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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惊魂

其实林师母还间接地成全了我，虽然那客观上是她的悲剧。

在这之前，有天我意外收到一封来自伟大首都北京的信件，那时在我们百里街８号院的门廊里，墙上钉有两个长条形布袋，各家各户的來信都会被邮递员放在那里面，只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件，更想不到会收到这样的一封信。起先，我愕然地盯着插在信袋中写着有我签收字样的那封信看了好一会，就是没敢伸手去拿它，总以为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心扑扑跳了好一会，我才愣怔地想起，大概个把月前，我的确曾给中国少年报社投过一篇稿件。因为根本就没敢抱采用的希望，所以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居然有了回音！

我双手颤抖地撕开信封，却大为失望地看到，这是一封退稿信。只是，夹在我稿件中间的一张铅印信后面写着这么一句话：“……希望你继续给我们来稿。”这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尤其是当我听钟建说过，他以前投过两次稿，既没采用，也没收到过退稿信后，我感到更兴奋了。报社退我的稿，没退他的，这岂不是意味着，他们认为我的文稿水平要比他高！要不然，怎么会说希望你继续来稿呢？

钟建住在我们院里北侧中间一排矮平房里。长得虎头虎脑、敦敦实实，还有一头自然卷的黑发，个头也比我高。他父亲在学院图书馆工作。因此，尽管他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看的书报却比我多，头脑也比我灵活。在大院里的同龄人中，我算得上是能说会道的了，他比我更能言善辩。平日里与人相处，经常是一副很自得的样子。我之所以愿意与他来往，是因为我也喜欢看课外书。平常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钟建常会给我们讲些有趣的小故事，尤其擅长讲一般人很少知道的外国童话或者是寓言故事。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甚至还有《一千零一夜》等，我都是先听他讲了其中某几个故事，如《美人鱼》《皇帝的新衣》《阿拉丁神灯》等，因此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才央求父亲从学院图书馆借来看。当然，钟建给我们讲的可远不止这些小儿科著作，他还绘声绘色地讲过好几篇契诃夫的小说。什么《变色龙》啊、《小公务员之死》啊，尤其是那个在城里千辛万苦谋生的俄罗斯小学徒凡卡，向爷爷写信诉苦，满心希望爷爷会来接他回家。结果却因信封地址上写的是永远无法找到的“乡下爷爷收”，使希望成了必然的泡影。诸如此类异峰突起般的小说结局常让我们为之着迷。钟建因此受到院中小伙伴们的佩服。当然，有时也会有人妒嫉或讨厌他，尽管他只是普通职员的儿子，却显得比我们不少人都老成，似乎什么都懂。

有天我到他家去玩，见他正趴在桌上，在方格作文本上一笔一划细心抄写着什么。一问才知道，他居然在写一篇作文，准备寄给《中国少年报》发表。我那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样一种事情，好奇地问钟建是怎么回事。钟建告诉我其中的常识，还怂恿我说：“你的作文不也写得很好吗？你也可以给他们投稿呀？真要是登出来了，还会给稿费呢。”

“真的？会给多少钱稿费啊？”

“我不知道。起码有两三块钱吧。关键是学校里那帮同学，看到报纸上有我们的文章，保准妒嫉得一排排昏过去，哈哈……”

我无法想象同学或老师怎么个一排排昏过去的场景，但我还是感到有一种新奇而非同凡响的激动。就算有两块钱稿费的话，那起码也够我吃几十碗阳春面啦！我又惊又喜，但起先还是一口否决，终究觉得这种事难以想象，离我实在是太远了。但最后还是禁不住有稿费又有名气的诱惑，决定试上一试。于是，就从钟建那儿借了几份登有学生作文的报纸，详细了解了投稿方式，回家后搜索枯肠，把自认为最好的作文，反复加工了好几遍，终于投出了人生的第一份稿件。这过程中还有一个让我惊异之处是：居然可以不用花钱买邮票，就可以把稿件寄到报社。只要把信封右上方剪去一个角，不贴邮票也能寄到！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我的稿件不仅寄到了，竟然还收到了回信！钟建拿着我收到的退稿信，翻来覆去地看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别提有多羡慕，这不也算是一大成功了吗？

话虽是这么说，但毕竟人家没发表我的作文。我的兴致也就退了潮，很久没再给《中国少年报》投过稿。

不料，事过半年多后的一天夜里，大院里突发一件惊心动魄的悲剧，给了我一次凶悍的心理冲击。而其中最触动我的是住在林师母家右隔壁的王国治，他的一些举动，完全颠覆了我对他原有的看法。

