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元 段 文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际上,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近年来就在多个场合呼吁不要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要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1)https://www.bjnews.com.cn/finance/2016/02/27/395247.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http://news.cctv.com/2017/03/27/ARTIoRVb5aVQtvJHscWyj0YC170327.shtml。。李宏瑾(2018)也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宽松货币政策效果远低于预期,并认为今后应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2)李宏瑾:《长期性停滞与持续低利率: 理论、经验及启示》,《世界经济》2018年第1期。。经济学界对宏观政策效果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宏观模型为了简化处理而假设各经济部门或不同类型的企业是同质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同产业或企业的生产技术和要素密集度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一项宏观政策的实施对不同产业或企业的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最近十几年也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2012年中国服务业GDP的占比反超第二产业,2015年则首次超过50%。一个经济直觉是,服务业多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会像资本密集型企业那样敏感;同时,工业和服务业人力成本和税负具有一定差异。不仅如此,在服务业内部,劳动力密集型的生活性服务业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它们对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的反应是不同的。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欲维持GDP达到一定的目标增速,对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要求相当高,此时,就需要对财税政策效果有更深刻、更精细化的研究和理解,以更好地实现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以往研究指出,财税和社保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要素价格,例如加速折旧政策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资本价格,降低社保缴费率会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理论上,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企业对资本和劳动价格变动的反应会存在差异,使得政策效果存在产业异质性特征。同时,丰富的财政政策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不同,进而对企业决策产生不同影响,但是目前关注不同财政政策工具对企业要素和产出决策的异质性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且未达成一致结论。例如,姚东旻等(2020)发现营业税和增值税实际税率与企业要素需求负相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要素需求无显著影响(3)姚东旻、朱泳奕、张鹏远:《税种差异,实际税率与企业生产要素需求》,《世界经济》2020年第5期。。然而,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会影响企业的资本价格(4)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从而可能从要素价格渠道进入企业决策模型并影响企业的要素需求。因此,将财政政策激励分为资本税政策激励和劳动税政策激励两类,考察其在要素价格渠道中的不同作用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十分必要。

目前,有若干从宏观角度对财税政策效果产业异质性的研究,但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的研究却不多,缺少对于财政政策效果产业异质性的微观机制解释。且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单一财政政策对企业单要素需求的影响,忽略了要素间的替代或互补效应。因此,本文将财政政策分为资本税和劳动税两类展开讨论,通过建立一个存在要素密集度差异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决策模型,完整刻画企业生产决策过程,比较两类政策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实际税费率与企业行为和产出的内生性问题。最后,进一步考察了社保缴费率对服务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一、 文献综述

第一支文献关注财税政策通过影响企业资本使用价格进而影响其投资决策。例如,Hall and Jorgenson (1967)较早地将税收政策纳入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函数,发现税收政策变动会改变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影响企业净投资,并用美国行业投资数据证明加速折旧等政策对制造业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5)Robert E. Hall and Dale W. Jorgenson, “Tax Polic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3 (1967): 391-414.。此后的文献基本沿用这一分析框架,并基于更加丰富的企业数据对加速折旧政策的投资效应开展了诸多实证研究(Zwick and Maho,2017;毛捷等,2014)(6)Eric Zwick and James Mahon, “Tax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Investmen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1 (2017): 217-248.毛捷、赵静、黄春元:《增值税全面转型对投资和就业的影响——来自2008—2009年全国税收调查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2014年第6期。。

第二支文献关注财税和社保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用工成本进而影响其劳动力雇佣决策。例如,刘苓玲和慕欣芸(2015)研究发现社保缴纳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造成劳动力“挤出”效应(7)刘苓玲、慕欣芸:《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劳动力就业挤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保险研究》2015年第10期。。潘凌云和董竹(2021)的研究则发现,薪酬抵税政策将税负从企业转移给国家财政,并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成本,从而使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8)潘凌云、董竹:《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薪酬抵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统计研究》2021年第7期。。

