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靓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20世纪晚期,随着美国在全球霸权的衰弱,两极对抗的冷战结构向世界多级结构转变。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的区域边界概念也不断受到挑战。在区域化进程中,国家边界交叉重叠,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太平洋三大板块逐渐成形。在贸易、生产和技术全球化的进程中,非国家的力量在资本的全球再分配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促成了国家范畴之外的跨国性区域联合。探索区域发展,并在区域综合体的范畴内谋求更大的利益共赢和安全保障,已成为全球各国达成共识的博弈策略。

1991年,由诺曼·帕尔默提出的新区域主义理论可以被视为对当时国际格局全球化趋势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上的对应性调整。在实践运用中,新区域主义理论被逐渐阐发到理论构建、国际关系和国内城市治理三个层面。就理论而言,不少学者从该理论的学理性出发,对其理论架构和方法论进行研究。国内学界对新区域主义综合性、区域间性、开放性、主体化、趋同化的核心特征有比较系统的阐述(1)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在国际学界,比约恩·赫特纳对新区域主义的方法论阐释有着广泛影响。本文将借鉴赫特纳对新区域主义方法论的阐释,探讨其核心概念,结合中国比较文学的“视域说”和美国性别社会学中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尝试提出“文化比较视域”视角,丰富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并以欧洲中国学研究为例,阐释中国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反向视角构建。

如果说旧区域主义有着现代主义的特征,强调自我的整合性、主体性和连贯性的话,新区域主义则具有后现代性特征,凸显主体内部的多元性和离心力。新区域主义理论将“区域性”(regionness)作为核心关键词,强调对其内在机理的行动元(actor)的多元性研究,并将区域性的形成描述为一种动态性过程,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开放语境下进行审视。因此,与旧区域主义所寻求的统一性不同,新区域主义理念下的区域性构建是建立在差异性的互动关联的基础之上。区域性中的主体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并存,具有矛盾统一的特点。在新区域主义理论中,区域性在地理概念之上有一个综合性的叠加式区域理念性框架,其中包含不同种类的区域及不同程度的区域性。区域性的发展作为一个综合、多元和多维度的进程,涵盖文化、安全、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多维度,旨在加强区域间的融合性进程。就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进程对区域性的影响,赫特纳阐释道:“在同一个区域中,当不同领域的区域化进程汇集的时候,其区域的独特性,即区域性层次就会提升。”(2)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Politeia 17.3(1998): 6.它可以被视为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产物,虽然有一定的反作用力,但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随波前行,填补着跨国治理之间的空白领域。

区域化进程的驱动力源自于区域内部,更多地是一种自发的源生性力量。其中,经济动因是最强大的推动力,但在区域化的过程中,区域融合所涉及的因素要更为复杂,包括政治、外交策略、意识形态、人文交流及身份认同等各领域的交融和冲突。赫特纳以欧盟为例评论道:“作为一项安全计划,欧盟使得国家间的战争得以终止,但国家内部的冲突并未消失。传统的政治边界正在失去传统意义上的重要性,它在创造新的共同体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敌对力量。”(3)Björn Hettn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European Integration 24.4(2002): 328.从功能上来说,它可以被视为“在一个互相依靠的世界,对政府权力和国家功能的补充、强化和保护”。(4)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Politeia 17.3(1998): 4.

综上可以看出,“区域化进程”使得区域性这个静态概念成为了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而非最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性”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更是一个可以反观这种动态发展进程而形成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在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下,从它的特点出发,形成相应研究视角,从国际、区域间关系、区域内部结构等不同层面探讨特定区域的区域化进程中的起源、机制和结果。本文拟通过新区域主义理论的视角,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性”,通过对其特征和发展进程的分析,反向构建以“区域性”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并将欧洲中国学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一个范例,探讨其具体实施策略。

二、 区域性:概念梳理及方法论构建

在国内学界对比约恩·赫特纳的理论介绍中,对其区域性的核心概念评析尚不够细致准确,大多仅做了简单的编译介绍,未对其区域性中五个层次的理论关联和脉络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将借鉴赫特纳对区域性概念的分类,结合欧洲大陆的地缘特质对欧洲学的研究进行详细的内部因素分析。

从区域性的视角来审视欧洲,可以看到欧洲具有丰富的区域性典型特质。其地缘版块因国家数量众多,在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战略等领域内部关系复杂。作为旧区域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不仅在世界近代史中有着动荡的战争冲突和复杂的利益交织,在当前的全球化的进程中,也有着区域性整合和内部分裂并存的张力。从新区域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区域融合上,欧盟一直被视为范例。它涵盖众多国家,各国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水平均有差异,区域的内在异质性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性”也非常鲜明,兼具整合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特质。赫特纳提出,“欧洲甚至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世界主义模式,‘它有着无尽的异质性和杂糅性,这是一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完全拥有,同时也无法置身其外的地域’”。(5)Björn Hettn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European Integration 24.4(2002): 337.因此,对欧洲区域性的研究,要首先深入辨析欧洲大陆的区域性内部的复杂性,厘清不同地域、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外部国际因素,探讨国际化与区域化之间的互相影响。