以往，在我和许多同院伙伴心目中，王国治是个无足轻重甚至有些猥琐、卑俗的人物。有一度，我甚至还恨过他。但后来想起，不管是他，还是林师母等其他长辈们的生活，实际上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王国治是学院总务科的勤杂工。进进出出总挎个泥瓦工常背的白帆布袋，里面插着瓦刀、铁锤等工具。裤腰上则总是挂着十来把钥匙、指甲钳和小剪刀，动辄发出嚓嚓的响声。他中等身材，背有点驼，额头上好像刻满沧桑。两个肩膀还一边高一边低。四十来岁的人，已是满头白发。加上体瘦，看上去就像根木条。

王国治老家在苏北乡下，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是单身？也不知是不是他走路总是垂着头，日常也寡言少语的，看不到他和谁交往等原因造成的。碰上院里长辈和他打招呼，马上堆出满脸谦卑的笑。由于家乡没有妻儿，他极少回老家。平日里除了星期天，白天在院子里也看不到他。下班回来，直到夜里关门上床，我不知长辈们是怎么看他，反正他成了我最关注的人物。他住得靠我家近，每晚只要不下雨、不太冷，他基本都会在他那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前，摆出个方凳子当饭桌。然后坐在电线用完的空绕线轴上，打开一个饭盒，里面装着从学院食堂打来的饭菜。我暗中留心过伙食，基本是米饭加青菜烧豆腐、炒茄子、长豇豆之类素菜，好一点的有西红柿炒鸡蛋、肉丝炒香干等。但是他每天都要喝点酒。一瓶“小炮仗”，即两角钱一小瓶的白酒，一点不多，一滴不少，每天一瓶。他翘起二郎腿，笃悠悠地喝酒，神情很是陶醉。他的下酒菜里，有时也会有一小碟炒黄豆，几粒油氽果玉（花生米），甚至还天天吃点油汪汪的咸鸭蛋。吃法也不同与我们，我们通常会把咸蛋剥掉壳，切成几小块，家人们分着吃。他是把蛋尖敲个小孔，用筷子在里面掏一点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抿。不过他每天只吃半个，剩下的第二天再接着吃。但这足以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眼热了，经常凑到他身边，假装玩什么游戏，实际悄悄观望他。他很少搭理我们，通常都埋着头听身后房间里收音机播放的节目。听到唱京戏，就竖起两根手指，坐在方凳上摇头晃脑地敲节奏。有时也会哈哈大笑开来，那是他听到相声了，如马季的《打电话》，他能从头乐到尾。

趁他心情高兴，我们偶然会问他几句话，他也会笑眯眯地回答我们。有回还举起“小炮仗”，向我们面前一送：“尝一口？”

我们自然往后缩，说一声：“酒有什么好吃的？辣死了。”

“呵呵，等你们大起来，就知道酒的好啦！”

王国治也抽烟。计划供应的烟不够他抽时，他就会抽些一毛几分一包、不要票的劣质烟。什么“大铁桥”“珍珠鱼”之类。但是他说：“‘阿尔巴尼亚送给我也不要吃。臭得很！”

他面前的方凳上还会放只小药瓶，香烟抽掉一半多时，便把烟头扔进药瓶里，拧上盖子让它自然熄。过一会则倒出来，把烟头套接在一枝新烟上，抽一阵又扔进药瓶里，下回再接上新的抽。

王国治衣着很普通，天凉后总是一身工作服，袖管上套两只护袖。夏天则经常性地光膀子，有时就是穿件汗背心，后背上也补了一小块。天再热时，他就在肩上搭一条湿毛巾，不时撩起一角擦擦前额的汗。喝完酒就穿着条短裤头，在院中水井旁，用吊桶打水兜头冲澡。这也是他常令我们非议的地方，太不讲文明了。冬天大概一两个星期，我们就随父母到学院澡堂去洗澡。夏天再麻烦，我们也打上井水，用铅桶拎回家倒在大木盆里洗，洗好后再把木盆抬出门外，把水倒掉。

