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讲述中国的“他者”之声:《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叙事经验

2023-05-30张举玺贾景裕

新闻爱好者 2023年2期

张举玺 贾景裕

【摘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事关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话语权争夺。基于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手新民晚报社制作的百集融媒体产品《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从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三个层面分析“他者”视角下讲述中国故事的策略运用,进而阐述“他者叙事”在对外传播中发挥的独特价值。同时,对“自我陈述”与“他者叙事”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要把坚持“自我”立场与正视“他者”角色结合起来,共同形塑国家形象。

【关键词】“他者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讲好中国故事包含“自我陈述”与“他者叙事”两个视点维度。而当下中国故事的讲述视角正经历着由“自我陈述”转向“他者叙事”的变化过程。西方构建主义观点指出,国际政治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造的联系。由此可见,“他者”视角建构出来的有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形象,会对国际社会的认知和理解造成深刻影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下,国家形象塑造不仅需要“自我”不断确认,更需要在与“他者”交往过程中来重新观察、审视“自我”,以此实现让中国了解世界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双向目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上海解放七十二周年。上海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因此,讲好上海故事可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典型代表。在此契机之下,《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通过从“他者”思维惯性和价值理念出发,讲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下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故事,努力破除他国民众在长期负面报道中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刻板印象。在新时期“创新外宣”理念指引之下,《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积极转变叙事视角,试图让对外呈现和“自我”认知更为立体与生动。聚焦其文本内容,整理其叙事策略,以期为如何用“他者”视角打动人心,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相关思考。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他者叙事”理论

“他者”是与“自我”相对而成的哲学概念,泛指外化于“自我”的一切人物与事物。学者黑格尔真正将“他者”概念主题化,在著作《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通过论证“主奴辩证法”,以此阐释“他者”与“自我”之间联系与矛盾共存的辩证关系。[1]后来萨特的凝视理论以及波伏瓦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他者”理论等都为这一理念构造提供了不同视角。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学者库利所提出的“镜中我”理论也探讨了“自我”与“他者”二者之间的关系。其核心观点是:“他者”相当于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同时“自我”也需要借助“他者”这面镜子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个体。[2]将这一理论投射至对外传播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就如同镜子一般,中國在和其他国家传播交流活动中,所得到的“镜中我”即他国对于本国形象的相关认知越清晰,则“自我”的独立意识也就更容易体现出来。

本文的“他者”概念是基于国别特性而界定,即相对于拥有本国国籍的公众而言,其他公众即“他者”。而“他者叙事”指以“他者”文化视角为参照审视、抒写与评判描述对象,在此进程中赋予了“他者”作为“叙述者”走入前台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又渗入叙事内容、叙事技巧以及所致力达到的目标与诉求之上。在《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中,将自带“他者”属性的外国公众设定为故事的讲述者,涉及如何塑造“他者”以及如何用“他者”话语讲述中国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与历史担当。

(二)讲好中国故事

一是中国故事概念内涵。“中国故事”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关乎中国国家、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民的故事。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论述以来,我国一直在不断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和优化对外传播战略布局。2014年学者李云雷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发表的《何谓“中国故事”》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故事强调中国立场,是以文学形式讲述凝聚中国人民共同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的故事。[3]随着内外部媒介环境的变迁以及国际传播思维方式的转变,学者指出要注重发掘蕴藏全局意义和整体价值的中国故事,以温度、深度与广度跟国际受众互动建立直接关联。[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中的“中国故事”正是具备国际传播思维的“中国故事”,通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上海城市建设发展的故事连接古今中外,具有研究价值。

二是“他者”视角观照下的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是要求既立足本土又面向世界,不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更好展示国家形象的重大课题。学者王庆福从内涵、理论与实践三个层次全面梳理了“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学术话题,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他者叙事”因其视角独特,故研究价值比“自我陈述”更大。[5]此后,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他者叙事”在推动中国故事“走出去”中所发挥的优势。学者禹非从“陌生化”概念出发,认为“他者叙事”使耳熟能详的对象重新表现得陌生起来,以此让国内外受众均获得新奇体验。[6]也有学者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分析,指出“他者叙事”的优势在于能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与隔阂,增强故事的亲近性与平等性。本文研究对象《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系列短视频产品正是在中国主流媒体与在华外国民众“他者视角”的共现中,避免了因话语权力失衡而导致使对中国社会的歪曲及误读。

三、“他者”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分析与结果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自2021年4月8日起连续百天在“上海发布”等国内移动客户端和视听网站上进行同步更新,同时也在Youtube、Twitter等海外主流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投放。在境内阅读总量达10亿次,境外达9000万次,成为现象级外宣融媒体产品。以其涵括的100个文本为研究对象,从“谁来讲”“讲什么”“如何讲”三个层面分析“他者叙事”的全过程。

(一)谁来讲:跨文化圈层的“他者”群体

文化身份影响着该“文化圈”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编码者和解码者常常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这就可能导致意义在话语体系的传递过程中出现消逝乃至误解。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受众是他国民众,他们是要被影响而非被教育的角色,因此不能一味地只顾自说自话或自证清白。

