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 罗思嫣

摘 要：

贵州贵阳人谢六逸是我国现代文学家、新闻教育家。他创办并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大力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课内与课外结合、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新闻教育思想，并试图在新闻教育实践中寻求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教学与科研、学与术之间的平衡。其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正规化建设，促使复旦大学新闻系发展成为体系完整、颇具规模的新闻教育基地，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关键词：

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新闻教育实践；教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2-0031-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2.004

贵州贵阳人谢六逸（1898—1945）是我国现代文学家、新闻教育家。他创办并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十余年，兼任过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教授，在复旦大学、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及贵阳时期的大夏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讲授过新闻学课程。在他主持下的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锐意改革，推动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正规化建设，谢六逸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多年来，学者们对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研究［1-15］。例如，朱健华从新闻教育的必要性、目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论述了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3］，秋阳对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办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4］，胡正强论述了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与理论贡献［5］，刘祥平探讨了谢六逸关于专业新闻教育的必要性、拟订的专业新闻教育措施、专业新闻教育意义三方面的新闻教育思想［7］，王代莉从新闻教育利导社会、教育方式注重效用、特殊要求强调素质三方面研究了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8］，李雄燕从开展新闻教育的客观原由、新闻教育的益处、以专业教育促进普及教育三方面对谢六逸新闻教育思想进行了探析［9］，杨波等人从新闻专业教育、新闻普及教育、新闻学术研究三方面研究了谢六逸贵阳时期的新闻教研活动［12］，李效文论述了谢六逸潜在课程认知理念及其对当下新闻教育的启示［13］。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谢六逸在复旦大学主持新闻组、新闻系期间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下新闻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谢六逸与复旦大学新闻教育机构的创办

进入20世纪，伴随着中国报业的发展壮大，新闻业界迫切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新闻专业教育的新闻采编人员，新闻教育因而逐渐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他们纷纷认为，要改变我国新闻专业人才奇缺、报业落后的现状，就应学习欧美在学校兴办新闻科以培养新闻专业人才、促进报业兴盛的先进经验［16］103。这种兴办新闻教育以改进当时报业落后状况的先进思想与观念，在当时的全国报界俱进会取得了共识。1910年9月4日，全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1912年，全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会上倡议成立“报业学堂”以开展新闻教育。这可以说是中国开设新闻教育的最早倡议［16］32。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并在政治系开设了新闻选修课，为中国新闻教育吹响了号角。1920年至1926年，中国新闻教育进入初创时期，十余所高校纷纷成立了新闻系（科、组），初步形成了我国早期新闻教育系统。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了新闻系，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新闻教育单位。1922年，厦门大学开设了报学学科，成为中国人开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教育单位。除这两所高校外，这期间北京和上海的其他一些高校也开风气之先，纷纷成立了报学系或新闻系（组），使得两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重镇：在北京，有北京平民大学、民国大学、国际大学、燕京大学；在上海，除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还有上海南方大学、上海国民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16］32。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虽不是我国最早开设的高校新闻教育机构，但其建设成就较为显著，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肯定，得到了全国新闻教育界的认可。