王国治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家几个孩子都不满。那时的电表都是共用的，我们这一排有我家，林师母家，还有他家，都是用同一个电表计量，每月费用根据各家灯头数量来分摊。王国治家只有一个电灯泡，但他还有一台收音机。他喝酒的时候，人在外面，却把门打开，让屋里的灯光照出来，还把收音机开得老响，自得其乐。我和姐姐自从知道电费是分摊的，哪家用多用少不容易分清，就开始对王国治的灯光分外敏感。看见光亮着，仿佛有台探照灯刺进我们心里。当然，那收音机声更讨厌。只要声音响着，我们就有点坐立不安，暗恨他太不自觉。“你在门外喝酒，月光又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开着灯？难道不这样你就会把菜吃进鼻子里去吗？收音机里又没有什么好听的东西，天天开得这么响，那不是更费电吗？”我心里暗骂道。

不过，发生了那件悲剧之后，我就不再计较王国治“浪费电”的问题了。

那天，大约是夜里十点钟，我正缩在蚊帐里看书，忽听门外响起个熟悉的声音，大呼：“救命啊！来人啊！快来帮帮我啊！”父亲刚要上床，闻声便开门冲了出去。我不顾母亲阻拦，也跳下床冲出去。我听出那是隔壁林师母的惨叫。

原来，林师母的先生林教授，突发急病，昏迷不醒。林师母手足无措，只好跑出门来呼救。

好多前院的男人闻声赶了过来。住在林师母隔壁的王国治，原以为喝过酒早已睡了。没想到他还是第一个冲进林师母家的人，并且身手十分敏捷。他立刻爬上床用力给林教授按压胸膛，还往他嘴里吹气。其他人挤满了一屋子，都不知该做什么，有人还喊道：“王国治，你轻点，轻点，不要反而按坏了。”王国治像变了个人，根本不睬他，还厉声大叫：“你们都出去，给我多留点空气！”

按了一小会后，王国治抬手抹了把汗，猛地跳下地，也不说话，粗鲁地推开门口的人，迅雷一般冲回自己房间。我跟着他到门口探看，只见他把自己睡床上的被褥、枕头、衣物呼啦呼啦地都撸到地上，双手举起铺床的竹榻板，掉头冲进林师母家。不一会，他就和几个男人们抬着竹榻板上的林教授，呼哧呼哧地往医院赶去。其中一个就有我父亲。我清清楚楚地注意到王国治是光着脚猛跑的。

我跟到门廊外，本想回家了。但林师母的悲泣声宛如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攫住了我。我便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小跑起来。

可是，转过百里街没多远，抬着床板的人却突然停了下来，互相低语着不动了。我急步上前一听，原来是林教授已经过世了。

是父亲察觉的。他抬在后面，半道上伸手摸了摸林教授的脚，发现已冰凉。他叫大家停下来，上前摸林教授的鼻息、胸腔，再听了一会他的心脏，无奈地摇了摇头，吐出三个字：“不行了。”

林师母怎肯相信？她猛扑上去，也摸了摸，听了听，疯了般抱住林先生使劲摇搡，哭嚎声陡然放大。平时柔婉的嗓音，此时竟像个汉子一样粗壮、瘆人。听得我心惊胆战，掉头就往家里跑。脚下的石板路突然变得高高低低，走着只觉得头重脚轻。头顶的圆月竟然亮得晃眼，逼退了满天星星。圆月在星照桥河上的投影，却像只火盆，在波光里变幻不定……

虽然听过千遍万遍，但那夜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真。

过去我从来没把这个词当真过。上学路边的农田里，曾有座無主墓。有一天，我见不少人围着坍塌的墓穴议论纷纷。原来洞口露出残棺，不知什么人把里面的骷髅扒了出来。我用树枝把骷髅头拨到脚前，一脚飞起踢得老远。同学们惊慌地闪躲开，我索性把它拿起来，扔向人群，哈哈大乐而毫无畏惧之心。

《洪湖赤卫队》歌剧盛行的时候，我被女主角韩英悲壮的唱段感动，在家反复学唱：“娘啊娘，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娘啊娘，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

正慷慨激动间，忽听脑后一声怒吼：“好了！唱什么不好？唱这个！”

