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散文二十家之郑彦英专辑

2023-05-18

牡丹 2023年9期

编者按：

20 世纪90 年代，就有人感叹文学的衰落，可是30 年过去了，文学仍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前赴后继，因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本源，是我们的日常，是生命本身。所以，我们不能避而不谈；所以，对文学的梳理就变得重要，这种梳理能使我们清醒；所以，也就有了“21 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的全面启动。我们将集结理论与批评的智者，对21 世纪以来有创作实绩和文学追求的中原作家、诗人、评论家进行研究，展现中原作家、诗人、评论的创作现状，提升、改善我们的精神面貌。

这项工程由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河南省小说研究会、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以“河南小说二十家”“河南散文二十家”“河南诗歌二十家”“河南评论二十家”“河南小小说二十家”等专题的形式，在国内文学、学术期刊陆续推出，研究成果将在适当时机结集出版。

本刊从2023 年第一期起，开设“21 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中的“河南散文二十家”栏目，每期一位作家，由创作谈、作家简介、生活照、主要作品一览及相关研究论文构成“研究小辑”。

“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主持（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达、孙先科、孙保营、墨白

“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专家团队（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绍生、王小朋、刘进才、刘海燕、李伟昉、李勇、李勇军、李大旭、张延文、张晓林、张晓雪、郑积梅、饶丹华

“河南散文二十家”栏目主持：李勇、王小朋

郑彦英，男，陕西省礼泉县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学士。

历任原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中共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灵宝市副市长；三门峡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河南省文学院院长，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仰恩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出版长篇小说《从呼吸到呻吟》《拂尘》等9部，作品集《太阳》《在河之南》等12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秦川情》等3部，被搬上荧屏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石瀑布》《彭雪枫将军》等6部。散文集《风行水上》获鲁迅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龙行亚欧》列入“中国有声”70 年70 部·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30 余部著作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社科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以上文学奖。系一级作家、河南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瞎怂推了我一把

那一年夏天，我正在南太行陡峭的山崖上行走，接到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电话，通知我，我的散文集《风行水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弄得语无伦次，电话那边问我：“你说的啥？”我这才清醒了，说：“能成。”

同行的朋友们被这一喜讯激动着，当然少不了问我的感想，我的心情那会儿非常复杂，就说：“中午我给大家上酒。”

中午，我买了两瓶烈酒，酒过三巡，我对大家说：“我能把文学弄成，多亏了瞎怂。”

瞎怂是我老家陕西咸阳的方言，是指那些特别坏的人，但随着语境的变换，又指那些特别有特点的好人。

第一拨瞎怂是我的战友。

我是1973 年入伍到长沙某航空兵部队的，部队组织新兵到韶山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故居旁边不远处有一个商店，门口卖冰棒。我们步行过去的时候，一个安徽籍新兵对一个广东籍新兵说：“我14岁就吃过冰棒了！”

广东兵嗤了一下鼻子，蔑视地说：“14 岁吃冰棒有什么炫耀的？我还不会说话就吃冰激凌！”

我就走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心里很悲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冰棒呢！记得入伍前的那年夏天，全村的人都在打麦场上打场，一个卖冰棒的骑着自行车来叫卖，馋得一个麦场的人都流口水，却没有一个人买。最后队长走过去，问卖冰棒的卖糖精不，他说卖，队长于是花几分钱买了一包糖精，让几个小伙子到井里打了5 桶井水，将糖精放进去，让全场的人尽饱喝。我喝得肚子鼓起来，把那甜味儿记了很久很久。

广东籍战友问我：“你呢？你几岁吃的冰棒？”

我当然不能说我喝糖精水的事，我知道那和冰棒不在一个档次上，我就岔开话题：“为啥同是冰棒，到广东就变了名字？”

“没有啊？”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冰激凌？”

从此，我的话又成了战友中的一个笑料。从新兵连一直到我正式服役的连队。

听着战友们对我的嘲笑，我暗下决心：坚决活出个人样子，不让战友们笑话。

首先要找出一条活出个人样子的路！

和战友们比较以后，我认为我唯一强于别人的，是我能写文章。我的小学老师写小说散文，我们乡的邹志安受他影响，发表作品成了干部，我受老师和邹志安的影响，在上中学时，每一篇作文几乎都被拿到年级朗诵。

决心下定后，我把我分内的工作，超标准完成，一有空闲，就悄悄写作。有一次被战友发现了，问我写什么，我说写日记。因为我害怕发表不了，又一次成为战友们的笑料。

1975 年春天，我在湖南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湘江文艺》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散文《春雨夜》。因为那时是手写稿，我写字又匆忙，常常连笔，于是，我的名字被发表成郑彦美。

当编辑部寄样刊到连队的时候，连队文书的第一个反应是寄错了，但他是我陕西老乡，平时和我说话比较投机，就拿着刊物去问我。

我不知道是我的文章发表了，以为是编辑部寄刊物给我。编辑部只给有希望的作者寄刊物，我为我变成有希望的作者而激动。当我打开刊物，看到我写的散文被刊登时，我情不自禁地展开到我的同乡战友面前，叫道：“你看你看，我的文章！”

同乡战友也很高兴，但是他示意我压低声音，然后小着声对我说：“赶紧再写一篇发表了，名字不要弄错。”