（一）谢六逸创办并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组

谢六逸的新闻教育实践可说是起步于复旦大学新闻组，成名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便对新闻学、新闻教育产生了浓厚兴趣，成为东京新闻研究所学员［17］14，对日本及欧美的新闻事业有一定了解。1926年2月，谢六逸进入復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任教。他看到新闻教育的重要，遂向当时的中国文学科主任刘大白建议在复旦大学设立新闻系［17］32。刘大白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现代诗人，思想开明，他采纳了建议，并报校方研究。但鉴于办学条件有限，复旦大学只于当年9月在中国文学科内设立了新闻组，谢六逸被聘为新闻组主任［5］，陈望道和邵力子共同担任新闻学的讲座。陈望道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报刊活动家和新闻教育家，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于1942年至1950年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达8年之久［16］117-119；邵力子是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出任复旦大学国文部（1926年改名为中国文学科）主任。在陈望道、邵力子的大力支持下，谢六逸主持下的新闻组开始了新闻教育事业，他的新闻教育职业生涯也由此开启。谢六逸制定新闻组教学章程，组织教学力量，于1926年9月招收了万（马）世淦、项富春、张吾素等三名新闻学本科学生，授以新闻学课程。这三名学生于1930年毕业，成为复旦大学第一届新闻系毕业生。当然，复旦大学的新闻教学远早于此，1924年，邵力子出任复旦大学国文部主任时，就向校方建议设立“新闻学讲座”并获批准，他聘请了一些报社的主笔、记者、编辑到校讲授新闻学知识，但当时该校还没有正式的新闻教学机构。因此，复旦大学的新闻教育可说是发轫于邵力子主持设立的“新闻学讲座”［17］31-32，但其组织化、正规化建设则始于谢六逸主持的新闻组。

（二）谢六逸创办复旦大学新闻系并掌系10年

经过谢六逸等师生的精心策划、周密筹备，复旦大学新闻系于1929年9月在全校院系调整中成立。谢六逸出任首届系主任，直到1938年8月他离开复旦大学回到故乡贵阳，掌系长达10年之久［17］31。他为新闻系拟定规划、制定章程、设置课程、编写讲义、购置设备等，并亲自讲授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概论、通讯练习等课程。在他的领导下，复旦大学新闻系取得了长足发展，1935年在校新闻专业学生已有50人，此前共有毕业生41人。这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专业人才，如20世纪40年代担任《东南日报》上海版总编辑及上海《前线日报》《新闻战线》主笔的杜绍文，又如曾任《联合画报》主编兼发行人的舒宗侨［17］50-52。在谢六逸掌系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不断革新，新闻教育教学有序推进，办学成效较为显著，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全国新闻教育界的认可。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1年聘请谢六逸编订大学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作为国内各大学新闻系的准绳［17］74。中国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剧作家顾仲彝曾说：“在战前复旦四院十三系，以新闻系最闻名于国内，课程完备，人才辈出。新闻系各年级的课程编制是六逸先生的心血，创设了全国各大学新闻系的规范。”［17］51

1937年，由于日军对上海的侵略，复旦大学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以复旦大学为主体的联合大学第一部西迁至重庆北培，以大夏大学为主体的联合大学第二部西迁到贵州贵阳办学［12］，［18］318-321。谢六逸因坚持《立报》副刊《言林》、《国民》周刊的编辑工作，未能随校西迁。1937年底，上海沦陷，《言林》《国民》被迫停刊，谢六逸携家眷与《立报》负责人严谔声、萨空了乘船到香港。由于《立报》在香港复刊的日期未定，他携家眷经广西回到家乡贵阳［17］165-167，在联合大学第二部任教。1938年春，联合大学分家，以渝校为复旦，筑校为大夏。谢六逸于当年3月由贵阳到重庆北培复旦大学述职，并任教至当年8月，应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之邀返回贵阳大夏大学任教［18］321-324。至此，谢六逸结束了在复旦大学的执教生涯，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系。1938年9月起，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正式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6］107。

（三）谢六逸的其他新闻教育实践

除在复旦大学先后主持新闻组、新闻系并执教新闻学十余年外，谢六逸还在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及贵阳时期的大夏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讲授过实用新闻学课程。1933年2月，谢六逸兼任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教授，为该校编写了《实用新闻学》《新聞储藏研究》《国外新闻事业》《通讯练习》四部教材，分别于1935年至1940年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12］，［17］80。1938年8月，谢六逸从重庆回到贵阳，进入大夏大学任教授，讲授新闻学［17］169。1942年5月，国立贵州大学成立，谢六逸于7月应该校邀请讲授中国文学史，并作“最近上海的文化界”“新闻标题研究”的演讲［17］194。1943年3月，谢六逸出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讲授标题比较研究、新闻专题研究、副刊文稿、社会特写、国外新闻事业等新闻学相关课程［17］202。

