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路林, 傅宗洪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文艺报》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办的“机关报”，主要职责是阐释文艺政策、评论文艺创作以及推进文学运动。《文艺报》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文艺界的状况，从1949年9月25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起，一直到1966年5月20日停刊(1978年7月复刊至今)，它不仅是五六十年代文艺生产、传播、接受的重要阵地，也是文学形态转变的见证者之一。《文艺报》转载的文章来自“国家刊物”(如《人民日报》)，将全国文艺批评从“个体”推向“群体”，向全国传递文艺政策、方针，对全国文艺运动进行引导和管理。此外，《文艺报》也转载了大量“地方刊物”(如《上海文学》)上的文章，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宗旨，坚持“工农兵”的文艺方向，推动当代文学的大众化。《文艺报》的转载深刻反映了“十七年”时期文学生态丰富复杂的样貌，对当代文学制度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重返“十七年”文学现场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国家刊物转载：从“个体”到“群体”

“十七年”时期，《文艺报》是社会思潮和思想斗争的风向标，“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1]。《文艺报》虽然是中国文联和作协的“机关报”，但实际上，它真正的领导机关是中宣部。《文艺报》参与引导、管理、规范当代文学发生及发展的过程，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影响了“十七年”的文学生态。《文艺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其发表文章的目的性很强，而围绕《文艺报》更多的讨论是“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

转载是文学生产的第二次传播，转载后的文章不仅是对文章内容本身的强调，有时也会衍生出不同于第一次发表的目的。“在50到70年代，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样貌”[2]137。新中国的稳固发展，需要文学力量的支持，而《文艺报》的转载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1949～1966年，在《文艺报》上转载的文章总共有115篇，其中转载自《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有33篇。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转载了10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文艺《社论》就是《人民日报》为了配合文艺大事件发生之后进行的舆论评价、宣传，主要是为了执行国家政治权力赋予报纸的重任”[3]。《人民日报》的社论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社论定下的文艺基调决定了当代文学生产、发展的方向，《文艺报》对《人民日报》的转载暗含政治话语。

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对《人民日报》的转载最为频繁。1951年，电影《武训传》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演员都获得了一致好评。但是，毛泽东却敏锐地察觉到电影的“反动性”，于是决定在全国展开一场思想运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许多作者“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4]46-47。电影《武训传》宣扬了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而这样的电影受到称赞和颂扬，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一些党员的思想里的原因。这篇文章向全国传递了批判《武训传》的信号，作为全国性文艺批评报刊的《文艺报》随即响应。

1951年6月10日，《文艺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同期转载的还有丁曼公的《武训的真面目——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原载于《人民日报》)。紧接着，1951年8月25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郭沫若的《读〈武训历史调查记〉》和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评》，都是关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此后几期不断有转载自《人民日报》的文章，内容都是关于批评武训及电影《武训传》。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代表党和国家的形象，建构了具有党性原则的文学制度，引导新中国文学生产的价值取向。《文艺报》作为最高文艺理论刊物，承担着阐释文艺政策、发表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文章的责任。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得以在全国展开，这背后离不开《文艺报》的推波助澜。《文艺报》转载是文学批评事件的讯号，《文艺报》也成为开展文学批评的“阵地”。

转载对《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为了强化对文艺期刊的意识形态管理。1954年10月30日，《文艺报》转载了《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主要针对的是《文艺报》的编辑群体。1949年以来，文艺政策、文艺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改造，目的是把全国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知识分子对文学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5]12。知识分子群体在当代进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中，作家被划分等级，他们的工作报酬和文艺活动的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统一发给。文学组织制度的建立和文学出版制度的改革，不仅给文学生产、传播、接受带来极大的改变，知识分子也在被动与主动中进行身份转型。

新中国建立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采用的是旧派的研究方法，这与用马克思思想指导研究不符，于是开始了一场肃清思想的运动，《文艺报》的编者成为这场运动的首当其冲者。冯雪峰时任《文艺报》的主编，最先受到责难。毛泽东认为冯雪峰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编者按错在两点：一是对青年学者的打压；二是对以胡适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的容忍，从而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随后批判《文艺报》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冯雪峰被迫离职。