一方面,欧洲大陆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有着以欧元区为代表的经济一体化的鲜明特质。欧洲的最初核心由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个国家组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济动因的驱使下,欧洲大陆开启了一体化的区域整合之路。1985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加速了欧洲各国的经济一体化。随后,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成为推进欧洲经济融合的主要力量。20世纪60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欧共体。1993年,在欧共体的基础上成立了欧盟。在欧洲区域化的进程中,加入的国家范围不断扩大。从扩展的机制上来看,经济因素不再是唯一动因,而涉及政治制度、文化交流、社会管理、安全战略等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方面,从而在区域范畴内达到全面系统的融合(convergence)效果。这种区域化的趋势“不仅在欧盟内部进行,也已溢出到整个欧洲以及其中的次区域或微区域(非正式的区域化)中。”(6)Björn Hettn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European Integration 24.4(2002): 336.其中,政治层面的融合是最为关键的,即在区域复合体中需要达到高度的政治同质化。

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欧洲的历史和现实中都遇到不小的阻力,其中英国脱欧是一个典型的示例。在赫特纳看来,欧盟的区域化进程中最大的成绩是货币一体化,但安全共同体的设想一直没有取得有效进展。从内部元素来看,欧盟的创立有效减少了欧洲各国国家间安全冲突的强度,但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移民冲突和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安全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从国际环境来看,在冷战时期,欧洲就是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而在当今的国际关系格局下,欧洲依然没有摆脱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影响,北约作为美国与俄罗斯对抗的制约性力量,使得欧洲一直处于矛盾和战争的风险之下,其区域性安全秩序依然受到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

作为趋同性特征明显、异质性复杂纷呈的欧洲大陆,其区域性可以被视为新区域主义理论的典型案例代表。赫特纳依照区域性的动态发展特质,将其分为五个层次,即“区域空间”(regional space)、“区域复合体”(regional complex)、“区域社会”(regional society)、“区域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和“区域机构政体”(regional institutionalized polity)。从这五个层次的关系来看,赫特纳将其表述为“区域化过程中的自然历史”(7)Ibid, p 327.,即这五个单位是区域化进程中历时性发展的不同形态。

“区域空间”是一个地理性概念,如对欧洲的最初界定是“从乌拉尔山到大西洋的区域”(8)Ibid, p 327.。它以人类居住的地理区域为标识,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以血缘关系为联结,并随后以跨地域的形式组成一个社会系统。虽然赫特纳从动态性的概念出发,认为人类的移民会带来一定的“跨地域关系”(translocal relationship),但该概念主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界定。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欧洲大陆的边界在亚欧各国间的战争中不断被重写。就当前的欧洲地域而言,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国际新秩序的重构后,目前对欧洲的地理区域界定已比较稳定,西欧、北欧、中欧、东欧和南欧五个地缘版块的区分以及各主权国的确认使得欧洲作为区域空间的存在有着明晰的地理界限。

在赫特纳的界定中,“区域复合体”的概念是跨地域关系的进一步延伸,其中的“构成单元”(constituent units,即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互为依靠,并形成了一个“安全复合体”。在这个层面中的区域性还属于发展中的低级层面(low level),其区域系统需要通过权力冲突中获得的平衡和整合,具有一定的无序性(anarchic)。因此,其跨区域性具有领土侵略及相应的文明构建时的威胁性(coercive)特点,目的在于并取得“不同层面的跨地域相同性(sameness)”(9)Ibid, p 327.,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在赫特纳对欧洲区域性的追溯中,他提出自1300年开始,欧洲的文化身份开始初具雏形,同时在安全模式上也形成了初期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秩序。(10)Björn Hettn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European Integration 24.4(2002): 331.可以说,这里的区域复合体概念具有鲜明的旧区域主义特征,即在冷战的二元模式下,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其中,政治秩序的本质就是以领土为界限的国家权力体系构建,同时“国家”的概念与“领土”概念高度重合,成为保护本国及民众利益的守护者。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抗,使得欧洲的西部次区域和东部次区域呈现出明显分野。以此视角来看,西欧作为旧区域主义的发源地,其区域性的生成与欧洲历史进程中的国家间战争及近现代美苏大国对抗的冷战历史背景有着直接关联。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旧区域主义理论已有很多不符合于当下的全球化趋势,但欧洲区域性中的冷战思维和保守主义依然对当下的欧洲地缘格局有着重要影响。北约的东扩以及随之引发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欧洲大陆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既要面对英国脱欧的内部矛盾,也要应对被冷战意识影响下的北约东扩所带来的对抗性冲突。在研究方法上,新区域主义并非对旧区域主义的完全替代,而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带有重合性的视域更新。因此,在研究理念上,需要兼顾以“安全复合体”为目标的国家利益保护主义意识与国际化进程中的多元合作态势,以期呈现当前欧洲全面、真实的发展面貌。