二、谢六逸关于新闻教育目的及新闻教育种类的思想

何谓教育目的？《辞海：教育学·心理学分册》指出，教育目的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总要求，是根据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状况确定的”，“它反映一定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要求，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是制定教育目标、确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评价教育效果的根本依据”［19］1。《教育学基础》一书也指出：“教育目的即教育意欲达到的归宿所在或所预期实现的结果。它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本身就反映着办教育的主体对教育活动在努力方向、社会倾向性和人的培养规格标准等方面的要求和指向。”［20］59开展新闻教育，同样面临新闻教育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很多新闻教育先驱们作过多种探索，提出了各种新闻教育目的取向。谢六逸也不例外，自他在复旦大学开启新闻教育之始，就对新闻教育目的及新闻教育种类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作了相关阐述。

（一）新闻教育目的：“养成本国报馆的编辑和经营人才”［17］161

为何要兴办新闻教育？谢六逸对报纸这种新闻的重要传播载体进行分析后认为，报纸刊载的是提炼过的社会，报纸是社会的缩图，是人生的地理教科书、历史教科书及社会教科书；报纸的内容包含各种材料，所以，报纸是“儿童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一种锋锐的利器”［21］272。报纸如此重要，但当时中国理想报纸的制作实属不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报馆里许多记者弄不清楚新闻价值，编辑方针、科学管理、编辑方法等更是无从谈起。正如谢六逸在1926年撰写的《复旦大学章程》中指出：“中国今日之报章，则以编辑者类多未受文艺之陶熔，新闻记载，既偏于枯燥而足生社会之厌，间有以旧式辞章列为余兴者，非徒事陈言之规堕，据摭即流为下品之堕落而已。”［17］32他在刊于《1930年复旦学生毕业纪念刊》的《新闻学系概况》中也指出：“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辞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22］271二是读者缺乏新闻素养。谢六逸认为，当时的读者缺乏新闻素养，对报刊传播的新闻信息缺乏鉴别能力，只是一味地被动接收信息［9］。他甚至指出，当时我国很多读者看报的方法奇异，只翻阅本埠新闻来看看有无强奸的新闻，或只翻阅“报屁股”［21］273。如此，报纸便失去了其应有功能，埋没了其应有使命，因此，新闻教育显得非常重要。谢六逸指出，创办新闻学系，目的是为本国报馆培养经营人才、编辑人才，为普通学校培养新闻教育人才［21］273-278。他指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是“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22］271。谢六逸认为，兴办新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闻人才，推进新闻理论建设；推进新闻实务工作，培养新闻批评家；推进国内报纸改革。正如他在1930年12月15日为新闻系学生陶良鹏的著作《最新应用新闻学》所作的序中指出：“我们培养新闻人才的目的，除了注重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工作而外，还须使他们成为一个新闻批评家；能够建设一种新Journalism的理论；对于目前国内乌烟瘴气的报纸努力加以鞭策，然后才可以说达到新闻教育的最终目的。”［17］581937年夏秋间，他对复旦大学新闻系课程设置大纲进行修订，规定“以灌输新闻学知识，培养编辑采访技能”“养成本国报馆的编辑和经营人才”为办系宗旨［17］161。他甚至认为，一国新闻事业的发达与否，取决于新闻教育是否发达［23］43-44。