转载过程中起直接作用的是编辑，他们是报刊的“把关人”。对于报刊转载的文章，他们起关键性的选择作用。主编时常在转载的文章前加上“编者按”，对文章内容进行评论、解读，包括解释转载的原因。这些“编者按”本身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文艺报》的主编从丁玲到冯雪峰，他们都是早已成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在解放前都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也为国家的文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这些主编通常兼任多重身份，他们不仅仅是作家、编辑，还是政府的文化官员、文艺界的权威人士。时刻以主流叙事为中心，还得兼顾文学性和专业性，作家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使他们的编辑理念常常显得矛盾。

《文艺报》对“十七年”文学格局的变化十分敏感，对《人民日报》的转载文章成了文学评论、文艺政策变化的风向标。《文艺报》的转载是文学批判运动的先导，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开始，再到批评“红楼梦研究”，批评力度逐渐加大，波及范围不断扩大。《文艺报》从“个体”批评逐渐转向“群体”批评，特别是全国文艺整风运动之后，《文艺报》对政治反应敏锐，对文艺批判积极响应。

二、地方刊物转载：从“中央”到“地方”

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十七年”的文学现场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文学形态也随之发生转变。《文艺报》是中国文联和作协的“机关报”。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思潮、文艺争鸣以及文学运动都离不开《文艺报》的参与，《文艺报》在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文艺报》除宣传党的文艺政策，还兼具呈现地方文艺动向以及反映全国各地群众的文艺活动的任务。

“十七年”时期现代传媒技术并不普及，报刊成为人们获取外界新闻的主要工具。《文艺报》作为“全国性”文艺报纸，其文学评论在全国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不仅党十分重视《文艺报》的作用，《文艺报》编辑也很看重自身的价值。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文艺报》的批评来加强文艺的政治思想，同时国家也迫切想知道全国各地的文艺实践以及文艺者的工作情况。

《文艺报》属于“国家级”的文艺报纸，在“十七年”时期，《文艺报》作为“全国性”的文艺批评刊物，对“地方”刊物具有监督指导的作用。全国文联曾明确规定：“《文艺报》上重要的社论和文章，各地文艺刊物亦应及时予以转载和介绍。”[6]作为《文艺报》下级的各“地方”刊物，不仅要转载《文艺报》的重要文章，还要努力让自己报刊上的文章得到《文艺报》的转载。《文艺报》转载“地方”刊物，一方面，代表《文艺报》对其办刊及内容的肯定；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地方”刊物的影响力和地位。《文艺报》从对《人民日报》的转载到对“地方”刊物的转载，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结构，不仅能够更好地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引导舆论方向，还能反映全国的文艺动向，实现双向交流互动，最终形成官方的话语渠道，建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文艺报》转载“地方”报刊上的文章分为三类：一是检讨批评类的文章；二是学习文艺政策类的文章；三是反映人民的文艺生活以及文艺工作情况类的文章。

对“地方”报刊检讨批评类文章的转载，可以看作是对全国性批评的回应，是“地方”报刊对“中央”报刊批评讯号的响应，以便形成全国大范围的文艺运动之势。“十七年”时期，《文艺报》转载的第一篇文章是《三篇检讨：立场上的错误、检讨自己的漫画、编辑的检讨》(原载哈尔滨《学习报》)，附带转载了四幅漫画(篇名《浪费》)。由此可见，《文艺报》转载“地方”报刊的惯例由来已久。最初，《文艺报》只是反映文艺者个体的检讨，以在全国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1951年11月25日转载了来自武汉《大刚报》的文章，其题目是《文艺报》编辑所加——《端正编辑思想和编辑作风——关于〈工人文艺〉四卷一至三期的检查报告》。从1951年开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开始了针对文艺工作的批判和检讨，批判从知识分子“个体”演变到“群体”。

《文艺报》转载“地方”报刊中的评论文章，有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如1959年6月11日转载的《〈流沙河之歌〉的艺术特点》(原载于云南的《边疆文艺》)，1960年1月11日转载《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歌剧〈洪湖赤卫队〉》(原载于《北京晚报》)；有的反映各地评论家对文学评论事业的总看法，如1960年1月11日转载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原载于《河北日报》)，1958年9月11日转载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原载于《河北日报》)。《文艺报》转载“地方”报刊的评论，既是对地方特色文艺评论的展现，也反映了“地方”民众对全国文艺事业的态度、看法；既是对“地方”文艺事业的鼓励，也有引导、监督“地方”文艺活动的目的。