第三个层次是“区域社会”,其概念涉及到“文化、经济、政治或军事领域”,它可以是有组织的,也可以自发形成。在赫特纳的描述中,他将前者称为“形式区域”(formal region),由国家主导的区域融合或组织成员关系构建;后者为“真实区域”(real region),由市场和社会推动的区域化,其标准要更为宽泛,范畴比前者更为宽阔。从区域性的层次来说,这个级别中,关键的“区域化”进程开始产生——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形式区域合作或融合还是社会或市场自发推动的非正式区域化努力。在这个层面,国家依然是主要的行动元,但涉及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多领域,同时,国家间的关系模式有着“社会性”的特点(11)Ibid, p.327.。从概念上来说,赫特纳将“社会性”引入到区域社会的层面。新区域主义中的多维度特质开始呈现。赫特纳尝试以社会的多主体视角和多元管理结构来重构旧区域主义中的二元结构,以多元化、多维度和多主体的社会结构作为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框架。从赫特纳的理论逻辑上来说,这是基于概念内部的理论架构。

第四个层次是“区域共同体”,它指的是跨国别的区域间联盟。它有稳定、合法的组织框架,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身份的行动主体,具有社会互信、价值互通的特点。在赫特纳看来,具有“多元安全共同体”的特征。在对该概念的界定中,赫特纳多次使用了社会性(social)一词,承接了之前“区域社会”概念中的多主体理念,不过相对于“区域社会”概念中的异质性,“区域共同体”的概念展示了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进程中不断趋向于同质性的趋势。“区域共同体”在多维度和多主体的框架下,更为凸显区域内部的共同目标和利益。

最后一个层次是“区域机构政体”。作为赫特纳区域化理论中的最高层级,它具有更稳定的决策结构和更强大机构化的“行动元”能力。赫特纳称它类似于具有政治结构的“联合型安全共同体”(12)Bjorn Hettn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European Integration 24.4(2002): 328.,其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不仅仅限于暴力,而会以其区域机制采用多元的方式来保证社会安全和区域平衡。在这个最高阶段,区域的自身组织框架和区域体制就成为最关键所在。赫特纳进一步提出,尤其对非正式区域而言,需要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不是外界给予的,而应该不断创造和重构”。(13)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Politeia 17.3 (1998): 7.就欧洲而言,赫特纳将其描述为具有整合性的“欧洲政体”(Europolity),并提出“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区域机构政体是一种必须与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新形式的政治实体”,并进一步提出,“在一些关键领域可以开展有组织的区域干预,或展示‘行动元能力’,如对区域内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的预防和处理,冲突的管控和解决,以及为改善区域内不同领域间平衡的福利发放等”。(14)Bjorn Hettn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European Integration 24.4(2002): 328.区域性的进程与民族构建的进程相似,并最终形成一个“区域国家”(region-state),其中“各个主权国家或政治单位将自发形成一个超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共同体,其权力目标为保障所有成员国的利益最大化。此外,权威、权力和决策并不会集中,而会分层分散到地方、次区域、国家和超国家各层面”。(15)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 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Politeia 17.3 (1998): 7.在赫特纳设想中,区域机构政体的高阶形式需要更成熟的体制化建设,但对欧洲而言,“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在具有高区域性的高度体制化的政体与回归威斯特伐利亚主义(Westphalianism)之间的平衡”。(16)Bjorn Hettne, “The Europeanisation of Europ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mensions,” European Integration 24.4(2002): 337.

二、 文化比较视域: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

从五个理论层次的构建上看,虽然它们有一定的历时性发展逻辑,但赫特纳意在“提供一个对新兴区域进行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的框架”,(17)Ibid, p.328.而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历时性层级更迭进程。比较方法的提出主要源于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全球化的进程也使得新区域主义的多主体、多维度的开放性特质得以形成和强化。该理论分层的意义使得五个层次并非以完全更迭的方式进行方法论替换,而是在研究方法中以重叠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重叠式交织研究结构可以充分挖掘区域性的内在多样性,更细致地展示各“行动元”在区域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交织影响。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边界的交叉所带来的区域性重构更适合用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性质的比较视域进行审视。

如果把区域性视为研究对象,那么从研究范畴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范畴: (1)政治范畴,如整体类型和政治意识以及组织层面,即机构的组织形式;(2)经济范畴,包括贸易模式、跨国经济实体和机构;(3)地缘范畴,包括地理、环境、能源等基础信息;(4)安全范畴,包括外交战略,军事、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方面;(5)社会范畴,包括种族、语言、宗教、历史、教育、哲学和共同的传承意识。这几个范畴进而衍生出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多主体的形式在对区域性的构成中重叠交叉,从而构建不同层次的区域性存在。同时,需要考虑区域性的开放性特征,在研究中把国际背景和主体间性因素置于研究框架的构建中,进行综合审视。如果相应地把以上这些因素转化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对象,以欧洲为例,区域性研究的对象可以分为:

1. 区域性的国际关系背景,即充分考虑到该区域性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受影响的主要国际因素,如政治博弈、经济圈竞争以及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等。需要充分考虑到该区域性在整体性上的国际格局定位,以及与其他大国及主要国际机构的互动影响,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区域性特质和作用。

2. 区域的一体化机制,即该区域中所具有的整体或部分区域一体化特质。它超越国家范畴,是对区域性的整体性特质以及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定位把握。就欧洲而言,欧盟和北约就是两个区域性研究的范例。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会有向心力和离心力并存的情况,即研究该区域中同质性整合内聚力,也要从研究方法上发掘区域性中的矛盾冲突,以多元性和异质性更充分地呈现该区域的特征。

3. 政府机构,这里涉及到政府中的执政党政策、国家政权系统、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的研究,包括其利益关切及意识形态特征等元素。同时,对政府的官方信息的研究也需分为四个层面:(1)政府的执政党政策;(2)政府内部关系,即不同党派间的合作及竞争关系;(3)政府间关系,即该政府与同区域内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4)政府与区域性组织的关系研究。这里主要涉及欧洲各国与北约和欧盟的关系。作为政治利益集团的北约,在美国的操纵下,其东扩进程也给欧洲的地缘政治结构带来极大冲击,所导致的俄乌冲突改变了当前的欧洲局势,并给中国与欧洲的外交战略带来很大挑战,也将会影响到中国随后与欧洲各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4. 非政府机构,包括对跨国公司、社会团体、基金会、民间智库、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及特定公民群体的研究。有的非政府机构受到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多元化问题已日趋明显,也以其异质性推进了特定区域性的形成。非政府机构的信息可以被视为区域性中的他者,与政府机构构成有效互补,并可以更充分展示其区域性内部的多元性特点。在这个领域,需重视网络技术构建的新区域空间:虚拟区域空间。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区域性的边界日趋模糊,且身份界定的各种元素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因互联网技术而衍生出的虚拟空间本身也将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它有开放自由的特征,但同时也会被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所影响和监控。此外,也会因为其广泛的传播力,达到传统媒介无法实现的效果。因此,在对特定区域性的研究中,需充分重视并利用好该领域。

从方法论上来说,基于赫特纳的区域性层次结构,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开展对特定区域的研究,需要在理论层面构建针对特定地缘特质的区域研究范式,界定相关理论话语,明确研究视角。因为区域性本身所涵盖的学科领域复杂,我们需结合所研究对象涉及学科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在方法论的构建上,以美国的区域研究为例,学者忻州提出:

美国的区域研究,从建立开始,虽然一直宣称融合了各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观点,但占有主导地位的仍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体系,特别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模式,从而使其研究呈现出“定量化、实证化、公式化”的特征。尽管如此,这一研究模式却远远未能帮助区域研究获得其所倡导的“全面、客观、纯粹”的知识,相反,却在探索人类精神生活、处理社会复杂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构建宏观理论体系时显得力不从心。……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人文与社科等方法已成为大势所趋。值得欣喜的是,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然考虑到了方法论上的融合问题,从政治学到文学再到历史学,将量化分析、文本细读与史实考证有机整合起来,并最终导向为一种对作为人类生存“意义之网”的文化系统进行深度剖析的解释科学。(18)忻州:《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http://xuan.034000.gov.cn/xuanchuan0350/vip_doc/23161655.html.

该评论指出了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论融合趋势,因区域国别研究所涉及学科领域庞杂,忻州在方法论上以“政治学、文学和历史学”为范例,提出了“量化分析、文本细读与史实考证”结合的方式,不过该设想对文学的解读略简单化,文学并非仅集中于文本细读,而更有作品之外的文化维度。从文化的性质上来说,它伴随着区域性的生成全过程。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文明形式,它也随着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弹性特质。在法国当代理论家弗朗索瓦·于连看来,“文化的本质与活力均在变化之中,它在趋向同质化的同时也在异质化,在趋向同一性的同时也在多元化,在趋向融合的同时不断彰显自身特色,在趋向主流的同时也让异议发挥作用。”(19)[法]朱利安著,卓立、林志明合译:《间距与之间:论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的哲学策略》,台北:五南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从内在逻辑上看,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的特征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所遵循的理念是一致的。