但以上文献均是从企业的单要素投入角度展开政策效果评估。现实中企业的要素投入决策还面临着要素间的替代和互补问题,一项政策影响了某要素的价格,通常会改变两种要素的相对成本,使得企业同时调整两种要素的投入决策。因此,部分文献对此进行了补充,例如唐珏和封进(2019)认为社保缴费使劳动相对价格上升,导致企业更多地用资本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最终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并且这一效应在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9)唐珏、封进:《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李建强和赵西亮(2021)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也有类似的效果(10)李建强、赵西亮:《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资本劳动比》,《财贸经济》2021年第4期。。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例如Garrett等(2020)认为降低资本成本的财税政策将刺激就业规模的扩大(11)林灵、曾海舰:《社会保险成本过高是否抑制企业投资?》,《管理科学学报》2020年第7期。,林灵和曾海舰(2020)发现降低劳动成本的财税政策会刺激企业增加投资(12)Daniel G. Garrett, Eric Ohrn and Juan Carlos Suárez Serrato, “Tax Policy and Local Labor Marke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1 (2020): 83-100.。谢申祥和王晖(2021)研究发现,相比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发挥了更强的产出效应,使得就业规模增大(13)谢申祥、王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就业效应》,《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0期。。财税和社保政策激励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其他要素投入,现有文献还未得出一致结论,也少有文献对财税和社保政策影响要素价格这一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同,有少量文献研究了财税和社保政策的产业效应。首先是少数几篇文献从宏观角度论证了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影响确实存在差异。例如,郭晔和赖章福(2011)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敏感,而第二产业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更敏感(14)郭晔、赖章福:《政策调控下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4期。;谢贞发等(2016)使用1994—2011年的全国地级市税收分成数据考察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分成比例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发现相对于第三产业而言,第二产业产出规模对营业税的分成比例变化更敏感(15)谢贞发、席鹏辉、黄思明:《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的产业效应——基于省以下增值税、营业税分成改革实践的研究》,《财贸经济》2016年第 6期。;孙海波等(2016)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来刻画产业结构的变迁,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政府降税和提高研发补贴均会使得工业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16)孙海波、林秀梅、焦翠红:《政府税收、研发补贴与产业结构变迁》,《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显然,宏观层面的研究一方面均选择政府支出和税收数据作为财政政策替代变量,无法针对不同的财政政策展开更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宏观层面的研究缺乏微观机制分析,难以从企业决策的角度揭示或帮助理解政策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且宏观数据样本量较小也使得其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存在争议。

其次,确实也有几篇从微观角度研究了财税和社保政策效果的产业异质性。例如,陈红等(2019)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展开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的开发性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大于其对服务业的影响,而税率降低对服务业开发性创新绩效的提升显著大于其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17)陈红、张玉、刘东霞:《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9年第3期。;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利用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对于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而言,资本密集度越高,政府补贴对于提高该行业的产出和就业占全行业比重的作用越大(18)宋凌云、王贤彬:《政府补贴与产业结构变动》,《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4期。;宋弘等(2021)研究了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参保和劳动力雇佣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保缴费率下降使得制造业企业社保参与率提高了8%,雇佣劳动力数量增加了10.1%,但是对服务业企业则没有明显的影响(19)宋弘、封进、杨婉彧:《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这部分文献基于微观数据对于政策效果的产业异质性进行了简单讨论,但对异质性效应的微观形成机制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同时,已有文献均未关注政策对于服务业内部行业的异质性影响,而服务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主体产业,其内部劳动力密集型的生活性服务业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可能存在显著不同。

尽管已有上述少量文献对财税和社保政策效果的产业异质性展开了研究,我们依然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分类讨论不同性质的财政和社保政策的产业异质性效果很有必要,因为这有助于为政策制定或者政策选择提供指导;另一方面,仅关注政策对企业的单一要素决策的影响难以全面评估和揭示政策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对政策异质性效应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并基于企业数据展开检验,对于科学认识宏观政策效果的产业异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理论模型

本文下面建立要素密集度存在差异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决策模型,刻画资本税和劳动税的变动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投入和产出决策行为的影响。

首先,我们假设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分别生产工业品和服务品。商品市场出清,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同类商品是同质的,生产技术相同,且不考虑技术进步。企业利润为企业总销售额扣除要素使用成本和需缴纳的税费。因此,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为:

s.t.Qi=Fi(Ki,Li)=KiαiLiβI,Ci=wLi+rKi,Ti=T(Ki,Li)

(1)

