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摇摆时光》围绕扎迪史密斯成长的伦敦西北社区展开，讲述了自幼就一起长大的两个牙买加裔英国“有色移民”的故事。该书详细描述了黑奴记忆给有色移民带来的心灵创伤，揭露了英国社会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残害。《摇摆时光》从不同的文学角度入手，把有色移民塑造成“他者”的形象，有色移民中的女性既是英国社会的“他者”，又是性别上的“他者”。本文通过有色移民女性的“他者”处境和“他者”的话语权两个层面，探讨了《摇摆时光》中有色移民的“他者”形象。

【关键词】 《摇摆时光》；有色移民；他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8-002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8.008

扎迪·史密斯是一位在写作中时刻带有讽刺艺术的批判性作家。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让她看到了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隔阂，也给予了她一种跨越种族冲突，立足于文化平等的广博视野，让她能够从更广阔的层面上来审视种族差异，并时刻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有色移民。《摇摆时光》是她在脱欧背景下最具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一部新虛构作品，书中用两个混血女孩成长历程中的交流与碰撞来展开故事的情节，叙事空间跨越欧洲、北美和非洲。在这部小说中，扎迪·史密斯通过她独特的幽默和巧妙的反讽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的普通英国民众和外来移民。她以女性特有的直觉和笔触重塑了女性形象，而且以超脱女性的情感和视角关注多元世界中人的和谐人格的发展，同时对英国当下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也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也对作为“他者”形象存在的有色移民的生存困境给予了关照。

一、《摇摆时光》中的“他者”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他者”和“自我”这对截然相反的术语，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强烈表现。西方人常常将自己叫作主体性的“我”，而殖民地国家的人则是指“殖民地国家的他者”，或干脆指“他者”。“他者”即是主体的依附品，与主体是一种辩证存在的关系，“他者”和“自我”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摇摆时光》中表现在白人与有色移民之间，有色移民是作为白人的“他者”而存在的。

英格兰公民和有色人种移民族群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英格兰的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跨境交易，然而跨境交易中有色人种移民起了关键性的角色。但是，由于一些英国公众长期以来对有色移民的到来持批评态度，对外来者的不满和不安与日俱增，对有色移民的刻板印象也是如此，有色移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有色移民在英国社会里始终处于边缘地带，处于被压迫地位，没有话语权。

在《摇摆时光》这部小说中，笔者认为有两类“他者”存在，第一类是以特蕾西母亲和叙述者母亲为代表的牙买加黑人移民，他们受到种族歧视，处于英国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剥削压迫。第二类是以我和特蕾西为代表的混血二代移民。她们既是性别上的“他者”，又是英国社会的“他者”。然而扎迪史密斯在小说中却赋予了主人公“我”具有双重他者身份的话语权，借着“我”的他者之口，对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如文章开头写道：“我总是依附于别人的光，我从未有过自己的光。我的生活是影子。①”叙述者用独白来表现种族与影子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对“非白人”移民和第二代移民进行了嘲讽，好像混血移民天生就是为了彰显白人的高贵。

从叙述者“我”的表述中，隐约感觉到她们在“族属认同”上的“他者”意识。扎迪·史密斯将目光锁定在女性身上，通过她们的声音去寻找历史现实与社会现实，反映种族主义歧视的阴影对当代有色移民的影响，英美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对身份的不断追寻。在这个“追寻”过程中，扎迪·史密斯将讽刺的矛头指向脱欧大环境下英国社会现实中的种族歧视，揭示深刻而尖锐的混血移民身份归属该何去何从，也伴随着作家本人对于社会结构的质疑，对个体生存困境和精神创伤的思考，以及从国家、民族等层面审视人性。

二、有色移民的“他者”处境

这里所说的有色移民的“他者”处境，即指根植于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种族歧视是把人按种族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阶层，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做法的差异化看待，即种族歧视。小说中的种族歧视现象表明，绝大多数有色移民因肤色问题被剥夺了很多属于自己的社会权利。种族主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对人性的蔑视，对人权的践踏。在《摇摆时光》这部小说中，有色移民的“他者”处境分为两类，第一代黑人移民与第二代混血移民。

（一）第一代黑人移民的“他者”处境

扎迪·史密斯在描写他人处境时并没有单刀直入，而是通过第一代黑人移民“两位母亲”的遭遇来体现。无论是徘徊于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叙述者母亲；还是因经济问题等种种原因沉沦为男人附属品，逆来顺受的特蕾西母亲，她们都无法真正走出身份的困境，一直作为“他者”的形象而存在。