我大吃一惊，好一阵不明白，一向对我疼爱有加的母亲，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后来我悟到了什么，却仍然觉得母亲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可是，亲眼目睹了那夜的悲剧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像尖锐的楔子，深深扎入我的内心。此后很长时期里，“父母随时会死，我也随时会死。”这种无可排遣的意念让我不知所措。我似乎失去了对自己灵魂的控制权，不由得开始通过许多莫名其妙的动作和仪式化的行为来减少焦虑感。但那时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许多年以后我才弄懂，那实际上就是潜意识中的恐惧派生的强迫症。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要特别讲究卫生，要把一切做好，这样才能免遭死亡找上门来。父亲向来要求我们放学回家后必须洗手，过去我从不把这类要求当回事。现在我回家后不仅要洗手，而且洗两三遍还不放心，有时会洗到五遍、六遍才觉心安。家里的饭桌向来归姐姐擦抹。现在我总觉得她太马虎，须得自己再擦上一两次，使桌上看不到一丝油污才罢休。喂“黄狮”的小碗，以前难得替它清洗一下，现在我每天必须把它洗干净。每晚查看大门是否锁好，本是父亲的习惯。现在我等他上床后，还要跳下地，悄悄地去检查一下，才能安心睡觉。以往每晚上床睡觉前，我都是把鞋踢得东一只、西一只。现在我每天必定要把它们排在一起，端端正正放在床底下才行。拧公共自来水龙头，握门把，用钥匙开门，我都要摘一片树叶或用废纸垫着，否则就惶惶不安，总觉得不舒服。

所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那么屈从于强迫症的压迫，不少古怪的仪式行为也悄然淡化。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骤然直面死亡。在一次作文课上，我把那夜的感受写了下来。班主任李老师很是欣赏，在班上读了我的作文。后来要求我再改一下，侧重强调同院人王国治奋力救助林教授的感人细节。李老师把作文推荐参加了区里的小学生作文评比，结果得了二等奖。

拿着证书回家后，父母才知道我写作文获奖的事。父亲执意要看我的作文，一边看，一边难得地点头，满脸是笑。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为何不把作文抄一份投到《中国少年报》去呢？

结果，竟真的有了我平生第一次见诸报刊的“大作”。

我不知道，钟建和其他同学们看了刊登有我写的作文的《中国少年报》是不是一批批昏过去了。然而，父亲的欣慰与得意，可以说是远胜于我的。诸如以下场景我就见过好几次，每当有同院家长来我家的时候，父亲总是三言两语把话题绕到我发表文章上，并且随手拿过早就放在他手边的报纸，让人欣赏。“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能发表文章。其实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做过作家梦的。可是老天偏让我当了兵，后来又学了理工科……”父亲说道。

我悄悄地躲开，心里却暗暗地开了一朵大红花。

爱上火车站

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实际还真是这样，且年纪越大，越觉得这话毫不夸张。这不，仿佛一夜之间，百里街８号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都退了休。而当此时，怀旧之情却像陈酿老酒，日益浓郁。我每回吴东，总爱去百里街和阔街上看看。虽人面不知何处去，但桃花依旧笑春风。随着通信手段日新月异，时常寻朋觅旧，把盏欢叙：“你倒还是那个模样啊！要是头发不白，我一眼就能认出你……”

“还记得我们买米的窍门吗？”

“哈哈，怎么会不记得？那都是穷的，不能怪我们品行不好。再说，那时我们还都是黄口小儿……”说这话的，正是我和钟建。

钟建也是我最想再见到的朋友之一。当年除了我和钱小金，要数和他最亲密了。有意思的是，这个可谓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者，后来就像变了个人。书没读，日子也不好过，很快就扔掉写作梦，经营稻粱。毕竟人很聪明，也有文化，回城后便开了个小商店，逐渐成为私企老板。钟建是我们一伙人中唯一到现在也不肯退休，仍然活得风生水起的一个。

但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并不觉稀罕。令我感慨的是，故交相见，别人眼里陈芝麻烂谷子无聊之事，却被我们嚼得满齿生香。很多“狼狈为奸”的“糗事”也沉渣泛起，让我们捧腹不已。原来人之为人，无论是贵是贱，或其踏在世上的足迹是深是浅，终究都是烙在自己心底、敝帚自珍的。

当然，总有些事情，当年不觉得什么，却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心悸。

比如买米的故事。

这故事也和当年的背景密切相关。那时我和钟建的父母虽然都是双职工，但工资不高。钟建家有三个孩子上学，我家也是。我虽不乏一日三餐，却几乎永远处于“馋痨”中。尤其是经过院门对面大众面店时，我竟然走不动路。阵阵葱蒜面香令我不断地深呼吸。回家后，锅里若有剩饭，立马要挖一大口吃下肚子。说真的，在特殊情形下，细嚼冷米饭那甜津津的滋味，还是相当美好的。

