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专科辞书事业

2023-05-30赵航

辞书研究 2023年3期

赵航

摘要专科辞书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和意义。当代中国专科辞书出版的辉煌成就，为我国由“辞書小国”步入“辞书大国”，再迈向“辞书强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辞书强国”建设仍在路上。文章梳理了当代中国专科辞书事业的发展阶段、发展状况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及特点，同时对专科辞书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和思考。

关键词专科辞书发展阶段发展状况理论研究

专科辞书是收录专科词语（包括术语和专名）并逐一提供相应信息的词典，按照收录对象可分为学科词典、专名词典、专题词典和术语词典。（徐庆凯 2011）它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更是科学技术演化进步的结果。其出版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国家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反映学科现状，推动学科发展，并为广大读者提供求知解惑的便捷工具。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仅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类辞书就有2万余种，其中专科辞书占比超过一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后的三十年间，我国专科辞书事业在经过快速发展的繁荣期之后，开始在探索中进行出版转型。在专科辞书大量编纂出版的同时，一批专科辞书出版人才快速成长，专科辞书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专科辞书事业呈现“出辞书、出人才、出理论”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我国的专科辞书事业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专科辞书出版成就辉煌，“辞书强国”建设仍在路上。

一、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专科辞书极为匮乏，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专科辞书几乎没有。《世界知识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学科辞书。“20世纪70年代中叶，斯里兰卡总理班达奈拉克夫人访华时赠送周恩来总理一部《僧伽罗语大词典》。周总理回赠她一本《新华字典》。”（王德春 2009）这个外交事件中的小插曲，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辞书出版方面呈现“大国家，小辞书”的窘境。1975年，为期25天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提出了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出版的两步走计划。［1］专科辞书虽未被列入此次规划之中，但在推行过程中实际出版的专科辞书有784部（其中汉语类285部、双语类499部），标志着我国专科辞书事业开始复苏并进入大发展时期。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汉语专科辞书的出版情况，可将当代中国专科辞书事业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2］

（一）初步发展期（1978—1987年）

据统计，这一时期我国共出版汉语专科辞书482部，平均每年约出版48部，是同期年均出版语文类辞书的8倍多。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第三版诞生于1979年。《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融工具书和文学赏析读物为一体，是专科辞书编纂中的一次创新，开创了我国专科辞书的新品种。这一时期专科辞书出版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数量逐年上升，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主要表现在，经济类、交通运输工程辞书增量明显，力学、材料科学、纺织科技、食品科技等类辞书尚存在空白。初步发展期的专科辞书出版反映了经济、交通运输工程等学科建设对辞书的迫切需求。正如杨祖希先生所述，“十年耕耘，我国专科词典的编纂出版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几乎已呈繁星满天、花开遍地之势”（赵连振，耿云东 2015）。详见表1、表2。

（二）快速发展期（1988—2000年）

1988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成都举行，讨论并制定《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对快速发展期的专科辞书出版起到关键的导向和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汉语专科辞书的出版量依旧远远大于其他类别的汉语辞书。据统计，这一时期共出版1822部汉语专科辞书，年均出版140部。快速发展期内，专科辞书出版数量持续增加，学科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反映了社会、科技进步对专科辞书的迫切需求。这一时期的专科辞书，无论是出版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更大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重复出版、粗制滥造的伪劣辞书，“王同亿现象”曾引发辞书学界的大讨论和打假行动。1990年4月，国家实施辞书体系优化战略，进一步规范了专科辞书出版；1992年

9月，中国辞书学会经批准成立，10月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并长期致力于在辞书编纂出版、学术研讨、业务培训、辞书评奖、打假批劣、标准研制、辞书数字化等方面开展工作；

1992年11月，《辞书编纂基本术语·第一部分》国家标准审定会在西安举行，该标准填补了辞书编纂基本术语的空白；1994年9月，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在上海成立；1995年，首届中国辞书奖颁奖大会在哈尔滨举行，46种专科辞书获殊荣。得益于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有力推动和引导，中国辞书学会及其所属专科词典委员会的努力，我国专科辞书事业进入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期，并呈现更加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与经济学科相关的专科辞书出版数量依然居于首位，仅剩矿山工程技术、冶金工程技术和核科学技术三个一级学科未有专科辞书出版。详见表3、表4。

