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霍姆[美国] 　胡宗锋　舒婷[译]

在我的小鎮，人会神秘消失。智障的孩子们消失在了农舍顶楼的卧室里，那里有人送食物过去。这些孩子不会与他人为伍，甚至不和邻里在早晨一起喝咖啡。我记得听到（也许是听岔了）说在附近的农场有四个孩子。“除了波特、 埃尔米尔和梅贝尔还有谁？” 我问。“别问了，他们的兄弟待在顶楼，不关你的事。”未婚先孕的姑娘一旦被安全转移到化名为明尼阿波利斯的地方去生孩子，就不会再被人提起。尽管她们大部分都不再回来，但有时孩子却会出现在另外一些院子里，那是草原鹳遗留下来的处女婴。当抑郁症或其他疯癫光临一户人家时，就会有人消失（常常是女子），会被说成是由于“神经”正在休养。我的童年很幸福，没有注意到有多少邻居经历过休克疗法。某些疾病让故事丰富多彩（如关于痢疾、 肠胃气胀、 脓包等的细节，而各种各样的肚子疼则更为人乐道）。尽管我有个姑姑死于肺结核，但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是自杀吗？沉默。姑父是同性恋吗？更沉默了。进监狱了？无人知晓。或许在苏必利尔湖某个地方有个神秘岛，人都去了那里：那些神圣的白痴，肿胀的肚皮、被紧身衣约束的人，肺出血的人，娘娘腔和囚犯都远离我们，一起喝茶去了。

另一条肯定消失的途径（如果你曾是路德教会的人）是与天主教徒结婚并皈依。我把皈依一词加着重号是因为其重要。皈依意味着被家人流放，远离以前的生活。通常是一旦皈依别的教派，就有人告诫你永远不要踏进家门，而一般人在余生也会照办。大概相同的回避训导也会在天主教家庭里产生神奇的效果。把你孩子的灵魂卖给了牧师？滚，这是在侮辱圣父和真正的教堂，滚。在明尼奥达镇，鉴于民族特色，宗教战争至少有那么一点喜剧性。这里的人一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其中大部分为冰岛人和挪威人，另一半是说佛兰德语的比利时人。比利时人是未改革的叛教者的秘密收留所，而比利时人大概也得到过冰岛人无神论的相似警告。（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成功地让比利时人成了地球上最有魅力的民族。我仍爱那黑色的秀发和在玫瑰园里拈花的玉白手指。

尽管如此，我仍着迷于比利时邻居家里那虔诚的文学书籍，其中包括：弥撒书、圣徒传、传教士献身的英雄事迹——所有书都盖有“禁书”的大印。正是由于偷读这类书和小册子，我才发现了莫洛凯岛圣父戴梅恩的故事。当时我认为戴梅恩——一个说佛兰德语的农民的儿子——之所以会经常出现，是由于比利时人的民族自豪感。但从此我就明白了其自传的力量，任何敢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被打动，甚至包括那些被赞美的圣徒、新教徒和自由思想家。

戴梅恩神父本名约瑟夫·德·威尤士特，1840年1月3日出生于比利时春米卢小镇外一个讲佛兰德语的农民家庭，在家里的八个孩子中排行老七。像明尼奥达镇的比利时人一样，这个家庭信奉天主教和辛勤耕耘。家里的孩子有四个从事宗教工作。他的哥哥是牧师，在圣心传教会做事（圣心，即耶稣圣心和圣母圣心，简称圣心传教会）。约瑟夫喜欢农活，及至少年，却更喜欢上帝了。他缠着父亲要投奔在鲁汶区附近修道院里的哥哥帕姆菲尔，1860年他如愿以偿。起初由于不热心学术，他只想做一个僧人，然而，能到远方和域外——狂野的美洲西部和热带南海地区——做传教士，激发了他的想象。于是，他用一个农民的肩膀扛起了艰辛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当神父必修的神学。1863年，在没有得到圣职授任的情况下，他的愿望实现了。当时他的哥哥被安排去夏威夷，由于染上了伤寒，无法前行，这样圣职就转授给了约瑟夫——他现在几乎已经是戴梅恩神父了。时年他二十有三。

登船去檀香山的16天前——1863年10月7日，戴梅恩作为倒数第二人，在圣职授任仪式上宣誓。加温·道斯在他关于戴梅恩的自传里是这样描述的：圣者“在此转职仪式上，圣心传教会人员选择从教堂葬礼仪式上借用了一些东西，如蜡烛、熏香、圣水和唱诗班，庄严肃穆的寂静以及死亡阴影的笼罩……戴梅恩匍匐在圣坛前，盖着一件黑棺罩。躺着死在了他过去的世界里……（他）起来后， 获得了重生……祝圣为主服务”。对于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死亡乃一个预先的隐喻。

在1863年的前巴拿马运河年代，在没有柴油机和协和飞机的年代，从德国的不莱梅港到美国的檀香山路程是12000英里，需走148天，也就是从1863年10月23日走到了1864年3月19日。在1月份，R. W. 伍德号绕过了好望角。二十年前就是在这里，24名圣心传教士（包括一名主教）溺死在了肆虐的暴风雨中。在为逝者吟诵祷文后，戴梅恩在地球最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经历了为期十天的强风。日复一日，他们的船颠簸摇晃地驶向南极大陆。天终于放晴，大海平静了，三桅纵帆船继续向北顺利地驶向夏威夷。

在夏威夷接受圣职之后，戴梅恩首次被派往“夏威夷大岛”广袤的乡下。该教区的分布很广，他每次都要骑马走好多天，翻山越岭，横穿火山岩沙漠，野外露宿，在穷苦教区居民茅草屋旁的树下吟诵弥撒。比利时农民的体质使他在这荒凉的地方站稳了脚跟。他喜欢体力活、做木工、艰苦的旅行和粗茶淡饭。渐渐地，他学会了夏威夷语言，对当地的夏威夷人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了他们的性格和文化，也包括灵魂。

即使按照现代的距离标准，夏威夷也远离其他任何地方，距其最近的大陆板块也有2500英里。从地球仪上看， 这个小小的弧形群岛坐落在广袤的太平洋中，能计数的只有八个岛。从日本、旧金山或墨西哥半岛海岸向北，再到阿留申群岛与白令海，全是海水，绵延数千英里，只有风行其上，鲸鱼出没。从地质角度来说，夏威夷和冰岛一样比较年轻，其海底火山群的顶部——至少在大岛——仍在喷发，在持续提升夏威夷人的房地产。 夏威夷有人定居的历史似乎和冰岛同期，不过一千年多一点。

独木舟从波利尼西亚的马库赛斯群岛和萨摩亚岛出发，不知怎么就成功地穿过浩瀚空旷的大洋找到了这些原始岛屿。这里没有蛇（或任何爬行动物），没有昆虫，没有弱肉强食，几乎没有任何动物存在；只有茂盛的热带植被，无一有毒，带尖刺和荆棘。海里水产丰富，信风使气候温和平静，间或有滂沱大雨。人们在这里定居并创造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其文化虽非绝对的静而和，但起码无害于邻居——太遥远了。这样的平静一直整整持续了八百到九百多年，直到1778年，詹姆斯·库克船长为英国海军探险考察首次到达这里。据可靠的历史估算，在库克船长和后来的其他探险队到达之前，夏威夷人口至少30万。库克船长到来时携带的威士忌、火药、梅毒、天花、麻疹、百日咳、霍乱和鼠疫，使当地的人口在1820年骤降至13.5万人，在1850年降至8.5万，直到1890年降至4万人。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夏威夷人对欧洲人的疾病没有任何免疫力，成群死去。无知的人类给彼此带来了多大的厚礼啊！