如今回忆起来，常令我有点惭愧又有点酸楚的是，我比家里人都多吃过好些阳春面和小馄饨。由于钟建的一个主意，我主动揽下家中每月买米的“重任”，说“重任”也有些道理。那时买米可不像如今这样便利，须到指定的国营粮店，凭证购买国家定量的粮食。那时的粮店分布又少，百里街一带的人要步行二十分钟到红旗桥粮店买。我从四年级开始揽下这“重任”后，父母每次叫我买十斤米，我则每次只买九斤，回家报十斤，这样就“揩”下一斤的米钱。那时每斤粳米是一毛四分钱。关键是，还能落得一市斤分外珍贵的粮票。否则你有钱也吃不上面条或油条。我会把钱和粮票小心地藏在书包夹层中，逢到父母上班，姐弟不在家的时候，就溜到大众面馆里。躲在最里面，狼吞虎咽地吃一碗二两半的阳春面，花上七分钱、二两半粮票……

由于这件事情，我对当时买米始终记忆犹新。米店在那时可以说是生命和安全感的一个珍贵的隐喻。一進门，那扑面而来的混合着轻微霉味的米面气息，总让我感到亲切甚至微微有些晕眩。那时每人都有定量计划，你要买多少米，先得把每家购粮证递给营业员，他要看你这个月还有没有定量计划，没有的话，对不起，你花十倍的钞票和粮票也不卖给你一粒米。有计划的话，他会用圆珠笔写上这次购买的数量，再向你收取相应的粮票和钞票。完事后，他开始称米，你则把撑开的米袋兜住柜台下方那方形管状的出米口。感觉到流水一般的大米向口袋中倾泻的时候，我会有一丝丝的欣慰，又有一丝丝的遗憾，总觉得它流淌得太短促了。

除了克扣家里的粮食计划，我和钟建还沉迷过一个现在看来特别不地道的勾当。我们经常结伴到吴东学院去寻觅“生财”机会。比如学生宿舍楼底下的垃圾箱边上扔掉的纸板箱、破脸盆或旧书报；院里后勤小工坊周边可能捞到一些螺母之类的废旧铁件；运气好的话，还能拾到几截旧电线，用火烧过能剥出些铜丝，铜丝在废品收购站是最卖得出钱的。后来我们还因此小小地发过一些财，我们无意中发现有幢学生宿舍楼，它是民国时留下的老建筑，其上的窗栓、搭扣居然是黄铜做的。我和钟建趁学生上课，假装在宿舍楼附近玩，兜里却揣着家里的小榔头。看哪间宿舍没人，就一个望风，一个踩着宿舍窗外的墙沿攀上窗台，取出小榔头敲几下，一块厚实的铜窗栓或搭扣就掉落下来。不过，做贼心虚吧，每次上废品收购站，我俩都忐忑不安，总怕收购站的人会疑心我们的铜块是偷来的而不愿收购，更怕他们把我俩逮起来送到派出所。我和钟建常用“猜铜钿猜”（剪刀、石头、布）的办法来决定由谁进收购站去卖我们的“赃物”。当然，不能总在一个收购站卖“脏物”是我们的基本策略。免得让人察觉到我们总有些莫名其妙的铜块，为此我们不惜跑很远去找收购站，甚至跑二十里远到火车站附近卖那些我们怕引起麻烦的东西。

火车站因此成为我们着迷的去处。它对于没有坐过火车的我们来说，是个特别而有些神秘的地方。

起先，我和钟建只是顺路拐进火车站玩，然而却发现候车室内外能捡到香烟壳子。特别的是，这里的香烟壳子有很多是外省产的新奇品牌。就是同一样“飞马”牌，吴东卖的是上海生产的，火车站却能捡到青岛和天津生产的。兴奋之余，我们把视线投向月台。虽然进月台要买站台票，但我们很快发现不用买站台票也能进月台的门路。火车站西侧有个货场，从那里溜进去，顺铁路向东就可以进到月台上。沿铁轨两边，也可能捡到香烟壳，火车站因此成了牢牢吸引我们的磁场。有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天下午，我和钟建必到火车站去。虽然路很远，但我们却不舍得买票坐公共汽车，来回都是步行，但不觉得累。