本文借鉴弗朗索瓦·于连的文化观,提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文化维度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机制。于连侧重于探讨在此进程中,文化意识和语言在构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中的作用。在国别区域形成的进程中,文化作为集体精神构建和身份塑形的场域,孕育了民族意识的生产和国家认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可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审视文化层面对区域性的身份构建,并从宗教、语言、教育、文化归属、历史构建和哲学等层面审视该区域性的形成过程及特点。同时,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间,以文化比较的视域开展对特定主题的研究,可以从文化差异的视角构建研究问题的意识形态背景,有助于挖掘深层动因。中国学研究的诸多领域虽涉及层面广泛,但文化作为身份认知的主导性元素,并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很多矛盾冲突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中国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文化维度可以在意识形态、精神想象和文化因素等领域对区域性的主体身份构建和身份意识有深度问题挖掘,为研究者提供更具价值的决策建议。因此,文化维度的增加,将可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范畴和方法论本体做有效补充和丰富。

基于融合了量化分析、文本细读、史实考证和文化维度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从“区域性”这个核心概念的内在机制出发,可充分挖掘特定区域内部的国家主体间性及区域性的内部复杂性,并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审视特定区域性的主体特征和发展态势,展开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全面研判。从赫特纳的“比较分析框架”出发,该领域的研究可以秉承比较文学中的研究方法,从区域性的高度构建文化比较视域。因此,在方法论上,本文结合中国比较文学的“视域说”,提出“文化比较视域”下的区域性研究方法,将区域性视为一个动态的生成机制,将之前所提及的研究对象,以及其所覆盖的政治、经济、能源、外交、军事、文化、历史等多领域以跨学科的视域进行汇通性影响研究。

当“视域”概念从艺术领域“过渡为一般认知行为的隐喻观念时,其所暗示的具体性、交互性与处境化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视域蕴含着主体极具个体化的多种内感知因素,主体对此视域中所显现情状的刻画,就更多是对一种潜在主客关联的转码行为,而非所谓客观真实的表征”。(20)郭西安:《什么视域?如何比较?——作为一种范式革新契机的“比较视域”概念》,《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学科的“比较视域”是指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眼光及其汇通性知识背景,它是研究主体的学术视野和判断的综合,在此基础上,比较视域所构建的是比较主体的“本体论”而非方法论。本文基于区域国别研究立场,将“视域”置于文化维度,作为一种本体论推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文化比较视域,无论在学科范畴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具有更广的范畴和更高的包容性。这种比较视域,“应当是对包括多种立场、多种角度、多种身份、多种认同、多种方法等等在内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持有开放与容纳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姿态”。(21)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第四次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4版,第155～156页。它所构建的,是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学科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学术主体意识和融合能力,“一种多元观察,多视点透视并具有他者性、汇通性的研究眼光”(22)杨乃乔:《诗学与视域——论比较诗学及其比较视域的互文性》,《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比较视域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两个研究主体的比较研究,整合出一个新的学术判断和思想,形成一种第三方的立场。“正是在这种不断审视自身,也审视他者的过程中,比较视域得以催生出新的观察与论证,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23)郭西安:《什么视域?如何比较?——作为一种范式革新契机的“比较视域”概念》,《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在文化比较视域下的区域性研究中,学者需构建研究方法上的逻辑脉络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视域关联,从而构成三维立体的比较研究范式。在实施方法上,可以尝试将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结合、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交叉的方式,以汇通性的视域观来审视不同领域在区域性生成过程中的互动影响,进而可以在研究范畴上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性覆盖和动态审视。

具体而言,文化比较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开展:

(1) 以影响研究的方式构建历时性研究轴,影响研究的对象是某一区域或国家的某主题对其他区域或国家的影响,即以时间发展为脉络,研究某主题在特定区域内的历史演变进程、影响因素,以及它对区域内外的国家、跨区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揭示不同研究主体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异同之处。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史实考证及量化分析等事实上的关联,对某主题在特定区域的流变、关联和发展进行分析。具体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其一,从输出方的角度展开分析,如考察中国的莫言作品研究对挪威的莫言作品研究的影响; 其二,从接受方的角度分析研究对象,如英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相关决策的影响;其三,区域性内部的影响研究,如法国对华政治体制的研究对英国对华政治体制研究成果的影响研究;其四,区域性外部的影响研究,即区域外部因素对该区域性的影响,如美国对华政治体制研究成果对法国对华政治体制研究成果的影响。

(2) 以平行研究搭建共时性研究轴,即考察同时期区域内外不同国家、跨区域组织在某个共同研究主题上的相似处与差异。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可以有以下渠道: 其一,对相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国家的特定主题进行分析比较,比如20世纪30年代法国与德国的对华经济政策比较; 其二,相同的区域性背景下,区域内不同国家在特定主题上的分析比较,如在欧盟对华经济政策背景下,法德两国与中国的经济互动及成效比较研究; 其三,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区域性背景的情况下,对不同区域或国家就同一主题进行分析比较,如白俄罗斯和德国汉学界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和接受的比较分析。

