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元

一

最早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大约是关于民族主义之类的政治概念。不过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件艺术作品，一本著名的书，一首曲子，一幅画，甚至一个持久存在的广场或者雕塑，都会在世界上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它们都有持续的受众，尤其是在语言、叙事中进进出出，被各种新闻、笔记洗礼过，担当过许多故事背景的一群“听说过它们的人”。

我想，音乐会现场的听众，也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经过疫情期间两年左右的艺术大萧条，最近加拿大的各类音乐会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上演，我自己则充满甜蜜的烦恼，面对密布的演出信息陷入选择焦虑。也因为各式各样的音乐会空前密集，各种人群交集增加，不同经验就纷至沓来。比如有些场次的演出，居然有了乐章之间乱鼓掌的人。之前若干年，我在北美几乎从未见过这种现象，也几乎没有经历过音乐会上的不安静。

乐章之间的掌声，我个人不喜欢，但感觉也有点复杂。某些心胸宽阔的朋友说，乱鼓掌不是坏事，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听，这不是音乐人群扩大的象征吗？ 我没那么乐观，不过扪心自问，掌声虽然惹人嫌，倒还不至于是洪水猛兽，但往往会破坏我个人对这个“共同体”的想象。虽然我去音乐会都是自己默默听，有时候忙着翻乐谱，根本不关注周围的人，但现场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我。有时候，演出现场效果非我所喜，但现场的热烈反应让我小小吃惊，也受到感染。而我原本就十分喜欢的演出，则在他人的烘托和强化下使我的情绪更得到释放，也使我更感动。演出后的全体起立鼓掌，是仪式也是礼物，让人的感受有安放之处，让热情化为相信。

二

我一向喜欢观察运动员，觉得他们跟舞台上的音乐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运动场上或者表演舞台上，人处在一种“热”（hectic）的状态，太深的思考做不了，但情绪上的刺激可以引发身体这个系统的变化。比如，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们会没听过球迷喊“加油”，会没听过教练说“努力，别泄气”“别紧张，没问题”？这些老生常谈对电视观众是废话，但对场上的人就还真管用。同理，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家也处在“运动员”状态，乐队指挥对乐队成员做出某种特别的刺激（手势、表情），真就能引发音乐的变化。而台下的掌声，对资深艺术家仍然未失激励。处在“热”状态的人，自成一个奇妙的系统—就拿乒乓球来说，每当教练在暂停的时候对选手说“放慢”“控制节奏”这样的话，我都觉得十分精彩和奇妙—这往往就是呼吸的节奏，动作的节奏，甚至包括跑去捡球的节奏，教练观察球员的动作，自然知道他处在哪种状态。教练成功的语言激励，犹如“点穴治难疾”。

人们之所以去现场，无论是球赛、演出还是竞选演说之类，大多是着迷于那个气场。气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真实存在吗？是某个空间里破碎的声响、气味、环绕自己的空间感，还是人头攒动之下互相传染的群体认同？现场球迷的大哭大笑，如果在家看电视恐怕不会发生，因为各种情绪要经过身边人的镜像和放大才能表达透彻。气场之外，“士气”“人气”亦然。大概，人是一种生物，“很多人”又是另外一种，个体在“很多人”中淹没，但“很多人”迸发出另一种力量：生机、热情和暴力。至于“气”的参数，则可以讨论。细分“很多人”，两百人和几千人大约有明显差别，几万人和一亿人可能就没那么大差别了。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里，这一点特别令人震撼：人类数量还是太少了，如果多到几百亿，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此为题外话。

关于“场”，最近我读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多多少少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它的重点不在于人群行为学和心理学，但它展开讲述的“系统1”“系统2”概念，对我思考感兴趣的音乐表达、人群反应极有启发。