我一下子冷静了，我很感激我的同乡战友，要不，连队的战友会把这一个错字，编排成又一个弄虚作假的笑料。

于是就等了3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是8月，《湘江文艺》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抗洪》。刊物寄到连队那天，我在外场值班，回到连队的时候是黄昏，同乡文书举着刊物大叫着朝我跑来：“弄对了弄对了！”将刊物递到我手里时，又朝战友们叫：“郑彦英发表小说了！在省里刊物上！”

我迅速打开刊物，当看到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被战友们包围了，战友们把刊物传来传去，等到我擦干眼泪寻找刊物时，已经不知去向。

同乡文书感到很愧疚，就帮我寻找，熄灯前悄悄告诉我，刊物在副指导员手里，副指导员已经看了一遍，正在看第二遍。

我知道副指导员节假日都在写小说，但是一直没有发表，我想，他肯定为我高兴，为连队里出现了他的一个知音而兴奋，明天可能会找我谈话，说不定会在全连队干部战士点名时，大声地表扬我。

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他反而在全连队干部战士点名时，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的干部战士，首先要注意又红又专，什么是专，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

这是批评我吗？我不敢相信。但这分明是批评！我站在点名队列里，脸很烧，头也低下了。我知道很多战友这时候注视着我。

说真的，我当时很恨我的副指导员，但是现在想起来，副指导员是我写作路上的一个大瞎怂。就他的这一次点名，是对我最大的激励，促使我进一步发奋。因为我想到了两个字：妒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写，写得他压不住你才行！”

当时报刊少，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的人，很快就会受到单位的重视。不久，我们航空兵师，直接给了我们基地一个干部指标，提拔我为干部。提干后不久，我又被调到军区从事专业创作。直到转业到河南，我不断有作品发表。也正是因为这些成摞的作品，省委组织部把我当作笔杆子弄去了。

这是20 世纪80 年代初期，这是文学的黄金时期，报刊上不断有好的作品涌现，受到全社会的追捧，相比之下，我的作品，就太稚嫩，太生涩，太普通。

我很苦恼，常常面对着办公室窗外的一棵法国梧桐树发呆。

几个月后，这棵法桐树顶端的枝干枯萎了。叶子一片片地干枯，随风飘落到地上，任人践踏。

地上的落叶让我想到我探家时看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瞎十二。因为他是一个盲人，在家里排行十二。村里人看不起他，就没有人叫他的名字，蔑称瞎十二。

瞎十二是我村最具有文艺范儿的人，他会弹三弦，会唱戏，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好嗓子。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叫狗娃，一个叫犬娃，还有一个叫啥我忘了。他站在院子里，昂着头喊一声：“犬——”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他家开饭了。但是他现在很落魄，他的儿子都成了家，却没有人管他。他游荡在我们村，无论刮风下雨，都坐在街道的泥地上。好在他会弹三弦，会唱戏，路过的乡亲听着他的弦子和戏，就给他吃喝。

为什么一个村的大部分人我已经叫不上来名字，瞎十二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我自问自答：“因为他不同于村庄的每一个人！”

不同！

我的心被重重敲了一下，我把自己发表的作品过了一遍，悲惨地发现，大部分是写好人好事。那时候报刊需要这些作品，而当下，老百姓所需要的，恰恰是不同的作品。

人们需要日新月异，人们厌恶千篇一律！

于是，我构思了中篇小说《太阳》。那时候我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四楼，四楼都是新调来的干部。中午大家都在走廊做饭，我就站在走廊上给大家讲了我编的这个老夫少妻情感撕拽故事。所有的人都听得入了神，我的一个同事忘记了下面条的锅，汤溢了一地。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立即写了出来，发表在《萌芽》，立即引起反响，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去改成了电影。

剧本通过那一天，我站在上海永福路52号的香樟树下，想到了瞎十二。我在心里叹：老瞎怂！

电影开拍后，我从上海去北京，与著名导演黄蜀芹同行。黄导演名气很大，坐在她身边的座椅上，我很拘谨。黄导演看出来了，轻声对我说，她看过我的剧本，很喜欢。

我连忙说谢谢，猛把自己往小里说：“我那是学着写呢！”

黄导演笑笑，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看过沈从文的小说没有？”

我说：“看过。”

“哪一篇？”

“边城。”

“你有没有发现，你和沈从文很接近？”

“我？我……”我一时语塞，我确实承受不了这种表扬，“我跟沈从文？他在天上，我在地下！”我说得很真诚。

“我是说你的文风，你的叙述，跟他很接近，我最近在研究他的《丈夫》，你能把它改成电影剧本么？”

我吃了一惊：黄蜀匠竟然约我写电影剧本！我连忙应答：“我试试。”

“你等我一些天，我和厂里商量好了，给你写信，毕竟这个题材敏感。”

她说得非常真诚，我就说我等你的信。下飞机时，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厂里通不过，你就不用写信了。”

我再也没有接到黄蜀匠的信，我听上影厂的朋友说，她向厂领导提出要拍沈从文的《丈夫》，未获得通过。但是她在飞机上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牢牢地记住了。

回到郑州以后的很长时间，我在研究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时间长了，他的“美在生命”，他的“诗意效果”，他的朴纳语言，融进了我的写作中。