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还是放在月台里上上下下的乘客身上。每当往来的客车驶抵站台，就会有许多乘客挤下车门，蜂拥朝着检票口蜂拥而去。他们大多一脸仓促，也有显得神气活现时。仿佛在问我：“看什么呢，小老弟，没坐过火车吧？”

多想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啊！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喜欢在铁轨上玩。

铁轨漫长而锃亮，夏天还灼灼发烫，却可以玩很多花样。我和钟建手拉手走在两条平行的铁轨上，他走一条，我走另一条，看我们能坚持走多远。或者分开手，各走一条铁轨，比赛谁能走得远而不“脱轨”。结果不是他先“脱轨”，就是我先“脱轨”，总走不远。有时，我们比赛从一条枕木跨到另一条枕木，脚不能碰到枕木间的石头，一步只能跨一根枕木。跨着跨着，头就晕起来，肚肠仿佛痒起来，枕木也像在嘲笑我们。

就算什么花样也不玩，仅仅看威武雄壮的火车隆隆驶过身边，也很令人兴奋。当火车从远方呼啸而过时，你早早就感受到了铁轨的震颤。视野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转眼之间，裹着烟雾与火星的一长串车厢，轰隆隆地掠过眼前，巨大的车轮无情地吞噬着铁轨。

不过，火车站对我的引力可远不止于此。有时我百无聊赖或莫名其妙伤感的时候，也会独自跑很远，专门去看那呼啸来去而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火车。因为它总能抚慰我胸中涌起的阵阵心潮。

父亲曾对母亲说过一句话，我听到后便一直憧憬又忧虑着这一天的到来：“大不了就辞去公职不干了，我们回山东老家去。当农民种地也很好哇！乡下虽穷了点，但有一条，乡亲们绝不会对我们不讲情面……”

“老家”？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字眼，却像黄钟大吕重重地撞开我的心扉。原来我也有个血脉之地随时可以投奔。那里有生我养我的列祖列宗，还有疼我怜我的父老乡亲，他们都在热切地呼唤着我们：“回来吧，这里永远是你们的港湾……”

此后，我一直在巴望着回老家的进程快点到来。可是当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看着百里街上一家家邻里亲朋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嗅着大众面店那总是让我垂涎的香气，也会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来。我可是从没去过什么老家呀，难道真的就要离开这里了吗？这可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啊！老家是故乡，这里不也是我的故乡吗？我还会回来吗？就是回来，也许是好多年以后了。这里的人还会认得我吗？我心爱的大院，还会存在吗？那些娇艳的油菜花、四季青翠的竹林还会在吗？那些鸡啊鸭啊、猫啊狗啊肯定是没有了。那些我做游戏踏遍的交叉小道以及别墅周围的通幽曲径又会怎样了呢？最重要的是我那些亲爱的小伙伴们，他们会不会已经去世？他们还会把我当朋友吗？

对他们的眷恋就此纠缠、折磨着我，像一道伤痕烙在我的心头。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每到火车站玩时，我就又会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心里顿时一阵阵喧哗。我在月台上东张西望，又跑到候车室看了半天时刻表。虽然对故乡一无所知，却被雄赳赳气昂昂、轰鸣来去的火车牵紧了神经。想到我或将乘长风飞回故乡，心间分外温暖，却又萦上几分怅惘和留恋。每当我觉得心绪不宁时，便独自到火车站。久久痴望那远远延向苍茫远方的铁轨，心头浮漾起丝丝遐想、片片冀望。真想就此爬上那一列列飞掠的车厢一走了之。恍惚中，铁轨的尽头似也缓缓升起一溜天梯，直插云天。天梯上的风光竟如此绮丽。云山雾海中，那些亮晶晶的星辰像嫣红晃眼的金苹果缀满天庭……

小哥俩，你们好吧

某个星期天，是我和钟建的幸运日。

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天空高阔，一片蔚蓝。云彩像是在玩游戏，一朵一朵、一缕一缕，时而纠缠在一起，时而追逐不休。随着太阳冉冉升起，大院里两棵桂花树的情绪也越发高涨。花香在我们的鼻息里洋溢，快乐在我们的血管里奔涌。

出门时，我们就好像有种美好的预感，脚步特别轻快。钟建还嘘嘘地吹了一路口哨。果不其然，我们很快就在学院机修间门后的垃圾堆边发现了好东西——一台车床。我们如获至宝，瞪大双眼仔细搜捡，居然捡到满满一衣袋铜屑。