在心理学家卡尼曼这里，“系统1”是指一些较自发、不用多想的精神活动，而“系统2”是需要集中精神进行计算或选择的活动。“系统1”包括（仅选几个例子）：

辨析两个物体哪个更近

找出声音的源头

计算2+2

辨别声音中有无敌意

理解简单句子

……

而“系统2”包括：

在馬戏团表演中关注小丑

在记忆中搜寻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一个句子中数出字母a 的频率

计算17×24

……

真正有趣的是“系统1”，因为它无所不在，但可能被忽视。让我来举一些类似的例子，关于“系统1”的判断（仅限于社交类）：

小朋友去上学，感觉同学们看不起自己，虽然他们没说什么。因为小朋友说话有乡下口音；

别人恭维我今天头发格外好看，虽然我细想觉得不是真的，但当时仍然十分欣喜，因为这种迅速的反应令人无法抗拒；

到了一个新环境，感觉同事们很不友好（事实上没有人做任何坏事，也没有骂人）；

政治家现场演讲的煽动（只看录像的人，觉得很蠢；现场的人则疯狂跳脚欢呼）；

开会的时候，某人想说什么，大家都看出来他欲言又止。

这些例子仅仅是“系统1”的一小部分，但可以说明，人不须细细思索计算，就能从表情、声调等因素中捕捉气氛，也能判断出社交中的动态，“××不喜欢我”。其他的社会性例子还包括：种族/城乡/性别歧视（因为表面的印象不自主地误判）和社交礼貌—微笑或者一句温和的“你好”，貌似肤浅，但能深刻影响情绪，所以陌生人之间的礼貌和尊重并非可有可无。

两个系统之说，并无科学定义，作者用“较少的努力和较直接的反应，并且很难抗拒”（差不多也就是所谓“下意识”）来定义第一类，已经很严密了。但如果问，哪个脑区负责“系统1”？肯定得不到好的答案，因为它在调动全脑，既不愚蠢也不简单，而且没法像开关一样被关掉，所以种种一眼之内形成的社会偏见极难克服，它需要有意识的努力。

“系统2”则负责复杂、较专注的思考和自我批评。它经过工作，可能推翻或者批准“系统1”的认知。但它很懒。而且任何学习、记忆和思考过程都要消耗大量葡萄糖，所以它非必要不活跃—进化过程中，生物体都尽量节省能量，能偷懒就偷懒，即便在需求很多的人类这里，也是只有“不得不”才努力思索。

人类大脑的不理性（也就是被“系统1”主导的），是卡尼曼研究的主要课题，贯穿他的几本书。除了《思考，快与慢》， 后来的《噪音》（Noise）一书，更是关于误判、误信、错觉的分析，包括专家的认知陷阱。仅就音乐而言，大家都知道，音乐大师对同行的反应，也未必都出于理性，不然国际音乐比赛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了。专业经验让他们的“系统1”跟普通人略有不同，但他们也一定有直接的反应，尤其是那种压倒一切、格外自信的感受，所以比赛评委可能会有严重误判，资深教师、教练对年轻人的预测，也可能与现实有天壤之别。

作者举出一些“系统1”的特性，除了“只关注已存在的证据，忽略可能未知的证据”这种网络争论中极常见的现象之外，其中有几点特别有趣：

夸大一致性（光环效应）

为联想记忆中出现的几个想法创造出一个完整叙事

第一点往往表现在：某方面有趣（颜值高或者有故事）的人，往往显得其他方面也很好。即便在相对客观的古典音乐界，著名音乐家来演奏，观众会更聚精会神，吸收到更多东西；作曲家、演奏者的人生故事会参与音乐叙事，影响听者对音乐的判断。而对第二点，网络词汇中有的是“脑补”这类说法，所以相信读者都能举出自己的例子。两者其实相关，都出于人的“讲故事”愿望：想把已知的较少事实，串出一个自己愿意相信的圆满故事。

人脑的这些毛病闹出的笑话自古有之。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中，就有当时著名的德雷福斯冤案对朋友圈的分裂一事（这个官司长达十余年，原本简单的事件在历史中越卷越复杂，越来越难澄清）。种种传播极广、已经深深嵌入大量人群和叙事的谣言，原来根本不新鲜，类似的上下文和条件，在历史上复现过无数次，只是历史上的反转和辟谣较慢而已。但在本书之上，我想斗胆补充一点：不理性、误信和误判是双刃剑，人的艺术感受、快感、美感等，多多少少来自此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脑能力的局限，包括懒惰、轻信、情绪化、短期记忆对当下判断的操纵，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基础。我觉得普鲁斯特就是个“脑补大师”，他也是把社交之中的“系统1”观测透彻，并把“系统1”和“系统2”的互相转化玩到极致的大师。在他那里，音乐、绘画、表演、教堂、火车站这些情景的渗透，就是巨著灵魂的一部分，普通人“系统1”的快闪般运作，在他这里变形、放大，凝固成一座座雕塑。