（三）逐步转型期（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辞书数字化、网络化成为大势所趋，专科辞书事业发展的步伐有所放缓，专科辞书出版进入“滞胀”期。（魏向清 2015）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前两个时期已有较为可观的专科辞书数量和种类积累，二是专科辞书出版受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版的冲击严重。面对新的冲击和挑战，专科辞书出版开始在探索中转型。这一时期专科辞书事业发展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坚持原创的基础上重视修订已有专科辞书，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坚持“内容为王”，主要表现在：原创辞书主要向前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发展，重点专科辞书通过不断修订焕发新的生命活力；［3］二是传统出版主动与新兴媒体结合，加速向数字出版转型，数字辞书、融媒辞书已成为当代辞书人追求的时代使命。（李宇明 2019）2001年，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纂现代化专业委员会成立。2013年，《2013—2015年

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颁行，凸显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出版发展。在这次规划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中國科学技术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19）、《西夏文大词典》（宁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等一批原创专科辞书项目继续得到重视，《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药学大辞典》第二版、《教育大辞典》第三版、《材料大辞典》第二版等一批重点专科辞书正在实施修订中，《辞海》数字出版云平台、《中国乐器大词典》（电子）、《中外铁路词典》（电子）等数字出版项目呈现全媒体规划的新面貌。

二、发展状况

（一）众多出版社积极投身其中

专科辞书，尤其是重量级的原创专科辞书往往是一个从事工具书出版的出版社影响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众多出版社积极投身专科辞书出版领域并出版了一大批填补空白的拳头产品，在行业内树立品牌、奠定地位。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1998）、《中国历史大辞典》（2000）、《哲学大辞典》（1992）、《经济大辞典》（1992）等，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科学技术大词典》（2019）、《莎士比亚大辞典》（200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1995）、《材料科学技术百科全书》（1995），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中国材料工程大典》（2005—2006），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机械工程手册》（1982）、《机械设计手册》（1999）、《电机工程手册》（1982）等，崇文书局的《马克思主义大辞典》（2018）、《中国非物质文化大辞典》（2022）、《中国经济史大辞典》（2022），四川辞书出版社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1996），科学出版社的《遥感大辞典》（1990），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经济学辞典》（1980—1981），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纺织辞典》（2007）、《丝绸术语辞典》（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的《统计大辞典》（1995），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药大辞典》第二版（2006），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1992）、《新编〈毛泽东选集〉大辞典》（1991），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孙中山辞典》（1994）……可以说，众多出版社积极投身专科辞书出版领域，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专科辞书事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辞书出版社自1980年开始出版专科词典，至今已出版200余种，由此奠定了其在国内专科辞书出版领域的重要地位。

（二）出版门类日益齐全

从规模上看，大、中、小型专科辞书并举，以大型为重点，中型为主力，小型为补充。大型辞书是学科知识的总汇，学术性强，专业要求高，编纂难度大。例如，《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出版的第一部由国家组织编写的特大型历史专科词典，从编纂到出版前后历经二十余年，由800多名专家完成。中型辞书兼具提高和普及双重功能，适应面广泛，成为专科辞书中的主力。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累计印数达100万册，《法学词典》累计印数达114万册。（徐庆凯 1989）小型辞书多用于普及科学知识，因实用性强而深受欢迎，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种。《实用五金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电工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等手册类工具书属于此类。

从性质上看，学科词典、术语词典、专题词典、专名词典等各领域都有一大批专科辞书精品问世。［4］学科词典覆盖面广。主要学科领域都拥有自己的专科辞书，有的学科甚至拥有多个版本的专科辞书。例如，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学科词典中，哲学整体学科方面有《哲学大辞典》（1992）、《大辞海·哲学卷》（2003），中国哲学方面有《中国哲学大辞典》（2010），外国哲学方面有《外国哲学大辞典》（2000）、《现代西方哲学辞典》（2007），逻辑学方面有《逻辑学大辞典》（2004），美学方面有《美学大辞典》（2010）、《艺术美学辞典》（2012）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2003），管理学方面有《管理学大辞典》（2013）、《大辞海·管理学卷》（2011），伦理学方面有《伦理学大辞典》（2002）、《应用伦理学辞典》（2013），心理学方面有《心理学辞典》（2016），宗教学方面有《伊斯兰教辞典》（1997）、《宗教大辞典》（1998）、《佛教小辞典》（2001）、《基督教大辞典》（2010）、《道教大辞典》（2020）等。此外，在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领域，上海辞书出版社还出版了《敦煌学大辞典》（1998）、《中国考古学大辞典》（2014）等。