吃过午饭，我们便大步往火车站赶。想着把铜屑在那边一家收购站卖了，顺便在车站再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捡到香烟壳。

结果让我们有点失望，寄予厚望的铜屑只卖了一块一毛五分钱。我们拿着钱就在站前商店买了两支赤豆棒冰，美美地吮着，溜进货场。打算玩够回家前，到红旗桥长兴菜馆尝一碗牛肉粉丝汤。

由于星期天人少的原因，货场显得很安静。除了断断续续有火车扯着长笛隆隆而过，看不到什么人，货场轨道上只停着一长列货运列车。

我们靠近列车，沿着铁轨逡巡，想看看货车上下有没有什么可卖之物。可是这列货车装运的都是铁铸件、木板等东西，只有最后一節车厢看上去是空的。我沿着车厢外的铁梯爬上去，结果很失望。里面并非全空，装了一半多的木板，上面覆盖着厚帆布篷。我正想退下去，钟建也爬上来了。我们正说着话，意外发现右侧车厢角的帆布篷动起来的时候，竟然有两只头发蓬乱的脑袋从里面钻出来，眼珠子骨碌骨碌地盯着我们。

“你们是谁？”双方四个人几乎同时问出了同一句话。

相比起来，车厢里的那两个人远比我们镇静。定睛一看，这也是两个孩子。一番探询后，更让我们讶异的是，他们是小哥俩。一脸老成相，说话不紧不慢，好像什么都胸有成竹的哥哥已经十一岁了，刚上五年级。头发乱得像鸟窝，脸和脖颈都黑漆漆的弟弟小他哥一岁多，正上三年级。他们居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安人！他们之所以躺在这里，是要搭这趟货车回西安去。他们已不是第一次离家远行了，什么郑州、北京、南昌，还有我根本没有印象的银川等地方，竟然都去过了！

“西安那么远，你们就这样回去？为什么不乘客车？”

“嘻，客车不要买票吗？”

“那你们怎么知道这趟列车要到西安去？”

“货单上写着终点兰州。那不就经过西安啦？”

我和钟建面面相觑。这样的人和事，我们以前可都是闻所未闻。他们之所以对铁路上的情况这么了解，是因为从小就在铁路边玩大的。父亲是西安铁路列检段的检车工，经常在外跑车。这小哥俩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带着，跑过好几次远路。即便他们现在身无分文，却照样可以三番两次外出，这样做竟然是为了找他们的妈妈。这种事听起来就是天方夜谭！

“那你们没钱买票，吃饭呢？吃饭钱也没有吗？”

“没有。”弟弟轻声回答。哥哥则咧开嘴，满不在乎地笑道：“要呗。”

“喔哟！那你们不是经常要饿肚子吗？”

哥哥还是笑吟吟地说：“那也不一定，碰上好心人就能吃饱。有时还能吃到在家也吃不到的好东西。”

“我们自己也能找到吃的。”弟弟从身后拿出一只破旧的黄书包，里面竟装了不少洗干净的生山芋：“这个又管饱又解渴。货场那边的地里长了很多哩。”

弟弟说话间，哥哥便摸出两只大些的山芋递给我们：“尝尝不？这地瓜好得很，有点甜哩。”

要在平时，我和钟建都会馋这时令食物。可这山芋是他俩这一路的饭食呀，叫我们怎么吃得下去？于是坚决推辞。钟建又问他们：“那么睡觉呢？你们一出来好些天，总不能天天住这种地方吧？”

“睡的地方就更好办啦！火车、汽车的候车室，还有公园里，不都可以睡吗？”

我终于按捺不住，抛出了一连串罩在我心头的疑问：“你们这样子东奔西跑太不应该了！不怕有危险吗？你们到底为什么非要跑出来？你们不上学啦？你们家的大人也真奇怪，难道就不管你们吗？”

这回小哥俩面面相觑了。双手抱膝埋着头好一会后，哥哥先抬起头，眼睛里红红的，噙了一泡泪。我们这才得知他们为什么就算吃辛咽苦，也要冒险四处奔走找妈妈的原因。

原来他们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不知哪来的深仇大恨，一回家就黑着脸骂这骂那，经常把母亲打得伤痕累累。“牙齿都掉了几颗，头顶上还有这么长一条疤。”弟弟打着手势插了一句话。