其中,下标i表示不同产业企业,i=1即为工业企业,i=2即为服务业企业,Π为企业利润,P和Q分别为产品价格和产量,C为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T为企业需缴纳税费,假设政府对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征收税费,因此它是关于资本K和劳动力L的函数:T=T(K,L),且TK=∂T/∂K>0,TL=∂T/∂L>0,TK可视为政府对一单位资本使用所征的税,即资本税税率,TL则为企业面临的劳动税税率。我们将生产函数形式设为规模报酬递减的Cobb-Douglas形,即0<α+β<1(20)这里采用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是为了简化利润最大化问题的计算,使得企业两种要素投入量均可解。储德银等(2019)和姚东旻等(2020)也采取了类似假设。另外,毛丰付和潘家顺(2012)在研究中国城市部门劳动生产率时也发现要素投入在总体上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这也为本文的上述假设提供了支撑。详见:储德银、邵娇、迟淑娴:《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姚东旻、朱泳奕、张鹏远:《税种差异、实际税率与企业生产要素需求》,《世界经济》2020年第5期;毛丰付、潘加顺:《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0期。.。另外,完全竞争经济中的厂商是价格接受者,因此商品价格P、劳动价格w和资本价格r均为外生变量,假定生产要素在产业间自由流动,因此工业和服务业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相同。

在(1)式的目标函数中,企业需要决定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使用,并得到利润最大化时的产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企业面临资本税和劳动税时利润最大化的要素需求函数,并进一步推导出税率变动对企业要素投入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具体如下(21)篇幅所限,未及展开。如有需要,可向本文作者索取具体推导和参数测算过程。:

显然,在面临税率变动时,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将直接影响其要素需求。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可知,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从业人员的比值明显大于服务业(去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这表明工业资本密集度更高,服务业劳动密集度更高。同时,我们借鉴樊纲和姚枝仲的做法,将营业盈余视为资本收益(22)樊纲、姚枝仲:《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和2015年分行业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和GDP数据对α2、β2、α3、β3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工业与服务业企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确满足α2>α3、β2<β3,这也与王丹枫(2011)的模型设定一致(23)王丹枫:《产业升级:资本深化下的异质性要素分配》,《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8期。.,同时工业与服务业两要素收入份额之和保持稳定且大致相等:α2+β2≈α3+β3。

根据前文推导及参数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1:在资本-劳动的最优配置条件下,不论是工业企业还是服务业企业,降低税率都将增加企业资本和劳动投入,扩大产出规模。

推论2:当政府降低资本税税率时,相对于服务业企业,工业企业将更显著增加资本投入,同时在收入效应下增加劳动投入,使得产出规模扩张速度更快。

推论3:当政府降低劳动税税率时,相对于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将更显著增加劳动投入,同时在收入效应下增加资本投入,使得产出规模扩张速度更快。

本文下面对上述推论展开实证检验。

三、 实证研究设计

(一) 关于资本税和劳动税之代表性财税政策的选择

首先,我们选取企业所得税率作为资本税的代表性指标。尽管我国税制未明确划分资本税与劳动税,但参考现有研究,对资本征税的税种包括部分增值税、部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部分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暂停征)、部分城建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等(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吕冰洋和陈志刚,2015)(24)刘溶沧、马拴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吕冰洋、陈志刚:《中国省际资本、劳动和消费平均税率测算》,《财贸经济》2015年第7期。。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指出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未分配利润征税,而未分配利润是企业在支付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后的剩余,属于资本要素的收入,即其实际属于对资本征税(25)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李桂萍和刘薇(2013)指出企业所得税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资本成本(26)李桂萍、刘薇:《结构性减税对资本成本影响研究》,《财政研究》2013年第5期。;宋春平(2011) 基于哈伯格模型研究发现资本要素至少承担了76.94%的企业所得税负担(27)宋春平:《中国企业所得税总税负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2021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24.3%,是税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且它是面对全部国民经济行业征收的税种,便于我们分析和比较其对不同产业企业的影响。虽然《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后企业面临的名义所得税率差异很小,但由于征税力度和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等因素,企业实际所得税负仍然存在不小差异。因此,本文选择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作为衡量资本税率的政策代理指标。