游离于中国“文化圈”之外的“他者”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其充分利用“他者”主体资源来推进实现“世界为我表达”目标,成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路径。在对《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100名“他者”叙事主体的身份特征进行研究发现:

一是国别身份层面,覆盖6大洲32个国家,其中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这6个国家人数占比最高,这与该融媒体产品翻译而成的多语种版本交相呼应。可见在这次外宣实践过程中,主流媒体重视尊重受传者语言背景差异并有区别地展开宣传。此外,覆盖的32个国家中有19个是发达国家、13个是发展中国家,可见样本选取的多角度性以及均衡性,体现了“广交朋友”和不断扩大知华、友华朋友圈的对外传播新思路;而100名叙事主体中有84名来自发达国家、1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又凸显了传播的侧重点——意在尽可能地改善不同意识形态与发展水平国家对中国的“固有偏见”,营造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是职业身份层面,大多是在商贸、教育、文艺等领域有出色才干并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在华外国民众。据统计,在商贸领域,以从事总裁、执行官相关职业为主;在教育领域,以从事教授、主任等职业为主。这些构成了讲述中国百年大党故事的重要力量。根据现代传播学中“证词法”的宣传技巧,这些令人尊敬和赞赏的“他者”表达出对中国的热爱和认同,会更容易影响外国受众在认知和态度方面发生转变。

三是来沪时长层面,据统计,100名“他者”中除3名时常访华的工作者、游历者以及2名未明确提及来沪具体时间,其余的95名讲述者平均来沪时长达11年。可见媒体精心选取人物普遍都是具有较长在沪工作或生活经历的“他者”,可以看作是跨文化糅合的典型样本。正如学者赵建国所指出的,身体在场意味着可以与其他在场的事物发生作用,而“名人在场效应”会使事件的情绪、氛围乃至影响力得以有效强化、扩大。[7]这些“他者”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的身体在场叙事,将既有国际色彩、又具东方神韵的国际大都市真实全面地呈现在外国受众面前。

(二)讲什么:“他者叙事”的主题分析

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具有在全球语境下进行对话交流的能力,这就要求中国故事的题材要善于打通中西之间、古今之间的隔阂。因此,《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的叙事主题主要围绕以下角度展开:

契合重大时间节点,讲述百年大党和上海解放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作为国家民族深厚底气,是中国故事有力论据的构成部分。这也是构建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视频中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他者”故事,以小见大充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情怀,“强大”“进步”“热爱”也成了“他者”眼中百年大党的关键词。自1949年全境解放以来,上海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接轨国际的独特发展之路,用上海故事构建中国城市形象至关重要。88岁的英国人白丽诗讲述其亲历上海从沦陷到解放的故事,以一个当时16岁学生的心声与视角真实再述了记忆中解放军入驻上海的情形。故事中翔实的历史资料,既提高了信息可信度又增强了历史厚重感,让国外受众更加清晰地感知上海城市的人文根基。

立足实际,“他者”讲述个体自身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阐释时,就曾指出“中国梦不单是中国人民的梦,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梦”。[8]《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通过从微观视角呈现100位“他者”个体跨越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在上海寻梦、追梦、筑梦、圆梦的故事,折射中国社会变迁真实图景,展现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挖掘这些在异国他乡奋斗追梦的青春故事,并将其置身于当今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扩展了“中国梦”和“中国故事”的内涵与广度。

有的放矢回应偏见,澄清事实。学者吴飞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未完全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自发提升,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仍存在着固执偏见和一味扭曲。[9]在国际传播中,一国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媒体构建。这就要求我国主流媒体要积极发挥能动作用,努力使国家“自身期望形象”与国际上“实际社会形象”达成一致。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抗疫措施大肆进行污名化报道,国家形象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为此,《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中通过多名“他者”的讲述予以回应,借力“他者”用世界语言讲述“温暖”“真实”与“正确”的防疫故事,展现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

(三)如何讲:“他者叙事”的方式分析

讲好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故事,必须注重方法和手段,策略与艺术的巧妙运用,切实增强对外传播的实效性。《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的叙事技巧如下:

故事文章 短视频,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特点。世界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更新对国际传播领域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媒体凭借其及时、多样、互动的多重优势一跃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阵地。《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采用一天一篇故事文章 一条短视频的形式来进行内容呈现,有效结合音、视、图、文等传播符号,并以生动有趣的描述性语言和新颖鲜活的生活画面,打造更具个性化、故事化的叙事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中西高低語境文化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该产品在内容宣传层面,注重借助国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力量。Youtube、Twitter等互联网平台作为大规模国际用户汇聚地,因此善于“借船出海”、坚持“为我所用”在中国故事传播层面有着重要意义。《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产品内容在这些平台上的投放与扩散,可以打破地域界限,着力提升中国故事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进而提升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