当戴梅恩開始在夏威夷任神父时，传教士已经在此传教44年了。首批传教士是1820年到来的加尔文教派的新英格兰人。当地人赤身裸体、公开媾合、不遵循清规戒律让严谨的清教徒大为惊骇，于是除了《圣经》，清教徒也立即运来了束身内衣、毛料西装、高颈黑色连衣裙、大礼帽和皮靴来教化快乐裸体的夏威夷人。马克·吐温曾风趣地记录了当地人穿花哨服装的快乐，说他们不领情（这里气候很少在华氏70度以下），在参加长老会地狱之火的布道时，只戴白手套和大礼帽。在这天涯海角，当圣心传教会开始传教时，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也曾遭到了1827年到来的天主教信奉者的威胁。

1831年，新教教徒成功驱逐走了其他教派，但在法国海军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圣心传教会于1836年重返并留了下来。在这个世纪的后一段时期，美国的清教徒、英国的国教教徒和法国的天主教徒争抢着去俘获夏威夷人的灵魂。由于美国人和英国人迅速聚敛了大笔财富，并建起了甘蔗种植园，灵魂之战不可避免地与金钱和政治之战交织在了一起。

戴梅恩的传记作者加文·道斯提醒人们：“《圣经》和麻风病不到几十年就传到了夏威夷诸岛。”在戴梅恩到达这里的时候，传染病已经盛行。夏威夷人称这种最古老可怕的痛苦为“中国病”。这就像英国人称梅毒为“法国病”，法国人称梅毒为“意大利病”一样。

熟识此疫的古埃及人称之为“死亡前的死亡”。1873年，戴梅恩开始了他的麻风病人神父生涯。同年，挪威一名叫格哈特·亨里克·阿莫尔·汉森的细菌学家最终成功分离和认定了麻风杆菌。挪威人不怕给这个疾病取一个挪威人的名字， 他们将麻风病称为“汉森病”。病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病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种病传染不可治，极其恐怖，最终致命，是原始人类真实的噩梦。《圣经· 利未记》中治疗麻风病人的神圣指令是：“患了麻风病的人必须穿撕裂的衣服，要披头散发，遮住脸的下部，喊叫：‘不洁净，不洁净！在麻风病没有痊愈以前，他是不洁净的；他必须住在营外，跟别人隔离。”

罗马人入侵埃及后，麻风病传入欧洲，随着帝国的扩张不断蔓延。公元550年，麻风病蔓延到了德国和爱尔兰。约翰·法罗的虔诚传记——《麻风病人戴梅恩》——告诉我们，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北欧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麻风病人。英格兰受害最重，因为疫情在那里遇到了肥沃的生长土壤，个人卫生和清洁状态实在可悲”。对于“肮脏野蛮”的夏威夷人来说，麻风病是对深色民族的折磨。而檀香山的清教徒传教士则认为此病乃梅毒后期，是上帝公正的复仇之手在惩罚性滥交。

医学、巫术和祈祷在夏威夷的疫情上都被证明无用，于是政府和传教士只能转向古老的防御措施：孤立和隔离。麻风病人会被当做罪犯强行从家带走。以下便是公告里的确切措辞：

“所有麻风病人必须在14天内（从诊断之日起到最终流放到莫洛凯岛）在政府的卫生部门登记。”

话里没有拐弯抹角。毫不奇怪，夏威夷人有时候会进行英勇反抗，全副武装地龟缩在偏僻的幽谷，不得不动用警察来追踪。卫生局在当地的昵称便是“阎王殿”。对于卡拉瓦奥镇——这个麻风镇来说，人们称其为“死人坑和坟墓”。

中世纪的教堂完全理解夏威夷人的大名，在他们眼里，麻风病人就是死人。一旦有人被医生查出有麻风病，就会被解除财产并从家里带走，然后“转交给教会当局。教会的人通常会在午夜过后不久抵达，告诉病人其苦境是上帝的惩罚，无法逃脱”。 随后病人会被庄严地接进教堂，那里他的家人已身着丧服，等着为其唱安魂弥散。

布道里的话用的是过去时。祭坛旁取代棺材的是“一个黑龛罩，麻风病人就被安置在龛罩的黑影里”。弥撒过后继续游行到墓地，“麻风病人跪在刚挖的墓坑旁， 牧师向他撒一把土作为最后的告别。此标志着在同胞的眼里其人已亡”。人们给他的“流放的财产是……一个黑色蒙头斗篷、 一个柳条筐、一副专用手套、 一只桶和一个长柄拨浪鼓”。“不洁，不洁”，麻风病人会边摇拨浪鼓边喊。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最后他的手指和脚趾烂到了根，身上带着溃疡疮，面部从颅骨脱落，死在一条被猪狗啃食的沟里。

我的愤怒在涌动。亲爱的读者，你的愤怒也在涌动吧！但这些细节并不是我为了道德说教和精神满足而捏造出来，是我在约翰· 法罗的自传作品里找到的。 约翰· 法罗是在中世纪的麻风病史里发现的，而那些历史学家则是在日常生活、教会记录和法律法规里发现的。为生而惧时，人之行不佳，也不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更有甚者，恐惧使其陷入兽性的残暴和蓄意的无知。他们似乎想在不羁的海洋中找到被悬崖环绕的岛屿，且没有船舶码头。他们期望恐惧的对象消失或远离自己，而且是立竿见影——在14天之内或更快。你能听到拨浪鼓吗？你能看到黑色蒙头斗篷双脚腐烂、蹒跚地向你走来吗？

疫情持续在欧洲横行。为了赎罪，中世纪的修道院律令开设了数百所“恶疾院”，也就是麻风病院。在这里，圣·本狄尼克（Saint Benedict，亦译为本笃——译者注）的人性之约在理论上至少得到了实施：“待众人如基督。”有人给麻风病人喂饭、清洗身子和祈祷，最终有尊严地被安葬。欧洲自身曾靠另一种疾病来清理过麻风病人——这种病源于老鼠，就是黑死病。黑死病除清理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正常人口外，还几乎完全灭绝了麻风病，因为虚弱的麻风病人对黑死病没有任何抵抗力。大自然有时会密谋，以最怪诞之法拯救人类。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之说：如今众多闲置的麻风院被当做精神病院再次开放了。正如斯威夫特所讽刺的那样，此乃对文明的有益补充。

欧洲的麻风病人仅零散在偏远的角落，如挪威和冰岛的乡村苟活了下来。显然，如果这种病只在金发碧眼的人、改革派和虔诚的路德教信徒中流行，就不会成为深色皮肤或无神论者的热带疾病。哈尔格林姆·彼得森是冰岛十七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著有冰岛文学最负盛名的宗教诗集《热情赞美诗》。此外，他还是一位魔法师、路德会牧师和麻风病人。没必要按这个顺序讲，但他最终成了一个麻风病人。