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风行水上》，其中的每一篇散文，每一个人物，每一处风景，都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我在鲁迅的故乡绍兴领奖时，主办方接待我们乘坐乌篷船游东湖。船家荡着浆，船头犁着波浪，让我想起了湘西，想起了凤凰，想起了《边城》里的小溪，想起了《丈夫》里的小河。随着又想起了黄蜀芹，想起沈从文。黄蜀芹的形象很清晰，沈从文的形象很模糊，但他们都是我心中最最美好的瞎怂。

现在我在仰恩大学担任独立董事和特聘教授，我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多次讲到瞎怂，我还说了这样一句话：“瞎怂们，你们等着，我不会就此罢休，我会给你们好看的！”

从“他乡”到“家乡”：精神耦合与情感皈依

（信阳农林学院姜雁）

以“中原学”建构为背景去看河南文学，需要把握好“历时性”与“共时性”，即在纵横坐标上标注出关键人物和创作节点，形成动态曲线，以明趋势。因而，在讨论郑彦英的散文创作时也需要“动静结合”，一方面，回到写作现场，寻找作家的个人符号、记忆、立场、视角等元素的蛛丝马迹；一方面，要回归文本，挖掘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变奏与精神维度。

2000 年，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前言中谈到，“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这一社会学观点同样适用于郑彦英的散文创作，“向内-向外”的打开方式为讨论河南形象在其作品中呈现的文学意义提供了参考。同样地，其丰富的个人经历，以及从“秦川”到“中原”的迁徙过程，也为读者展现了从“他乡”进入，于“家乡”落脚的全过程。由此可见，不同的创作环境和叙述视角对作家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换而言之，在精神耦合与情感皈依之下，潺潺流动着的是作家本人面对黄河沿岸不同风貌人情的复杂情愫，以及对“人”这一主体的关切，这其中不仅有温暖柔和的话语，也有诗意审美的归复，更有人文历史的回望。

一、叙述视角的转移与切换：“秦川”与“中原”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散文重“形散而神不散”，在规范审美下，散文派生出的诗意趣味让读者“心之向往”。但郑彦英独具特色的“毛边散文”，已然是天然去雕饰。从《在河之南》《风行水上》到《乡野》，他的散文创作呈现的肌理风貌和个性化倾向明显，粗粝原生的展现和个人经历的涵养让其作品呈现出流动之态。在小说创作中，人们常谈及叙述视角，重视现实基础和艺术真实，那么，从散文叙述的视角来看，同样需要强调“真实性”。郑彦英的散文就有叙述的“真情实感”，颇具小说之姿。这种真实与其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从“文艺青年”到“空军”，后转业成为“职业编辑”再到“作家、编剧”，其间在灵宝市代职担任副市长，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转变丰厚了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创作经验。同时，从黄土高原走到中原腹地的郑彦英也将自己对“秦川大地”的情怀延伸到了中原大地上，并通过视角的切换和转移实现自己的文学叙述。

2003年，郑彦英出版《在河之南》散文集，作品8篇，开篇《抚摸河南》（代序）首段写到自己对河南的复杂情感，从“蔑视”到“反省”，其中提到河南人穿过函谷关，过潼关，“走进狭长的八百里秦川，一家人甚或一个村子的人从东往西缓缓穿行，他们希望在这相对安稳的秦川道上寻到自己的落脚地。这里有一条隐形线索——粮食，在残酷的自然面前，黄河沿岸的两个省份在生存这个问题上达到统一，并从地域上突破了区域界线。1981年，郑彦英以有浓重黄土高原特征的秦川人身份进入河南，正如河南人曾经进入秦川大地的方式一样——因为婚姻，留在一方土地上。这种跨时空的共同选择让作家有了更多了解河南、体味河南的机会。

《在河之南》显然是一部充满生命跃动的作品，只看篇名，诸如《熊耳考水》《洛阳识豫》《中州寻斧》《函谷问道》《河上说理》等就能察觉到作家的勤勉，不断地行走河南也在不断感受河南。在灵动鲜活的表达中，作家以“外来者”的身份丈量中原大地。因此，在探讨地方“裸浴”风俗、走访十三朝古都洛阳、讨论大禹之“斧”的现场，他能够饮尽黄河水，体感中原风。这种第一人称视角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亲历感和体验感。同时，从外到内的方式，能够摒弃闭目塞听，以更理智的状态剔除因“社会身份”带来的局限。虽然，《在河之南》是作家经验的累积之作，但在进入文学现场之前，其原生性格的介入反而给这位“外来”河南籍作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解读河南提供了新可能。因此，山川图画、历史人文、古今逸史在作家的目光中拥有了别样的灵性，在体验和考察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共鸣和融合。

当然，对河南的热爱和关切有个人因素，也有历史原因。作家自身有数十年“秦川”大地的生活经历，其记忆回溯自然会有“家乡”特点。在《风行水上》散文集中，郑彦英就为陕西关中留了笔墨，如《家乡耍活》一篇说关中方言，耍泥土、丢方、吼秦腔，这都是对家乡风貌的描写。《水枕》一篇更是在“郑州”与“老家”之间进行情感切换，用“火气”之症说现代化对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无论主题为何，作家的陕西人风貌与河南情结都能够实现有效链接，并能够在纵向流动中表现出别样情绪。

