并且在食盐制度逐渐确立、不断改革的过程中，涌现出因利益、考成等因素影响而做盐法争论的官员，而他们为盐法奔走钻营的动机中蕴含着对区域认知的规律。

清朝实行的盐政与明万历年间开始实行的纲法在形式上并无太大差别，都交由官府管理与控制，将盐商编为十纲，是为纲册。每年按照纲册记录给予商人行盐资格，盐商也必须将食盐销往固定的盐区内，否则将视为贩卖私盐，一旦被官府发现，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并取消行盐资格，这便是食盐专卖制度。顺治二年，急需重建食盐制度以此来支持军饷支出的清朝廷选择继续实行明朝后期的食盐专卖制度。顺治十一年，两广盐区开始重新划分盐区范围，其中湖南衡州、永州、宝庆三地本应属于两广盐区的行销范围，行销粤盐，但当地官员却一直在为改行淮盐而努力。他们认为粤盐难销深受招商太难与战乱的影响，在实际行销粤盐的过程中，当地官员也没有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在改行淮盐的努力中，还有衡州、永州、宝庆三地的士绅们。从顺治十五年湖南衡州、永州、宝庆三地再次被确定为粤盐盐区到康熙六年得旨改行淮盐的十年里，当地官员与本地士绅付出了巨大努力，多次与上级官员周旋，并上书朝廷。康熙五年，当地士绅代表周学思以“且年来粤东禁海迁灶，盐课缺额，有司苦于考成，勒里排坐派，包课血比”[3]为由上书户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周学思等人在搬出苦于考成的原因之后，朝廷终给予获准。巧合的是改为淮盐盐区的湖南三地也正好与急需拓宽销路的两淮衙门相呼应。

在湖南三地改粤为淮的事件中，共涉及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身份代表有四处：清朝廷、湖南三地地方官员、当地士绅、两淮衙门。首先，清廷将湖南三地的盐区归属从粤区划为淮区肯定与周学思等人提到的考成，即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有关，而其背后又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其次，对于两淮衙门来说，将本不属于淮盐区的湖南三地规划过来，正好符合两淮盐区扩大市场的需求。再次，最重要的是政府官员与本地士绅的立场，无非是因为行销粤盐，将由广东方面派销盐引考成，对于官员来说会有考成方面的压力，而在实际运行中真正负担盐税的是当地富豪乡绅们，所以这一部分利益群体才会集体要求改粤为淮；但若行销淮盐，则由盐商纳税，对于地方官员几乎没有考成负担，所以对于二者来说改行淮盐是与考成、利益、市场紧密联系的。在利益、考成的压力之下，不同身份的代表者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推动盐政改革，改变盐区销界，即盐区的划分。

（二）动态的界

清朝的食盐制度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市场、考成等利益因素影响逐渐形成，并且逐渐明晰的发展脉络，食盐专卖区域也随之逐渐明确，但区域的界定因为不同的历史因素影响并不是固定的、明晰的某条线，而是会随着各方争夺时刻改变着，是动态的界。

清朝的食盐专商引岸制度在顺治、康熙年间已经基本建立。进入雍正朝，在湖南、江西、广东的界邻地区出现严重的私盐问题，“淮粤之争”就在此时发生。粮船夹带私盐在雍正六年时引起清朝廷的关注，之后几年中朝廷实行了一系列整治船运的措施，但未见起效。雍正十二年，雍正帝开始将整治私盐的注意力从漕运夹带转移到相邻盐区的私盐贩卖中，而淮盐与邻界盐区关于私盐侵入问题的争论也开始拉开帷幕。此次两淮地区盐政的发展经历了很多周折，先有两淮盐政高斌提议，可以将两淮盐区相邻边界地的食盐留有足够本地百姓食用之外，其余的食盐店铺应搬回城中。高斌的建议后被乾隆皇帝驳回，并且在乾隆元年，乾隆皇帝通过一道旨意，“行盐地方，大伙私贩自宜严加辑究，其贫穷老少男妇负四十斤以下者，不许禁捕，所有商人私雇盐捕及巡盐船只帮捕汛兵，悉行停止。”[4]便开始放宽对私盐的禁止。我们先不论乾隆皇帝的态度对私盐贩卖的影响，但在此时乾隆皇帝放松私盐贩卖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其实盐区的界限不是明确的，而是有“四十斤以下者”的流动空间，也可以视为是盐区之间比较宽泛的界限，但却是可以随时改动的区域。

清朝的盐区划分是随着盐政的发展变化逐渐确定的区域界限，甚至在清朝末年出现盐区界限“消失”的状况。1848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又接连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短短几年之内，给本就弊端百出的清政府带来沉重的军事财政负担，特别是湖广、江西等地的食盐短缺，所以盐课也大不如前，又受太平天国对部分地区食盐的把控，传统的盐课征收已不能满足清政府的军费支出。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实行“川盐济楚”和“粤盐济楚”，将川盐从私盐侵入楚地，变为由官运官销的方式进入楚地；同时粤盐也是如此。此措施实行之后，盐税的征收方式变为“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关抽税，或将本色抽收，或令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5]盐厘制度便开始实行，无论是官盐还是私盐，无论是否已经纳课，在经过交通关卡时都要加征厘金，以为军备之需。盐厘制度的开始改变了清王朝建立的專商引岸制度，同时也改变了清前期建立的淮粤盐区的界限，在实行盐厘制度的湖南、湖北界内也不再明确的划分盐区，所以受战争的影响区域观念在此时被忽略，盐区的划分也出现短暂的“消失”状态。