以情感人与以实动人的有机结合。以情感人即在故事讲述中“诉诸感性”,通过营造某种特定气氛抑或使用感情色彩浓厚的言语来感染目标受众。情感作为人类最具有共通性的一种心理,近年来“共情”这一心理学概念逐渐进入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视野之中。学者指出“共情”因对象、情境而会有所不同,且这种情感驱动需要满足一定条件。[10]因此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文本中呈现了关于“他者”对于向真、向上、向善、向美人生追求的故事,有意识地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入手,使受众在观看时建立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他者”在视频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吸引着海外受众融入所构建的社会情境之中,进而触动情感共鸣。

以实动人即用真实、细致的事实撼动人心。与作为新闻宣传手段和理念的“用事实说话”相比,中国故事中的事实是流动的、开放的,可以接纳多元叙事主体共同参与,依据讲故事的逻辑重新书写客观事实。故事植根于实践,实践中的故事最富有说服力。来自刚果(金)的留学生刘迪心以日常生活购物体验为例,传达了“智慧生活”的中国理念等。这些故事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中国发展的奇迹,同时也提高了海外受众对奇迹背后中国制度、理论和力量的关注度。

四、“他者”讲述的叙事特色与思考

(一)跨文化传播中“他者叙事”的价值流动

在跨文化传播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如采取对抗式解读去解码输出方产品的音形意,就可能会造成“文化折扣”现象。但学者胥琳佳、刘建华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概念——“文化增值”,即文化产品输出突破圈层群体,获得异域受众认同,在海外多个地区引发关注甚至超越在本土获得的传播效果与价值。[11]输出方形塑方式以及接收方认知态度都影响着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流动。

随着对外传播格局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自我陈述”这种方式体现着民族中心主义叙事取向,携带的“滤镜美颜风”在交流过程中容易激起他国受众的抵触心理,难以获得理想中的认同效果。而在“他者叙事”这种视角下,“他者”将自身独特的理解投射到眼前“他者”国家,其表现出独特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更容易使人信服。《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让作为叙事主体的“他者”与受众之间实现对话、建构共识,在讲出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拉近了海外受众与文本意义之间的距离,走向“协商式解读”甚至是“优先式解读”。同时因其产品中叙述故事塑造出共通的意义空间,导致该系列短视频在异域空间内很好地彰显了全球叙事能力,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增值”。

(二)厘清“他者叙事”与“自我陈述”二者关系

“自我”与“他者”关系即跨文化传播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视作对话系统的两个要素。在交互中心的对话系统中,文化经由“他者”解读再返回“自我”,就成为反观自身的重要参照;同时也帮助“自我”跳脱固有经验世界获得对外部及其他文化的全新认知。[12]这种对话系统凸显了交互双方的绝对主体地位,指明人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文化符号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因此在这种融合共通中,要充分发挥“自我”与“他者”各自应有的效用。

正如前文所述,“他者叙事”在一定意义上会更容易形成认知与理解,提升产品内容传播效果。但由于高低语境文化内涵不同,如果中国故事过度依赖“他者”视角,使其长期处于一种“被叙事”“被诉说”的状态,则很容易产生实践与理念层面的错位。而现今中国已不再是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提及的西方人基于自身利益与等级标准而建立的文化构想物,而是一个具有积极主动建构国家形象意识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坚持“自我”立场、用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讲好中国故事仍是重点所在。

在正视“他者”存在和承认“他者”作用的基础上,可将“他者”视为内容生产的协助者。如在《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中,100位“他者”受国内主流媒体新民晚报社邀请承担视频中叙事主体的角色,但其实新民晚报社在背后充当着“把关人”,决定着短视频产品整体调性。综上所述,“他者”视角与国内主流媒体共谋实现主体间性有效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语义失真,以此释放中国故事的生机与活力、情愫与温度。

五、结语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融媒体产品以“他者视角”谱写了正在发生的、未完待续的中国故事,建立了与“自说自话”截然不同的叙事体系,体现了主流媒体外宣实践理念的新突破。通过对其叙事经验进行研究,以期为将来外宣内容产品提供一些镜鉴。同时要明确:“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他者叙事”绝不可取代“自我陈述”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二者应在和谐互动中共同讲好真实感人、生动活泼的中国故事,全力塑造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研究”(编号:17ZDA28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4-146.

[2]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9.

[3]李云雷.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与新趋势[J].文学评论,2014(03):90-97.

[4]高金萍.中国国际传播的故事思维转向[J].中国编辑,2022(01):10-14.

[5]王庆福,张红玲.纪录片国际传播中“他者叙事”的跨学科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9):125-129.

[6]禹菲.“他者”视域与共情传播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以纪录片《做客中国》为例[J].中国电视,2020(03):32-36.

[7]赵建国.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08):58-62.

[8]张智勇.“中国梦也是世界梦”[N].光明日报,2021-08-07(007).

[9]吴飞,刘晶.“像”与“镜”:中国形象认知差异研究[J].新闻大学,2014(02):1-9.

[10]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05):59-76+127.

[11]胥琳佳,劉建华.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流变: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J].中国出版,2014(08):8-12.

[12]金薇,王飞,伏永祥.对话系统中构建跨文化关系中的他者和自我[J].系统科学学报,2022(03):77-81.

(张举玺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景裕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