“家乡”陕西孕育了作家的天性，而“他乡”河南则滋养了作家浓墨丰采的生活。自1981年来到中原，定居郑州的郑彦英从“外来户”成功转为“常住者”，身份和立场的转变也带来了视角的转换与调整，在感受中原的过程中，文字的体感和运笔力道开始发生变化，对家乡和孩童记忆的理解伴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逐渐深刻。在《白鹭》一文中，金水大道的白鹭、星星点点的鸟粪，以及打伞经过的人们、赶来拍照的摄影者，每一帧都充满画面感，而这种零碎的、琐碎的生活记录正是老郑州人日常的记忆，是长期聚居在郑州这块土地上的人拥有的“群体记忆”。这时的作家，他的视角是“从内向外”“自下而上”的，以“河南人”内审的视角去看待最日常的生活，透过白鹭的迁徙和金水大道上“人与鸟”之间复杂纠结的情感亮出自己的观点。另外，在其作品中有一篇名为《吃好》的篇目，讲的是作家代职副市长的经历，这里从“吃”出发，讲了“虢国羊肉汤”，里面提到郑州一家羊肉汤馆，老板是灵宝人，做得地道。其中还讲到2007年4月，邓友梅夫妇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会长兼作家协会会长戴小华来河南省文学院访问一事，为吃得有特色，作家就选了常去的这家虢国羊肉汤馆。在“传统味道”这件事上，他俨然老饕一般，将河南味道推介出去。这种体验和经验的传递靠的就是长期积累。

自20 世纪80 年代郑彦英来到河南，至今已四十年有余，如果说几年的相处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文化认知和行为习惯，那数十年的进入与定居也能够将人的原始性格打磨圆润。因此，“秦川汉子”也有了“中原风骨”，有了更多温柔和谐的抚摸和诉说。当他以“定居者”的身份，以“河南人”的角度看待河南人文风土和陕西记忆时，他的作品中的情感就冲破了地理局限，在回忆、咂摸、审视、研究、品鉴的过程中不断打开陕西的时光，再无数次回到河南当下，这才真的是“风行水上，而文生焉。”

二、写作立场的坚守与延伸：“乡野”与“人文”

郑彦英在《风行水上》一书的序文中讲到了文体问题，他说，小说家可以采用散文叙述方式写小说，那散文家也可以用小说的方式呈现散文，在原生创作驱动力的蓬勃张扬下，客观真实地表达情感，也是因此，作家本人的散文读起来有小说转合起伏的感觉。雷达曾言，“郑彦英一直沿着写实的道路往前走，继承的主要还是现实主义传统，以人为观察中心，特别善于发现和剖析那些不大引起注意却具有深厚社会历史内涵的人物。”基于此，在对其创作立场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他笔下的现实主义往往靠近个人经验和人文观照，有自然而生的生命感受，令人心动。

“乡土”是中国文学不变的母题，从古至今，有陶渊明、范成大的田园诗，也有近现代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至于鲁迅先生笔下，乡村藏污纳垢的真实以及令人爱恨焦灼的纠结就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引领下铺展开了。郑彦英虽然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立场，但在书写“乡村”的过程中很有“温度”，作品中多的是对家乡记忆的重塑，以及两地风貌的比对，甚至在区域习惯和经验达成的过程中让“乡野”唤醒一部分灵感，让“乡村记忆”变得不再“单纯”，以更为宽阔的视野讨论“城市与乡村”“过去与现在”“人与自然”“人文与社会”等问题。

他在《毛边散文（代序）》中写道，“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好像总是和我的爷爷联系在一起……这种像土地一样朴素的叙述，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的行为和人生。”《从狗到犬》一文中写了少年时期上高小之路的艰难，“拦路狗”的吠叫与“我”的应对，已然成为作家记忆中的深刻，这里主要是回忆“乡野”岁月，行文至后，写到“犬”字的构造，若是没有人的支撑，那“犬”字一点就显得微不足道，更不说有那些年拦路之气势了。同样有一字之禅的篇目，如《武》一文，讲自家兄弟弃文从武的过往，正文页眉有一题字为“止戈”，合二为一，正是“武”字。弟弟郑彦龙“进入”河南的经历和作家本人并不相同，比起郑彦英的从容，弟弟更多的是不适与别扭，在一次次的成长与调整之后，从“冲动行事”到“止戈息武”，泼辣粗犷的秦川汉子也有了自己的为人之理，乃是“和气”。

郑彦英对人和物的感知和审视很有意思，是自发的，也是自然的。这一点与河南本土作家冯杰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有“书画”之趣，也同在河南省文学院就职，同样喜欢用小说笔法写散文，且在选人、选事上喜欢“寓教于乐”，有诸子论道的味道。在冯杰的《说食画》《北中原》《午夜呓语》等作品中都能看到其书画，辅以文字，悄然成趣，细细品来，更有滋味。郑彦英的书画和文字也同样是互为章法，这在《风行水上》一书中就可找到端倪。与冯杰不同的是，郑彦英的社会角色具有阶段性，贯穿始终的是对文字、人文等写作现场的关涉，但在有些创作中，笔力多偏向柔和，娓娓道来，温和地讲故事、说道理。

当然，正如以上所提及的作品一般，在《风行水上》一书中，作家对“家乡”“城市”“人文”等命题的思考呈现出的特点是多元化的。如《崤阪石茶》一篇，以茶悟道，品茶识人，文中明着讲的是作家就职三门峡期间寻访茗茶的事，说奇茶奇人，讲老刀客与石茶的传奇，令人惊叹。但暗着看，品茶只是方式，作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悟道”上。作品以“茶”字为底，说人与草木，草在上，木在下，人在中间，就是茶字。因此，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未得人之品味养护，茶就失了根本，但人对草木的索取若是过度，那无天地人常之草木，也就失去灵性，更无缘滋养人。另如《相思树》一篇中写个人从军生活，文末作家也不禁发出感叹，“人类和野生动物，什么时候能够像相思树一样，相依相存，和谐发展，和谐延续呢？”