（三）不同身份的区域认知

在《区与界》书中，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到随着盐政、盐界的变化，也有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出现在其中。不同身份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利益，影响着个体对区域的认知，促使盐政、盐界发生变化。

康熙年间，在湘南地区郴州与桂阳地区以及临近地区发生的盐道争论就体现了不同身份、不同利益代表对盐区的理解。康熙初年，湖南郴州与桂阳地区实行的盐政是不专门招商，由散商将食盐从广东运回当地贩卖，盐税掌握在盐商的手中，所以当地官员对此颇有意见。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帝称“面谕两广盐政废坏，积弊甚多。”[6]决定开始对两广盐区实行改革，以招募当地商人与设立盐埠为主要措施。其中关于桂阳州临武知县蒋元楷请求设立盐埠于临武县牛头汾事件引起多方争论。牛头汾位于两河交汇处，处于交通要道，如果将盐埠设立于此，既能便利运盐，对于桂阳州地方考成也有帮助。而郴州方面可能会因为此事与桂阳州共用河道，并且郴州方面认为桂阳州的食盐在运行过程中会经过郴州地界，同时也担心桂阳方面会将私盐侵入郴州，影响当地食盐的销售，所以郴州方面坚持让桂阳州采用传统的陆运。双方的水运、陆运之争经历了激烈的争辩，最后以朝廷同意桂阳州的请求为终结。在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郴州与桂阳州官员虽同属于湖南官员，但在盐埠设置、食盐运行通道上持有不同意见，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反映出不同身份对区域认知的影响，而他们对区域认知的分歧也是不同利益代表为达到各自目的所表现出来的方式。

在上文中曾提到的“淮粤之争”中，卢坤在道光年间先后担任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他在任时最突出的政绩是盐政。卢坤在两地就任总督时都曾处理过本地区的盐政问题，但他前后表达的态度截然不同。道光十年，卢坤就任湖广总督，开始整顿本地盐务。关于湖广地区私盐侵犯，他在奏折中指出近年来粤盐多有浸灌湖南衡永一代，所以导致湖南地区销盐不能如期达到数额，故请求确定熬锅数量，以防私设熬锅多熬充赚。此时卢坤认为粤盐侵犯湖广等地，致使湖南等地的食盐销售不能完成考成任务。而在卢坤担任两广总督时说法却完全不同，他认为“臣查粤盐行销江西十六厅州县，历由本省关隘层层严密稽查，断难夹带私盐，充占淮界。”[7]此时他又认为粤盐是经过严格稽查，不可能浸入两淮盐区的。可见卢坤在不同职位中代表不同区域的利益，故而不同的身份使得他对于盐政有不同的理解，随之对盐区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

由此可见，对于同属湖南行政区的两个不同地方官以及同一官员在不同地区的任职对盐区的认知深受其身份的影响与局限。

二、区域史研究的认识

区域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要对区域进行正确划分，区域的分界影响着区域史研究的过程、结果，故而研究者们应该对区域的概念进行确定。区域的界定是受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史研究中“区域”的界定不是固定的某一条线，也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域的划分，它是在历史活动中逐渐建构的范围，并且深受市场利益、不同身份认知的影响，呈现出动态的界。

区域史研究除了要界定区域概念之外，还要处理好与整体史之间的关系。区域史研究归根到底仍然是史学研究，最终目的仍是对整体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析。区域史研究需要通过对区域的认识使人们能更加深刻的认识国家的总体发展，所以区域史研究应与国家的整体史产生联系。区域史是对社会细枝末节的研究，应能从区域史的研究中看到整体史的缩影，由小及大，并能从中看到区域之间的发展机制与联系。在《区与界》这本书中，作者虽然只是对清朝时期江西、湖南、广东界邻地区盐政的变化深入分析，但是我们仍能通过局部区域历史的研究对封建社会盐政、盐课、盐区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区域和整体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范畴，没有绝对的区域，也没有绝对的整体。”[8]区域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小范围的整体，同时又存在于整体之中，故而区域史与整体史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分割不开的。

再次，区域史研究还要重视与地方史之间的差别。地方史是以行政区划为研究对象，区域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划分。但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不同，研究对象不是只依靠行政区域划分的，也不像地方史那样是对某地区历史发展的纵向研究，而是对区域内社会、经济、风俗等的研究，是横向的研究，这样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区域史与地方史是对立的局面。地方史研究虽然能对区域之内的社会文化、历史过程有清晰的了解，但对于区域之间社会、文化、民族的变迁很难涉及。而区域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区域划分的标准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以文化内涵为划分标准，我国区域能划分为北方文化、江南文化、四川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等区域；若以地理方位来划分区域，又可分为七大区域：华中、华南、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所以根据问题的不同所划分的区域界限是不相同的。

三、结语

区域史研究已然是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史学研究发展的现阶段，更多的学者认为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研究手段与方法。正如隗瀛涛老先生所说的：“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9]区域史研究最终是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我们应该多层次、多角度的去做区域研究，综合多门学科的方法与经验，这样区域史研究才能收获更好的成果。

参考文献：

[1]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J].学术月刊， 2006，（03）：126-128+137.

[2]吴宏岐.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J].学术月刊，2006，（03）：131-134+137.

[3]（清）謝开宠.两淮盐法志[M].康熙刻本.

[4]（清）王定安.（光绪）两淮盐法志[M].扬州：广陵书社，2015.

[5]（清）王定安.（光绪）两淮盐法志[M].扬州：广陵书社，2015.

[6]（清）阮元.（道光）两广盐法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清）何兆瀛.两广盐法志[M].清光绪十年刻本.

[8]行龙，李全平.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J].史学理论研究，2020，（02）：50-60+158.

[9]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