他于1674年死于麻风病。时至今日，冰岛人依旧崇敬他面对厄运时的豪迈和刚毅。成年后，我在明尼奥达镇挖掘出一个秘密，一个稀奇的谣言——不到一百年前，我的一位叔祖就因为麻风病死在了冰岛北部的辛格瑞县。他有没有可能是夏威夷人而非冰岛人，是天主教徒而非路德教徒，是来自于热带而非北极呢？他也许就是戴梅恩神父在夏威夷的卡拉瓦奥县教区的居民吧。我喜欢这样遐想： 一位冰岛的麻风病农民，用肿胀的双唇在接受比利时牧师用麻风病手递来的圣餐。这样的遐想让我对人道稍感欣慰。

大部分现代游客来夏威夷，对麻风病历史和很久以前麻风病牧师的遗址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高尔夫球、阳光、冲浪和盛在磨砂酒杯并饰有塑料装饰物的甜味泡沫朗姆鸡尾酒。在檀香山机场着陆后，航空公司会只花十五美元给你一个花环，让你怀着节日的心情去享受阳光的乐趣。也许，旅行社已经将你委托给了怀基基——檀香山的海滩带。那里的高层度假酒店犹如塞满沙丁鱼的罐头， 数以万计的中西部白皮肤同胞和日本的中产女士，用色彩鲜艳的太阳伞遮挡热带的烈日。吃一盘普普拼盘美食，喝一杯“热带惊喜”代基里酒，在拥挤的白沙滩上晒出一点点红斑，然后就是查看你下一次的开球时间。

当明尼苏达州仍是隆冬时，你会乐于前往的。七天后，机场大巴会将你和已枯的花环送回到包机上，再经过漫长的飞行，跨越无边的太平洋，送你回到大雪与橡胶鞋的领地。如果第三天你无聊至极，我建议去檀香山的市中心散步。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镇，有贸易、办事处、破旧的咖啡馆、流浪汉、热狗小贩、购物老媪，也是一个带着鱼腥和柴油烟味的真海港。在故旧的市政大厅前矗立著统一夏威夷王国的卡美哈梅哈大帝的英勇塑像。他手持青铜矛，头戴镀金头盔， 一副勇猛的神态。

漫步走过罗望子树和榕树，来到现代夏威夷州议会大厦前的喷泉处 （夏威夷1959年加入美联邦，成为美国国旗上的第五十颗星）。这里矗立的不是一座英雄雕像，而是一块畸形的青铜怪物。他是人吗？他戴着一顶破烂的牧师帽，脚上的巨靴对人来说太大。脸上似乎有疾，布满了疙瘩，表情痛苦。两手和双脚一样，似乎比常人肿大两倍。身体扭曲得就像青铜像本身正在遭受痛苦，畸形的背上犹如披着一件青铜寿衣。但在这个绝不是英雄的塑像脖颈上却挂着一簇花环，足有五十多个，或许更多。难道塑像中的人曾这么多次来过檀香山吗？

这就是神父戴梅恩·德·威尤士特，夏威夷卡拉瓦奥县的麻风神父。该雕像是由当代西班牙女雕塑家玛丽苏·埃斯科瓦尔根据戴梅恩1889年逝世前几周的著名相片而创作的。这可能是美国五十个州的国会大厦前最经典的雕塑。人们不难想象用一个将军、大亨、政治家或探险家的巨幅铜雕来装饰一所政府大楼，然而这个雕塑却展示的是一副真英雄的面孔——爱。戴梅恩脖项上的五十个花环并非来自为了美化形象的立法委员会，而是来自仍然敬重他的普通夏威夷人。事实上，这也给了天主教迎头一棒，迫使其将戴梅恩神圣化。1996年，天主教为其举行了追封宣福礼——此乃圣化进程的第二步。对于那些他在世时和他争吵和刚去世就攻击他的人（这些人虽不是麻风病人但数目众多）来说，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在这里，他成了圣徒戴梅恩。真乃圣人不易啊！

麻风病像巫术、邪教和艾滋病一样，不仅是一种流行病抵达了夏威夷，而且还引发了一种近似疫情感染的精神恐惧，同一效应已在人类延续了两千多年。卫生机关、君主政府、商人和新教传教区的人均异口同声地呐喊：隔离！分离！放逐！要是他们有拨浪鼓和蒙头斗篷，便会发放这些东西。他们需要一个地理上的监狱，而莫洛凯岛则完美地符合这一需求。从瓦胡岛走海路去那里仅22英里，莫洛凯岛形状酷似一只38英里长、10英里宽的鞋子。卡劳帕帕是一个四平方英里的火山流体，从其北海岸突出，像是汹涌的大海里伸出的一条扁平绿舌头。其后是十五英里长、由世界上最高的海边悬崖构成的围墙，其垂直的陡壁足有2000英尺高。夏威夷人称此地为巴利。莫洛凯岛的西北海岸是这个星球上最偏僻的地方之一，不亚于南北极。

只有一条狭长的小路通向1600英尺下的悬崖，半岛被汹涌的海浪和湍急的海流环绕，无处停靠船只。完美！任何有皮肤病嫌疑的人都会成为悬赏猎头和政府官员的如意猎物，成群被收获。嫌疑人员只允许带一小铁盒个人物品，然后被成群赶入运输船上的笼子里。到达卡劳帕帕岛后，这些人就会被从笼子倾倒进公海里——此处有的地方海浪可高达90英尺，太危险，根本不敢试图靠岸。被留下的人唯一的活路就是尽自己所能，努力上岸。被污染过的笼子随后也会被扔进海里。船员们荷枪实弹，在甲板上严阵以待，一旦有人想再次登船就会立即采取行动。许多人被淹死了，但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无论如何他们死了，就像中世纪的麻风病人给自己唱安魂曲。大概在早期，麻风癔症如湿疹、牛皮癣、痤疮、胎记或皮肤鳞状细胞癌就足以让人送命。被带走的人中也有真的麻风病人，病太重，盖不了房，种不了花草，不管怎样都活不下去。这样的隔离刚好让其消失。

在这样的关头，人类是多么需要岛屿啊！为了把纳尔逊·曼德拉囚禁27年，南非需要罗本岛；为了囚禁德雷福斯，法国需要恶魔岛；为了囚禁罪犯，英国需要澳大利亚；而被囚的澳大利亚人为了控制罪犯，需要塔斯马尼亚；塔斯马尼亚为了自己的新一代罪犯，需要诺福克岛；为了惩罚犯罪集团，美国需要魔鬼岛；俄国的沙皇需要远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会客厅的库页岛；为了防止拿破仑再次崛起征服他们，整个欧洲需要厄尔巴岛和圣赫勒拿岛；希特勒曾计划把世上所有的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把你憎恨、恐惧或希望得到惩罚的人都带走吧！把他们抛到一个四周有水的地方，这样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这些人都消失了，就像被压在巨石下的死魂灵，永不会跨过咸水护城河来困扰你了。

