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群

内容摘要：华文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文艺报·华文文学专版》紧密锲入中国内地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与建构，在对华文文学进行多维度的重构、解读与阐释的同时，依托自身的媒介特色凝聚华文文学批评队伍，通过专题研讨、高层会议、书评书介等栏目接触、过滤、整理华文场域经典积累的初态文本，积极推动华文文学“经典化”的生成与确认，表现强烈的参与意识。

关键词：《文艺报》 华文文学 经典化研究

文学经典属于抽象概念，是特定文学语境内的审美座标。洪子诚指出“经典是帮助形成文化序列的文本。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1]1993年，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研究在佛马克的演讲被唤醒，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成为界定文学经典的两类言说，一是认为经典无需被发现，依据其文本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的自律，自在成为经典。一是建立在布尔迪厄文化场域理论上的“他律”，认为经典确认取决于出版、阅读、选择、批评、评奖等外部因素刺激，产生于文学批评实践的累积模式，是“化”的过程。童庆炳综合两者，确立经典化的主观态和客观态。20世纪至今，“世界华文文学业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谱写了风云变幻、广袤生动的图卷。”[2]但华文文学史上被广泛承认的恒态经典并不多，2012年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研讨指出华文经典研究的急迫性，突显经典焦虑和命名冲动。《文艺报·华文文学专版》作为支撑华文共同文化的媒介语言，自觉成为参与华文经典筑构的他律因素，通过专题研讨、高层会议、书评书介等栏目接触、过滤、整理华文场域经典积累的初态文本，以自身的文化身份助推新经典建立，表现强烈的参与意识。

一.凝聚华文文学批评队伍

经典讨论与评价机制相始相因，文学作品需要在阅读批评中实现增值，批评队伍构成推举文学经典的中介，通过专业解读发挥作用。“没有批评家对作品出色的认定和甄别，我们都无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3]新时期，文化世俗化孕育文学多样性，来自权利机构和教育体系的经典认可权被分解，其中一部分转向大众，文学经典的多样性随着文学经典的解放而得到实现，与之相适配，文学批评队伍也获得更多自由，出现分层。

《文艺报·华文文学专版》凝聚三类批评队伍，即主流学院派学者、作家文人、高校研究生。学院派学者构成专版批评家主要阵容，占比74%，名单涵盖古远清、古继堂、曾庆瑞、曾敏之、赵遐秋、朱双一、吕正惠、王德威、闫纯德、钱虹、刘登翰、饶芃子、公仲、刘俊、方忠、江少川、张爱琪、陆贵山、陈辽、钱建军、常晖、顾圣皓、宗鹰、戴瑶琴、张烔、童伊、陈建功、刘锡诚，等等。来自学界主流的学者不仅提供观察华文文学视角，还掌握文学批评话语权，是权利分布结构中的决定性力量，其可以通过肯定的话语和前言，将自身的象征资本部分转嫁到作家身上，连接文学内外部力量推进文学作品“经典化”因素积累。作家文人占比20%，主要有庄伟杰、陈瑞琳、王性初、冰凌、张抗抗、萧树、赵安玉、宗鹰、陶里、蓝博洲、寂然、葛亮、陈美霞，等等。作家兼评论家的双重身份给予此类批评队伍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真实反映华文知识分子创作的心路历程，通过分析导读，在批评范畴内树立经典可能的风向标。经典的命名力量还有一部源自读者口碑，郑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在校研究生对文学议题的开发具有敏感性，以文学沙龙形式，在专版展开对作家作品讨论，通过评价式文学消费，保持文学作品的在场感。

三个圈层共同参与专版对文学经典的推举，分担不同职能。学院派批评与教育体系挂钩，大优势占比确保专版推举经典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并且学院学者建构的批评标准和审美标准能够向下影响，对经典筛选标准的确立具有示范意义；作家文人和高校研究生群体的批评参与经典阐释的话语权较小，更多意义上倾向于“媒介批评”，即保持批评学理性的同时兼具批评的大众化，承担对文学作品“精神向度”的解读，建立线性的时间感知，通过鉴赏评价、读后感等方式引导文学消费，保持文学热度。专版建构自上而下的批评分层，能够在主力话语权的搅拌下融合多种文学力量，积极推动华文文学“经典化”的確认与生成。

二.推动“经典化”的生成

现实各种因素致使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性被遮蔽，其作品经典化需要放置于中华民族文学背景考察，通过大量批评、出版等史料累积进行“典律建构”。专版因报刊性质能够亲历华文历史发展，虽然存在来自意识形态、编辑出版、文人集团对文本的过滤与筛选，但还是能够如实记录文学的多项侧面，保留华文文学最原生态现场，并通过大量的的文学批评推介作家作品，进行经典对象的筛选。