专题词典百花齐放。在专题词典中，专人词典有《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周恩来大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张謇辞典》（广陵书社，2021）等，专地词典有《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等，专书词典有《汉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等，其他专题词典还有《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国际贸易法大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中药大辞典（第二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崇文书局，2018）等。

专名词典种类繁多。在专名词典中，人名词典有《社会科学人物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武汉出版社，2001）等，地名词典有《世界地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2002）、《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等，书名词典有《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1999）、《中国古籍总目（全26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013）、《毛泽东著作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等，其他专名词典还有《中国对外条约辞典（1689—1949）》（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川剧剧目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中国古兵器集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等。

术语词典日益向细分方向发展，如：《新技术术语词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丝绸术语辞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等。其中如《灾难医学与人道救援词典》（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是一部有关灾难医学和人道救援专业的权威术语词典。再如《词典学术语词典》（Hartmann & Gregor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2005），是第一部国际标准的词典学术语词典。术语词典最能体现术语研究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专科辞书的编纂水平。

（三）获奖精品辞书迭出

国家辞书奖（原名“中国辞书奖”，1997年更名，后成为国家图书奖的一个分支奖项）是我国辞书、工具书领域的最高奖项。据统计， 1995—2003年间国家辞书奖共举办了5届，各类获奖辞书共计169种，其中专科辞书获奖种类73种，在所有获奖辞书中占据半壁江山。在这些专科辞书中，获得首届中国辞书奖的有《中药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人权大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等；获得第二届国家辞书奖的有《中国戏剧剧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国际贸易法大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汉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世界地名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等；获得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的有《中国图书大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农业大词典》（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中国苏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倡廉反贪史鉴事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等；获得第四届国家辞书奖的有《川剧剧目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等；获得第五届国家辞书奖的有《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伦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中国医籍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等。详见表5。

国家图书奖于1993年设立（2005年整合后并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至2003年共举办评奖活动6次。历次国家图书奖评奖中，有《现代临床医学辞典》（人民军医出版社，1993）、《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农业大词典》（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外国哲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中国医籍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等二三十种专科辞书分别获得图书奖、荣誉奖或提名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于2005年在原“中国国家图书奖”的基础上整合若干奖项后设立，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自2008年至今共计评奖5次。历次中国出版政府奖中，《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药学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欧洲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纺织辞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毛泽东著作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中国水利史典》（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崇文书局，2018）、《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华夏出版社，2019）、《敦煌艺术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等专科辞书在各类辞书中脱颖而出，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国专科辞书编纂的最高水平。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历年来出版的200余种专科辞书中，有《哲学大辞典》（1992）、《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1995，1996）、《法学大辞典》（1998）、《敦煌学大辞典》（1998）、《中国历史大辞典》（2000）、《欧洲历史大辞典》（2007）、《敦煌艺术大辞典》（2020）等15种荣获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国家图书奖及其提名奖，成绩突出。

由众多出版社积极投入出版的各类专科辞书，获得各类国家级图书奖项，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专科辞书编纂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专科辞书出版事业的繁荣。

（四）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

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是培养专科辞书人才，推进专科辞书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徑。1979年，《辞书研究》在陈翰伯的倡议下得以创办，后成为中国辞书学会的会刊，并逐渐发展成为广大学者探讨辞书理论的主阵地。1982年，全国首个地方性辞书学会团体——上海市辞书学会成立，随后陕西、福建、安徽等地方辞书学会也先后成立，并举办一系列辞书理论研讨活动。1988年，首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是为辞书学界的首次全国性研讨会。1992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以后，把开展学术交流作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并把学会会刊《辞书研究》作为学界学术交流的平台之一。1994年5月，中国辞书学会在上海举办专科词典编辑学习班，推进专科辞书出版人才培养。同年9月，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立以来，共召开12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旨在通过交流学习增进共识、提高水平。专委会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辞书学会的领导下，承办专科词典学术研讨会，参与中国辞书学会承办的中国辞书奖专科辞书类的初评工作。表6是专委会历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情况：

（五）出版转型正在路上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成为大势所趋，传统专科辞书主动拥抱新兴媒体、向数字出版转型。201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全国第五期辞书编辑培训班上的讲话中强调要高度重视辞书出版数字化，抓紧研究辞书出版数字化的实现形式，推动重要辞书的数字化，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邬书林 2011）2022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对未来一个时期出版融合发展的目标、方向、路径、措施等做出全面部署。（李婧璇 2022）这体现了我国数字出版顶层设计的日臻完善，为行业发展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士气。20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2022〕27号）。在这方面，传统工具书出版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数字化出版探索。例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术语知识服务平台——术语在线，清华同方的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等。