终于有一天，母亲突然从家中消失不见了。至今快两年，还是毫无音信。小哥俩下决心跑遍全国也要把母亲找回来……

说着，哥哥从身后拖出自己的小书包。从一本语文书里，取出折叠的纸片递给我们看：“这是我妈偷偷留在我课本里的……”

弟弟一见这信，顿时哇地哭了。哥哥赶紧抱住他，一个劲拍他、哄他，帮他抹眼泪，自己脸上也淌下了泪水。

我和钟建惊愕地抢过纸片，头凑在一起看了一眼，差点也掉下泪来。

“小林我儿，小军我儿。妈走了！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妈对不住你们。要不是舍不得你们，妈早就走了。妈带着你们的相片，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以后也会回来看你们。你们不要惦记妈，要听爸的话。他恨的是我，对你们还是疼爱的。你们要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好男人……”

我百感交集，哽咽着问他俩：“你妈妈回来过没有呢？”

小哥俩都悲哀地摇了摇头。

钟建也问道：“那你们这次回去后，還出不出来呢？”

“出来！”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就不对啦，茫茫人海，大海捞针。你们又出来好多次了，明明找不到妈妈，还这么到处乱跑，学习都耽误了。你爸爸他……你爸爸怎么也不管管你们啊？”

“哼，他休想管住我们。”

“你们回家后，他也不打你们？”

“不打。他现在怂透了。一天到晚就会叹气。要么就问我们：‘你妈真没给你们写过信？”

“唉，无论如何，你们再也不能乱跑了。”我和钟建轮番劝慰小哥俩。

可是两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都耷拉着蓬头垢面的脑袋，不再说话。我们也沉默了。无意中一抬头，我看见天空还那么澄静碧蓝。太阳已下山，一抹斜阳照进车厢里，给小哥俩憔悴萎黄的脸涂上一点惨淡的红光。风渐渐大了，虽然还是秋天，但我已觉得背上凉飕飕的，心里更是发寒。伸手摸摸身旁弟弟的衣服，他只穿了件脏污的学生装。白天还好，夜里能抵什么风寒呢？

“你们啊……”钟建深深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把我拉到车厢另一边，悄声问我：“我有个想法，你看怎么样？”

原来，他是想把我们刚到手的一块钱给他们两个。我立刻表示同意，只是觉得把钱都给他们，有点舍不得：“要么我们留个两毛钱吧？”钟建说：“这个我想过的，可是我们只剩下一张一块钱的整票子，现在也没办法换开。”

“那就都给他们算了。”

钟建马上回到小哥俩面前，从内衣袋里取出那张一块钱票子，向他们扬了扬：“我们有点钱，给你们路上买点东西吃。”

小哥俩瞪圆了双眼，伸了伸手，却又缩了回去，不好意思接。钟建也抽回了手：“不过，这不是白给你们的。我要你们发誓保证，今后好好上学，再也不出来了！你们妈妈肯定放不下你们，总有一天会回去看你们。到时候碰不到，不是更糟糕吗？”

哥哥犹豫地看了看弟弟，没出声。钟建不由分说地拉过他俩的手，叠在一起放在自己手心上说：“你们照我说的，大声发个誓：‘我向毛主席保证，从此好好学习，再也不离家乱跑了！说，快说呀！”他加重了语气，连连拍着他们的手，厉声催促。

小哥俩面红耳赤地迟疑了好一会，哥哥终于领头，弟弟跟着，俩人真把誓词说了一遍。虽然那声音在我听来，远远达不到钟建说的大声的要求。

不过钟建却表示满意：“好好好！这样就对啦！”说着把钱往哥哥手里一拍：“祝你们一路顺风，安全回家！”拉起我就离开了。

我们走到铁轨对面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小哥俩都从车厢里走了出来，站在那里目送着我们。见我们回头，两人一起向我们频频地鞠起躬。钟建挥手示意让他们回去，我俩加快步子往回家的路跑。一边跑，钟建一边问我：“你觉得他们会遵守誓言吗？”

我摇了摇头，想了一下，又点了点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但心里仿佛燃起一朵小火苗，暖微微地跳荡着。

一晃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再也没见过这小哥俩，自然也没有他们半点音讯。我偶然还是会想到他们，掐指一算，他俩都快有六十岁了。不知他们现在还好吗？

重逢钟建时，我们自然也谈及了此事。当年的那朵小火苗，竟又重新在我们心头燃起来。

不过，你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个好朋友，钟建也曾确确实实坑过我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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