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鑫,阳子妤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一部影片的片名是其艺术内容的缩影,具有一般标题的称名功能、概括功能和吸引功能,起着“导视”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两岸三地对于同一部外语影片名称有着不同翻译,这一有趣的现象引起众多研究者关注。关于两岸三地影片中文译名的研究已有较多论述,角度各有侧重。已有研究多是从翻译观或是文化角度对影片的中文译名进行比较讨论,本文从语言学的视角以及“大华语”[1]角度出发,选取1994年至2020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26部影片、豆瓣网第1届至第7届(2014～2020年)评分最高的70部外语影片,剔除重合的2部,共计94部。针对这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影片中文译名,从译名的用字用词情况,译名的句法结构、语义关系与语用特点以及两岸中文译名异同的成因等方面着手,对两岸三地的外语影片译名进行分析。

一、译名的用字用词情况比较分析

(一)译名字数情况

在选取的94部影片中文译名中,除去译名中使用英文字母的名称,大陆共92个译名,香港共85个译名,台湾共82个译名,三地的中文译名的字数分布如下表(表1)所示:

表1 两岸三地外语影片译名字数统计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三地中文译名的字数集中分布在4～6字,合计总数在各自译名总数中都超过了50%,其中四个字的形式最为常用。相较而言,译名7字以上的情况明显减少。

四字格是汉语表达的一大特色,吕叔湘指出“2+2”的四音节是现代汉语里的一种重要的节奏倾向。[2]四字格的使用,大大增强了音韵色彩,能带给听者和读者更加丰富的感知体验。也因此,四字格形式在意义和功能上具有更大的弹性以适应上下文中语境通观的理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四字格的使用,允许隐含、联想一些理解成分。从翻译策略上来说,三地在外语片名汉译中广泛运用汉语四字格,是使用了“归化”策略。归化策略的优势表现在译文流畅地道,通俗易懂,顺应目的语的四字格中文译名在带给受众美感的基础上,又能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激发观影兴趣。同时,Miller(1956)通过研究发现,短时记忆(STM)的容量大小为7±2个单位[3]。也即人的短时记忆容量在5～9个单位内波动。影片译名同任何一种标题一样,形式宜短忌长。影片译名为了便于观众“解码”以及加快影片的传播,应倾向于使用简洁凝练、字数不宜过多的片名,此时,语言学的经济原则在译名中体现得特别突出。因此,在三地译名字数的呈现上,4～6字的译名居多既符合汉语的韵律特点,又体现出对观众接受度和影片传播度的考量。

(二)译名使用文言词的情况

在选取的影片译名中,我们发现三地译名存在使用文言词的情况。其中香港有2例使用了“之”,大陆和台湾的译名相较于香港译名而言,除了使用“之”,使用文言词的情况更加丰富。例如:“如”“似”,《Like Sunday,Like Rain》大陆翻译为《如晴天,似雨天》、台湾翻译为《如周日如雨》。两地都没有选择口语色彩偏重的“像”,而是运用更为诗意的“如”和“似”,使译名具有类似古诗词一样的意蕴,类似的例子还有“所”“至”“何以”等。

(三)译名使用方言词的情况

田小琳指出,港澳两地由于受粤方言的影响很深,不能完全把普通话当作习惯的思维语言来使用,因此,在香港和澳门普通话与粤方言并用的现象非常普遍。[4]与此同时,香港采用“两文三语”政策,中文、英文、粤语三语并行,因此,香港译名相较大陆和台湾更多使用方言词,既有语言环境的因素,也有语言政策的影响。

香港在译名中运用的方言词看似是其特有的,并且我们很容易将这一现象视为与大陆之间存在的差异。刁晏斌对海峡两岸语言的差异进行了重新认识,列出了两岸词汇互相对待的六组差异概念,[5]我们认为,香港影片译名中运用的方言词而“区别”于大陆的情况属于共同语范围内,方言词汇的使用个案。

二、译名的句法、语义与语用比较分析

在选取的94部影片中,有63部影片存在三地不同版本的中文译名,下文将针对这部分译名的句法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2.1译名的句法结构比较分析

从语法单位上来看,影片的中文译名能够使用词、短语、句子等形式来命名。因此,我们将三地63部不同的中文译名按照各自的句法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三地63部外国影片译名语法单位统计

通过上表,我们发现两岸三地多数情况是以短语的形式对外国影片名称进行命名,词和句子的用例较少。将三地短语形式的中文译名按照结构关系进行分类,如表3所示:

表3 三地短语形式译名的结构分类

通过分析发现,三地的中文译名均以偏正短语的“定中式”短语为主,大陆43个,香港36个,台湾38个,在各自短语形式的译名中占比分别为76.79%、58.06%和64.41%。