无论是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在针对特定主题的相互比较中要找出各自的特点,见出 “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在找出异同之处之后,需进一步挖掘并分析其具体原因,综合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意识形态等因素进行考察。在考察中,我们需要具有“多主体”的研究意识,跳出二元对立的模式,将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分析置于开放的全球跨文化视野下,在全球的战略格局下,将影响中欧关系的相关国家或区域纳入到比较视域。

(3) 从文化维度以交叉的方式构建立体的“矩阵”模式。除了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这两个研究轴,我们还需要建立研究的第三个“交叉轴”,从而形成立体维度。本节借鉴美国性别社会研究中的“交叉性”理论,探讨该视域下的具体研究方法。该理论中的两个关键词“范畴”(category)和“过程”(process)与国别区域研究中的“区域”和“区域化”在研究对象和学理机制上均有重合之处,同时该理论中多主体的开放互动理念与比较视域中的“汇通”说一脉相承,具有学理上互通交融的可行性。

交叉性的概念由美国批判法学家克伦肖提出,旨在探讨女性社会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从交叉性理论的定义看,它指的是“当经济、政治、文化、心理、主观和经验等种类多元、性质各异的轴在一定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交叉,所产生的各种复杂、不可再分、种类各异以及可变的各种效应”。(24)Avtar Brah, and Ann Phoenix, “Ain’t I a Woman? Revisiting Intersection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5.3 (2004): 76.从定义可以看出,交叉性理论首先确定的是具体的历史语境,即在明确的历史场景下考察不同因素的互动交织。这也相应要求区域国别理论的研究需要在明确的历史语境下展开对特定区域性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对“交叉性”做出了更清晰的概念界定,认为社会制度在各种权力互动交织的过程中形成,同时也会对相关群体进行身份建构。柯林斯强调“‘交叉性’是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的连接点,既要考察宏观层面上种族、阶级和性别三种压迫体系如何交织在一起,也要考察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和群体如何在这样相互交织的压迫体系中获得现存的社会地位”(25)Patrica H.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8.。柯林斯的关注点不仅在于个体或者群体的主体性,还有宏观层面的制度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于1990年提出了“支配矩阵”(matrix of domination)概念,强调分析时的“情景化的立场”(situated standpoint)。瑞塔·达蒙从柯林斯的“支配矩阵”概念出发,提出“意义生成矩阵”(matrix of meaning-making)模型,该模型的特征包括:

首先,强调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流动性和历史性,认为范畴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宏观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其次,它重视不同差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这些相互作用之上的主体建构。第三,它超越了权力(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二元两分,认为控制差异程度和奖惩方式都能形塑模型的情境。(26)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通过对上述核心特征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矩阵”模型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供区域国别研究采纳。首先,由交叉性方法形成的矩阵模型凸显研究的多主体性,探讨主体的多范畴、主体间关系及其重要性,以及各主体在不同语境下的互动差异。在这一点上,它在论证脉络上与区域化进程中的多主体性特征一致。其次,该矩阵模型强调对过程的动态性研究。交叉性理论提出的过程分析法(process-centered model),将交叉的过程置于研究中心,讨论不同因素在制度形成中的交互作用。相应地,在国别区域研究中,我们将从宏观的文化比较视域出发,在具体实践中将不同范畴的区域化因素纳入融合了平行、影响和交叉研究三个维度的“矩阵”内分析。研究方法的结构示图如下:

首先,可以将“矩阵”视为一个立体的研究范畴,它不仅融合了平行、影响和交叉的维度,也包含了相关维度中涉及的不同层次的区域性元素,是一个兼容了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综合体。它所覆盖的领域即构成了研究对象的具体场景(contextualized setting)。图中的圆形中心是研究对象,z轴是历时性的影响研究轴,y轴是共时性的平行研究轴,二者构成了文化比较研究视域下的基本架构。x轴是交叉研究轴,是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综合视域。x轴作为动态轴,从研究问题的原点出发,可以在各个方向进行辐射,并以此构成相关区域的切面,代表研究的不同范畴,如国别区域中的国际、国家、区域间、政府、非政府等范畴。因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切面(研究范畴)在圆心(研究对象)汇聚。同时,它们之间互有重合和交叉,以立体性的结构构成了区域化进程中的研究矩阵。

此外,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是该研究框架中的时间与空间特征。z轴作为影响研究轴,是以历时性为特征的时间轴,但该轴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时间,即在单线的时间框架下,以如政治体制、经济联盟、地缘政治关系等为依据的区域性为标准将所研究的对象进行空间分类,在相应的空间框架中展开时间性的历时性研究。y轴作为平行研究轴,具有空间性的并置特点,但该轴中的空间性具有时间化的特征,即在该空间中,时间需依照研究的需要可以被延展或浓缩,在其轴上构成的空间是经过时间化处理后的空间。x轴作为交叉轴,是两个研究视域的融合。从方法论上来说,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多维度。它所代表的是综合了多维度的研究视野,关注区域性元素的内在构成,在区域化形成时的具体情境(context)及其形成过程,及其相关的国家和国际影响因素。二是动态化。如果说z轴和y轴所代表的是研究的单向维度的延伸,x轴的存在以及其多向度辐射就构成了两个维度的动态融合,以实时、动态的机制追溯不同区域性元素的影响进程和流变轨迹,展示区域性范畴内复杂交织的互动。