（二）新闻教育种类：新闻普及教育和新闻专业教育

新闻教育非常重要，那么新闻教育有哪些种类呢？谢六逸认为，新闻教育包括新闻普及教育和新闻专业教育，这两种新闻教育都应引起重视，都应得到兴办和发展。一是新聞普及教育。谢六逸认为，初高级中学及职业学校等普通学校应开设新闻学的学科，由教师讲授新闻学的常识，且指导学生办“学校新闻”。在谢六逸看来，普通学校开设新闻学课程，有助于学生提升写作能力，促进新闻阅读的研究，提升对新闻的鉴别力，受到鲜活的新闻教育，为职业教育作好准备。他指出：“一旦在普通的学校里增设了新闻学科，经教师的指导督促，自然容易养成勤于写作、勇于任事的习惯，于是团结、合作、活泼、灵敏诸种美德也必随之俱来。这对于中学生的未来的职业是很有帮助的。”［21］273二是新闻专业教育。谢六逸认为，大学校与专门学校应开办新闻系或新闻学专修课，为本国报馆培植人才。在他看来，为大学福利、社会需要、学生本身起见，大学校与专门学校均有开办新闻学系的必要：以学校新闻学系学生为中心、其他专业的学生辅佐兴办的大学新闻，能为学校服务，“足以使大学活泼有生气，使全校师生亲如晤对”[21]278；能为学生提供现代社会人所必需的经验知识资料，促进报纸行业的进步，进而推进报纸知识的普及化、民众化，促进一国文化的进步；能为学生提供最活用的知识、技能，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其择业［7-8］，［21］273-278。

三、谢六逸的新闻教学育人思想与实践

通才观和专才观是高等教育两种典型的人才观。通才是指具有多方面知识、能力，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专才则是指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的人或某一领域里的专家。与通才观和专才观相对应，在高校存在着通才教育观和专才教育观［24］94-95。谢六逸在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期间，在新闻教育中坚持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结合，坚持了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

（一）新闻课程设置：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结合

“课程是指学校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所建构的各学科和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24］107。在高等学校中，课程处于核心地位，又是教育思想、观念、目的、宗旨等转变为具体教育实践的中介，其设置受到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者、社会需要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24］100+107。谢六逸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期间，非常重视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坚持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结合，力求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谢六逸在《教育杂志》1930年第12月号刊载的《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一文中，从课程、设备、永久的计划三方面对办好新闻系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系课程包括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五项。其中，基础知识包括本国文学、英文、第二外国语、心理学、逻辑学、统计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专门知识包括新闻学理论与实务两方面课程，具体有报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等28种新闻专业课程；辅导知识包括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外交等知识［9］，［21］278-284。谢六逸主持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不断进行课程内容改革，他于1937年组织人员修订了新闻系课程设置大纲，倡导正辅系选课制，以政治系、经济系为辅系，规定新闻系学生除了修满本系必修课程外，还必须在政治系或经济系修满12个学分的课程［6］，［16］106，以此确保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能够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由此可以看出，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课程设置上，坚持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结合，力求基础课程学习与专业课程学习并重，主张文理渗透、综合全面，兼顾博学，融理论性、实用性、实践性、交叉性为一体，这相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二）新闻课堂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在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即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将理论知识的教学与实际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24］159。谢六逸在新闻教育中坚持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结合、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体现在新闻课堂教学中便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力求新闻课堂教学兼顾理论性与实践性。

谢六逸重视新闻系课堂教学，反对按部就班的课堂教学，倡导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主张采取讲课、讨论、做作业、写读书报告等形式丰富的课堂教学方式。在复旦大学，他亲自讲授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概论、通讯练习、编辑等课程，把新闻理论知识“教透”，让学生把握新闻学的实质与规律；把新闻理论知识“教活”，力求课堂生动活泼，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在学生眼中，谢六逸是一位“敦厚谦和”的老师，上课生动活泼、风趣幽默，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舒宗侨于1932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他印象中，“谢先生讲课好似谈家常，有时穿插些幽默故事。学生都乐意听他的课。”［17］76复旦大学西迁到重庆北碚办学后，新闻系专业课开设了新闻学概论、新闻纪事写作、新闻编辑、新闻采访、评论写作、通讯写作等，因找不到合格的兼职教师，这些专业课几乎由谢六逸亲授。新闻系学生张正宜后来回忆说：“全天劳累，但先生仍口无怨言，诲人不倦。师生晨夕相处，真可谓耳提面命，亲如家人。”［18］322

