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蓝印花布是在唐代兴盛的夹缬、蜡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制作工艺包括制布、制版、制缸（制染料）、刷浆（草木灰制成的防染浆）、染色、晾干、刮灰等流程。明清两代是灰缬蓝印花布生产和使用的鼎盛时期[1]，目前景象保存较完好的蓝印花布亦可追溯到明末。因而，本文选取明清蓝印花布景象，结合当代传承人对蓝印花布的创新实践，从视觉效果出发，初步分析建构蓝印花布景象的社会因素。

关键词：蓝印花布；景象呈现；社会建构；视觉文化

一、蓝印花布的景象效果

景象是区别于图像和影像的三维真实景观[2]，就蓝印花布而言，可以理解为实物的视觉呈现，而非照片或视频。其景象效果来源于三个方面：材质、纹样和色彩。

材质方面。蓝印花布选用纯棉土布经脱浆后晾干备用，其织纹接近于绸类和绢类织物，但相比于绸类织物的细腻光泽，蓝印花布的材质没有明显的反光，更接近于绢类织物的挺阔平整，给人以低调朴实的视觉感受。在现代蓝印花布的创新实践中，蓝印花布艺人大胆启用牛仔布、油画布等新型材料，使蓝印花布的视觉效果变得丰富多样。

纹样方面。传统蓝印花布的纹样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神话故事，常见的内容如莲、菊、梅、牡丹等植物题材，鱼、鹿、凤凰、狮子等动物题材，亦有麒麟送子类的人物题材和吉祥文字的题材。蓝印花布艺人通过点和短线的形式语言，共同组成“凤戏牡丹”“鱼戏莲”“喜上梅梢”等吉祥图案，流露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朴实向往。现代蓝印花布在纹样的设计上，变形、夸张的装饰意味更浓，题材也从传统题材扩展到了历史人物、卡通形象、装饰风景等范围。

色彩方面。传统蓝印花布以蓝白两色为主，分为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传统蓝印花布的色相单纯，根据下缸染色的次数不同，呈现出的明度也不同。刮灰晾干后，蓝白两色交相呼应、对比鲜明。蓝色给人以冷静、清凉、沉静的感受，与白色混合后，呈现出一种柔和、淡雅的视觉效果，能够起到精神慰藉、调节人体内平衡的作用。在过去也有少量黑色、红色印花布的存在，但数量较少，主要还是以蓝色为主。现代蓝印花布艺人也有过复古黑色和红色印花布的尝试，但其视觉效果要么十分压抑，要么过于热烈，总而言之，显得比较极端和刺激。

总的来说，传统蓝印花布材质朴实、纹饰吉祥、色彩内敛，现代人在对蓝印花布的传承实践中，一方面延续传统，另一方面也出现一些“颠覆传统”的创新，在材质选择、纹饰设计和色彩呈现上做出了大胆尝试，使蓝印花布的景象出现了新的面貌。

二、蓝印花布景象背后的社会成因

美国著名的视觉文化研究专家米歇尔认为，视觉建构包括视觉领域的社会建构和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3]。其中，前者可以通俗地理解為促成某种视觉现象的社会因素，后者则反之[4]。蓝印花布的视觉景象之所以出现新的面貌，其社会构建因素可以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就蓝印花布而言，其生产力主要对应的是蓝印花布的生产者、生产工具、原材料等。

布料选择方面，我国的棉花种植及棉纺织技术始于秦汉时期，至宋元时期，植棉及织棉技术得到普及，将蓝印花布的布料从早期的麻苧布扩展到棉布，改变了麻苧布带来的视觉效果，也为明清时期蓝印花布进入普通百姓家做了铺垫[5]。其织纹为最基本的平纹，是相对基础便捷的一种织法，能够直接提高生产效率。19世纪70年代，我国机器纺织工业起步，西方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化学纺织品材料被广泛使用[6]，从而使蓝印花布呈现出新的景象。