1873年5月10日，戴梅恩从毛伊岛出发，乘坐一艘载有五十名麻风病人和五十头牛的船到达了麻风镇——卡拉瓦奥。第一晚及之后的数周，他都是睡在一棵露兜果树下，同住在棕榈叶里面的蝎子、跳骚、蟑螂和蜈蚣为伍。尽管当地已建了一座小教堂，但没有牧师的房子——警长、医生和护士也没有房子。卡劳帕帕只有几处建在地面上的简陋茅草棚——这里没有法律，没有传教士。医疗设备匮乏，没有药物，少量食品到来时，没有任何发放秩序。麻风病人生存在一种接近卢梭所言的原始状态，实质上乃“贫穷、赤裸、分叉动物……本来面目”。放荡、酗酒、谋杀、盗窃和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快乐。麻风病人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持消失，由于远离白人，他们接受不到非夏威夷人的文化。莫洛凯岛就是座早死岛。

戴梅恩说服不情愿的主教派自己到这里。人们告诫他在与麻风病人打交道时要谨慎——就是俗话说的：别碰，也别被碰。就戴梅恩的本性来说，很难遵循这样的告诫。盖万·道斯评价他“并未站在高高的西方文明仪式上。他不介意与夏威夷人亲近。他会坐在地上，吃人家从葫芦瓢里取出的黏面饼，没有几个美国新教牧师会这样。……他喜欢夏威夷人的本真，而不是以己度人”。到过卡拉瓦奥镇的人都会说这里有腐肉味。官员们参观该岛时，都会在脖子上系上塞着樟脑的手帕，而戴梅恩用烟斗吸着浓郁的黑烟草，还时不时会和麻风病客人共享一两口。

他建了一座教堂，建造并修缮房屋，成了技艺娴熟的屋顶工。他铺设水管， 修建水库，以便卡拉瓦奥镇的人能用上自来水。他种花、挖墓、做棺材；驯马、养猪；清洗、包扎伤口和脓疮；清理道路。他缠着上级和卫生部的官员要救济金和物资，厉声痛斥在檀香山假惺惺、哭哭啼啼的官僚。他的比利时农民祖先一直在为他感到自豪。他坚韧、坚强、执着，不怕脏、不怕流汗。在十六年的岁月里，他是第一位把自己献给莫洛凯岛，也是唯一一位照料众多垂死灵魂的牧师。他清洗和照料病人，并为其祈祷，甚至帮着掩埋新教教徒和异教徒，把区分不同亡灵的工作留给了上帝那双毋庸置疑的有力之手。

他组建了合唱团和乐队。来过莫洛凯岛的人都会赞美麻风病人合唱团的美妙歌喉，而管弦乐团的指挥是个盲人。戴梅恩用掏空的树枝和旧铁罐制作长笛和鼓。教堂的风琴手随着手指消失，其和弦声变得越来越小，戴梅恩便发明一只可以按住低音的小木棍。晚上，当戴梅恩坐在小门廊上借着烛光读书时，麻风病人们就會带着尤克里里琴（夏威夷四弦琴）和吉他为其演奏小夜曲。

他筹集救济金——最终所筹到的款额大得让檀香山的人嫉妒和怀疑。他成了十九世纪的媒体明星，得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报纸的赞扬，几乎到处都在歌颂他，唯独檀香山是个例外。威尔士王子不仅称赞他，还送来了巨款。

与此同时，在卡拉瓦奥镇一个月后，戴梅恩重返檀香山。48名新教牧师和夏威夷福音协会签署了一份声明，部分内容如下：“在今后的几年内，我们夏威夷人民将成为一个麻风民族……我们想没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明、财产价值观、工业、教堂、我们的贡献、夏威夷董事会及其职责的解体和彻底被摧毁。这意味着羞耻和失败，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希望和美好被不光彩地颠覆了。我们身处一个可怕、充满了恶感的深渊边缘，双脚正在迅速下滑。”在之后的16年里，戴梅恩依旧尽职如初，就没有其他白人新教牧师在卡拉瓦奥镇居住过。

亲爱的读者，提到财产贬值，你是否再次感到愤怒在涌动呢？这话能出自基督徒之口吗？呵！这是在诅咒麻风病人。那我的税收怎么办？我的甘蔗种植园怎么办？会出现道德沦丧吗？我亲爱的新教徒，你是在沿着怎样一个充满了恶感的深渊向下滑去？你已经滑到底了！那就是你家，你的永居地，是你内心的卡拉瓦奥镇。尽管你皮肤尚好，还是清理一下吧！难道这不是你灵魂角落里的一块脓包吗？

让我们从十九世纪一位夏威夷人的角度来看一下麻风病。1778年，第一位白人詹姆斯·库克不请自来。五十年里，当地人口由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减少了一半。这里的土地被瓜分为白人（常常是传教士）的巨大种植园。原来的宗教名誉扫地，几乎灭绝。没有几个外国人会说当地的只言片语。当地的神话、歌曲、习俗、娱乐都被摒弃，最终变为非法。《圣经》和麻风病同时来到了这座岛——此乃“文明”的礼物啊！

当地人一旦感染白人的疾病，就会被警察和赏金猎头（按人头悬赏）追查。似乎有脓疮就是罪犯，会被终身流放，在一个臭烘烘的洞里孤独地受穷、挨饿和腐烂。更恶劣的是，病人会成为罪恶报应和上帝复仇的道德范例，被视为是白人经济进步的威胁。当地的文化素有肌肤功能，人活着就是要接触和被接触。然而基于《圣经》上对麻风病的恐惧和蔑视传统，有人宣布说一个人“接触不得”，使其陷入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的抽象和缥缈道德之手。

不论戴梅恩奉献给教区居民的是何种抽象精神，他的信条是：不怕接触和被接触。或许这是因为他内在的比利时农民气质，他要亲手去接触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鸡仔和自己的猪。他接触夏威夷人，夏威夷人因此而尊敬他。科学终究是科学，1884年， “接触”让他也成了麻风病人，这正是他期望的结果。1873年在莫洛凯岛布道时，他在圣会演说上用的是 “我们麻风病人”这个比喻。到了1884年，正如习惯成自然一样，比喻变成了事实。1889年他撒手人寰，一名摄影师来到其临终床前照相记录：他的手臃肿、扭曲、变形，呆滞地放在床单上。死亡不可爱，但这张照片会萦绕人一生。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这位杰出的岛屿爱好者和编年史家险些与戴梅恩失之交臂。1889年4月15日，戴梅恩在受难节前四天去世。史蒂文森不久抵达莫洛凯岛，并在那里待了八天。卡拉瓦奥镇生活的苦难和丑陋让他感到震撼，但他留意到了戴梅恩的故事。有的故事是爱戴他和尊敬他的人讲的，有的故事是另外一些人讲的，觉得他是一位脾气坏且任性的圣人。史蒂文森天生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但苏格兰长老会信徒数百年来的基因历史遗传，使他对天主教及其布道没有兴趣。然而戴梅恩的勇气和精神感动了他，在这座藏尸室般的岛屿上看到的人类苦难震惊了他。

戴梅恩化为了史蒂文森著名且最具激情的散文核心。早在1890年，史蒂文森就曾到过悉尼，那是为了寻找一个完美的岛屿来缓释他的晚期肺结核。在当地一家报纸上，他看到了檀香山新英格兰传教团领导人，牧师查尔斯·麦克尤恩·海德给澳大利亚牧师的一封信，上面在诋毁戴梅恩的名誉。此信主旨大意如下：