其次,由于我国是通过筹集社会保险费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其费用一般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被保人共同承担的,尽管名称上叫费而不叫税,但是从其性质来看是对劳动者征税。根据Nielsen and Smyth (2008) 的统计, 中国企业的社会保险支出占企业用工支出的40%～50%,高于大多数OECD国家(28)Ingrid Nielsen and Russell Smyth, “Who Bears the Burden of Employer Compliance it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 Level Dat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2 (2008): 230-244.;Li and Wu(2013)也指出企业难以将社保费用转嫁给雇员和客户,是影响企业用工成本的重要因素(29)Zhigang Li and Mingqin Wu, “Estimating the Incidences of the Recent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Evidence from 100000 Manufactur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31.2 (2013): 332-344.。同样地,它也是面对全部国民经济行业征收的费用,因此我们选择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作为衡量劳动税率的政策代理指标。

(二) 实证模型设置

为了考察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和社保实际缴费率对企业要素投入决策和产出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重固定效应基准模型:

lnYijt=αtaxrateijt-1+λX+πi+ρt+μj+εit

(2)

lnYijt=βsbjflijt-1+λX+πi+ρt+μj+εit

(3)

其中,i代表企业,j代表产业(j=1,则企业为工业企业;j=2,则企业为服务业企业),t代表年份。Y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固定资产年末数、员工人数和总营业收入,分别衡量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产出规模。taxrate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为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与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sbjfl为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我们参考封进和张素蓉(2012)以及刘苓玲和慕欣芸(2015)的做法,用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与企业工资及奖金总额的比值来衡量(30)封进、张素蓉:《社会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基于上海社保政策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刘苓玲、慕欣芸:《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劳动力就业挤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保险研究》2015年第10期。。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其滞后一期。

X为其他控制变量,参考申广军等(2016)、唐珏和封进(2019)的做法(31)申广军、陈斌开、杨汝岱:《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唐珏、封进:《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控制人均薪酬、现金流、融资成本、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回报率、企业隶属关系、企业成立年限、各省GDP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回归方程还控制企业(πi)、行业(μj)与时间(ρt)固定效应,最后采用聚类在企业层面的标准误。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2008—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该数据库是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开展的一项年度性调查数据库,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企业填报。调查样本包含了重点调查企业和中小企业,涵盖了国民经济全部行业,提供了企业层面丰富翔实的税收与财务数据,因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这为本文研究财税政策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

我们对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将行业代码统一调整为GB /T 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删除错误的行政区划代码企业样本和第一产业样本。其次,删除只有一年观测值、总资产非正、员工人数非正、固定资产为负、企业年度总产值为负以及所有者权益为负的样本。再次,将样本分为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对除企业成立年限和企业隶属关系之外的经济类变量分组进行1%的缩尾处理。最后,整理得到约44.5万家企业,共计约114万个观测值。

另外,本文使用的各省税收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于2008—2012年国家统计局主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主编的《中国税务稽查年鉴》。

四、 实证检验结果

(一) 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察所得税实际税率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基准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报告在表1中。从列1～4可以明显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得税实际税率对工业、服务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员工人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系数的绝对值较小,且在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之间并未呈现出显著的效果差异。列5～6则表明,所得税实际税率降低对工业企业产出无显著影响,而对服务业企业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回归系数同样较小。这与我们的理论推论并不一致,税率降低反而抑制企业投入,也与人们的经济直觉相矛盾。

表1 基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所得税实际税率

导致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模型面临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不少文献发现规模大、资产报酬率高、无形资产多的企业具有更多资源和手段进行税收筹划(Franketal.,2009;Chenetal.,2010),因而实际税率更低(32)Mary Margaret Frank, Luann J. Lynch and Sonja Olhoft Reg, “Tax Reporting Aggressiveness and Its Relation to 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84.2 (2009): 467-496. Shuping Chen, Xia Chen, Qiang Cheng, and Terry Shevlin,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5 (2010): 41-61.;同时,大企业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实际税率也可能更高(Zimmerman,1983)(33)Jerold L. Zimmerman, “Taxes and Firm Siz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 (1983): 119-149.,因而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税收调查数据也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因此,我们使用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

由于税收竞争导致各地区税收执法力度存在差异(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34)范子英、田彬彬:《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因此我们选择省份税收执法力度指标作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工具变量,使用各省总税收收入与税务稽查人员人数的比值作为衡量省份税收执法力度的代理指标。比值越高说明单位税收收入配备的税务稽查人员越少,税收执法力度越低。地区税收执法力度直接影响地区内企业实际税率,但其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决定,并不受微观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因此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同时,考虑到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存在调整成本,因此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具有一定粘性,因此我们对其滞后一期值加以控制。表2报告了工具变量法下所得税实际税率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要素投入行为和产出的估计结果。