谢六逸认为，尽管新闻教育强调基础的宽厚，但新闻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专门化永远是新闻教育的基本特点，这种“专业教育”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具有新闻专业知识的教师和新闻出版界从业者的参与。因此，谢六逸提出，在新闻教学课堂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传授新闻学理论知识，也要介绍新闻实践经验，为此，需要邀请一线的新闻出版界从业者走进课堂。基于这种办学思想，他积极联系当时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并聘请他们到复旦大学授课［17］51。谢六逸担任新闻组主任期间，聘请了《时事新报》主笔陈布雷讲授“社论写法”，聘请了《时事新报》经理潘公弼主讲“新闻采访”“新闻编辑”，聘请了《申报》编辑主任马崇淦主讲“新闻学”；他担任新闻系主任期间，聘请了《申报》总经理助理戈公振主讲“中国报学史”，聘请了《申报》编辑赵君豪主讲“新闻学”，聘请了《时事新报》编辑周孝庵主讲“新闻编辑”“报馆实习”［16］104。此外，谢六逸还主张新闻系教师到新闻出版单位兼职，以提升新闻出版业务能力，增加新闻教育的鲜活性和实践性。他本人便主编过《文学旬刊》、《儿童文学月刊》、《立报》副刊《言林》、《国民》周刊，并参与过多种报刊的编辑、撰稿等工作［15］。新闻系教授黄天鹏兼任《申报》《时报》主笔，创办《报学杂志》等，具有丰富的新闻出版经验。新闻出版界从业者走进复旦大学新闻系课堂，新闻系教授踏入新闻出版实践，这种“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确保了新闻教学的有序开展，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到当时的新闻出版思想与实践，促进学生在新闻专业学习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四、谢六逸的新闻科研育人思想与实践

19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极力反对大学开展科研工作。英国哲学家罗素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大学中研究至少与教育同样重要［25］。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也提出了教學与科研统一的思想［24］82。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基于其完人的教育目的观，认为“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26］152，“大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研究和教学的统一”［26］167。谢六逸虽没有像这些大家一样对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作出系统论述，但其在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学的研究，认为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学密不可分，要求教师做到教学与研究结合，努力提高新闻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为此，他支持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积极开展新闻学研究及研究成果传播工作。

（一）支持师生开展新闻学研究

谢六逸在重视课内新闻学理论知识教学的基础上，积极支持新闻系师生成立新闻学研究机构，鼓励、支持师生开展新闻学研究，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研究训练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在他的支持下，新闻系学生马思途等于1929年成立了复旦大学新闻学会，黄天鹏教授等老师于1930年成立了新闻学研究室［16］105。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新闻学研究室汇聚了一批有志于新闻学研究的师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平台。此外，复旦大学新闻学会还组织出版了一批学生的研究成果，谢六逸为学生出版的新闻研究专著作序。1930年12月15日，新闻系学生陶良鹏的专著《最新应用新闻学》由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谢六逸为该书作序［17］58。他在序中讨论了新闻教育的目的，肯定了陶良鹏的著作，认为陶良鹏的热忱和努力足以使上海的冒牌“名记者”们惭愧。他批评了上海的冒牌“名记者”，认为他们故步自封，容不下别人的意见，不想求知，仅靠浅薄的经验办报，对报纸之不能改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7］58-59。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重视新闻政策研究，但我国还没有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谢六逸便指定新闻系学生杜绍文开展新闻政策研究，以当做毕业论文。1931年5月，杜绍文的著作《新闻政策》被列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谢六逸在为该书作的序中指出，国内向来没有人研究“新闻政策”，这本著作在国内属于“破天荒”之举［17］64-66。谢六逸看到当时上海的报纸存在种种弊端，亟须改革，便在指导毕业生论文时授意新闻系学生郭箴一对上海报纸改革进行研究。在他的悉心指导下，1931年5月，郭箴一完成毕业论文《上海报纸改革论》。该文同样被列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谢六逸作序［17］67。