21 世纪初，郑彦英对生态建设的思考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极度契合。在探讨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人对家乡原生态情感、环境、人际关系的向往与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物质介入对人情感的异化之间存在矛盾。这种辩证关系在其小说《洗心鸟》中得到进一步放大，“去城市化”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变和微妙不正对照了其散文创作中提出的思考。面对资本的钳制和对人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的操纵，人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中要如何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作家想要追问的问题。在散文《土》和《水枕》两篇中，作家就将对陕西关中“土滋味”的回忆依托在了“土地”与“青砖枕”这两个物件上。这时，父亲以“精神教父”的形象出现，俨然成了“故乡”的代言，“土”和“青砖”就成了媒介，成为秦川大地风土人情的寄托，在前往中原的路上牢牢烙印在作家心上。

在“家乡”之外，作家也对第二故乡河南投来热烈的目光。在对河南风土人文、历史文化的考证与追溯中，作家与中原产生了共鸣，于是《在河之南》应运而生。这本散文集对河南的书写带有历史考证的色彩，尤其是建立在现实调研的基础上，写了洛阳牡丹、大禹治水、老子论道、文王卜卦、杜甫著诗、伯安绘卷（此“伯安”为画家李伯安，其代表作品为《走出巴颜喀拉》），古今中原人在写作现场与作家灵魂产生了碰撞并实现了精神对话，纵古逢今，宛若风暴。这部作品与冯杰近年发表的《北中原》有空间“互文”之感，都是对中原人文风俗、风貌的书写，也都呈现了中原画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应是进入文学现场前所处的背景不同，郑彦英“自外向内”的考察有明显动态的“走近-走进”之过程，而冯杰的本土经验让他的叙述更多的是“自内向外”的，在叙述中会有逐步深入的特点，对“北中原”乡野轶事的把控和对中原人文发展的洞察，也让“北中原”生动起来，这与郑彦英散文里厚重温敦的中原遥相呼应，更有别致疏朗的清越之感。

三、精神维度的耦合与皈依：“认同”与“融合”

郑彦英出生在陕西省的礼泉县乡村，他的创作中有很多带有乡村底色的作品，在流淌着的诗意中还有栖息在“秦川”大地上的眷恋。进入21 世纪以来，多元化思维与表达为大众提供更多信息渠道，散文作为语言门槛相对较低的文体，拥有较为庞大的读者群。在郑彦英的作品中可以注意到的是，其呈现的精神世界是极为丰厚的，这种深厚并不仅仅只来自于个人经历、儿时回忆，更需要风土人情的加入，从而在作家创作风格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构建耦合关系，发挥文学作用。

在对郑彦英创作视角和立场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其走过“秦川”，进入“中原”的轨迹。他的《在河之南》《风行水上》《乡野》都有明显的故土情结，无论是原始家乡“秦川”，还是第二故乡“河南”，对人、事、物的诉说都离不开“情”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对作家本人而言最大的意义就是从精神上皈依故乡，让身体与灵魂高度契合。

从精神维度的角度看待郑彦英的创作，关键在“认同”与“融合”，进入河南现场的作家温柔触摸河南的厚重和历史洪流在滚滚黄河中沉淀的非凡。这种黄河沿岸儿女共通的深切情感是作家情感价值认同的基础，同样地，一脉相承的平原客记忆，也在关中与中原两个场域，跨越地理界限，实现了对话。从《风行水上》到《在河之南》，作家借弟弟郑彦龙、父亲、母亲、乡党之口，将自己的河南印象传递出来，并在此过程中展现不同地域文化的流转、变化、融合、皈依。从关中文化表达到中原文化表达，郑彦英“黄河儿女”的形象愈加丰满，对人性、社会、现代化等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将陕西之豪强性格与中原之沉稳敦厚表现出来。相较于很多河南本土作家，郑彦英的现实解构和地域文化书写有很明确的动作指向性，能够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其情感流向。

前文谈到过“散文真实”，这是共情的关键，而亲历感和颗粒感又再次强化了真实。因此，谈郑彦英的文化与情感认同，就必然要回到写作现场，将其乡村景致、个人经历与地域风貌摆到台面上来。无论是历史因素，还是实际取舍，作家对陕西和河南的情感都脱离了简单的眷恋、依赖，更多的是一种“情根深种”。从三秦故地到进入中原现场，身份与角色的转变不断丰富其创作的内容，也丰裕了其创作内涵。当他的部分作品被重新编排并列入“绿水青山生态文学书系”时，就可以发现，郑彦英过去对“人”“自然”“动物”“植物”等对象的思考再次得到了认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种文学审美的“延时”，也展现了作家创作的前沿性。2019年出版的《乡野》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韵律与和谐进入读者视野，在回味经典与二次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作家对“人”的归复，同样也可以看到作家原生态的叙述中对鲜活生命和世界的热爱。