“他是一位粗野、肮脏、倔强且偏执的人。他不是被派往莫洛凯岛的，而是自行前往的……他没有参与我们卫生部门发起的改革和改善行动……在与女性的交往上，他并非纯洁之人。致其于死地的麻风病源于其恶习和不检点。为麻风病人做事的人很多，如我们的牧师（就是你记得的那个还没有去卡拉瓦奥的牧师）、政府的医生（就是那个用长杆子挑起麻风病人的破衣服做检查的人）……但从没有天主教获得永生的思想（而是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糖的利润和实在的地产价值）。”

斯蒂文森的文学怒火腾然升起并爆发了。1890年2月25日，他把自己反锁在酒店的房间里，后来拿出了一篇六千字的英国伟大的檄文之一。其犀利的开篇云：“使命先于感恩，冒犯亦让友人乃至熟人分庭抗礼。您致牧师盖奇函乃公文，依我之见，若鄙人饥汝赐食，若家父弥留汝熬夜照顾，盖可解我人情债。”从此点散开，其文之温亦升。海德当然显示出自己是个虔诚的伪君子，而史蒂文森则是故意唱反调，甚至承认许多海德的指控可能是真的：

“戴梅恩粗野。

“可能吧。您让吾辈为麻风病人感到遗憾。因为只能有位粗野的老农为其友和教父。而汝等有修养之人，何不前往用教化之明灯启迪他们？

“戴梅恩肮脏。

“实也。然当可怜的麻风病人受此肮脏同伴打扰时，干净的海德博士却在其豪宅美餐。

“戴梅恩倔强。

“您又言对了。感谢上帝，此公脑强，心更强……

“戴梅恩没有改革，如此等等。

“……若有人改革且死而为之，则非其莫属。主教家无干净口杯和毛巾，唯肮脏戴梅恩使之净也。”

斯蒂文森沿用此风格，让讥讽的浪涛把海德击碎。当戴梅恩在践行基督徒真正的使命时，海德却坐在“柏瑞太尼亚街（他的）舒适的客厅里，伸展（他的）四肢”。其住宅做为檀香山大街豪华“传教士别墅”的其中一栋，确有嘲讽之意啊！

但让史蒂文森怒气冲天的是指责戴梅恩“与女人的关系不洁”。“你从何而知？”史蒂文森大吼着从文字层面抓住了海德高贵的衣领。“这是驾车路过的马夫想听到的柏瑞太尼亚街豪宅中对话的实质吗？——有关一个在莫洛凯岛悬崖下辛苦劳作着的穷农民牧师的不检点细节。” 史蒂文森只听到过一次这样的谣传，来自萨摩亚酒吧一个从檀香山来的醉汉。但酒吧的另一个人（我想你不在意请他在柏瑞太尼亚街共进晚餐）随即站了出来：“你这卑鄙的小……（这里有个字我不敢用，实在不堪入耳）……如果这个故事千真万确……那你一定比他低百万档次——才敢传谣。”

史蒂文森投入到了搏杀之中。“您选择了‘亲爱的兄弟盖奇牧师 来交流此令人作呕的故事。荣誉徽章乃您大腹便便的装饰，不允我接受您的借口——说此言乃酒后所为。但即使假定此事为真——他没有厉行牧师之誓——也比你我吾辈强也。此公所为吾辈之流从未敢想，其亦有过吾辈之共有的懦弱。‘哦， 伊阿古， 可惜啊！ 寡情之人被感动落泪，大惑者为之祈祷，而您所能之事就是给盖奇写信！”

面对海德的伪善，史蒂文森愤怒地说：“吾辈不期望人皆为戴梅恩，人对自己的使命理解亦有狭隘之处，也许更贪恋安逸的生活，这无可非议。”然自负的海德犹如爱伦·坡《一桶白葡萄酒》中的福尔图纳托，史蒂文森断然将矛头对准了他：“德行如戴梅恩者乃我教父，亦是阿皮亚酒吧那个人的教父，他是所有向善之人的教父。若上帝赐恩让您眼开，他亦是您的教父。”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史蒂文森这样的严厉抨击也许是合法的诽谤，但海德明智地选择了不去追究。海德称史蒂文森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怪物，无足轻重， 其言论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价值”。 然而莫大的讽刺在于，史蒂文森公认的散文名作是人们听说过海德的唯一原因。史蒂文森独特的文学殊荣是创造了两个不朽的海德：一个虚的，一个实的，均是恶棍。

我第一次听说戴梅恩是十一二岁的时候，想象着莫洛凯岛的黑色悬崖和凶猛海浪。在那个年龄，我还从未见过任何悬崖——对一个明尼苏达西部农场的男孩来说，二十英尺的山坡似乎已是陡峭无比了。我也未曾游历、听见或跋涉过有声的水域。然而想象中的计划依旧在，在等待时机。我第一次访问夏威夷时，在威基基酒店与路德学院的合唱团待了三天。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但却知道莫洛凯岛离此地乘船或飞机只有三十英里远。终于在年过半百后，我达到了目的。我的一位老朋友在夏威夷大学有个为期一年的交流教学工作，他在卡内欧荷——就是从檀香山横跨巴利工薪阶层居住的郊区——租了一所小房子。他为我设计了一个诗歌阅读课，作为一个牵强的借口，使我这个明尼苏达人能够在二月逃离一两场暴风雪。

遵循平常的中西部时序，我们在暴风雪中飞出了零下25华氏度（零下32摄氏度）的明尼阿波利斯，经过漫长的太平洋之旅后，晚上到达了80华氏度（27摄氏度）、鲜花盛开的檀香山。我喜欢卡内欧荷破落的福音教堂、柚子和鳄梨树；喜欢看小鸡在后院相互追逐，穿过马路时让交通停下；喜欢那里懒洋洋的瘦猫、房子后面废弃的机器、午餐肉铁罐和鸡蛋花；喜欢那里绝对非斯堪的纳维亚面貌的邻里，把收音机开得声音很大，家里有大扳手和充电器。

报纸上依旧在大肆渲染白人和肯纳卡土著间的岁月之战。夏威夷主权运动一直在努力，想为库克船长问候过的幸存者收回一点点土地、尊严和金钱。岛屿上开发了能赚大钱的高尔夫球场、 海滩和旅游业，而房地产的价格更是高得吓人。一切使人感到不像是住在夏威夷，而是在一个夏威夷主题的公园里。对“老”夏威夷及其文化的最后一战也蔓延到了莫洛凯。这里是夏威夷高尔夫球场和联排别墅最少的地方。贫穷、险要的地势、贫瘠的土壤和可能萦绕在历史上的麻风病藏尸所名声，使这个地方没有红绿灯的纷扰和令人炫目的高尔夫度假村（仅有一个），也没有为无所事事的有钱人建造的昂贵的海滩连体别墅。这里没有露天购物中心、当地的手工艺店和带有朗姆酒的草裙舞夜店。于是，我们四个老朋友就去了那里，想看看戴梅恩的幽灵是否仍居住在露兜树的叶片里。