表2 所得税实际税率与工业、服务业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2SLS模型)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各省税收征管力度放松将显著降低工业和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均予以通过。从PanelA可以明显看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得税实际税率对工业、服务业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和产出规模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推论1保持一致。所得税实际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将促进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上升约4.5%、产出增加约19.8%,促进服务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约1.6%、产出增加约9.5%,这表明降低所得税对刺激工业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和产出的效果更加明显,与推论2保持一致。同时,列3～4显示所得税实际税率下降将促进工业、服务业企业增加雇佣人数,但效果并不显著,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本文理论推导中为简化分析将生产函数设为Cobb-Douglas形,而现实中企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并不等于常数1。随着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资本替代劳动更加容易,所得税实际税率变动将使得企业资本使用成本下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较大,与其带来的产出效应相抵消,这导致出现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雇佣规模影响不显著的实证结果。

(二) 社保实际缴费率对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影响

为考察社保实际缴费率对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我们先对基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报告在表3中。列1～6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保实际缴费率对工业、服务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雇佣和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很小,且在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之间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与我们的理论推论相去甚远,社保缴费率的下降反而会抑制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也与我们的经济直觉相矛盾。

表3 基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社保实际缴费率

上述回归也同样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例如,经营状况好、规模大的企业可能更受社保局关注,社保征收监管也更为严格。有文献发现,当预期需要进行投资时,为满足投资所需资金,企业会减少社会保险缴费,或是企业投资导致可用于社会保险缴费的资金减少(唐珏和封进,2019)(35)唐珏、封进:《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因此社保缴费与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规模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同时,税费数据统计可能存在测量误差的问题,因此,我们进一步开展工具变量分析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择各省社保平均缴费率作为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的工具变量,使用各省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除以总参保人数作为各省人均养老保险缴费额,再计算其与各省平均工资的比值作为各省养老保险平均缴费率。由于地区平均养老保险缴费率由各地区政府决定的法定单位缴费率和征收力度决定,并与企业社保缴费率显著相关,不受微观企业决策的影响,因此选择其作为工具变量能够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同样地,考虑到上一期的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会对当期造成影响,我们对其滞后一期加以控制。

表4汇报了采用上述工具变量后社保实际缴费率对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工业企业还是服务业企业,各省养老保险平均缴费率上升都将显著提高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随后进行的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均通过。从PanelA的列1～6可以明显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得税实际税率降低将显著扩大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和雇佣规模,进而提高企业产出规模,与本文的推论1保持一致。社保实际缴费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促进工业企业雇佣人数增加约1.7%、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约6.3%、产出增加约3.8%,而服务业企业雇佣人数增加约5.9%、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约12.9%、产出增加约7%,这表明降低所得税对促进服务业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入、雇佣和产出的效果更加明显,与本文的推论2保持一致。

表4 社保实际缴费率与工业、服务业企业要素投入和产出(2SLS模型)

(三) 社保实际缴费率对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影响

从前文的理论推导可知,资本密集度的差异使得资本税和劳动税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决策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异质性影响是否在服务业内部资本密集度存在差异的细分行业依旧成立?鉴于我国已经成为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前文的理论和实证检验均发现社保缴费负担对于服务业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社保缴费率对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企业是否有异质性影响,表5汇报了相关估计结果。

表5 社保实际缴费率与服务业内部行业企业行为(2SLS模型)

我们选择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企业作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分组进行工具变量分析。从表5的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社保实际缴费率的下降将显著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雇佣、固定资产投入和产出,而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雇佣和固定资产投入没有显著影响。

(四) 机制分析

为了验证财税和社保政策产业异质性效果是通过要素价格渠道实现的,我们进一步考察两类政策对企业要素使用价格的影响。虽然不少文献提出,财税和社保政策影响了要素实际使用价格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或雇佣,但这一价格机制却很少在实证检验中得到验证。本文借鉴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以及刘竹青和佟家栋(2017)的做法,用利息支出除以负债总额作为衡量企业资本价格的代理变量(36)施炳展、冼国明:《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刘竹青、佟家栋:《要素市场扭曲、异质性因素与中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关系》,《世界经济》2017年第12期。。另外,我们将企业支出的工资奖金福利和社保总额除以年均员工人数作为企业实际劳动力价格,考察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资本使用价格的影响,以及社保实际缴费率对企业劳动力价格的影响。工具变量法下的估计结果报告在表6中。