从“他乡”到“家乡”，河南形象在郑彦英的文学世界中不断丰满起来。而作家本人从“秦川”到“中原”的精神省思与人文拷问也成为了其散文创作中的独特风景。面对黄河文明、中原文化，郑彦英对自我文化心理的理性省察让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更多的中原文化元素，也正因为对同源性历史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强化了作家自身的文化认知，实现了自我转型。与此同时，对复杂人性的挖掘、对社会转型的发问、对历史文化的思辨、对故土乡情的眷恋也让作家完成了跨区域的情感融合与皈依，实现了精神上的耦合与链接。

记忆中的乡土与写实的哲学——论郑彦英的《风行水上》《乡野》

(李祎郑州大学文学院)

从1975 年发表处女作《春雨夜》到2019年《乡野》的出版，郑彦英的散文创作已经跨越接近半个世纪。虽生于秦川大地，作家却扎根中原笔耕不辍，用最朴实、自然与真诚的文字书写并记录“生命感觉的原生态”。2014年，《风行水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部作品可以被称作“怀旧的乡土之诗”，收录了《家乡耍活》《岚溪风景》《水枕》《食道》《从狗到犬》《武》《土》等13篇作品。这些散文基于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直觉，在文体上不拘泥于散文的美学规范，常在叙事、议论与抒情间自由切换，用文字记载下生命原色的鲜亮。各篇虽涉及环保，怀旧，动植物，器物，民俗，饮食等方面，题材广泛，但作家始终关注的是离开乡村的人在城市中如何自处，并通过调动视觉、触觉与味觉等感官叙述展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思考，同时将生活中那些“不经意”且动人的诗意瞬间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或短或长的文字都表达了作家对旧事故人的深挚怀念和对故土的赤子深情。2019 年出版的散文集《乡野》则是在选取7篇来自《风行水上》的作品的基础上，增加了《羑里采蓍》《绝地》《浙川柏籽》3篇作品。

一、记忆中的秦川与家乡的味道

作家在《风行水上》中，挑战了一种散文的全新写法，即所谓的“毛边散文”，以期展现生活的“原生态”和“毛茸茸的现场感”。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美学意识，作家不对语言进行修饰，将所思所想坦诚地记录于文字中并交付给读者。《风行水上》这部散文集的底色是乡村，贯穿全书的主题便是作者的故乡和乡土叙事，即那八百里的秦川大地。在读书、参军、工作之后多年，作家魂牵梦萦的仍是这片黄土地，在记忆中仿佛又看到那春日里漫天的黄沙以及佝偻着背在土地里艰难耕作的农民。童年的经验对众多作家的创作都至关重要，遥远的记忆往往通过一种声音、味道抑或是一句童谣便招之即来。郑彦英对自己少年时期的秦川记忆深刻，其中对大清早的地面上伏着淡淡岚气的追述尤为动人。他在《从狗到犬》中回忆道，“岚气是有味道的，是乡村大地上特有的味道，是土地的、庄稼的、人和牲畜以及禽鸟的味道混合体，由于岚气里带有水分，所以这些混合气体就被弄得湿漉漉的，于是就常常使我产生吞咽的动作。”这段文字对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来说可以瞬间引起共鸣，并调动读者本人对遥远故乡的追忆。作为《风行水上》的开篇作品，《从狗到犬》极具代表意义，它传达了是一种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思考，而这一主题也贯穿到之后的作品中。狗是人最忠实的伙伴，而人类自始也对狗宠爱有加。正如作家对“犬”字的分析一样，“这个犬字，主要是靠人字撑着，没了人，犬字就剩下了一个横一点，成了地面上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

而《土》的开篇，作家将陕西关中的春天用极其灵动的语言描述出来，使得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春天的到来不是来自于景物，而是来自于温度，“开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阳光里渗透进了柔和的粉红色，蹲在墙旮旯，闭住眼睛，阳光会透过眼皮柔柔地表现它的存在。”世世代代在秦岭劳作的农民，开春之后在漫天黄沙的土地上耕作，他们不敢说话，因为一说话沙土就钻到嘴里，眼睛也必须眯着。这片黄土地对作者来说有种亲切感，在成长的过程中，踩在故乡泥土上的日子像呼吸一样平常。然而这种踩泥的触感，却是作家在离家多年之后归家才感受到的。作家在描写记忆中的故乡时常常从人最原始的感觉出发，他追求的不是一种美感，而是剥开了重重修饰的最本真且粗粝的乡村生活状态。

作家除了通过调动嗅觉和触觉来回忆乡土外，还运用味觉的描述来丰富心心念念的故乡。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柏籽是年幼的作家摘来果腹的食物，味道甜美且嫩香，然而在长大之后走过很多地方，却唯独再未吃过柏籽。再次有机会吃到柏籽，却都十分失望。只有在浙川山上，作者重新找到了童年吃到的柏籽味道。人类的发展造成了污染，破坏了水源，从而便有了恶性的循环。浙川下大力气对环境污染进行整治，因此在浙川的山上，才有了如此美味的柏籽。家乡的味道来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年代，而正是因为来自记忆中的故乡，柏籽的味道似乎更加鲜美。柏籽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未经现代工业文明沾染的自然之物，而作家借着对柏籽的追寻，表达一种积极的、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正如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小镇的淳朴民风近乎神化般地刻画，作家笔下的家乡也正是理想化的家乡，同样也是那些回不去的美好记忆的所在。通过不事雕琢的文字和朴素自然的叙事风格，作家将秦川大地的事、物和人都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正是这些美好的事物成为作家几十年散文写作永恒的动力和灵感的来源。