当然，专科辞书出版转型还处于探索阶段，仍面临不少发展瓶颈。如何整合现阶段知识服务平台的优质资源，利用新兴的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手段，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蝶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理论研究

专科词典的大量编纂，推动了对专科词典的理论研究。当代中国专科辞书理论研究成果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有专著《专科辞典学》（杨祖希，徐庆凯 1991）和《专科词典论》（徐庆凯 2011），前者分为12章，后者分为10章。杨祖希、徐庆凯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两位专科词典编辑大家，这两部专著是他们多年从事专科词典编纂出版经验的理论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中，《专科辞典学》阐述了专科词典的性质、类型、编纂过程、总体设计、编写体例、选词、释义、稿件的审读加工、交叉工作、附属成分、稿件加工后的编辑工作等，还介绍了专科词典简史。该书有三大特点：第一是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第二是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第三是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性。有学者认为：“作者总结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相当系统的见解，达到了在目前条件下难得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晏雁 1992）《专科词典论》对专科词典的特征、类型、编纂理念、选词、释文、插图、交叉条目、编排法、附属成分、编辑工作进行了全面阐述，弥补了《专科辞典学》中的一些缺点和错漏，如关于专科词典的分类；另外，在释文、编排法、专项检查等方面进行了完善或充实。

除两本专著的系统性研究外，还有一些专著的部分章节［5］和一批论文［6］对专科词典展开研究：内容涉及专科词典的性质、特点（特征）、类型、总体设计、编纂体例、选词原则和方法、释义的原则和方法、交叉工作、附属成分、编排方法、编辑加工、数字化等方面。

（一）专科词典学的提出

杨祖希（1991）认为，专科词典学的提出和研究始自1979年《辞书研究》杂志创刊后的中国辞书学界，并在尝试建立专科词典学方面做了探索，探讨了专科词典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学科地位和性质，认为专科词典学是以一切种类的单语专科词典为研究对象的辞书学分支。（杨祖希 1991）章宜华、雍和明（2007）在《当代词典学》一书中则认为专科词典学是词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研究专科词典的理论框架以及专科词典的设计、编纂、使用、评价和历史的学问。

（二）与语言学、术语学等的关系

关于专科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专科词典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但内部又有两种不同看法，分别以黄建华和陆锡兴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专科词典学是脱离语言学之外的独立学科，主要以胡明扬、徐庆凯为代表。《专科词典学》认为：编纂和研究专科词典需要掌握并运用语言学的理论，但仅靠语言学理论是不够的，就专科词典学而论，不能再将它包括在语言学的范畴之内，而应将它视作一门包括在辞书学体系之内的独立学科。

关于专科词典与术语学的关系。相关研究认为，术语是专科词典的描述对象之一。弄清术语学的性质特征和术语的构造特点，对专科词典的研究和编纂十分有益。（章宜华，雍和明 2007）术语学、术语词典学是与专科词典编纂更契合的依托学科。（郑述谱 2008）

（三）性质、特征和类型

关于性质，《专科辞典学》归纳了5个个性：按照不同的学科分别编纂；读者对象以专业工作者为主；只收专科词语不收普通词语；对本学科的词语收集得比较完备，释文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专业知识比较丰富。

关于特征，《专科词典论》从对读者对象、词目、释文方面考察，概括为“专”。《当代词典学》则阐述了专科辞典的学术特征、结构特征、功能特征和类型特征。

关于类型，陈炳迢（1991）《辞书编纂学概论》，林玉山（1995）《辞书学概论》，李尔钢（2002）《现代辞典学导论》，章宜华、雍和明（2007）《当代词典学》，雍和明、彭敬（2013）《交际词典学》都提出了对专科词典的分类，有的还从多个维度对专科词典进行了分类。徐庆凯（2011）《专科词典论》，按照专科词典所收词目的类型分为学科词典、术语词典、专题辞典和专名词典，成为学界划分专科词典类型的主要标准之一。

（四）总体设计与编纂体例

《专科辞典学》论述了总体设计的意义和作用、决定总体设计方案的因素，如何进行内容设计、形式设计等。陆海龙（1999）探讨了中型宗教专科词典的框架、释文、排检方式和附录。徐福荣（1992）論述了编纂体例包括的词目、释文、技术规格、附录、插图、编排等项各应有哪些规定。《专科词典论》提出专科词典的体例包括选词的原则，词目的交叉和定名，释文的编写原则，各类条目释文的范围和层次，条目的分级和字数幅度，释文的交叉，释文的技术规格等。