霍奥莱胡阿的莫洛凯机场是座不起眼的小建筑，跑道位于牧场的中间。我们租了一辆旧车，驶过平坦、绿油油的大草原，前往莫洛凯的大都市考纳卡卡伊。这个城市只有三个街区长，地势平坦。在五金器材店、杂货店、破旧的咖啡馆和门面沿街的教堂前都停着敞篷小货车，看起来有点像七月的明尼苏达州。戴著草帽、穿着工作靴和牛仔裤的人在收拾奶牛饲料和玉米种子，老太太们在拉闲话， 当地的孩子们吃着特别的早餐——白米饭加炸肉块或汉堡肉饼，上面的煎蛋漂在厚厚的棕色浓汁里。这里没有朗姆酒和油炸拼盘。

莫洛凯岛的大小相当于明尼苏达的一个县、德克萨斯的一个大牧场，或南极罗斯冰架塌陷的一座中型冰山。这里的地形复杂奇妙，就像一个被压碎了的大陆，黏合在一起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微型世界。“从高山来到草原，来到阳光普照的海岸”，老歌里这样唱着。但人并不需要粗俗地拥有如北美大陆那样超大的一块产业才能这样歌唱。莫洛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其西半部是干燥、起伏的大草原，如今大部分成了莫洛凯人的牧场——这片七万英亩的土地仍然归属于一位传教士的后裔。在夏威夷，神的仆人们不论获得多少额外的财富，都会把这些财富积蓄在地产王国里。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牧场都是出租给了菠萝农场，但多尔和德尔蒙特发现了便宜方便的花园用地，因此空了一半的老镇才保留下了一幅忧郁的旧景。走了几英里后，莫洛凯岛西部摇曳着的棕褐色草、低矮的小山，给人感觉就像八月末尾的西达科他州。然而，如果打开车窗，人就会听到远处海岛上无法避免的现实：哗啦声！那是巨大的海浪在冲击莫洛凯岛的海岸。

在鞋形状的莫洛凯岛底部，考纳卡卡伊镇位于其足弓处，是向东驶出北达科他州进入热带地区前的中西部最后气息。珊瑚礁环绕着小镇，向拉纳岛绵延有半英里，所以这里的海浪很安静。太平洋就像一个平静、不温不火的浴缸，懒洋洋地晃动着。海滩上散落着破碎的珊瑚、罐头盒子和葡萄酒瓶。我们住进了当地的汽车旅馆——帕哈纳，租了一个能够俯瞰“浴缸”海滩、带甲板的两室小木屋。店员提醒我们晚上酒吧有个大型舞会，噪音会持续很晚——也许让我们难以入睡。好的，我们说，然后就继续驾着租来的79雪佛兰绕着莫洛凯岛参观。

海岸公路向东进入了另外一个生物世界，这里鲜花遍野，巨大的蕨类植物随处可见，茂密的热带森林有老鱼塘、带着小片空地的小教堂和棚屋。公路蜿蜒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大海就在几码之外，有时就在不到一百英尺的脚下。我们停在了圣·约瑟夫教堂，这是1876年戴梅恩建造的只有一间木屋的教堂。院子里有一座普通的雕塑（像在檀香山那样），装饰着许多花环。这是戴梅恩的“健康区”教堂之一。从卡劳帕帕半岛过来要攀登好久，要是乌鸦飞大约也有十五英里远，要是人想过来，花费的时间就要用光年来计算了。

我们绕到了岛的东南端，毛伊岛山脉映入眼帘。道路变窄并攀爬到一个较高地带，可以俯瞰大海和东北海岸的禁区——就是由世界上最高的海崖组成，有十英里长的高墙的开端，继而通往更深的海崖。悬崖后面矗立着更多陡峭的山脉。这些雨水的“采集者们”都披着天鹅绒般的绿色苔藓和森林长袍。这是一个未知领域，即使狂热的徒步旅行者和荒野爱好者涉足这个王国都需小心谨慎。经过一千多年的沉淀，你走过的某些地方也许是人类首次涉足。北巴利的沿海区仿佛并不友善，即使在数百英尺高的地方，我们都能听到大海咆哮着在下面撕咬谷底。这里就不是北达科他州了。道路螺旋向下至哈拉瓦谷——东北海岸唯一容易到达的地方。此处曾经也是肥沃的农田基地，1946年的一次涨潮彻底摧毁了一切。巨浪用海盐覆盖了芋头地，把农民脆弱的棚屋冲到了太平洋。如今这里除了海浪声，平静、翠绿、空旷，潮湿而沉寂，出入只有一条路。

我们驶回“鞋”的中间地带，然后从考纳卡卡伊向北行进，高速公路将岛一分为二：向西是起伏的草原，向东是丛林和悬崖。在卡劳帕帕半山腰的斜坡处俯瞰，就可以见识莫洛凯岛上真正的高尔夫区了——在树木繁茂的奶牛牧场中间，有一个九洞的粗糙球道，场地费是八美元。当我们在二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到来时， 那里空无一人。场地旁边的荷斯坦奶牛透过篱笆平静地盯着我们，就像是在等待推杆和推杆手。

路在悬崖顶部一个小的国家公园停车场边终止了。向左步行二百码就是阴茎石——考莱奥纳纳霍阿——树林中矗立的一块十英尺高的阴茎形巨石。根据夏威夷人的传说，一位有妇之夫爱上了一位正在欣赏自己池中倒影的美少女。他妻子发现了此事，便袭击了那个女孩。这个丈夫继而袭击了自己的妻子，使她坠落悬崖，化为了石头。上帝为了报复这个丈夫，也将他变成了石头——一块十英尺高、指向天空的阴茎石。约翰·福尔斯曾说过，如果岛屿总是雌性的，那也许就应该容纳一两个阴茎来孵化新的小岛，这是合情合理的。据当地的传说，不孕的女性在此石旁过夜，第二天早上离开莫洛凯岛时便能怀孕。

从停车场步入森林时，噪音开始了。小路由桉树和铁树庇荫，树木像迁往莫洛凯岛的戴梅恩和移民。多么浓郁而可爱的一股气息啊！几千英尺上，大海像史前动物般呼吸着，在地下深处看着我们。森林又冷又暗，下面的呼吸变得紧凑而响亮。几百码之后，亮光再次出现，悬崖一下子消失了，这是到了平坦地面的边缘：再向前一步，人就会消失。起初，通往地平线的一千多英里都是蓝色。从这里可以通往地球的哪一块呢？阿留申群岛，白令海峡，接着是冰天雪地。这片伟大的蓝色在咏唱什么呢？哈哈——哈哈——向下看。那里，蓝色的大海之上平摆着一条绿色的舌状物，表面是老火山口坑坑洼洼的痕迹，旁边环绕着白色浪花。舌状物的后面，黝黑垂直的悬崖向东延伸，直到消失在蓝色之中。通向巴利的小路看起来像绿色脸上的细小抓痕。一个人或一头骡子能够走到那条舌状物上，不会滑落和消失在蓝色的噪音中吗？靠近那圈白色海浪的船只不会被撞碎在岩石上吗？人如何能到达并离开那个地方呢？