二、城市化的推进与乡村的退守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经的一个阶段，然而对作家这一代人来说，城市化的完成代表着乡村在地理意义上的失据，以及乡村经验的岌岌可危。郑彦英的《家乡耍活》中有着对童年乡下游乐活动的追忆，使人不禁联想起沈复《浮生六记》中的“幼时记趣”，在叙述童年趣事的同时也展现了无穷的童趣童真。沈复写到：“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在《家乡耍活》中，作家也记载了自己幼年时所感受到的“物外之趣”。在秦川，小朋友们的耍活从玩土耍泥开始，雨天便是捏小泥人的最佳时候，到了白雪皑皑的冬天便是牵狗撵野兔子。年级再长，便是学着大人丢方。作为秦腔的起源地，在八百里秦川老百姓自然爱吼秦腔。这些耍活也随着一代人的成长，而逐渐被人遗忘。尤其是秦腔，和豫剧和其他地方戏剧种类一样，在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加速之后却逐渐在城市，甚至也在农村失去其原本庞大的受众群体。社会在向前走，新的耍活不断出现，久而久之地方戏剧便成了那些坐在村头的老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和娱乐。

即使远离农村栖居城市多年，郑彦英仍一直在思考城市化对自然、人类本身以及野生动植物破坏性的影响。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使得原本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动物失去了栖息地。《白鹭》写的是作家在进了城之后，越来越少见到野生的鸟，而怀念自己在年少时期的乡村，每天都能听到和看到鸟。野生的鸟出于对人类的恐惧，逐渐避开人类活动的范围，城市也借着发展之名蚕食原本属于野生动物的活动空间，并对野生动物进行驱赶。作家偶遇一对白鹭和它们的幼崽，救下了一只摔下树的小白鹭并将其放归到树上的鸟巢。因此，作家和这白鹭一家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小白鹭的茁壮成长而开心，也为它们南迁不再回来而感到惆怅。人类在飞速发展中，总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掠夺一切自然资源，并侵占原本属于其他动物的资源与空间。作家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是狂妄自大的，而只有在这些动物离人们而去的时候，人们才顿感它们的珍贵。动物与人类在大自然的相处应该是和谐共存的，动物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如果没有了这些动物，人类的生活反而有点略显寡淡无味了。

在《相思树》中，作家仍在反思人与动物相处的问题。开篇首先追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作家部队基地里那片美丽又婀娜的相思树，并反思人类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许多野生动物的捕杀，使得原本的生物链遭到破坏。随之，整个大自然的场就变了，人类也活得越来越不自在，也就有了各种新的、瘟疫类的疾病。因此，“相思树”便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意象，反映了作家对人与野生动物相互依存，和谐发展，和谐延续的愿望。

作家所关注的不只是人与动物以及大自然的关系，还有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危机。《水枕》缘起于作家身体抱恙，在随后与中医的交流后认为自己身体的不适可能来自于长时间身处红砖建造的房屋里。家乡的房子是由青砖建造起来的，而青砖与红砖灭温方式的不同导致青砖凉性，主水；而红砖则热性，主火。因此，作家想方设法去找老家的水枕，以拯救自己的热疾，但却依旧无济于事。作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想要表达对在乡下长大的人在长时间的城市生活中，生理与心理上可能经历的不适。在表面上，作家写的是对那些旧物件如水枕、青砖的怀念之情，其实却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寻觅，对逝去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的深切缅怀。

同时，作家也思考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例如在《武》中写的是作家自己和弟弟的故事，而在《土》中记录的是与父母相处的点滴。童年时期，严厉的父亲在作家犯错时会让他头顶至少二十斤的方砖，还要跪得直，扶得稳。在许多年后，作家已经走向社会，才开始能理解父亲对自己教训的深意，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主要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作家父亲生活的朴素智慧来自于那片土地，精气神和生命力也已经无法与这片土地分开。父亲从爷爷那里学到了生活的智慧，而父亲也手把手地将这些都教给了作家。即使在作家已经定居郑州，接父母亲到城里，二老也无法长住，总是思念家乡的水土。只有回到那片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土地上，二老才感到安心。对于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命是土地给的，作家也在离家多年之后开始认识到这种与故土的羁绊以及和故乡的人们如此深刻的精神联系。在多年的散文创作中，作家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城市化的警觉态度，以及对自我精神困境的积极求索。同时，作家对动物、植物等还有着一种悲悯之心。作家的根在那片秦川土地上，他有着对土地的亲近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而正是这份亲近与敬畏使得他的文字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亲和力，也充满了对现实问题的强烈观照。

三、来自生活的情趣与哲学思考

郑彦英的散文创作来自于本人丰富的生活阅历，虽记录平凡生活但却不琐碎，从日常的生活点滴中悟出许多哲理，最后又回归生活。作家朴素的愿望似乎是将生活的艺术融入朴素的文字中，使得读者在阅读这些稀松日常时，但凡可以获得一点乐趣或慰藉便是极好的。在《吃好》中，作家不厌其烦地记录了正宗羊肉汤的做法以及真正老百姓喝羊肉汤的方法。一碗正宗的羊肉汤背后所代表的是美食制作者对中国地方饮食文化的坚守，同时食客对正宗羊肉汤的执着也反映了现在的人对“吃好”，而非是对仅仅“吃饱”的追求。对美食的追求，往往也说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处于温饱阶段的人想的只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会想到吃出美感，吃出意味，吃出新奇。”正如作家在文章最后说到的，“吃好，看着似乎是每一个人的追求，是很个人的事，其实，是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行为和追求，为这个时代烙着印记。”从平实、朴素的日常里，作家所看到的是生命原生态的丰富感和充盈感，这也得益于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新鲜事物的热情。