（五）选词与释义

选词的前提是确定词典的性质和规模，主要涉及选词的要求、范围、标准和具体方法等。《专科辞典学》《专科词典论》等，提出词目必须是约定俗成的词、固定词组或定型的短语，是值得介绍专业知识的词语，有相当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在本词典规定的范围内，有系统性、完备性，避免重复，注意统一和平衡、规范化等。雍和明、彭敬（2013）总结为，约定俗称性、专业技术性、学科系统性、术语规范性等。此外，王芝芬（1992）提出专科词典“选词十忌”，其中，忌不成词、忌生造词、忌见词明义、忌不稳定、忌不平衡、忌缺漏等仍具有建设性和指导意义。林飘凉（2000）提出“科技专科辞典选词十要”，其中有新颖性、单词（语）性、互见性等观点。

释义主要涉及释义的原则、模式、方法，以及义项的划分和编排等。（1）释义原则。释义的基本原则要区分“普通义”和“专业义”。杨祖希、徐庆凯（1991）将其概括为：专业性、政治性、准确性、客观性、全面性、针对性、稳定性、简明性、中国化、采用词典体、遵守释义体例、注意交叉等12条，十分全面；雍和明、彭敬（2013）从便于操作的角度出发概括为：科学性、整体性、规范性、简明性。（2）释义方法。巢峰（1983）提出：比较或解剖法、抽象或概括法、溯源法、引证法、区分法、列举法、示意法、平衡法、分列法、简练法等10种，是对词典编纂经验的反思和升华，具有启示性和借鉴意义。雍和明、彭敬（2013）在《交际词典学》中将其归纳为：定义法、描述法、溯源法、情景法等。关于释义，徐庆凯（1981）还提出7点建议：考证词源、说明演变、具体分析、注意区别、充实材料、引用原话、介绍不同见解；杨祖希（1981）提出6个W（who、when、where、what、how、why）以增强专科词典的知识性，并设计“三条途径”，对丰富专科词典释义具有实用价值。（3）释义模式。阮智富（1982）提出根据词条所包含内容和规模大小，大致分为基式、简式和详式三类。

（六）编排方法

《专科词典论》详细介绍了笔画、拼音、分类、时序、地序等编排方法。相关文章有李尔钢（1991）《专科辞典的分类编排问题》、徐庆凯（1995）《论专科词典的分类编排》等。其中，关于分类编排法的讨论较多，分类编排一方面便于读者参考、通读，了解词典知识体系的结构，另一方面也存在编排难度大、读者不易找到要查检的词目等问题。因此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用适当的编排方法，也可将几种编排方法结合使用。

（七）其他方面

此外，有关专科词典组织工作、专科词典编纂史以及专科词典评价等也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还有文章从专科词典的文风、交叉问题、编辑加工、附录、阅读功能的拓展、数字化等方面展开研究。

总体而言，关于专科词典的研究范围已相当广泛，有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或加强，如关于专科词典学的框架、体系等，专科词典编纂的学术依托，以及专科词典的策划、营销、质量标准、社会需求和读者意见的调查研究、数字化发展、国外专科词典理论引进等。随着数字化专科辞书的发展，在融合发展、新的编纂技术应用等方面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四、展望与思考

传承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演讲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地记录下每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辞书事业的发展道路，专科辞书出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国由“辞书小国”步入“辞书大国”，再迈向“辞书强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正视专科辞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迎接新的挑战。

（一）对接国家战略，做好中长期规划

专科辞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规划的指引，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并持续推进。1988年第二次全国辞书编纂出版规划明确提出“首先确保基本学科的大型综合性词典的建设，并注意具有中国特色词典的选题安排”。正是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这一时期的专科辞书出版发展迅猛，各类一级学科基本上都拥有了自己的专科工具书。正如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所述，“这次规划增加了专科辞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几年专科辞书有很大发展，说明社会很需要”。2013年的第三次全国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凸显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推动数字出版发展。传统专科辞书出版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聚焦学科发展，坚持内容创新，尤其要重视前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的专科辞书编纂。同时，也要致力于推进工具书数字化，共同瓜分互联网时代的“蛋糕”，让权威的专科知识为更多人所用。