1.迷失的叙述者母亲

母亲是叙述者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人，作者对此进行了大量而又详细的描绘。叙述者的妈妈是一名牙买加裔人，虽然她表面上成功地改写了自己作为移民的“他者”形象，但实际上她内心却一直无法从种族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她的一生都在不断与现实抗争，都在竭尽所能重塑她自己，而并非是一个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他者”形象。她告诉叙述者要在过去中学习并引以为戒，但她心目中的“过去”只是她无法摆脱种族主义阴影的一个缩影，一个只能被否定、抹去和抛弃的“过去”。叙述者母亲的言行和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她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却总是依附于男人，她也强调工作的意义，但从未获得一份固定的工作。她对资产阶级的生活充满了鄙夷和不屑，但是在离婚后，她却成了资产阶级生活的享乐者。她毕生追求的是种族的自由与平等，但却从为此真正实践和努力奋斗过，她把目标建立在空洞的演说和脱离现实的斗争上。叙述者的母亲虽然获得了外人眼中的成功，实质上却是一个“空想主义者”。她的政治演讲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但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思考，在社区会场演讲中，叙述者母亲选择的话题脱离现实、晦涩难懂，很少涉及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社会环境决定了叙述者母亲的身份认知和思想在清醒和迷茫中徘徊，她的内心充斥着躁动与不安，她从未找到过真正的自己。

作为第一代黑人移民，主人公的母亲从内心里批判了西方在非洲的独裁统治，但她被扭曲的思想依然觉得人们不应该怀旧，“过去”是不光彩的，她从未敢正视“过去”。她说英格兰以外没有祖国。生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有色移民，有着黑奴的历史记忆，常常陷入种族主义的成见中，把通俗意义上的自我重塑转变为自我迷失的过程。处于自我迷失与精神幻灭中的有色移民又该何去何从呢？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也是在扎迪·史密斯创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有色移民女性的背后，是男性，是种族，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的眼，唯有打破这些牢笼与束缚，努力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才能完成自身的疗愈，才能完成精神世界的重构。

2.被孤立的特蕾西母亲。

特蕾西的母亲在小说中是个无正经工作靠领取政府救助金生活的黑人移民形象。与白人结合后，生活并没有好转，特蕾西父亲堕落、犯罪、出轨根本没有尽到一点做丈夫的责任。特蕾西的母亲作为独立的个体并没有独立的意识，她还是处于依附地位，经济和精神都依赖于丈夫路易，现实禁锢了她的自由。特蕾西的母亲只能作为男人的消费品而存在，是父权下的奴隶。她扮演的是“忠诚的妻子”的角色，她生活的重心就是家庭，为自己的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却完全没有考虑自身的生存困境。特蕾西的母亲对自身命运缺乏反思，从不考虑自己的诉求，甘愿沦为男人的附庸。由于自身意识的狭隘和女性意识的缺失，她最终也未能摆脱对婚姻和男人的依附，对于男权文化及其主导的英国社会秩序，她潜意识中体现的只有遵从与认同。女性由于缺乏女性意识导致无法清晰准确的认识自我，容易被男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因经济等多种原因，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总是以男性附属的身份或者“他者”而存在。在白人眼里，黑人移民是没有尊严的。白人把黑人视为劣等民族，黑人被有色化，被看成低贱的人，不被人尊重的人。在种族主义阴影的笼罩下，特蕾西的母亲受到了男权和种族的双重压迫，这一类有色移民要实现生命意识的觉醒，作为个体重新回归自身，需要打破外在思想的控制与束缚，关注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二）第二代混血移民的“他者”处境

《摇摆时光》中的叙述者和特蕾西虽然都有着复杂的移民背景，但特蕾西有着较强的虚荣心，特蕾西是第二代混血移民中被摧残的典型。扎迪·史密斯在这里用大量的笔触描写了种族奴役思想以及家庭环境的负面影响对特蕾西的残害。她陷入“黑人身份”的刻板印象中，对其他有色人种持鄙视态度，特蕾西对白人和白人文化都表现出嫉妒和轻蔑的矛盾态度。当特蕾西发现她和叙述者作为仅有的两个黑人女孩出现在白人同学莉莉举办的小学同学生日聚会时，她立即对其他白人同学产生了敌意。但又迫不及待地要引起白人同学的注意，她故意在白人同学面前利用种族歧视的态度，说着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话语，例如在班级中说一起类似于“巴基佬”的话语。特蕾西强烈的自尊心和胜负欲，她不断地将自己皮肤的颜色与叙述者皮肤的颜色进行对比，来确认自己仍然比叙述者白一点，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实现在混血移民中的高人一等。特蕾西表面上看起来骄傲自满，实则是用这些虚假的东西来掩饰她人生的种种不幸，她和母亲长期生活在慈善事业的救助中，没有父亲的关爱和教导。特蕾西的父親路易不务正业，做的都是非法勾当，经常逃到牙买加躲避抓捕。尽管如此，好胜的特雷西仍然渴望父亲的爱。小时候，她的母亲向叙述者抱怨她父亲的行为不端，她会为他洗白，像文中说的“可特蕾西却坚定地忠诚于对他的记忆，她维护她从不现身的爸爸远胜于我维护我全心全意的爸爸。每次特蕾西妈妈说他坏话，她肯定会把我带进她的房间或其他私密的地方，迅速把她妈妈说的话整合成她自己的‘官方版本’……②”从舞蹈学校退学后，她很长一段时间从一个舞蹈团漂泊到另一个舞蹈团。尽管她很有才华，但她很少在芭蕾舞中扮演主角。最终，上天所给的才能并没有帮助特蕾西摆脱种族主义的阴影，她放弃了高超的舞蹈天赋，成了生育的机器，美貌和才华尽失，生活充满了阴霾。特蕾西的世界观是绝对的，她坚持二元对立的思维，否认移民身份的中间性。