作家总是在积极地思考，思考着普通人往往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背后所蕴含的哲理。在《沉醉》中，作家讲了一个理想与现实落差巨大的故事。在作家的想象中，风陵渡应该有着“直角的弯”“迎水的岸壁”“陡峭坚硬的岩石”“飞溅起很高的浪花水雾”，然而在长途跋涉到达之后看到的现实却是“漫无边际的满眼满世界的黄水”。面对着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作家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从老子孔子，想到红军东征。然而在与那撑船的老汉攀谈过后，作家恍然大悟，“风陵渡所表现的，不正是我们现在的日子吗？用不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更用不着在这种斗争中其乐无穷，上上下下都在倡导着和谐，人们也真像风陵渡的状态一样，生活在和谐里，享受在和谐里，更重要的是，和谐了，看着波澜不惊，社会的实情却像老汉说的，‘啥都没耽误！’”作家总是用最敏锐的观察力和最诚恳的文字将自己对生活和现实的思考诉诸文字，以期给迷茫或彷徨的读者一点心理的慰藉。

在被大众视为平常的一日三餐之中，也有着作家对日常饮食文化的思考。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一碗玉米糁抑或是一根香蕉，不仅带给幼年时的作家强烈的味觉冲击，同时也成为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小时候喜欢吃的干馍，或是母亲做的手擀面，都是经过一道道复杂的、传统的工序制作而成，香酥且耐嚼，味道醇厚而悠长。然而当有了现代的机器之后，千百年来传下来的饮食文明，就被机器冷冷地、不动声色地割断了。机器代替了劳作，解放了年轻人的双手，然而等他们想去缅怀并挽留失去的文明珍贵的时候便难了。《食道》是虽然讲述的是一道道作者怀念的幼年美食，其实字里行间暗含着作者对逐渐消失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尤其是饮食文化的痛惜之情。作家喜茶，在闲时也热爱书法与作画，散文集中时时有书画作品点缀其中，两者达到互文的效果，也增加了作品的情趣。例如2005 年出版的《乡村模样》，文中有画，画中有文，诗与画几乎达到了完美的集合，也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在《绝地》中，作家提到了自己从小就开始学画，尤其对画马情有独钟。在行遍千里探访了众多与马相关的画作、雕塑等，作家却恍然领悟古人的创作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不被写实所束缚，更多的是艺术热情与想象的张扬。作家领悟到，“绝地！是艺术的飞升，更是古人艺术精神的写照。”

除了喜爱对日常生活展开联想式的思考，作家还常常保持着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求知欲。《羑里采蓍》始于作家对《周易》中所包含的无穷奥妙的追寻，并折服于姬昌写于三千多年前的卦辞。作家不禁感叹历朝历代困于囚笼中的，少有能达到姬昌成就的。由此作家又想到历经苦难却仍心怀天下的圣人杜甫，以及作家的好友李伯安。作家的思绪从对《周易》卦象的叹服到对老友郁郁不得志的感慨，并写道：“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里，不乏丰衣足食的人，不乏时运亨通的人，但这些人的灵魂随着他们躯体的死亡一起死亡了，而姬昌的《易》，杜甫的诗，伯安的画，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若他们的生命一样延续着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只有这样的延续，才是永垂不朽的。”正如作家所写，他本人所追求的也不是物质上的留存，而是期待精神的延续。因此，他用最赤诚和真实的文字剖析自己，同时也用书法和画作表达更为飘逸与零散的思考。将作家的散文作品与书法作品综合来看，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作家形象。

四、总结

总体来看，《乡野》是《风行水上》在主题思想上的延续，都着力表现作家对生活实感的书写与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与主流的散文创作相比，《风行水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体上都较为特殊。正如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一样，作家的童年、往事以及见闻都被记叙在这些散文中。作品中也常常融进小说的细节描写，同时将叙事、写景与写人融合在一起，突出了散文的小说化的特点。作家“无营”的创作理念与小说技法的运用，使得《风行水上》呈现出一种本真的、自然的、杂糅的书写状态，充分展现了作家丰富的阅历和无限才情。但无论内容、书写形式如何变化，不变的是作家对故乡的关切以及作家浓重的乡土情结。作家用优美的文字描绘了一幅动人的乡村风俗画，深入读者故乡记忆的深处，也触碰到民族历史的文化深处。正如茅盾文学奖评语所言，《风行水上》“是一部回归乡土、家园和生活本真的书。乡土风物与文学血脉在这里气韵相同，水乳交通，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与土地及土地上的人、物、事所产生的莫逆亲情，浸润出温馨的民间情感。”《风行水上》和《乡野》一起，反映了作家对乡土现代意义的思考，以及作家在面对城市化、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之时所保留的警醒与谦卑。

附录：作家创作年表

1997年

《芳境二步：郑彦英散文随笔记》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2003年

《在河之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5年

《乡村模样郑彦英诗语焦墨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2007年

《风行水上》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0年

《风行水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