从出版社层面讲，做好中长期规划非常重要。上海辞书出版社老社长巢峰（2007）164说得好：“以一个社而论，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抓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就很难有文化积累，就永远是一个没有特点、没有风格的杂货店；只有年度计划，而无长期规划的出版社，虽然也能出几本好书，但很难形成整体规模和整体效益，很难摆脱无所作为的平庸局面；唯既有长期规划，又有年度计划的出版社，才能出‘拳头，成气候，有特色，有积累，成为有作为、有影响的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之所以在专科辞书出版领域有所建树，与20世纪80年代初在巢峰老社长的带领下制订长达二十二年的中长期出版规划密不可分。

（二）主动融入互联网出版

这些年来，数字出版的探索之路坎坷曲折，但数字出版是顺应时代需求的正确道路，数字出版的时代已经到来。2020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09-27），正式吹响了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号角。2022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人民日报》，2022-04-25），对新时代深入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做出全面安排，为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提供了行动指引。2022年5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05-23），对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做出部署。传统工具书出版社在向数字出版转型中具有内容资源上的优势。一方面，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断提供优质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有互联网思维，培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复合型人才。对传统工具书出版社来说，既要坚守自身使命、明确自身定位、立足自身优势，始终确保内容生产权威性、准确性，更要坚持创新为要，主动拥抱互联网，使传统工具书由单一查检功能向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转化，进而通过“内容+技术”主动融入互联网时代的现代知识服务进程。

（三）走出专科辞书出版的怪圈

进入21世纪以后，在互联网冲击下的传统专科辞书出版，受投入人力多、出版周期长、市场销售前景不明等因素影响，往往出现收入与成本倒掛的现象，专科辞书事业繁荣的背后也存在很大隐忧。不少业界人士对专科辞书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甚至有一些出版社的领导对专科辞书的策划、出版态度消极。如何对症下药，扭转这种出版怪圈，对重塑行业信心非常必要。

首先，要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基础上，通过在呈现形式、应用场景等领域的创新，不断满足读者新的需求。“酒香也怕巷子深。”《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等通过创新迎来三十多年的畅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1996）通过学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创新，使文物图书成为流动的博物馆，让文物走向大众。面对新时代读者需求的变化，专科辞书也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其次，要高度重视专科辞书的数字化、数字化的专科辞书建设，用互联网思维对待专科辞书的策划、加工、营销甚至发行，纸媒出版不是结束而是融媒体出版的开始。例如，冷门专科辞书虽然具有小众性特点，但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准确定位、细分市场，仍然有望获得良好收益。

再次，要善于运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的编纂手段，完成辞书编纂和编辑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出版效率，缩短出版周期。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发了“《辞海》网络协同编纂系统”，就是对数字时代辞书编纂手段的一种尝试和提升。

最后，要探索数字化的商业模式，通过资源优势互补，达到“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目的。如今，大数据处理、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使聚合更多优质资源、服务更多场景应用成为可能。例如，2020年发布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正在通过有效整合数字出版产业链资源，聚合各类优质工具书内容资源，融合不同的应用场景，能够更好为读者提供更多优质的知识服务，为传统工具书出版提供了一套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解决方案。

附注

［1］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国发〔1975〕

137号）。

［2］有关双语辞书的出版成就，已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于屏方教授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专题论坛”上做专题发言。该成就基本上也是在1975—1985年、1988—2000年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指引下取得的，发展脉络基本上与汉语专科辞书发展同步，在此不再展开叙述。另外，关于当代专科辞书发展阶段及专科辞书出版情况，笔者参考了魏向清（2014）的有关研究成果。

［3］秦志华《〈辞海〉七版编纂出版的几个问题》，［中国辞书学会2022年辞书（图书）编辑培训班上的讲话］。

［4］关于专科辞书的分类，主要根据徐庆凯先生（2011）《专科词典论》一书中提出的专科辞书分类模式。该分类模式获得辞书学界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

［5］如陈炳迢（1991）第五章：专科辞典编纂法，李尔钢（2002）第六章：专科辞典，章宜华、雍和明（2007）第六章：专科词典。

［6］笔者主要通过《二十世纪辞书学论文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王东海（2019）和中国知网，检索直接以专科词（辞）典或专科辞书、专科工具书为研究对象的文章。

参考文献

1. 巢峰.专科词典释义十法.辞书研究. 1983（5）.

2. 巢峰.出版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炳迢.辞书编纂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上海市辞书学会，辞书研究编辑部编.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5. 李尔钢.专科辞典的分类编排问题.辞书研究，1991（4）.

6. 李尔钢.现代辞典学导论.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7. 李婧璇.壮大数字出版新引擎培育融合发展新动能.中国新闻广电出版报，2022-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