“定中式”的中文译名通过定语对中心语的修饰、限定,突出中心语,在概括影片主要内容的同时,便于记忆,使得译名整体结构兼具准确性、严密性、形象性和生动性。“的”除了句法功能之外还有语用功能——凸显作用,可以用来逆向凸显其前面的偏项,“的”充当凸显标记。加了“的”以后偏项亮度更强,人们会更多地关注偏项;也因为偏项亮度更强,原来隐含在其中不被注意的词语也会清晰可见。[6]例如:《Her》的香港译名《触不到的她》,这一译名由“的”凸显其对中心语“她”的修饰,强调“触不到”之义,使之得到更多的关注。对于影片片名而言,译者采用偏正结构进行翻译能够让观众得到的信息更有侧重点、更加丰富。

在对片名进行划分归类后,有一类译名从句法结构上来说较为特别,译名中含有标点符号,包括逗号、叹号、间隔号和冒号,共有19部。在影片标题中使用逗号、叹号通常是表示停顿和语气,这类译名可将其视为句子,例如:大陆译名《爱你,西蒙》是陈述句、《摔跤吧!爸爸》是祈使句。在译名中使用间隔号将并列的词语隔开,分开的词语在结构关系上仍是平等的,可视作联合短语。例如,台湾译名《美国心·玫瑰情》,这样的译名更具有标题特色。在使用标点符号的译名中,包含冒号的译名最为常见。冒号具有提示引出作用,可用在需要解释的词语后面,引出解释或说明,既可引人注目,又可节省词语。[7]

(二)译名语义的隐含表达

在外语影片译名中,译名词语之间的句法结构关系有时并不明确,因而词语间的意义联系尤为密切,需要我们在无法判断句法关系的情况下,从语义间的联系或是结合具体语用环境理解其真正含义,在选取的译名中,此类情况比比皆是。包含冒号的译名从形式上分为两段,其句法结构的分析需要结合影片内容。以影片《Sully》的香港译名《萨利机长:迫降奇迹》为例,可以认为是萨利机长创造了迫降奇迹,也可以理解为萨利机长迫降是个奇迹,西方观众可能对Sully机长熟悉,而中文翻译增加了“迫降奇迹”较为充分地传递了相关信息。

(三)译名的语用特色比较分析

从语用学角度对三地中文译名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使译者受到启发,另一方面也能够加深观众对片名的了解。

1.译名修辞运用情况

三地译名运用了比喻、仿词、矛盾修饰等修辞,运用比喻手法的译名,例如:《Birdman》的大陆译名《鸟人》、香港译名《飞鸟侠》,译者都是将剧中人物比喻成“鸟”。其次,仿词这一修辞方式,台湾有8例,香港有4例。港台译名运用仿词的情况主要是音仿,即换用音同或音近的语素仿造另一词语。例如:香港译名《沽注一掷》化用了成语“孤注一掷”、台湾译名为《模犯生》的影片,使用“犯”代替原本“模范”中的“范”,这一仿造巧妙的突出了影片的主题——犯罪。译名运用矛盾修饰能够揭示事物的矛盾性,同时制造出人意料的效果。例如:《Slumdog Millionaire》的大陆译名《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台湾译名《贫民百万富翁》,译者利用“贫民”和“富翁”语义的对立性制造悬念,吸引观众注意。

在译名修辞运用方面,台湾相对于大陆、香港而言,还有综合运用辞格的情况。例如:台湾译名《登峰造击》,在对成语“登峰造极”仿造的同时,运用了双关,既表达女拳手登上了拳击场比赛,又显示出她拳击技术的高超。

2.译名语力强度情况

俄罗斯著名翻译理论家科米萨罗夫曾提出“语用潜力”这个概念,即任何语句和文本都会对读者或听众产生一定的作用力,或称交际效果。三地的中文译名根据用词用语和语法手段的不同使用,其语用潜力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部分译名的语用潜力存在差异,有些译名的语用潜力较强,有些译名的语用潜力相对较弱,其结果是对影片题材的展现不同。

例如:音乐歌舞片《Chicago》,大陆译名为《芝加哥》、港台译名为《漫舞芝加哥》。通过“漫舞”一词观众能够直接获取到影片内容与“舞蹈”相关,而大陆译名向观众传递的信息并不明确,会让观众误认为这是一部介绍芝加哥城的影片。再如爱情片《Shakespeare in Love》,大陆译名为《莎翁情史》、港台译名为《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虽然三地译名都包含“情”或者“爱”等词来体现影片内容的爱情成分,然而,港台译名相比大陆译名而言,信息传递的强度更大,向观众传递了更丰富的信息,即莎士比亚正处于恋爱状态,让观众对剧中人物有更加充分的理解。

3.译名“信、达、雅”准则的体现

“信达雅”是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8]“信”是“忠实”或“准确”;“达”为“达旨”,即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雅”为文辞优雅。翻译工作虽然考虑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存在差异而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但是翻译活动不应该盲目,任何译者都需要自觉地运用一定的方法、遵循一定的准则。在两岸三地的影片译名中,多数译名都体现着“信达雅”,译名颇具美感。