不管普鲁斯特笔下的富人们如何附庸风雅，这些情景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系统1”深刻参与社交，帮助人们创建一个个音乐会共同体、画展共同体。对艺术而言，这样的无形社区是生存之本—但凡走向衰落的艺术，首先是这个共同体受到威胁，如果放在古典音乐上可能就是，大家很难凑在一起玩室内乐了（更有甚者，操习古典音乐深深影响了人正常社交的机会）。当然，经典艺术在历史上被人反复研究分析，多少会中和社交或者个体直观经验的影响，因为即便反复观看，可能会给个体注入新的幻觉和记忆，艺术体验仍然和记忆、和人捆绑在一起。

普鲁斯特放纵和放大自己的“系统1”，从来不脸红，各种瞬间印象被他理直气壮地定格成连篇累牍的陈述，一件衣服，一个握手的姿势都会被分析透徹，“系统1”早已在“系统2”这里获得合理化。他也会着迷一些人的姓名，动辄展开两页；某人名字的发音和颜色的联系，又可以写好几页。这一点，我们也都实践过—语言可以不精确，也可以充满联想和发散，章回小说、民间传说，换一个上下文就是“网络谣言”。诗歌呢，语词的外延都由联想而生，而它刚刚生发的时候，并没有足够逻辑的佐证，只有妄人才能接受它。然而在语言中，哪怕跟科学相近的词语，都充满隐喻和意义的跃迁，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几何学中的“几何”，这个跳跃体现人脑之“错”，但也是些微奇迹；从作为“物质运动转换的量度”的绝对数值“能量”，到特指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精神能量”，是误读也是生活体验下的替换和拉伸。语词被近似地替换几次，可能面目皆非，也可能更抽象、更丰富。

三

在科学读物中阅读人脑胚胎的发育过程和人脑的结构，对此我会窃笑不已：人脑这个设计啊，太搞了！全无章法和效率，就像一款糟糕过时的老软件，全靠凑合，有问题现想办法。它能把有用的东西都塞入这个有限的空间，已经很棒，此外还能运转，就更了不起。所以，人脑无论从物理形态还是运行的功能来说，绝对不是来自上帝或者一个天才的精准设计，而是在漫长的进化中挣扎出来的一款烂软件，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确切地说，或可优化个体，而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拥有漫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惯性极强。你改得了自己，改得了别人吗？就连电脑软件，也依赖于整个工业的环境呢。

那么上面说了，因为“系统2”的特性：专注、深度思考、自我克制，它对人脑消耗较大，故经常缺席，所以人会陷入海量的误判之中。如果你的目的是做出投资决策、投票给候选人、计算较复杂问题，绝不能让“系统1”来主导；但人脑对熟悉事物的亲近和喜爱，不仅是生物演化的结果，也是进步和变化的基础。作者有一章专门谈认知上的放松（cognitive ease），举出几种在人类生活中某对象可以称为“熟悉”的情况（如下图）。作者也说过，好心情、创造力、容易轻信和“系统1”的主导性，往往同时出现—也就是说，有的人容易轻信，但也可能表现为直觉强、有创造力、精神愉快（所谓一时兴起）。这种放松可以是轻信的原因，也可以是轻信的结果。

之后作者又谈到一些错觉：“自以为”记得，“自以为了解”。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们即使没读过莎士比亚，也理直气壮地说他已过气；贝多芬同理，在没听过或者只熟悉几秒钟的旋律的情况下仍然感觉他“过时了”，这时如果你调动“系统2”认真辨析，可能会告诉自己“这些作品对自己都是新鲜的”，但“系统1”糊里糊涂又不可抗拒地告诉你：太熟，土得掉渣。又比如，近年来我一场完整的篮球赛都没看，只见过网上几个镜头一闪而过，但认为自己 “知道篮球怎么回事”，甚至觉得自己“看腻了”。缤纷万物难以取舍，我们靠着“系统1”的哄骗过完一生，只有少数自以为值得的事情，才肯投资较多的葡萄糖，去格物致知。