但十九世纪去那里的大部分人中，有三分之一没有离开。他们仍然隐藏在绿色的舌状物下面，他们无形的眼睛仍扫视着蓝色大海，无形的背抵着绿色长城。他们在等什么？等在末日审判中获得新生。他们现在得主荣耀，体魄完美。古铜色的皮肤闪闪发光，重新拥有了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代替锡铁哨和油桶鼓的是古老珍贵的小提琴、银笛和近似人类声音的吉他。风琴有十个键盘，管乐器多如数不清的星星。现在他们打算创作什么音乐呢？怎样欢乐的声音才能超越海水永恒的拍击声呢？是麻风病人之歌吗？终于有了自己的音符和表达形式。合唱团是无形的，合唱团不屈不挠地唱着数千年来的痛苦、恐惧、权威的卑鄙和愚蠢。任何人类无法面对的东西，人就会在地球上发明出岛屿，来藏匿那些想象中追随自己、伺机吃掉自己、把自己拉入死亡之腹的阴影。然而，老麻风病人沃尔特提醒我们，从这些酸臭的尸体上长出了香甜的青草，使高尔夫球场上昏昏欲睡的奶牛之奶充滿营养。无论他得的是什么病，戴梅恩供给每个麻风病人的牛奶使得其面包和红酒变得香甜。每一棵草叶都曾经病过。你家草坪可能有麻风病——刈割时要小心翼翼啊。

莫洛凯像许多岛屿一样是个真实的地方，其在太平洋中的孤立地位与火山背景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其贫穷、欠发达（二十世纪）和死而复生的本土化引起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学子的兴趣。其作为麻风病人的隔离用途引起历史学家、 天主教和我的兴趣。但是，除了人们赋予的这些用途、比喻和专题研究，其本身不过是个地方而已。一个像明尼奥达镇、米尔班克、巴塔哥尼亚或普亚勒普一样的地方。其岛的属性容易让人产生恐惧——亦让人沉思。

人类是多么惧怕那些年代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繁荣，这个星球上已到处人满为患。随着公正评判的萎缩，人的恐惧更大了。人害怕食物，怕如果不小心，盘子里的吃食会把我们噎死。我们想象鸡蛋、猪排、黄油、鸡、西红柿、巧克力、糖、盐、面粉、牛排、咖啡、威士忌、牡蛎、牛奶、培根肉、奶酪和面包里都有害人的东西。虽然所有这些可爱的食物已经变得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安全和干净，人们依旧恐惧，把它们当秘制毒药。人惧怕自己过胖或过瘦。

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年代相比，人的寿命在以几何比率形式增长，但在面对死亡时，人却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这当然可以通过适当的行动和精心计划来逃避。就像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饥饿、痢疾、肺炎、分娩、肺结核等都几乎被人类战胜了一样，人又变得惧怕将其带走的新疾病。人惧怕政府、惧怕商业、惧怕宗教狂热分子和无神论的世俗主义者。惧怕堕胎主义者或反堕胎主义者。惧怕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是同时惧怕所有的一切。 人惧怕性（任何一种结合），但同时也惧怕独身。

死乃人之正常机能，百分之百的人都会成功做到。或早或晚，有些人是因为麻风病，有些人103岁时在睡眠中离去。对于生命而言，对于隐藏在宇宙中的奥秘来说，人如何完成这一最人性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戴梅恩是一名有缺陷的基督徒，他也许是个圣人，也许不是。但我认为，不论通过何种途径，他领悟到了死亡的正常性，超越了让檀香山快乐的地产新教徒和官僚神经脆弱的恐惧。我们大部分人无法承受细思恐惧中的琐事，这让人感到羞耻。但只有像戴梅恩那样努力思之，人才会不悲不喜，否则就不会拥有真正的生活。唾弃恐惧，去歌唱吧。听到麻风病人的拨浪鼓时，准备好去亲吻吧！

1991年， 我亲眼目睹一位挚友因艾滋病在家里去世。他是医生，一位循规蹈矩、谨慎小心的人。在人类和医学史的错误节点上，他碰巧成了同性恋，在不知晓中得了医学上同样无知的疾病，因而厄运缠身。他乃讽刺性巧合的受害者。他既不是什么标志，也不是什么象征，更不是（像我听到的许多基督徒伦理家所言）因为其罪恶的生活方式遭到了上帝报复性的惩罚。我看到了多少关于强制性检测、鉴定、隔离甚至是流放到艾滋病岛的主张啊！当我坐在他家，陪伴他过早地坠入到死神之手时，看着窗外的西雅图水面，就时不时想到了莫洛凯岛。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夏末带朋友去圣胡安群岛远航。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踏上医生宽敞而舒适的游艇。不是为了艰辛的航海冒险，而是去迪凯特和斯图尔特这样的美丽岛湾泊船闲逛——饮“血腥玛丽”、在优雅美味的晚餐上喋喋不休。然后就是讲故事、谈哲思，直到很晚。游艇在轻轻摇晃，海豹嬉戏着浪花。在普吉特海湾多愁善感的黑色水域里，星星成了自己的一面镜子。

诸如这样一座如诗如画的小岛，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艾滋病藏尸房！在卡拉瓦奥镇以东！我们可以把西雅图这些无人敢接触的人归拢起来，扔进冰冷灰暗的海水里，让他们游向海岸，去挖食蛤蜊、收集雨水、種植甘蓝、相互咳喘、实施怪异的性仪式。没人再会不得不接触或看到他们。让他们都成为砂石土壤里的堆肥，以此来消除与其为伍给西方文明、地产价值和公共健康带来的危险。许多有这种思想的人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承认吧——有时我们自己也这样想。人人都恐惧，然而恐惧不会使我们走向辉煌。

我见过医生的家人，他们坚决否认自己所爱的这个人可能是麻风病人。我见过医生的同事，有的人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在看到他身上明显的麻风病症状时，都吓瘫了。我接了朋友抱歉来不了的电话，说：“来了很不安全。” 但我也看到了很多还有点戴梅恩情怀的人，来为他唱歌，为他清洗，抚摸他的额头，使他平静。我看到了他本人的愤怒，就像意识到自己得了麻风病，但却无法将其从家里贿赂出去。他的整个世界被皱缩至卧室中间的床大小。窗外，浩渺无边的灰色海水似乎逆行涌入房间，拍打着病床的铁腿，把他独自留在了死亡之岛。临终关怀的人来了，划着小船靠岸，换了床单，为他退烧，轻揉着他虚弱的身体。但死亡就足以成为一个岛，足以造成隔离和流放。

我在最后一段说错病名了吗？大家会纠正说，艾滋病和麻风病截然不同。是这样吗？出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内心恐惧，我们是不是发明了新的麻风病预测方法，同时，欣慰地恭维自己是公共利益的精明管家，是在为大众健康而苦思冥想。离奇的是，如果我们（用檀香山当局的话来说）“审视大局”，大规模的流行病如麻风病、鼠疫、梅毒、西班牙流感、肺结核、艾滋病等，作为一种生物物种，对于人类来说也许是有好处的。在北欧，艾滋病的变体抗原基因在人口中似乎存在并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推测是，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既定人口中感染和死亡的人越多，幸存者的免疫力就有可能会大幅度上升。是故，巨大而恐怖的流行病可以推动流行病免疫系统的发展——这是黎明前的一个指引性礼物，眼前的纯粹苦难将成为未来一个更加强大的物种。

无论这样的科学猜测如何，证据是明显且令人信服的。就像日本人与其“部落民”，印度人与其“种姓贱民”一样，我们一直都需要麻风病人。有些人不得不“肮脏”。麻风病或者艾滋病变得不再是病，而是一种职业，甚至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职业。我认为戴梅恩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麻风病（以及他和麻风病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此乃上帝所赐，礼在惠行。