经典化需要经历“定位”和“重复”，即在追踪可能经典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多元方式进行重复征引、强调，加深文学印记，使逐步具有价值意义上的对照系作用。专版对华文经典的助推在研究动态累积中确定关注范围。以研讨数量为单位计算，1998-2022年间，专版通过单论/群论涉及作家作品2000余部，但持续关注和重点发掘的作家前15位分别是张翎（47篇）、严歌苓（37篇）、陈河（27篇）、陈谦（27篇）、虹影（18篇）、张慧雯（18篇）、汤亭亭（16篇）、黎紫书（13篇）、余光中（12篇）、陈映真（12篇）、曾晓文（12篇）、少君（11篇）、沈宁（11篇）、赵健秀（10篇）、谭恩美（10篇）。

基于数据分析，有两点发现。一是专版重点研究对象明确稳定。清晰指向具有潜经典资质的作家作品，以其为取景器，照射华文文学整体创作，在华文文学的价值体系中，给予清晰的历史呈现，强调创作的代表性。此类代表人物是移民作家张翎、严歌苓，两者研讨数量占据优势，分别是47篇和37篇，占据专版作家文评总篇数的17%和13%，且呈现年段累积上升趋势。张翎“是海外女作家中擅长小说结构的高手，文字沉练又积韵深厚。”[4]代表作《交错的彼岸》《望月》《金山》《邮购新娘》在其著作讨论中占比41%，聚焦女性、家族、年代，将历史、人性、世道的沉重十字架糅合在中国、北美交错的时空主线，具有深刻的审美价值和坚硬质地，刘俊肯定“在海外坚持用汉语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5]严歌苓是北美最具影响力作家之一，擅长以经验叙事、历史架构推出规范佳作。专版评介严歌苓作品共33部，涉及《扶桑》《人寰》《天浴》《白蛇》《雌性的草地》《吴川是个黄女孩》《第九个寡妇》《草鞋权贵》《芳华》《金陵十三衩》《少女小渔》《天浴》《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谁家有女初长成》《绿雪》《赴宴者》《寄居者》《陆犯焉识》等，其中《陆犯焉识》《芳华》《金陵十三衩》受到较多关注，涉及知识分子、文工团体、侵略战争等方面，从历史语境剥离素材，回溯编织时代与记忆的故事，利用人性的本真发掘时代风云，是刘俊、公仲等学者的一致评价。

二是专版依据时代更迭、创作影响追踪热点作家。典律建构需要时间，“史”的话语阐释成为经典存在客观性和权威性标准，但时间过滤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感受到磨损与侵蚀。适时的热点研讨，是发现经典、亲历经典的前提基础。数据显示，在1998到2008年段，“赵汤争论”占据主要版面，当争论落幕，融合中国性、本土性的世界话语造就新时期华文之势，专版自然转移视角。陈河、张惠雯、黎紫书是新近“黑马”，自2008年段开始，研究数量上涨，增幅加速。“陈河神奇的经历成就他神奇的小说”[6]，陈河《沙捞越战争》《外苏河之战》《碉堡》等作品钩沉纪念民族战争，以战争为原点延伸向人性、文化、历史领域，融合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为宏大叙述提供新的写作模式与维度。张惠雯《在南方》《飞鸟和池鱼》《书亭》《岁暮》《旅途》《天使》《爱情的五个瞬间》等作品命题广泛，涉及家园、青春、女性、社会、旅途，故事的推动回环呈现各式的南方故事，“贯穿着一如既往的创作纯真和文学诗意”[7]。上世纪90年代花踪文学奖的大揽收，让黎紫书迅速成名，《出走的乐园》《野菩萨》《告别的年代》肯定其在马华文坛的存在，于2021年宣发的《流俗地》从宏大的雨林叙事卸力，动用日常生活细节，从马华的怡保锡都出发，将时代流逝下的南洋投射向生命角落，《流俗地》代表其写作经验的一次新扩张，再次造就“黎紫书现象”。这些作者的发现与评说，成为其走入文学经典名录的基本准则。

三.参与“经典化”的确认

专版从两个维度参与华文文学“经典化”的确认。第一维度，确立经典考察的内部因素。黄曼君指出“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8]华文文学具有特殊性，多隐含“离散”生命体验，因其创作环境在大陆本土之外，异质文化包裹使其创作既含有中华文化基因，也有诸多他者文化的介入与参照，孕育华文文学经典价值因素，专版根据这一文学特色，借助大量文學批评总结经典对象确认的“内部固有的崇高性”，数据统计，原创性、特殊性、艺术性、人类性是关键词。其一，原创性。专版评价的作品在文化和美学意义上都源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发现与解读，於梨华的漂泊之感，白先勇的悲悯情怀，黄春明的乡土世界，陈映真的爱国情怀，等等，作家皆因生命实感创作出新的表现模式与精神世界。其二，独特性。华文文学涵盖作家独特精神迁徙，文学创作中的“异”形象含括诸多文学话题，双重文化的交织碰撞能够提供不同于中国大陆本土的文学景观，提供新质元素，具有新兴诗学内涵。其三，艺术性。文学作品在凝聚思想性的同时，艺术性也是推动价值生成的必要元素，叙事语言、叙事模式的求新能扩张文本的呈现空间，提供潜在的阐释机会，诸如白先勇文本语言在传统文言与现代白话的平衡与契合。其四，人类性。普世价值的呈现是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举凡经典诗歌都应拥有一种跨越民族超越时空的普世情怀，或称人类性。”[9]华文作家审视个人价值失落、生存困境，着力将民众朴质生存幻化为追求人性释放的终极之镜，唤醒被生命庸碌掩盖的各种社会疾病，利用讽刺、批判形式呈现关于社会、人性、命运的思考努力。