纹饰设计方面，蓝印花布的纹饰受地域文化、主体审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生产者的个人技术。传统蓝印花布的花版是由刻版艺人纯手工刻凿，所刻花纹效果与刻版人的个人技艺高低直接相关；另外，白底蓝花图案需要采用2套花版才能印制，比蓝底白花的工艺要求更高。因而今天看到的蓝印花布，大多呈现出蓝底白花、短线和小点的视觉形象。在现代蓝印花布的的制作中，一些蓝印花布传承人与专业美术人才合作设计纹样图案，同时在刻版时采用电脑刻版，大大解放了个人技术对视觉呈现的限制。

色彩呈现方面，传统蓝印花布从植物兰草中提取靛蓝。蓝色是我国传统五色中取色和染色工艺较为简单、价格较为低廉的一种，因而成为平民阶层容易获得的一种原材料[7]。至光绪年间，自然植物染料逐渐被西方的人工合成染料取代[8]，制缸技术难度大大下降。同时，一般民众很难看出化学染料和自然染料制品在视觉效果上的差异，甚至化学合成染料还比自然染料多了“不掉色”的优点，加之近现代工业印染技术的不断渗透，以及色彩更加丰富的工业纺织品不断涌现，传统制缸方法一度走向了濒临失传的境地。

综上所述，社会生产力是蓝印花布景象建构的物质基础。在传统社会中，蓝印花布生产者多为农民或职业工匠，个人审美是印花布视觉效果呈现的前提条件；其生产工具为原始人力，个人技术与花布视觉效果紧密相关；劳动对象为天然原材料，从材质上决定了印花布的视觉效果。而在现代社会中，专业美术人才、工业机械和工业材料的介入，简化了生产环节，对个人技术的要求降低，从而改变了蓝印花布的视觉景象。

2.社会等级制度的变化

我国古代社会对于纺织品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蓝印花布这一景象，可以说恰巧顺应了等级社会的需求，因而在民间当中得以生存。

土布自古以来便是庶民阶层广泛选用的布料，“布衣”代指平民的缘由即在于此。一方面是由于土布结实、耐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等级的限制。例如，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对“士农工商”的衣着规定可以看出，对不同阶层可以选用的布料有明确规定，但即使是当时身份最“低贱”的商贾，也可以穿绢和布[9]。蓝印花布使用土布制作，从源头材质上便符合平民阶层的使用规范，因而从布料的材质上造就了蓝印花布朴实的视觉效果。

中国历代统治者曾颁布过众多色彩禁令，只有青色例外[10]。青色作为正色之一，在早期历史中居于显要地位，但到了灰缬蓝印花布产生的唐代，青色却成为地位低下的代表了；至明代，青蓝一类的颜色更是成为狱吏、商贩、平民等地位卑下者的主要服饰色彩。另外，受礼制色彩观的影响，黄、红、紫等色彩被列入底层民众的禁色之列，这便从礼制上降低了蓝印花布使用其他色彩的可能，从而造就了蓝印花布稳定的色彩景象[11]。

除材质和色彩外，中国古代对纹饰的使用亦存在等级规范。在明代末期的一条菱形满地花被面中，主体装饰花草、凤鸟、狮子等图案，被头带饰为菊花与凤戏牡丹的纹样[12]。在清代蓝印花布中，除了梅、兰、竹、菊、牡丹、荷花等常见的花卉题材外，也有龙、凤、仙鹤、麒麟、鹿等瑞兽题材[13]。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龙、凤这类形象往往是最高统治者的专属纹样，为何会出现在蓝印花布这种代表着民间文化的布料之中？对此，笔者根据史料作出三種推测：首先，明清时期民间存在礼制僭越现象[14][15]，民间僭越礼制的现象在历代都有发生，加之统治者对凤纹的监管不似龙纹那么严格，所以在蓝印花布中存在大量凤纹；其次，人们对蓝印花布纹样命名存在偏差，上文提及的明代蓝印花布被面中的凤纹，以及笔者目力所及的清代蓝印花布[16]中的龙纹，仔细观察其形态不难看出其印制的实为“瞿纹”[17]和“蟒纹”[18]，并不存在僭越；最后，蓝印花布的形式语言模糊了形象的定位，蓝印花布使用的短线和小点的形式语言不像绘画或刺绣类的形象那样清晰可辨，在究竟是否僭越的问题上拥有了一定的灰色空间。

