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讷

在斯克里亚宾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11月出版了鲍里斯·德·施洛策（Boris de Schloezer）撰写的《斯克里亚宾：思想者音乐家》（顾超译）一书。这是我国首部有关斯克里亚宾个人传记的中文译著，此书的出版填补了斯克里亚宾中文传记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部传记共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聚焦斯克里亚宾的三重身份，即思想者、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探讨了作曲家的创作思想、个人信仰与艺术哲学等内容，并集中强调了作曲家的个性化艺术品质。第二部分围绕着斯克里亚宾的未竟之作《天启秘境》，阐述了一系列有关该作的宏大构思、创作立意与哲学思想。施洛策以半本书的篇幅重点阐述了这部作品，究其撰述用意，当然不仅仅是想呈现这部歌剧的创作构思，更是期望通过深入阐述作品中的创作想法与美学观念，来展现作曲家整个艺术生涯中的审美观与哲学观的嬗变过程，这种以小见大的传记写法可谓切中肯綮。

《斯克里亚宾：思想者音乐家》一书不仅是作曲家的个人传记，作者施洛策通过总结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思想观念，反映了斯克里亚宾在整个俄罗斯音乐史中的重要地位。恰如斯克里亚宾传记作家鲍尔斯所言：“在俄罗斯，斯克里亚宾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位年轻作曲家能逃脱他的影响。许多人直接模仿他，其他人沿着他晚年所走的道路寻找新领域，还有一些人试图与之相反、与他抗衡……”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身处世纪转型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斯克里亚宾可谓是俄罗斯音乐史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既承接肖邦、瓦格纳等作曲家所走的浪漫主义道路，又大胆革新调性与和声技术，创造出中心和音体系，甚至还十分接近新维也纳乐派表现主义的风格特征，而且斯克里亚宾的音乐创作内容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矛盾、社会变革以及渴望解放精神世界的强烈意愿。这些举动不仅让斯克里亚宾以自主的方式成为继格林卡、“强力集团”与柴科夫斯基之后的代表，而且其音乐创作在继柴科夫斯基之后全力撑起俄罗斯音乐在“白银时代”的发展。此外，斯克里亚宾的个性化音乐语言以及深入的理论探索也使他作为俄罗斯的先锋派代表，与二十世纪西欧的前沿作曲家们共同推动了现代音乐进程，对整个世界音乐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在面对这些重要艺术成就时或许可以思考，施洛策在这部传记中是基于哪些主旨来阐述作曲家创作生涯的？在此基础上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作者使用了什么样的叙述策略来为斯克里亚宾作传，以突显这位作曲家的独特个性与艺术理念？

实际上，施洛策在开篇就点明“这本书的主题是斯克里亚宾的全方位艺术及其在他自己个性中的位置”。因此可以说，本书的核心是基于作曲家的实际创作来对其艺术思想做出阐述。但是在写作方式上，施洛策并没有像佛比恩·鲍尔斯（Faubion Bowers）、亚瑟·伊格菲尔德·赫尔（Arthur Eaglefield Hull）等学者那般，使用时间脉络的线性叙述方式来逐一谈论作曲家的成长经历与音乐创作，而是以一种回忆式的写作方式将读者置入与作曲家的初识场景中。以这种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写作方式，或许很大程度上与作者施洛策作为斯克里亚宾的妻弟与挚友的身份有关。这些关系的加持使他非常了解作曲家的音乐与思想，例如他在书中所提到的综合艺术观、思想形态的超越、神智学与印度教的影响等说法，都直指斯克里亚宾创作的核心思想内容。

读者可以从书中明显看到，施洛策在写作过程看似使用了感性化的口吻来讲述斯克里亚宾，但实际上是在一种理性层面上呈现作曲家音乐思想的各个维度。尤其是使用模块化的结构体例，通过总结斯克里亚宾最具标志性的三重身份（思想者、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来分类讲述这位作曲家的个性特征与艺术成就，通过碎片化地征引作曲家的日記、分析手稿、创作札记等一手资料，结合语境阐释手段，全方位再现了作曲家的所思所想与审美观念。

对比英译本可以看到，中译本将原版的最后两篇附录文章《斯克里亚宾的音乐语言》《斯克里亚宾音乐的宿命》也放置于书中的第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相关社会语境、形式语言以及美学准则等内容，无不渗透着作者对斯克里亚宾音乐遗产及其思想体系的深刻洞见。正是施洛策这些带有批评态度的传述文字，导致他的观点与理查德·塔拉斯金（Richard Taruskin）、马丁·库珀（Martin Cooper）及马尔科姆·哈姆里克·布朗（Malcolm Hamrick Brown）等学者将斯克里亚宾视为时代与文化产物的立场截然相反。但话说回来，也恰恰由于作者施洛策具备这样的切身体会与深刻认识，以及他所做出的一系列批判性阐释，该著在1923年一经出版便成为斯克里亚宾研究史料中的重要代表，书中高度的理论辨析与对作曲家艺术思想的精彩诠释，让这部传记经久不衰。

总体而言，施洛策通过回忆与体察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向读者展现了斯克里亚宾创作理念中的多面景致。也可想而知，作者在面对相关繁杂史料时不仅要提取出重要论据来总结作曲家的个性化特征，还要在此基础上努力调和与品评这些外部思想与作曲家创作理念中的各种关联，并最终厘定这些创作思想中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施洛策在这部传记中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撰述策略。但无论是感性回忆还是理性分析，在这些探究过程的背后都反映出一个重要命题：斯克里亚宾对社会文化与艺术美学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从施洛策的这本书来探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想必无论是对于了解斯克里亚宾及其音乐创作，还是探索独立于作曲家个体思想之上的文化意义建构，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