四

“系统1”还有个特点：对巅峰和结束印象最深。

作者在“生命的故事”一章中也说到，看了很多次歌剧《茶花女》，每次仍然觉得最后十分钟对女主角至关重要，为什么？她之前的生命不重要吗？但在我们观众眼里，患绝症的人多活一年或者少活一年没那么要紧，偏偏那几分钟最要紧，因为这几分钟就造成一个不同的人生，我们也会读到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些判断都建立在我们的“系统1”的需求之上：靠巨大的、短时间内的对比来完成体验。我看歌剧不算多，印象的确如此：主人公的人生往往在草草的叙述中度过，比背景还模糊，只有几个戏剧场景中，咏叹调没完没了。大约歌剧的形式，加上大明星炫技的需求，必须无限夸大可以大唱特唱的段落。

故事要有高潮，要有记得住的结尾，这在任何跟叙事有关的艺术中都是老生常谈，连纯粹的器乐曲也会模拟这个叙述弧线。作者说，人有两部分，“经历中的自己”和“记忆中的自己”。我想大胆延伸一下：所有的经历都来自讲述，所有的想法都是一种叙事，“自我意识”就存在于讲述之中。

所以，从《奥德赛》到《西游记》，再到情节剧，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互相拉黑的朋友圈，在主人公去世前几分钟，会出现和解吗？伤痕累累、众叛亲离的英雄会活到战争的结束吗？这些事件，都是导演最着力的地方。算算每个人一生中的悲喜，加加减减算不完，为什么某些时刻更为重要？为什么运动员在领奖台上喜极而泣的瞬间，能顺利地说服自己过去十年的痛苦很值得？在这一点上，艺术和人生互相模仿。人们津津乐道名人离婚，但忘记人家已经在一起度过几十年，婚姻已经比离婚后的人生还长；也有人年轻时快活半生，但在故事中成为“老来潦倒”的主人公，好像生命接近终点的地方才是人生的定义，甚至不仅旁观者，当事人很可能也这样总结自己。历史的书写也是如此，和平、少变化的长时期获得的笔墨往往少于剧烈变化的短时期，因为我们的记忆容易忽略时长，但容易记忆结尾和巅峰—虽然也有“××在于过程”这种说法，但过程一旦化为叙事，往往由“事件”串联。所以，度假村都是按给人创造新奇巅峰体验、储存有趣记忆来设计的。作者说，很多人都相信，如果自己将来失去记忆，现在的度假就毫无意义—同理，假设自己会失忆，当下的痛苦也不再那么痛。

五

关于错觉，作者举了上图的例子：虽然左右两个框中的B都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可看成13，但左框绝大多数人都读成B，右框绝大多数人读成 121314，虽然两个B完全相同。我读到这里吃了一惊，我的天，多少艺术手段都建立在用上下文来玩弄意识和记忆的“错误”（fallacy）之上啊！

话说我自己弹琴，老师会说这个句子要这样呼吸，因为之前类似的段落就是这样的，要保持一致；也有时候因为某些缘故，要故意做出改变，跟前面形成对比。这些音乐处理的前提，都是我们有共同的记忆、想象和幻觉。音乐形式中的曲式、配器、和声规律，无不如此，有时甚至能跨文化。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设计音乐处理的演奏家、指挥家往往是出于“系统2”的考虑，但听音乐的人，往往处于“系统1”状态，负责“被打动”。

就拿“对比”这个手段来说，它几乎存在于所有跟时序相关的艺术中（甚至包括空间顺序），典型的是音乐。假如需要加强两小节，演奏者往往故意把倒数第三小节做得弱一些，以求效果更佳。即便在强音较多的长段落，演奏家一定找机会偷偷弱一下。而强弱，还不一定真用声音的物理性强弱来体现，它可以用微微休止、断开来造成强调感。这里的假设是：听者的短期记忆能够持续至少三四小节，并能不需努力地辨識出来；听者的短期记忆没有持续全曲。这个假设针对的是演奏家想象中的“公众”，调动“系统1”恰好能达到效果。而如果听者是古尔德那样的记忆天才或者是熟读乐谱的人，有些小手段可能没那么有效（所以我们对熟悉的作品，有时候不喜欢太廉价的处理，这被称为庸俗）；当然可以这样说，如果我非常熟悉一段音乐，到了经过“系统2”的思考的状态，那么它已经改写了我的“系统1”，所以我的下意识和熟悉之前已经不同。

而如果听者完全没有音乐经验，或者对这个作品整个“蒙圈”，根本没听出这一强弱对比在上下文中的作用，手段同样无效。

这些基本的手段貌似简单，依靠的正是人的下意识和习惯认知，若听众无此误读或者错觉，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系统1”的共同体，艺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当然，人群的误读并不那么均一，所以艺术家也并不总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效果。