《文艺报》转载的“地方”报刊最多的是反映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文章。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文艺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成为主流。1950年3月10日转载了《一个工人剧作者的自述——〈不是蝉〉创作经过》(原载于《石家庄日报》)，这篇转载文章充分肯定工人阶级的创作，向全国表明国家的意识形态倾向。1959年8月26日转载《我演朱廉秀》(原载于广东的《羊城晚报》)。《文艺报》刊发的文章刚开始主要是文学类居多，越往后发展，文艺评论覆盖面越广，涉及电影、歌舞、表演等领域。《文艺报》转载的文章反映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也有一部分反映各地的文艺工作开展情况。

《文艺报》对“地方”报刊的转载，不仅是对“地方”报刊的监管，以及对各地文艺舆论的引导，更是为全国各地文艺信息的交换提供了平台。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报》为繁荣全国文艺评论做出了许多努力，文艺争鸣不仅是局限于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团体，整个“十七年”时期，“中央”报刊有意将文艺争鸣扩大到全国范围，这其中离不开“地方”报刊的配合和参与。除此之外，《文艺报》对“地方”报刊的转载也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地方”文艺事业的关心，繁荣新中国的报刊出版事业，共同推动文学大众化。

三、《文艺报》转载与“十七年”时期文学制度建构

文艺机构的建立以及组织化的生活，使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认知发生改变，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十七年”时期，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被政治赋予很大的权力，负责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制订、发布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并进行阐释；二是总结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文艺思想的成绩和问题，并进行表扬和纠正；三是直接领导全国性的文学运动[7]199。《文艺报》是文联和作协直接主持的报纸，是文联和作协推行工作的重要媒介，参与并见证了当代文学制度的建构。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奠定了当代文学制度的基本框架，成为当代文学制度得以确立的标志性事件。洪子诚认为，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生产、组织方式“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各个环节加以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8]。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制度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报》作为“国家级”的文学报纸，侧重发布文艺政策和方针，而《文艺报》的转载则更多地体现了这一职责。

“十七年”时期，文学报刊分为国家级、大区级、省市级、地市级。《文艺报》转载的文章来源于两大类报刊，一类是来自“国家级”的报刊。作为同级报刊，必须保持统一的文学主张，积极宣传和推行国家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引导文学舆论。另一类是“地方级”报刊。“地方级”文学期刊作为“中央”文学报刊的回音壁，其形式和内容不仅是模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刊，更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文艺报》对“地方级”文学报刊的转载，既能向中央和全国反馈各地的文艺动向，又是文学制度建构过程中文学大众化的要求。

“十七年”时期，《文艺报》转载的社论有11篇。社论被看作是一种政治隐喻，“社论的论题是针对当前的重大事件、重大典型和重大问题发言的，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导向性和指导性”[9]96。《文艺报》转载的社论主要来自《人民日报》的社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官方报纸，有着超越一般报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其社论直接承担着宣传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解释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的责任”[10]。《人民日报》的社论对其下的新闻媒介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文艺报》对《人民日报》的转载，既体现自身鲜明的政治导向，也在进一步指导文艺工作者开展工作，引导文艺评论方向。“十七年”时期开展的全国性文学批评事件都离不开《文艺报》的转载，这些文章对作家和评论家规定了文艺活动应该遵循的路线。

《文艺报》的转载推动文学大众化，建立全国文学示范。《文艺报》转载的文章对描写人民群众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进行高度地肯定和赞赏，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推行文学大众化。描写“工农兵”的文学作品成为全国示范，《文艺报》在转载过程中特别注意对这一类文学作品的评价，从“地方”报刊中转载普通群众的文学创作文章，还转载了反映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报道、评论。当代文学制度强调文学大众化，甚至对文学内容的“主体”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文艺报》的转载既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也反过来强化了这一要求。

“十七年”文学期刊对文学内容、作者身份、文体样式作了规定性的要求，影响了文学风尚，读者接受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地重视，从制度层面规约了当代文学生产、发展的基本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报刊被纳入国家计划体制中，进行组织化的生产。《文艺报》在“十七年”时期是文联和作协的核心机关报，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当代文学制度的规约。同时，也在建构当代文学制度。相比文联和作协的另一份刊物《人民文学》，《文艺报》在当时显得更为敏感，“十七年”时期的几次重大文学批判都是围绕它而展开的。《文艺报》转载背后隐含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转载也是主流话语倡导下的结果。转载的文章体现主流文学创作的理念，体现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要求。《文艺报》转载促进“中央”与“地方”的文艺交流互动，向下传达国家的文艺政策、方针，向上反映各地群众文艺的发展，形成循环往复的良性文学生态环境，以此建构当代文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