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喜亮 张释嘉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遵义会议上清理了当时的党中央在反围剿斗争的指挥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恢复了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领导决策的地位。

在有毛泽东参加的军事决策指挥中心的领导下，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势单力薄，仅仅剩余一万多人，且人困马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粮弹奇缺。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则足有八万之众，且兵精粮足。在所谓“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张国焘野心膨胀，意图篡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决定正式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在斗智斗勇中，中央作出了极大的让步稳住了张国焘，在背信中央南下失利军力损失大半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接受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落脚延安。

中央领导经过长征到达延安，统一战线全面抗日的旗帜得到了一切爱国人士的响应，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和军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合法生存空间。陕甘宁苏区一度被称为陕甘宁“特区”，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除陕甘宁边区，还有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和山东、华中、华南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后来又发展成解放区，纷纷建立起了人民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基本上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化模式展开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一是地域扩大了，二是生存环境相对安稳了，三是投奔延安的人员复杂了，四是经济成分多元化了，五是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交织在一起等等。在到达延安的初期，公营企业的管理依然沿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三人团”体制并对其进行了改造。

1942年颁发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对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职工工作的指示》指出，由于对“三人团”的性质和职权规定不明确，一些工厂里经常发生党支部和职工会干涉工厂行政的现象。这个文件明确指出“三人团”不是行政组织，其主要职能只是为了协调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促使职工执行生产计划。文件要求：党支部和职工会，不得干涉工厂的生产计划和行政管理事宜，而工厂行政方面也不得直接干涉党支部和职工会的工作；如果相互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应当提交到“三人团”会议上进行讨论解决；如果发生争执而得不到解决时，可以向各自的直属上级机关提出，共谋解决；但是，对生产行政问题的争论，厂长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当支部和职工会认为厂方领导管理确实不妥当时，应当站在爱护自己企业的立场上，提出改善意见，或者向上级提出意见，而不应该采取诸如怠工罢工等尖锐对立的错误行为。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对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职工工作的指示》中关于“三人团”组织性质和权责的规定，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改善企业管理和完成生产任务是厂长、党支部书记和职工会委员长的共同目标，“三人团”组织三方必须为此团结协作、齐抓共管；第二，体现集团决策和个人集中指挥的原则，即从国营工厂的实际出发，赋予厂长集中统一指挥的权力，同时，又规定厂长在决定工厂重大问题时，事先必须与党支部书记和职工会委员长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第三，“三人团”之厂长、党支部书记和职工会委员长都具有自身工作的独立性；第四，工厂与上级主管机关之间的工作联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技术民主之“三大民主”原则基础上，领导创立的公营工厂“三人团”之生产管理体制，无论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建设中，还是在落脚延安初期的公营经济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强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提出了“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边区经济主要有五种成分：公营经济、合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封建残余经济。边区的公营经济主要是指政府、军队、机关和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集体经济主要是指手工业合作和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组合了资金和劳动力。边区政府还大力推广生产合作社工业的发展。民营经济主要是指由私人经营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虽然是少数，却是边区经济的主导力量。1944年延安县的67家公营商店与私营商店所拥有的资本相等，而在绥德，公营商业资本则达到了65%。边区各种合作社有634家，私营资本商店有434家。1945年，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有101家，职工近7000人；合作社经营的工业作坊235家，有约500职工；私营工厂作坊和个体手工业工场，不完全统计有1425家，职工近3000人，全边区手工业工人达到1.5万多人。在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上，展出的各种工业品竟有2000余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落脚延安，生产的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公营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部分，逐步确立起实行经济性管理的理念，如去行政化、经济成本核算、产品质量管理、改善政府与工厂的关系、确立厂长负责原则等等。在对公营工厂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探索中，进一步坚定了“党政工民主共治”的理念和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思想。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下，组织全民性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劳动模范运动，公营经济支持并带动了边区农工商等各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些近代工业，不仅实现了军队、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机构的自给自足，还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赋税等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