基于此,“文化比较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将特定区域性中的诸多元素进行视域性汇通,可以开展系统性分析,剖析区域化因素的互动机制,分析区域性如何通过多主体、多维度的互动进程得以构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更宏大的区域性形成机制。

三、 欧洲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主体与他者的反向构建

欧洲中国学的研究是以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为对象,以欧洲为中国的外部参照,在进入一个不断变化与更新的欧洲区域的同时,审视其中多元的中国形象。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中国形象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概念,它立足于欧洲的区域性而形成,从而具有自身的区域性特质。在欧洲中国学中,中国是一个他者。但对欧洲中国学的研究,这种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就发生了反转。中国的研究者对欧洲的研究,从自身的国家战略出发,在中国主体性视野下对欧洲对华研究成果进行反向审视。这种主体与他者之间异域文化的距离可以产生丰富的差异性,从差异性中激发对中国自我的审视思考,并对欧洲战略做出相应调整。

从欧洲中国学的研究对象上看,可以按照上文进行如下分类:

1. 区域性的国际关系背景。从中国视角出发的欧洲中国学研究,需从中国的全球战略出发确定国际关系版图,看待欧洲在该版图中的价值和定位。欧洲与中国有着密切利益关切,与中国的交流历史悠久,也是海外汉学的发源地。在近代国际关系版图中,欧洲一直是大国博弈的战场。随着华约的解散和苏联解体,之前两大阵营对抗的激烈态势已然不再,但美国依然操纵北约继续实施全球霸权战略,与其制约中国的亚太战略遥相呼应。因此,对欧洲中国学的研究,美国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同时也需要从中国的海外战略出发,绘制全球版图,考察欧洲的中国学研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国家,如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中国学研究的互相影响。我们只有从全球化的网络图景下,才能把握好欧洲中国学研究的意义和对我国的价值。

2. 区域的一体化机制。从欧洲中国学的研究出发,这里的区域性可以分为两类:欧洲内部的一体化机制和从中国战略出发的欧洲区域性规划。就前者而言,欧盟的创立和成熟使得欧洲被视为新区域主义的典范,其中的一体化机制也将影响欧洲各国对华政策,欧洲各国将以欧盟这个超国家集团处理对华问题,其区域性将以趋同化的特点对欧盟成员国的整体性利益进行维护;同时,从欧洲中国学的中国视角来看,需要从中国的角度进行反向审视,并在研究规划中构建其相关的区域性。如果按照欧洲的地缘版图,可以把欧洲分为东欧、西欧、南欧、北欧和中欧五个版块。从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发展关系上看,可以以“16+1合作”、“一带一路”框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和“北极合作”等与中国战略发展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区域战略重绘相关区域边界,以相关区域性为出发点,分析研究相关国家及区域的对华策略,以中国的国家意识为主体性开展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欧洲中国学研究。

3. 政府机构。从上文提到的四个层面来看,欧洲中国学对政府机构的研究应包括:

(1) 对欧洲各国执政党对华相关领域的官方政策、相关机构及领导人的对华态度及外交战略的研究。

(2) 对欧洲政府内部不同党派的对华政策差异研究,并分析不同政党在涉华问题上的共同点和意见分歧,制定相关应对和沟通策略,完善我国相关领域的政策。如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以及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公民纲领党领导的公民联盟、波兰联盟、左翼联盟、自由与独立联盟等在涉华政策上有诸多的意见不统一和争论。如2022年初,在波兰的难民危机事件中,总理莫拉维茨基对华立场并不友善,并意图拉拢俄罗斯对抗中国,但波兰总统杜达出席冬奥会,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支持。这种政府内部的矛盾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梳理与研判,全面把握研究对象,顺势而为,在相关领域实现中国涉外利益的最大化。

(3) 政府间关系,即研究欧洲国家政府间在对华政策上的相互影响,包括联盟与对抗等不同情况。整体而言,欧洲国家对华态度纠结矛盾。欧洲版块上,虽然有强大的欧盟统一性内聚力,但在很多涉及现实利益的对华政策方面,意见常常无法完全一致。

(4) 政府与区域性组织的关系。从欧洲中国学的角度来说,这里需考虑的是单个欧洲国家的对华政策与区域性组织如欧盟和北约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考虑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以及单个国家在对华关系上的独特诉求。在欧洲的区域性版图上,不少欧洲国家同时加入了欧盟与北约,但有的只加入了其中一个,另有不少还未加入,在国家利益诉求上呈现出群体性与个体性交织的复杂态势。同样,在对华关系上,会有诸多的利益一致之处,但也有不少差异。对欧洲中国学的研究,需要在政府与区域性组织的角度下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的背景。