（二）支持新闻学术期刊出版

谢六逸非常重视学术期刊的学术传播作用，积极倡导并组织、支持师生办好学术期刊，开展好新闻学术传播。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创办了学术期刊《新闻世界》《明日的新闻》《新闻学期刊》，积极打造新闻学术传播平台和载体，刊发了大量师生的新闻学研究成果。一是出版《新闻世界》。这本期刊由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主编，创刊于1930年10月15日，每学期出刊3期，由新闻系学生徐叔明实际负责。谢六逸不仅为刊物题写了刊名，还在该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该文也刊于1930年12月出版的上海《教育杂志》第22卷第12期。［17］58-59。二是出版《明日的新闻》。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之中。1931年10月15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编的半月刊《明日的新闻》开始出版，新闻系学生黄奂英担任主编。刊物以“透视资本主义新闻纸的罪恶，建设世纪之光的民众报道事业”［17］72为宗旨，刊物定位为：刊登“反日文字以外”，刊发新闻学研究文字，做改革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锋，为新闻学理论及新闻实际工作改革作出贡献。谢六逸在创刊号发表了《抗日声中新闻界应有的觉悟》一文，呼吁国内报纸在国难中应走在民众的前面，做好启蒙运动［17］70-71。三是出版《新闻学期刊》。193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编辑的《新闻学期刊》出版，包括论著、报界名人演讲、译丛、批评与介绍等栏目的41篇文章。首篇文章是谢六逸的《复旦新闻学系概况》，“论著”栏刊有著名新闻理论家郭步陶的文章《造就新闻人才和办理新闻事业有彻底合作的必要》，“报界名人演讲”专栏刊发了潘公弼、严谔声、严独鹤等著名报人的演讲记录［17］97-98。

五、谢六逸的新闻实践育人思想与实践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还必须为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机会和园地，实践教学便是其中的重要途径［24］160。谢六逸在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期间，非常重视通过实习、社会调查、撰写毕业论文、组织活动等途径，培养学生的新闻实践能力和水平。

（一）支持学生参加新闻出版实践

谢六逸非常重视培养新闻系学生的新闻实践能力，在他编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课程计划中，实习与考察被列为重要内容。关于实习，他要求“介绍学生至设备完全之报馆及通讯社实习，由本系教授指导”“自办报馆及印刷所、通讯社，使学生服务”；关于考察，他要求“介绍学生至著名报馆及通讯社参观”“率领学生赴国外考察新闻事业”［21］279。他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通讯社，推荐学生实习，努力提升学生的新闻出版实践能力。193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了复新通讯社，以供高年级学生实习。通讯社内设有设计、编辑、采访、交际、校对五个部门，每天向江苏、浙江、上海各大报发两次稿，供其选用［17］74。同时，谢六逸鼓励、支持新闻系学生参加各种编辑出版工作。1933年10月，新闻系学生管照微编辑的《新闻学论集》（共3辑）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丛书之一，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汇集了《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谢六逸）、《报纸的将来》（戈公振）、《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郑振铎）等当时一些著名报人的新闻学论文20篇［27］。1937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范泉计划编辑一本纯文艺刊物，谢六逸得知后，对其给予热情支持。他对范泉说，新闻学“是一门在实践中体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的新兴学科”，“只有在编辑实践中，才能逐步掌握新闻编辑学的实践规律，并相应地在实践中日益提高自己的文学理论水平。”［17］146他还向范泉介绍了郭沫若、郑振铎、许广平等文艺界、出版界的名流。在谢六逸的鼓励、支持下，范泉编辑的《作品》半月刊于1937年6月中旬出版，谢六逸赞扬《作品》编出了风格，体现了编辑个性。范泉曾说：“我编《作品》半月刊，是我闯进社会，向激励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老师谢六逸先生交上的第一份考卷。”［17］147后来，范泉长期从事文艺刊物编辑工作，成为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即使在复旦大学西迁到重庆北碚办学的艰苦环境中，谢六逸在新闻教学中仍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曾带领全系学生参观《嘉陵江日报》社，与报社工作人员座谈［18］322-323。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刘湘藩曾在谢六逸的指导下从事报刊编辑等实践工作：1934年8月，他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在谢六逸的领导下主编过复旦校刊；1938年7月，刘湘藩毕业，谢六逸介绍他到重庆《新民报》工作；谢六逸主编《文讯》月刊后，他又到贵阳协助谢六逸编辑该刊［17］168-19。直到谢六逸1945年因病辞世，刘湘藩追随谢六逸学习、工作长达11年。