三、“他者”话语权的丧失

关于话语权，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话语的秩序》中指出，话语是人民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这个词就是权力，人们被这个词迷住了。所以，言论和权力是相互依存的。权力是通过言语实现的，言语是权力的表现，谁掌握了话语权，谁便掌握了一种强大的思想权力。《摇摆时光》中的混血移民丧失了话语权。

一开始“我”觉得我与艾米是亲近的朋友，“那一刻我竟相信，其实我俩的生命有同样的重量，同样值得讨论，同样值得付出时间。” ③而通过与叙述者生日事件、艾米领养非洲孩子瞒着叙述者等的对比上。可以看出，艾米从未把叙述者视作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朋友，仅仅把她当作是助手。艾米总是看不起叙述者，艾米有自己的事业和爱情，叙述者只是为她服务的工具，依附于主人，成了名人的傀儡。“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局外人，是被孤立的他者。

小说中的“扒女生短裤游戏”的桥段，在操场上时是所有女同学都参与进来的，然而后来演变成在教室玩的时候，“现在的游戏没有随机性了：只有起头的三个男生玩，他们只选离他们课桌近、他们认为不会有意见的女生下手。特蕾西是其中之一，我也是，还有和我住在同一条楼道的叫萨沙·理查兹的女生。在操场上撒野时基本都有份的白人姑娘，此时神秘地退出了：仿佛她们一开始就没参与似的。” ④这个游戏，表面看上去平凡无奇，最多算是青春期的悸动，但实则蕴含着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性别和种族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学校的教室里存在着严重的变形和歧视，学校里的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都心知肚明，只有黑人女孩的内裤可以被他们扯掉，黑人女孩既是白人男孩的“他者”，又是黑人男孩的“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童年游戏呈现出丰富、多维的文化内涵，暗指了“种族主义的逐步制度化、法制化和大众化”。另一个例子是“丢钱事件”，当叙述者和特蕾西被邀请参加一个社区募捐节目，演出结束后，老师发现通过捐款募集的钱不见了。叙述者从一开始就被认定无罪，但特蕾西从一开始就是嫌疑人。特蕾西是所有女孩的敌人，黑的，白的，棕色的。在这里阶级差别、种族歧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他者”的混血移民从不具备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和权力，彻底丧失了话语权。扎迪·史密斯通过女性的视角来揭露种族歧视不为人知的一面，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对于种族问题做善恶的评价，而是更聚焦于人的自我认知本身，彰显了黑奴记忆对英美有色移民造成的隐性创伤，体现出英美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无法摆脱的种族主义阴影。

四、结语

人类一次次为拒绝“非我族类”而筑起高墙铁篱，《摇摆时光》通过塑造众多有色移民在英国社会的“他者”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她们在英国丧失话语权、备受歧视、迷失自我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体现了作者扎迪·史密斯对作为“他者”的有色移民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索。解读《摇摆时光》中的“他者”形象，对理解作品的内涵与价值意义深远。

注释：

①②③④（英）扎迪·史密斯著，赵舒静译：《摇摆时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第29页，第137页，第55-5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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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雁超.他者身份的建构、淡化到消弭[D].南昌大学，2018.

[4]王卓.论扎迪·史密斯新作《摇摆时光》的叙事伦理和身份政治——兼谈史密斯小说创作美学[J].当代外国文学，2019，40（02）：45-53.

[5]王卓.论扎迪·史密斯新作《摇摆时光》中舞蹈的多重隐喻功能[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20，（01）：64-72.

[6]（英）扎迪·史密斯.摇摆时光[M].赵舒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7]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杨倩，女，汉族，云南腾冲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