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尊 贺嘉贝 牛佳丽

摘要：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资源，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不同群体的行为选择。基于2021年人际关系网络调查数据，依托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较少的群体在金融与交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倾向于动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在医疗与教育等市场化程度较弱领域倾向于动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够相互“借力”为其所有者提供收益。在构建社会资本动机方面，“男女有别”的特征尤为突出，男性更愿意进行同质化的情感投资以维系其社会资本。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社会资本的工具性价值越来越弱，發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营造高质量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性别差异；工具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F1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4-0036-07

一、引言

在社会学家看来，经济、文化和结构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市场过程和结果，而经济学家却认为，市场是由社会网络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1）。然而问题在于：这仅仅“只是一个市场”吗？社会资本在市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市场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制度不完善的社会里，社会资本被作为一种利益交换（2）有哪些“工具性”作用？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资本作为工具性价值会随之淡化吗？既然市场与人力资本、文化不可分割，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与性别不可分割。

为探究社会资本的内在本质，把握其作用机理，揭示社会资本对经济活动、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拟通过调查样本的数据解析，阐释资源配置的最优主体——市场或者非市场力量，厘清不同群体的社会资本互动沟通方式以及相互作用与演化规律，为创新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行为规则和秩序、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评论

综观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布迪厄最先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系统描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各种潜在的或实际的资源集合，影响着个体的各种收益回报（3）。社会中的个体不仅可以通过社会资本获得包括投机方法、补助性贷款以及市场保护等方面的经济资源，而且还可以通过与拥有知识的专家交往，提升其知识资本与文化资本，并依靠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行为主体拥有的资本数量和质量、网络规模以及主动性来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和秩序，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须在社交中不断投入时间、情感或者其他形式予以维护。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的增值，如中国农村红白喜事“凑份子”的习俗，既是最直接的人情投资和社会资本积累，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收益的投资行为（4）。

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是相互补充的（5）。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具有投资性、生产性和增值性的资本属性，它们之间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互动作用（6）。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其收入水平会更高（7）。在方黎明等看来，人力资本、宏观社会资本对获取工作机会和维持工作的稳定性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8）。“无论人们出于何种动机而投资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一旦形成，投资者即获得了一类有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资源。而此类资源的运用能够为投资者带来的收益，有可能是用货币表示的市场价值，也有可能是某些非市场价值（如获得信息、受到启迪、感到愉悦或者实现集体行动的目的）”（9）。“对各种资本的获得基本上是由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决定的，不管这些资本是以种族、阶级、性别、地理还是以别的显著因素来划分的”（10）。

然而，上述研究并未分别针对人力资本与男性女性在何种情形下产生强化抑或弱化作用展开分析，忽视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获得上的性别差异。由于“在人力投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差异，……使得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处于边缘化、受歧视状态”（11）。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但人力资本差异使得男性工资高于女性工资。从社会资本角度看，虽然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但“靠关系”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就业效果，关系人发挥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其提供的就业信息与求职者身份的匹配程度（12）。此外，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位置上的存量不同，使得身处不同位置的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有先天的差异性——“男女有别”的特征尤为突出（13）。与男性相比，女性确实存在社会资本欠缺现象。女性的社会资本同质性较强、多样性较低，导致她们难以与优势阶层产生关联，“人情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从而造成工资低、晋升机会少的后果；而男性会更多地参加与工作、市场相关的交往之中，其社会资本的存量显著高于女性（14）。有的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流动发现，男性在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拥有方面更具优势（15）。 总体上看，男性较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要高些，所以他们在社会资本的获取上也存在着相应的优势（16）。可见，性别差异将会导致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获取的不平等，继而引致男女两性在社会地位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不平等产生。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化，究竟是市场还是非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不同的人或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市场交易中将如何发挥作用？在斯蒂格利茨（17）、张顺和郭小弦（18）等人看来，社会资本对个体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影响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而逐步减弱。而在陈煜婷和张文宏看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社会资本带给女性的收入回报优势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消减，而社会资本带给男性的收入回报优势却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提升（19）。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回报率逐渐增加，优势阶层会将其丰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当中，从而导致教育不公平现象更加严重（20）。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显著地发挥决定性作用，“一个市场越是完善，人际关系发挥的作用就越小”（21），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方面就越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缺陷（22）。

倘若这些研究是可信的，似乎说明：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随着市场与非市场力量的此消彼长，极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被非市场力量——社会资本所扭曲的市场机制。然而，伴随着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不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市场作为一种竞争性的交易机制，其配置资源的权力会越来越大，而嵌入人们经济行为中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会越来越弱。也就是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货币作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润滑剂”，其媒介作用会越来越强大，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补充工具”，其作用会越来越弱。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本文通过网络调查平台（问卷星）采集数据，回收调查问卷1040份，剔除信息不全样本8份，最后确定进入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分析的有效样本数量为1032份。