4. 非政府机构。首先,非政府机构并非完全可以摆脱政府机构的意识形态控制,实际上一些智库或民间基金会受政府机构操控,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但因为非政府机构涉及的主体涵盖不同阶层、种族、职业及利益群体,因此具有意识形态多元,利益关切复杂、身份边界交织等特点。因此,非政府机构中,如智库、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网络专题讨论区及各行业团体等对中国的相关领域的研判和报道可以有效呈现欧洲中国学的区域异质性,作为对政府机构研究的有效补充和调整依据。对相关资料库的研究同样应遵循多样性的原则,尽量覆盖不同视角。对不同群体的观点进行综合审视,包括就同一话题,在某一国家的不同资料库或主流媒体中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并置于欧洲的区域性背景下,从我方的主体性视角进行审视。

关于欧洲中国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首先,从文化比较视域的角度来看,中国与欧洲这两个区域具有充分的可比性。弗朗索瓦·于连曾评论道:“中华文明是由本土生发的高阶文化形式,体现在它与欧洲文化平行发展,早期文本文字表述发达、清晰,其规模体量、发展程度足以与欧洲文化平等对视。”(27)吴攸:《中国作为“方法”——论弗朗索瓦·于连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同时,从文化层面看欧洲与中国,两者有着鲜明的差异性。在弗朗索瓦·于连看来:

一些理论、概念在欧洲被视为是自明之理,进入中国却难觅踪影,没有形成或另有他解,成为彼此的“未思”。比如“存在”“真理”“是论”等概念,在西方思想中拥有“公理性地位”,是建构视为的“基元性观念”,而在传统中国思想中却并不存在,或中国文化并一步以上述概念为支点。相反,中国思想注重过程而非存在,崇尚两极互动而非二元对立,不囿于“实体”而游走于“之间”(28)吴攸:《中国作为“方法”——论弗朗索瓦·于连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因此,无论从传统汉学还是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当代中国学的视角,欧洲的区域性所形成的“他性”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反思中国文化的外部视点。从研究方法上看,在文化比较视域下开展欧洲中国学研究,需相应从平行研究的横轴、影响研究的纵轴和文化比较视域的交叉轴来综合考察某个研究某个专题在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接受、传播及发展情况。

从研究的主体性角度来看,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欧洲中国学研究不仅遵循了赫特纳对区域性的动态性进程理念,以视域说容纳了更高层面的文化维度的对话机制,更突显了研究中的中国立场和视角,进而确立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在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中,以中国视角为出发点的区域国别研究将能有效构建中国主体性的研究范式,以对话主义的文化立场构建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并催生出相应的中国话语和中国视角。反过来,立足中国视角的欧洲中国学研究会调整、更正并丰富欧洲中国学的理论及研究思路,进而在互动阐释循环的模式中建构多元共生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

四、 结 论

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理论中的比较分析框架充分重视了特定区域性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本文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比较视域”研究方法可以有助于挖掘研究对象的内涵,并进而反观研究主体。考虑到欧洲中国学研究中的核心指向: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国家形象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被阶级、性别、民族等单一标准所界定,而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性标准和特征的存在。就中国形象而言,在政治话语、新闻媒体、网络平台、文化传播、影视动画、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各具特色,内涵各异。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研究主体论和批评方法的欧洲中国学研究,也应该具有相应的多元性和动态特质。弗朗索瓦·于连将中国视为反思欧洲的“方法”,也就是将中国从研究对象转变为一种方法论,强调中国是一种“哲学工具”(29)吴攸:《中国作为“方法”——论弗朗索瓦·于连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通过“间接的迂回、外部的观照能够帮助一种文化开拓全景视野,引导其去探查整个理论背景,去研究意义的谋略问题,从而开启一个新前景”。(30)吴攸:《中国作为“方法”——论弗朗索瓦·于连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弗朗索瓦·于连提出的观点不仅限于哲学层面的反思,也适用于政治、经济等社会层面的考察。从这个学术视野出发,秉持“文化比较视域”方法的欧洲中国学研究应该成为一个不断生成话语的批评范式。首先,它可以提供一个以中国为例的国别研究的基本模式,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综合衡量研究对象的区域性形成机制,探讨区域性的生成进程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其次,它可以形成一种对区域性研究的认知框架,即立足于欧洲中国学研究所搭建的文化比较视域,将形成一种以“跨学科性”为特征的认知框架,作为一种开放性、动态的区域性认知理念,尝试把握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复杂现实和理论挑战;最后,欧洲中国学的研究范式可以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象征性资源,以不断生成其他话语,为其他学科范畴中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