（二）组织学生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

谢六逸指导学生在复旦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组织举办了“世界报纸展览会”，既锻炼了学生策划、组织活动的能力，也增强了学生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之情。为了办好这次活动，谢六逸带领学生提前筹备。1935年9月1日，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于“九一记者节”举行了全国报纸展览会，谢六逸派新闻系学生盛澄世在展出期间与主办方联系，商请展览会结束后借用全部展品用于复旦大学30周年校庆举办的“世界报纸展览会”［17］104。1935年10月，谢六逸与新闻系学生舒宗侨、唐克明、夏仁麟、盛澄世等一起在复旦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组织举办了“世界报纸展览会”［28］。此次报展包括新闻教育展览馆、本国报纸部、外国报纸部及印刷、电讯机器展览部，共展出了33个国家的两千多种报纸（中国报刊1 500种左右，外国报刊500多种），展出7天，参观者万余人次。这次报展引起较大轰动，被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申报》为此发表社论，称其“意义重大”［17］110-111。1936年1月，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了《报展》纪念号专刊，刊发了谢六逸撰写的《发刊辞》《日本的新闻事业》《复旦新闻學系介绍》［17］120。谢六逸在《发刊辞》中谈到了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的五个目的：一是将收集到的世界各国报纸公开展览，以供我国经营报业者参考；二是陈列我国各种报纸的“幼年”“少年”“壮年”时代，鼓励我国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唤起新闻学研究精神；三是收集陈列我国侨胞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及我国边疆各省、各都市城镇的地方报，以便比较观摩；四是为一般民众提供参观报纸制作过程的机会，促使民众知道各种印刷机器的形式与效用；五是为新闻教育与报业谋合作，为主持新闻教育的人、研究新闻学的学生与报业经营者提供合作的机会［5，29］。

六、结语

纵观谢六逸的职业生涯，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教育事业，而新闻教育成为其教育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新闻组、新闻系执教12年，并作为首任系主任掌系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大力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课内与课外结合、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新闻教育思想，并试图在新闻教育实践中寻求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教学与科研、学与术之间的平衡。其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正规化建设，促使复旦大学新闻系发展成为体系完整、颇具规模的新闻教育基地，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诚然，我们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其自然有许多不够完备的地方，但瑕不掩瑜，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呈现出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统一、问题意识与现实指向相统一［30］的显著特征，具有典型的调和性，是现代中国新闻教育发展背景下的重要成果。谢六逸在新闻教育领域的探索与实践，进一步丰富了现代中国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早期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对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谢六逸的新闻教育思想与实践至今仍能启迪后学，值得学界进一步挖掘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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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IE Liuyi'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YANG Bo1，2， LUO Siyan2

（1.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2.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

Xie Liuyi， a native of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was a modern writer and a journalism educator. He founded journalism group and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had chaired the work for more than 1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he advocated the idea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which focu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in-class and after-class educatio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He also sought the balance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educatio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earn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His ideas and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had effectively built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Fudan University with the certain norm， and developed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into a complete and large-scale base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refore， he was honored a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founders of Chinese journalism education".

Key words：

Xie Liuyi; thought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practice of education; cultivate people through teaching;cultivate people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cultivate people through practice

（責任编辑：梁昱坤 郭 芸）

收稿日期：     2022-09-22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杨 波，男，贵州普安人，博士，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任记者，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

罗思嫣，女，湖南冷水江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