六

作者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经济、金融、政治决策，大约是直接和人脑的错觉有关，也直接和群体行为有关；但我期待有人会条分缕析地，从艺术语言和心理学、神经科学的互动，来写新的接受史。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而他的另一本《规范和形式》依我看也和错觉相关—规范一词看上去死板，实则掩藏了大量“系统1”的机密，这是我的大胆猜测，并且我以为，音乐的种种传统法则中，曲式最能体现记忆和声响的互动，故音乐史家完全可以写这样一本音乐中的《规范和形式》，去解读节奏、音色、曲式之间互动的心理和生理基础。

总之不管哪类艺术，只要它的复杂度足够进入历史和叙事，一定充斥着这两种系统的缠斗与合作，哪怕在个体上合作得并不顺畅。但终归，有了“系统1”，我们有直接的反应，能承接和享受快乐，而且因为它的不可抗拒，追求快乐永远是人类社会的驱动力之一；“系统2”让我们去设计和创造快乐，去经历较长的努力，所以我们有了复杂不和谐音乐、不自然的色彩、晦涩的叙事。人追逐快乐，但快乐在复杂文明中呈现出多样性，它可以分为“快的快乐”和“慢的快乐”，“快乐到底的快乐”和“混合不快乐的快乐”。就拿音乐演奏来说，虽然音乐家尽量引诱、满足听者的“系统1”，但可能也不放过你我的“系统2”，音乐家甚至期待这样一场智性的对话。比如赋格曲这个东西，主题遍布全曲，它的严密形式和微妙变化超越了一般的短期记忆范围，听者的“系统1”往往抓不住它，对多个声部更不能一下子做出准确反应。又如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所谓变奏，其实极难辨识，种种手法都得仔细阅读才能看清。在规模较大或者结构细致的作品中，音乐家不肯迁就听者，而是努力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些必须经过“系统2”、消耗大量葡萄糖才能发现的东西。结果可能是音乐不易听，不好卖，但这样的音乐还就存在了，经久不衰，类似的文化产品数不胜数—开个玩笑：人类既能耕作，世上的葡萄糖存量就会不断增加，可供无数大脑制造艰难的精神产品去燃烧。

而作家之心对“系统1”和“系统2”的贪婪征用，更是满坑满谷。最近的英国《卫报》上，澳洲作家米勒（Patti Miller）评论《追寻逝去的时光》，我读得真是醍醐灌顶—她说对普鲁斯特这段特别有感（这是著名的小玛德莱蛋糕出现之后）：“……这很像日本人玩的一个游戏，他们把一些折好的小纸片，浸在盛满清水的瓷碗里，这些形状差不多的小纸片，在往下沉的当口，纷纷伸展开来，显出轮廓，展示色彩，变幻不定，或为花，或为房屋，或为人物，而神态各异，惟妙惟肖，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花园和斯万先生的苗圃里的所有花卉，还有维沃纳河里的睡莲，乡间本分的村民和他们的小屋，教堂，整个贡布雷和它周围的景色，一切的一切，形态缤纷，具体而微，大街小巷和花园，全都从我的茶杯里浮现出来。”米勒接着说：“每次我读到这句，都会瞬间感到那种创造力一下子弹跃出来、种子突然迸裂、胚胎中的心脏开始了第一跳的力量，那种不可抗拒的谦卑和新事物的恐怖感都轰然现形。”

普鲁斯特这样的句子实在俯拾皆是，不过它的确是个不错的例子，充满“系统1”和“系统2” 的美妙追逐，米勒捕捉住这一点，让我颇为共鸣。而我认为，“这些形状差不多的小纸片，在往下沉的当口，纷纷伸展开来，显出轮廓”这一句，就来自快闪的妄念和穿越，也正是“系统1”的灵光乍现。所以米勒的标题我非常认同：“天啊，充满巨大弱点和可怕缺陷的人类，怎么居然能创造？”

参考文献：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2/nov/12/reading-proust-aloud-how-can-it-be-that-deeply-flawed-and-terrible-humans-have-the-capacity-to-create 《卫报》；

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eman， Penguin Books， 2011；

Noise： A Flaw in Human Judgment， by Cass R. Sunstein， Daniel Kahneman， and Olivier Sibony， Harper Collins， 2021；

《追尋逝去的时光》，[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周克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