表6 机制检验(2SLS模型)

表6中的列1和列4分别报告了全样本下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资本价格、社保实际缴费对劳动力价格的回归结果。显然,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资本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保实际缴费率对企业劳动力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我们的理论机制保持一致:企业所得税作为一种资本税,税率下降将使得企业面临的资本价格下降;社会保险费作为一种劳动税,税率下降将使得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价格下降;不同性质的政策降低了不同种类的要素价格,进而使得资本密集度存在差异的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形成有差别的生产决策。同时,同一政策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要素价格变动幅度的影响并不相同,列2～3分别报告了所得税实际税率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资本价格的回归结果,相对于服务业企业,降低所得税实际税率将更大幅度地刺激工业企业的资本价格下降;列5～6分别报告了社保实际缴费率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劳动力价格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相对于工业企业,降低社保实际缴费率将更大幅度地刺激服务业企业的劳动力价格下降,这是政策冲击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产生异质性效果的主要渠道。

(五) 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固定效应2SLS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对企业是否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是否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企业获得的补贴收入(取对数)三个变量加以控制,以剥离2008—2011年间针对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抵扣政策的影响;其次,申广军等(2016)研究发现增值税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增值税有效税率,刺激了企业扩大投资(37)申广军、陈斌开、杨汝岱:《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于是我们进一步对企业增值税有效税率加以控制,以剥离增值税改革的影响;此外,某些随时间变动的因素也会对企业要素投入决策和产出造成影响,例如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以及行业的周期性特征等,因此我们进一步控制企业的行业时间趋势;最后,由于服务业中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具有特殊性,因此本文将它们从样本中剔除,重新对固定效应2SLS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以上一系列回归估计结果均与前文一致,表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38)篇幅所限,在此不具体展开,需要者可向本文作者索取稳健性检验详细结果。。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宏观政策对不同行业或者企业的异质性效果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已成为服务业占主体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总量的货币政策效果随着中国服务业占比的不断上升而减弱。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多次强调中国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要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考察财政政策对不同产业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厘清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差异性影响能够为政府协调使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制定更加灵活的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然而鲜有文献对财政政策的产业异质性效果展开研究,少数宏观研究发现税收和政府支出的产业异质性效果,但缺乏微观机制的探讨。且多数文献考察单一财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或雇佣的影响,既缺乏对多种财政政策工具效果的异质性比较,也未能刻画出企业完整的生产决策过程。

本文在构建存在要素密集度差异的工业—服务业企业生产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将财政政策激励分为资本要素税收激励和劳动要素税收激励两大类,推导分析不同产业企业面临两类税收激励时投资、雇佣和产出决策的异质性反应,然后基于2008—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选择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分别作为资本税和劳动税的代表性政策,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识别了财税和社保政策的产业异质性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降低将刺激企业提升其资本投入和产出规模,但对工业企业的效果明显高于服务业企业;企业社保缴费率降低将促使企业显著提高其劳动力雇佣、固定资产投入和产出规模,但对服务业企业的刺激效果明显大于工业企业;进一步考察社保实际缴费率对服务业内部行业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发现,社保实际缴费率下降将显著提升服务业内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力雇佣和产出规模,而对服务业内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无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证明了两种政策分别影响要素价格,而同一政策导致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要素价格变动幅度不同是政策效果产生异质性的重要渠道。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工业企业资本密集度高,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等资本税税收优惠对工业企业投资和产出的激励作用更大,因此政府在刺激投资、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相关政策制定上,可以侧重降低资本要素税率,例如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房产税以及资源税等。第二,由于服务业企业资本密集度较低,降低社保缴费率等劳动税税收优惠能更为显著地影响服务业企业的资本、雇佣和产出规模。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的“十四五”规划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因此政府在制定稳增长、稳就业的普惠型减税降费政策时,可以着重考虑多使用降低劳动税的财政政策工具,例如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薪酬抵税额度、扩大职工教育经费抵扣范围等。第三,应重点关注服务业内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社保缴费压力,这些行业是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力量。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受到了显著的负面冲击,就业规模出现了负增长,政府部门应有针对性地降低其社保缴费负担,以促进社会良性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