总之，社会管理制度是蓝印花布景象建构的运行条件。在传统社会的等级规范下，蓝印花布的质地和色彩符合统治者对底层民众进行“视觉统治”的需求，同时民众不愿意处于被压迫地位，因而通过图案来表达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蓝印花布的视觉景象便稳定地传承了下来。现代社会中人人平等，人们使用纺织品时不必再提心吊胆地考虑是否“僭越”，因此现代蓝印花布无论从材质、色彩还是纹样的设计，都较传统社会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因而改变了传统蓝印花布的视觉景象。

3.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

关于蓝印花布的起源，在民间传说中，是染仙梅福和葛洪为了回报一对人间夫妇舍饭、避雨之恩，下凡教给这对夫妇的。故事中不仅暗含了染制蓝印花布的关键技术“灰酒还原蓝靛”，还传递着“乐善好施”“知恩图报”“善有善报”的教化功能。因此，过去的染坊将梅、葛二仙视为祖师爷供奉，各地染坊有特定的日子祭祀梅、葛二仙。这种习俗可以说是精神民俗的一部分，是一种心理经验。民俗学认为，这种经验一旦成为集体的心理习惯，便表现为特定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并代代相传。印染工人作为视觉景象的制造者，在这种精神民俗下，对祖师爷的技术带有天然的敬畏之心，加之传承方式和交通地理的封闭特点，因而蓝印花布的生产技术和视觉景象在工业社会以前几乎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蓝印花布之蓝，在古代属于青色的主体，青色是和大自然联系最密切的颜色，令人联想到春天、生机、萌发甚至是人生孕育[19]。因而，蓝色成为广大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用以祈盼“平安”“美满”“多子”“长寿”等美好生活的理想色彩；在白、黄、褐等平民色彩中，蓝色成为平民阶层更愿意选择的色彩。甚至纵观中国的民间花布后发现，唯一运用单色染制的花布便是蓝印花布了[20]。相较于色彩，蓝印花布纹样对于美好生活的诉求更加直白，如用“凤戏牡丹”“鱼戏莲”等图案暗含美满多子；用“喜鹊闹梅”图案寓意喜上眉梢、……这种视觉景象的呈现，不仅是蓝印花布生产者自身的精神诉求，也是在市场流通中对消费者精神诉求的迎合。

随着工业化的来临、城镇化的开发，一度消失又重新回到人们视线中的蓝印花布，摇身一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期盼美好生活”的载体转化为“回忆传统民俗”的载体；作为非遗的蓝印花布走入学校、文化展演和数字场所，其受众身份从单纯的日用者扩展为用以审美的欣赏者、用以科研的研究者、用以收藏的爱好者……凝视蓝印花布的群体变得多样。蓝印花布艺人为了迎合来自不同群体的凝视，不断创新着蓝印花布的视觉景象，一些新式图案的视觉刺激目的明显要大于象征民俗的传统成分，因而被部分非遗学者称之为“异化”。

综上可见，社会精神文化是蓝印花布景象建构的内驱动力。传统社会的民俗赋予了民众稳定的心理程式，折射到蓝印花布生产中，便呈现出了稳定传承的景象。伴随着旧有民俗空间被挤压，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理性化、科学化，蓝印花布的景象构建也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而可以说，在物质条件、社会管理这类看得见的显性因素之外，民俗传统、精神诉求这类看不见的隐形因素也在影响着蓝印花布景象的建构。

三、结语

蓝印花布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稳定地传承着自身的视觉景象，而在工业时代后，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呈现出了很多新的视觉景象。这种新景象出现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生产力、管理制度、精神生活的改变。其中，社会生产力是蓝印花布景象建构的物质基础，社会管理制度是蓝印花布景象建构的运行条件，社会精神文化是蓝印花布景象建构的内驱动力。

作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民间工艺，蓝印花布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下，呈现出的具体景象有所不同。本文对蓝印花布视觉景象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管窥一斑，目的是从视觉文化的视角为非遗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揭开厚重史书的一隅，为接下来更深入地研究非遗视觉现象打开一丝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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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10].

作者简介：

宋彦霖（1993—），女，汉族，山东临沂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8届毕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理论研究（蓝印花布、当代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