本文围绕日常生活中的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问题进行问卷设计，并作为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单位性质、月平均收入和工龄等7项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利用李克特量表法，分别对问卷项目进行正向赋值，即“不太重要”与“下降”、“有点重要”与“和五年前差不多”、“非常重要”与“上升”分别赋值为1、2、3；针对“会”与“有”、“可能会”与“偶尔”、“不会”与“没有”，分别赋值为3、2、1。

样本的基本特征如下：

（1）从性别结构看，男性样本460份，占44.57%；女性样本572份，占55.43%。

（2）从年龄结构看，18—24岁占29.07%；25—30岁占23.93%；31—35岁占12.5%；36—40岁占11.82%；41—45岁占10.47%；46—50岁占7.07%；51—55岁占3.88%；56—60岁占0.48%；61岁及以上占0.78%。

（3）从学历结构看，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样本占71.71%；大专及以下的样本占28.29%。

（4）从月薪水平看，3000元以下的样本占33.14%；3000—5000元的样本占29.46%；5000—8000元的样本占20.74%；8000元及以上的样本占16.67%。

（5）从工作单位性质看，党政机关的样本占9.5%；事业单位的样本占16.96%；国有企业的样本占9.3%；教学单位的样本占11.34%；科研机构的样本占0.68%；外资企业的样本占2.91%；私营企业的样本占19.09%；合资企业的样本占1.74%；其它的样本占28.49%。其中，体制内的样本量占47.77%，体制外（外企、私企、合资企业及其他）的样本量占52.23%。

（6）从居住地来看，西部地区的样本占10.85%；东北地区的样本占10.37%；中部地区的样本占46.12%；东部地区的样本占32.66%。

（7）从工作经验来看，工作年限在两年以下的样本占37.40%；工作年限在3—5年的样本占14.92%；工作年限在6—10年的样本占17.54%；工作年限在11—20年的样本占17.54%；工作年限在20年以上的样本占12.6%。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个人所拥有的教育水平、技能和工作经验等对其收入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经验人力资本两种类型加以探讨。学历作为知识人力资本的信号观测指标，具有“敲门砖”的作用。工龄作为经验人力资本的信号观测指标，对职业晋升和收入增加具有“催化”作用。也就是说，学历越高（知识人力资本存量高）、工龄越长（经验人力资本存量高）的群体，其收入水平就越高。在相同的知识人力资本条件下，收入水平的差异是由经验人力资本的差异所决定的（23）。高地位与高收入的社会群体，因其社会资本更丰富，获得的机会和收入就会更多（24），其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通过调查样本统计发现：40岁及以下人群占77.33%，在中东部地区居住的人群占78.8%，本科及以下学历的人群占69.96%，在体制外工作（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及其他机构）的人群占52.23%，平均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群占62.6%，工龄5年以下的人群占52.33%。

四、数据分析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运用SPSS22.0对问卷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低领域（如医院、教育）运用情况的标准化信度系數为0.835，Q1—Q3删除项后的信度系数均小于总体的0.835，因此，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低领域运用情况的相关内容不需要进行调整。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金融、交通）运用情况的标准化信度系数为0.798，Q4和Q5删除项后的信度系数均小于总体的0.798，因此，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运用情况的相关内容也不需要进行调整。问卷总信度系数为0.808，KMO值0.808，近似卡方值3009.955，显著水平0.000，根据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也可以看出，本次检验的显著性无限接近于0，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笔者筛选出显著性的影响因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同时处理多个自变量，同时对性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将相关系数值小于0.3的3项因变量剔除，得到符合条件的15项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如下4个因子，如表1所示：

第1类变量有3个项目：Q1至Q3，特征值1.579，解释方差10.572%，是对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低领域（如医院、教育）运用情况进行测量。

第2类变量有2个项目：Q4和Q5，特征值1.041，解释方差6.939%，是对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如金融、交通）运用情况进行测量。

第3类变量有4个项目： Q6至Q9，特征值1.339，解释方差8.928%，是对社会网络关系在情感投资方面运用情况进行测量。

第4类变量有6个项目：Q10至Q15，特征值3.858，解释方差25.723%，是对关系的重要性进行心理感知的测量。

（二）多元回归分析

为探究影响人们网络互动的沟通机制，我们将解释变量（X1，X2…X7）分别设为：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单位性质、月均收入以及工龄，将被解释变量（Y）设为社会网络关系。对四大类行为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为：