译名体现“信”的准则主要是采用直译法,对外语影片原名直接进行逐字、含义对等的翻译,例如:《Gladiator》的大陆译名《角斗士》,《Wonder》的香港、台湾译名《奇迹》。“达”的准则要求是把原文的要旨传达出来,虽然有时直译法能够较好地传达影片原意,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直接按照原文翻译而造成翻译结果不通顺或者表意不明。三地在翻译外语片名时注重遵循“达”的准则,例如:《12 Years a Slave》,大陆译者并未选择机械地直译,而是结合影片内容,在尊重片名原意的基础上,译为《为奴十二年》。译名体现“雅”的准则会选择采用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方法,既能保留影片原名的相关含义,又能兼顾汉语的表达方式,体现汉语的美感。例如:《Bad Genius》的大陆译名《天才枪手》和台湾译名《模犯生》,大陆译名《天才枪手》中的“天才”是对“Genius”的直译,“枪手”既表达出“Bad”背后所蕴含的负面意义,又很好地传达了影片主题,四字形式韵律和谐,可视为一个佳译;台湾译名《模犯生》综合运用了仿词和双关的修辞手法,借“模犯”代替“模范”,忠实于影片原名的同时,译名又颇具趣味。

三、译名异同的成因分析

(一)译名差异的成因分析

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对于同一部外语影片名称的翻译有着不同呈现,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即:译名完全相同、译名不完全相同和译名完全不同。三地完全不同的译名(部分)如表4所示:

表4三地完全不同的影片中文译名(部分)

两岸三地的中文译名在用字用词、句法结构、语义语用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语言环境、译者主体、地域文化等。许嘉璐认为两岸语言文字的差异,就是分头演变之果,是特定历史环境之使然,其实也是对汉语汉字的传承和丰富,都应该得到尊重、珍惜。”[9]

语言环境方面,大陆从20世纪50年代起推行普通话;香港受英语、粤语的影响深厚,汉语、英语、粤语三语并行;台湾法律公文、学校教学、主要媒体通用的语言文字是现代标准汉语和繁体中文,因此,在外国影片名称的汉语翻译上,三地早已建立起各自的翻译体系和语言模式;译者主体方面,每一位译者都有自身的翻译风格,包括译者所在的翻译团队有其各自的翻译标准,具体表现为对译名句法格式的不同选用、译名字数的多少等;地域文化方面,香港译名中体现较多粤文化印记,译名中运用粤方言词让香港译名在三地译名中风格更为鲜明。

(二)译名相同的成因分析

由于翻译方式和语言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研究者在讨论三地外语影片名称的翻译时,倾向于比较译名的差异,相比之下,三地译名的相同之处很容易被忽视。选取的94部影片中,有2部影片三地译名相同;有15部影片香港、台湾地区译名相同而不同于大陆译名,即三地译名不完全相同,部分译名如表5所示:

表5三地不完全相同的影片译名(部分)

三地对于语言文化的认同促使对外语的理解相同。翻译活动的本质是实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各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文化圈要进行交流,必须借助语言④。[101三地关于外语影片的汉译是拉丁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的一种交互,外语影片的中文译名在华语和外语两种语言形式的转化中既体现出跨文化交际性,又显示出汉字文化圈的共通性。与此同时,郭熙指出,华语是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华语是海内外华人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11]吴英成认为,依据扩散的种类、华语在居留地的社会语言功能域、语言习得类型等因素,可以把全球华语划分为内圈、中圈与外圈三大同心圈,同属于“华语”内圈的大陆、香港、台湾对华语有着强烈的认同感。[12]因此,三地对于外国影片片名的翻译持有相同理解是自然现象。

综上,通过对两岸三地外语影片中文译名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三地结合各自的语言文化背景对外语原名进行翻译,在翻译结果的呈现上可谓有同有异,各有特色。

三地中文译名的相同点,用字用词方面,表现为字数集中分布在4～6字,最常采用四字格;译名存在使用文言词的情况。其次,句法结构方面,译名都多以短语形式命名,译名结构以偏正短语的定中式为主。语义方面,译名都具有标题特色,由于译名在形式上趋简,使得译名语义具有隐含性。语用方面,译名都出现运用修辞的情况;译名绝大多数情况都遵循着“信、达、雅”的翻译准则。

三地中文译名的不同点,用词方面主要体现在大陆、台湾译名使用文言词相比香港译名而言更加丰富,香港译名存在使用方言词的情况。修辞运用方面,台湾译名相对于大陆、香港译名而言,还有综合运用辞格的情况。

最后,我们探讨了三地译名出现异同的原因,总结了三地部分译名产生差异的原因包括语言环境、译者主体、地域文化的不同;随后分析了部分译名相同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三地同处汉字文化圈和“大华语”的内圈,对部分影片译名的理解和认知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由于资讯较为发达,也可能存在相互参考和借鉴的可能。