第二维度，从宏观角度直接确立经典地位。从文本批评关键词入手，“座标、范本、典范、经验、功臣、意义、地位、开山者、奠基者”等高频出现，批评家对已明确指向大师地位的作家作品直接从文学史、创作价值等整体方面给予对接和定位。论及20世纪留学生文学和台湾乡土文学，白先勇和黄春明是重要话题。以两者研究为例。专版发表白先勇会议专论共4篇，2000年刘俊《白先勇的意义》从宏观叙事角度论及白先勇《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等作品在传统/现代关系的处理，历史感的具备，现代白话/传统诗词应用圆熟等方面贡献，“而这些贡献正是作家白先勇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10]2001年“白先勇创作研讨”汇集国内外众多学者，诸如山口守、黄宇晓、王宗汉、许翼心、刘俊等，从作品主题、文学形象、文化乡愁、生平事迹、文学史书写、影视化改编、文化实践等方面展开研讨，揭示创作魅力和不足，确立白先勇文学的历史重构和悲悯情怀书写在华文文坛的经典范式。黄春明专论6篇，1999年《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专辑，众多学者就其人其作展开述评——曾健民认为黄春明作品“表现出来的关怀社会、关怀乡土、关怀底层民众的文学精神，在文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年代中，起了开创性和启蒙性作用，成了乡土文学的范本。”[11]刘登翰肯定“他为自己的创作在台湾文学动荡往复的传统、现代与乡土的繁荣格局中定位，成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座标。”[12]朱双一、曾庆瑞、赵遐秋等承认黄春明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新发展。基于内容分析，此类文学经典价值的确认并非局限于单个文本分析，而是立足宏观叙事，整体把握经典典律因素。以此方向类推，专版2000年陈映真研究专辑评价其是台湾知识型作家，是最不能被中国当代文学忽略的伟大存在。2018年金庸研究专辑称金庸开创新武侠小说派别、2018年刘以鬯研究专辑将其誉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以及洛夫、赖和、王鼎钧、刘荒田等作家专论研讨，都遵循个体/整体的判断逻辑，学者将作家作品放置于文学史范畴考察，通过会议、研讨集中发声，经学者批评定位的文学作品以“地位、价值、意义”落脚于经典语境，成为华文文学研究视域“入史”的可能品格和命名价值。

《文艺报·华文文学专版》积极关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创作，参与到华文作品研究与评读的角逐，辅助华文文学在内地的传播的同时推动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建设。且典律生成需要主动性、持续性，需要经历从发现对象到史学命名的完整路径，无论之于经典确认还是经典生成，2008年段都可做为专版“经典化”推进的关键节点，一方面是华文作家的写作实践和视点发生转移并进入持续的稳固阶段，一方面是华文研究队伍和理论建设不断完善和加强。专版借助评论家的公开发声，参与并确认华文文学经典化是华文学科领域的基本命题与文化身份，能够在主力话语权的搅拌下融合多种文学力量，具有靠近文学真相可能。

参考文献

[1][3]汪娟.经典如何成为经典？——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三个维度[J].嘉兴学院学报，2021，33（05）：57-63.

[2]李洪华，孙慧敏.世界华文文学的经典建构与文学史重述[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03）：91-94.

[4]陈瑞琳.风雨故人交错彼岸——读旅加女作家张翎的新作《交错的彼岸》[N].文艺报，2001-05-22（004）.

[5]刘俊.描写历史之金，写人生之山——评张翎长篇小说《金山》[N].文艺报，2009-04-16（008）.

[6]公仲.陈河《猹》：一场寓意深远的人兽大战[N].文艺报，2014-03-28（004）.

[7]戴瑶琴.小说之镜：2014年的华文文学记忆[N].文艺报，2015-03-20（003）.

[8]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149-159+208.

[9]庄伟杰.论海外华文诗歌走向经典的可能性[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06）：1-8.

[10]刘俊.白先勇的意义[N].文艺报，2000-07-18（004）.

[11]曾健民.他的精神具有开创性和启蒙性[N].文艺报，1999-03-30（002）.

[12]刘登翰.我们还有期待[N].文艺报，1999-03-30（002）.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