Y=β0+β1X1+β2X2 + …+β7X7

如表2所示，从第1类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学历和工龄的显著性概率P值分别为0.000和0.028，均小于0.05，学历和工龄相关系数值分别为0.128和0.038，显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医疗、教育等具有公共品属性的领域（25），以学历和工龄所代表的知识人力资本和经验人力资本，对社会网络关系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

总体而言，在医疗与教育服务市场中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工龄长的高学历群体之所以愿意选择动用社会网络关系，其目的在于提高其甄别医疗和教育服务质量的能力，从而为家人谋取医疗和教育资源的最大化收益；而工龄短的低学历群体，他们甄别医疗和教育服务质量的能力较弱，又可能缺乏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人际关系，因而“难以”或“不愿”动用社会网络关系，这客观上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

在第2类回归分析中发现，工作经验指标的显著性概率P值为0.000，小于0.05。结果如表3所示：经验人力资本与选择动用社会网络关系存在着负相关性，即经验人力资本不足的人会选择动用社会网络关系；反之，经验人力资本丰富的人选择不动用社会网络关系。按理说，经验人力资本丰富的人更有能力动用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利益，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动用社会网络关系，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时间的机会成本较大以及人情债所致的心理成本较大。因此，在交通罚款和银行贷款事务上，选择不找关系、不欠人情债，是其理性选择。

经验人力资本不足的人，其收入水平相应较低，在对待个人经济利益得失上往往表现不同的博弈行为。他们大多会选择动用关系来挽回交通罚款所导致的损失或求得贷款优惠的预期收益。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大多有“损失厌恶”的偏好，其“心理账户”不愿意承受失去金钱的痛苦，他们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常常对钱产生“拥有感”，其“禀赋效应”使他们更看重已经拥有了的金钱，不能失去它，坚决要找关系挽回损失，或求得收益（26）。而经验人力资本丰富的人，其收入水平相应较高，他们的钱多是用于消费或投资，不会为区区几百元钱的得失而产生心理与精神负担，因此不愿意、也懒得动用社会资本获利。

第3类的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性别、学历和工龄的显著性概率P值分别为0.000、0.008和0.017，均小于0.05，其相关系数值分别为0.247、0.078、-0.042。对两性独立样本（女：572；男：460）进行T检验，在显著水平为0.05的情况下，T统计值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0.05，女性为-0.1137808，小于男性0.1414839，T=4.107，因此认为女性与男性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显示：知识人力资本丰富而经验人力资本不足的男性，较女性更倾向在节假日期间以及日常交往中进行互动以联络感情。究其原因可能是：男性在获得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与由社会网络构建的社会资本上，比女性有更多的优势，更容易建立各种新的社会关系，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增加其社会资本的存量；受制于“男主外、女主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照料家庭和生育责任会减弱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导致女性人力资本竞争力低下，女性的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资本的网络位差均相对较小，从而导致女性社会资本存量较小，在获取优势资源上明显逊色于男性（27）。另外，在建构社会资本的动机上，男女存在性别差异；女性不仅社会资本欠缺，而且资本回报也存在不足；女性的感情投资大多聚焦于家庭生活（28）。在格拉诺维特看来，弱关系（非亲属的业务伙伴、师长、朋友、邻居等）往往可以获得更好的一般社会资本。总之，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导致其难以获得优势地位（29）。 反过来，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又会导致她们的社会资本积累不足。

知识人力资本丰富而经验人力资本贫乏的群体，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龄较短，社会网络关系不发达，因而有迫切积累社会资本的意愿，以弥补社会资本不足的缺陷。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主要由同事、领导和客户构成，因此在构建社会资本的动机方面，他们往往以职业导向为主。他们利用这种社会网络关系获取信息，为行动提供便利，因而愿意进行情感投资，以此获得社会资本。

知识人力资本与经验人力资本富裕的人，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龄较长，社会网络关系资源较丰富，往往考虑的是“他人是否能够给本来已经很丰富的资源库以有意义的资源回报”。在异质性互动中，他们要比在同质性互动中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获得的回报却较低，因此他们不太愿意进行情感投资。

在第4类回归分析中，6个自变量的显著性数值均大于0.05。可见，人们对关系重要性的预判，在5年前后的比较中没有统计显著性；关系对升迁的重要性，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单位均没有统计显著性；在自己所处环境里，关系在个人成功中扮演的角色判断，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一回归分析与贺尊等人的研究是相吻合的（30），因此这部分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不涉及。

本文对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怀特检验，以判断该模型的残差是否存在异方差性。由表5可知，社会网络关系无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领域，还是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性别、年龄、居住地、學历、单位性质、平均月收入、工作经验的显著性水平均高于0.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即所有解释变量与残差项不相关，变量之间无交互影响。但本文收集的是1032个个体的截面数据，只能从检验结果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性别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无法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截面数据在统计上无法排除逆向因果问题，未来可以采用跟踪调查法取得面板数据，从动态过程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解决逆向因果问题。