卡劳帕帕半岛如今是座奇特的国家历史公园，里面仍然留守着少量的老麻风病人。病情被硫酸盐药物遏制，不再有接触传染，这座岛屿已成了他们的家。五十、六十或七十年前，他们从家庭和社区被流放到此。在地球上，他们把自己剩下的根扎在了卡劳帕帕，并打算平静地死在这里。要访问这个如今国家的财产，你必须得到麻风病社区的许可才能成为客人，然后步行或骑骡子沿着巴利走去，或者是飞到半岛一角的小着陆地带。有人会为你做导游。站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眺望，我决定不去打扰他们的平静。我尊重他们——和戴梅恩——的方式是不到访，多遐想。在“舌状物”的西侧，房子散开的小村庄几乎是无形的。卡拉瓦奥镇位于东侧，如今冷清得只剩下坟墓和废墟，也许还有戴梅恩的灵魂。“愿死者灵魂安息”，我对着海风和向北延伸至白令海的广袤蓝色喃喃祈祷。

戴梅恩是教友中第一位被埋葬在卡拉瓦奥镇的人。在他临终前或刚去世后见过他的人，对其身体的变化感到惊讶。很明显，麻风病就只是在人有感觉的时候折磨你。随着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心脏停止，最后一滴血液流入大脑，身体的肿胀、变色和扭曲也就消失了。手很快缩回了人手的大小，皮肤返回原来的颜色，疥疮合拢，肿胀消退。人看到的是一具蓬勃健康的尸体，就像长寿者在睡眠中平静地寿终正寝。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中，麻风病已爱你至死，现在为了一个更新、更年轻的爱人而抛弃了你。

像许多麻风病教民一样，从教堂到坟墓，戴梅恩的遗体被经过处理，罩在红木棺材里。他的新家是一个小石棺，砂浆砌合的熔岩石板一半高出地面，有三级石阶通向铺有稻草、安放棺材的平台。他一直安息在那里，直到1936年比利时人要求将其遗骨送回鲁汶，这儿距德·威尤士特农场仅几英里，是圣心传教会的家。他也成了比利时人的骄傲。当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美国海军的炮舰护送戴梅恩回去——这次没有绕好望角，而是穿过新的巴拿马运河，横跨大西洋到达欧洲。

自从启动了对戴梅恩神圣化的行动后，天主教就派出一位故意唱反调的魔鬼代言人，到卡拉瓦奥镇来监督起灵，以确保程序正确，并睁大眼睛关注奇迹。我是在一个深夜，在南达科他州东部大草原上的本笃会修道院听到这个故事的，后来我又回到那里来写这篇文章。修道院是平静而安寂的岛屿，远离现代美国日常生活的噪音和节奏，是作家们的好去处——或者说是需要隐私和宁静之岛的人的好去处。我想，看到一个变节的路德教徒在楼上写东西，写一个被行宣福礼的牧师，一位普通的天主教英雄，那些老僧侣们一定感到有趣。首先，盖伊神父借给我一盘优美的、只有一个主人公的录像带，讲述的是戴梅恩的生活，曾在夏威夷公共电视台播放过。我看了它，继续写作，在晚祷时和僧侣们唱了几首赞美诗，吃过简单的斋饭后，回到楼上继续写。十点钟，在修道院来说已经很晚了，门开了，奥古斯丁神父进来了。

“不打扰您吧？

“不打扰，我已经有点迟钝了，准备今晚不再写了。

“听说你在写戴梅恩。其实，我来自夏威夷。当年迁走他的遗骨时，我就在檀香山。”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二战末期，奥古斯丁神父的确是在檀香山。当牧师前他是在军营里长大的。1941年9月7日，他就住在离珍珠港二十英里远的地方。他记忆里的夏威夷是一个巨大高尔夫球场。戴梅恩的遗骨被挖掘时他15岁，但他是在后来遇到充当魔鬼代言人的牧师时才听说了这个故事。

1889年4月，当人们第一次进入戴梅恩的坟墓时，大家以为只会发现少许干骨。三个台阶下，安放戴梅恩的那一半墓穴显得低洼、笨拙。抬棺的人和“代言人”不得不在潮湿的黑暗中躬着身子。也许是因为在雨季的卡拉瓦奥镇待了47年，棺材上方有空隙的熔岩已经渗水了，故棺材就被浸在了稻草和水中。滴水在戴梅恩头部的棺盖上侵蚀出了一个洞。当人们把灯笼照在孔上时，他们看到的不是头盖骨，而是一个完好的人头，胡须等都在，一眼便可认出是戴梅恩。

承载着未腐遗体的棺材当然很重，两名工人费力地向石阶上抬时绊了一下。当棺材倾斜时，“代言人”发现那颗仍然柔软的头转向了另一侧。也许，戴梅恩在摇头说“不”，他想告訴人们，自己身在卡拉瓦奥镇很幸福，他不再属于比利时了。迁骨的人不得不向檀香山要一副人体大小的棺材来运输——因为他们只带来了一个盛遗骨的小盒子。戴梅恩被重新密封在夏威夷寇阿相思木和黄铜制作的棺材里，在檀香山大教堂供人瞻仰一周——夏威夷人排队向自己敬重和爱戴的麻风病神父道别。奥古斯丁神父给了我一本泛黄的副本，是神父帕特里克·洛根于1936年2月3日在檀香山戴梅恩的纪念弥撒上布道的颂词。

颂词以优美的文字结尾，赞扬戴梅恩“工作认真，莫洛凯岛在戴梅恩精神的庇护下，将不再是悲痛和哀悼的孤岛，而是善意和顺从的友好之岛——是天堂和人间可见的纽带”。随后，戴梅恩的遗骨就穿过运河，去了寒冷的比利时。这个故事是否可信，已没什么区别。这是给我的一个礼物，而我将这个礼物传递给了你们。那个地方、那座岛、那种特殊的生活里有一种东西，无论人们选择称其为人世和天堂的联姻、自然与精神的结合、岛屿与大陆的融合，或恐惧与喜悦相伴，对于我来说似乎无可争辩的是，这里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纽带。叶芝说， “万物存在，万事真实，地球不过是我们脚下小小的一粒尘埃”。

观光结束后，我们四位老友回到了帕哈纳酒店，在酒店的咖啡馆吃鱼（没有吃斯帕姆午餐肉），继而转到酒吧去跳舞。虽然这家酒店像明尼苏达不起眼的格瑞格拉速8酒店，但酒吧却非常出色。酒吧中间有一棵巨大的榕树，也是唯一的屋顶。那晚我写了一首小散文，来描述这里甜美而活泼的舞蹈。

（责任编辑：孙婷）

比尔·霍姆（Bill Holm 1943—2009） 美国当代诗人、钢琴家和作家，著有《羽叶槭椿象变奏曲》《奇异岛》等诗集和散文集16部，被誉为是 “美国文学的北极熊”。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外语系任英美文学专家，回国后以自己在中国的所闻以及感受写成《归乡喜若狂》。美国著名作家、《长征》的作者索尔兹伯里先生为该书作序。此书出版后在全美引起震动。比尔·霍姆于2009年2月25日因心脏病去世。

胡宗峰 陕西凤翔人，现任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舒  婷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英语笔译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