五、总结与讨论

人类的经济活动通常嵌入在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中，并根植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中。一个理性的经济决策者，既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进行选择，也不能完全被动地以外在制约和社会规范为限，而是在约束条件下能动地作出次优决策（31）。随着交通和金融等公共资源交易越来越市场化，人们就越不会动用社会网络关系来牟利。对人力资本较高（工龄长、收入水平高）且机会成本较大的人来说，为交通罚款“找后门”“托关系”费神费力，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各行各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越来越健全，选择“不找关系”的人群将会上升（32）。

本文研究显示：在医疗和教育等市场化程度较弱的领域，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倾向于选择动用关系；在金融和交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人力资本较少的群体倾向于选择动用关系；在社会资本构建动机方面存在男女性别差异，男性更愿意在同质性互动中进行情感投资，以维系和拓展其社会资本。

总之，随着时空的运动，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的程度和水平会随之变化。通过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因此探究人们对社会网络关系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观察经济社会制度的健全性以及社会资源配置是否平衡和充分，并通过关注社会资本获取的性别差异来评判社会的公平性。由于“机会平等原则与社会公平总体感受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3），因此，通过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仅可以使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积极的互补效应，而且还有助于降低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不平等，缩小性别差异。

在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医疗、教育、房产、交通、金融等领域，要想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机制体制。一方面，要废除阻碍有效竞争的各类经济性规制，实施负面清单制度，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增加有效供给，“实现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在各领域的和谐共存及平衡发展”（34）。另一方面，在社会网络关系规制方面，政府应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市场参与者动用关系的行为给予有效干预和约束，形成“竞争为先、公平为本”的经济政策环境，不给“关系”的互动提供土壤，不让其超越法律法规，避免其成为破坏社会规则和秩序的“风险因子”。

毋容置疑，在一个清正廉明的文明社会里，关系仅是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手段，不应凌驾于社会规则之上，不应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探究“关系”是一个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于一体的多学科研究课题，其研究价值在于发现：在何时、何地、何领域，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上升出现“拐点”，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几乎不发挥作用或作用非常有限。这既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发展机会上体现更加平等，在市场竞争中体现人人平等，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

注释：

（1） ［美］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页。

（2） 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3） John G. Richards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1-258.

（4） ［美］林南：《社會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4页。

（5） ［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6） 陈凤至：《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辩证关系》，《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22期。

（7）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8） 方黎明、谢远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已婚男女非农就业》，《财经研究》2013年第8期。

（9） 程民选：《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

（10） 费涓洪：《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上海30位私营企业女性业主的个案调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1） 张莹：《社会性别视野中的人力资本投资》，《经济问题》2007年第4期。

（12） 任义科、王林、杜海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经济经纬》2015年第2期。

（13） 陈丽琴、卓慧萍：《社会资本获得的性别差异与女性参政》，《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4） 程诚、王奕轩、边燕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人口研究》2015年第2期。

（15） 宋月萍：《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2期。

（16） 朱锡平：《社会资本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中国部分城市的经验分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7）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武锡申：《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18） 张顺、郭小弦：《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社会》2011年第1期。

（19） 陈煜婷、张文宏：《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9JSNet全国数据》，《社会》2015年第6期。

（20） 吴愈晓：《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1） 孟奎：《论人际关系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理论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22） 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

（23） 李培林、田丰：《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2010年第1期。

（24） 张顺、程诚：《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5）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26） ［美］理查德·泰勒、［美］卡斯·桑斯坦等：《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刘宁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27） 王肖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视角》，《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28） K. E. Browne，Work Style and Network Management： Gendered Pattern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in Martinique， Gender and Society， 2000， 14（3）， pp.435-456.

（29） D. J. Brass， Men's and Women's Networks： A Study of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ce in an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5， 28（2）， pp.327-343.

（30） 賀尊、赵莹：《人力资本、收入水平与社会网络关系的交互作用——来自网络调查样本的实证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1） 曹德骏、左世翔：《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网络观综述》，《经济学家》2012年第1期。

（32） 贺尊、徐黎黎、贺嘉贝：《关系对异质群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人际关系网络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3） 麻宝斌、杜平：《结构分化、观念差异与生活经历——转型时期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江汉论坛》2017年第3期。

（34） 杨宇、郑垂勇：《社会资本与国民福利的关系》，《财经科学》2008年第5期。

作者简介：贺尊，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81；贺嘉贝，通讯作者，武汉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湖北武汉，430081；牛佳丽，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81。

（责任编辑 李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